殷周制度论主要内容（殷周制度的不同）
殷周制度论主要内容（殷周制度的不同）除了这两种制度以外，与嫡庶制度相辅相成的是分封制。周之前无嫡庶之分，所有人都拥有继承权，但是一旦完成了继承之后，这些原先的继承人又马上丧失了绝大多数的权力、财富，一旦继承人发生意外，而此人又恰巧子嗣绵薄，他所代表的这份血脉便会陷入断流的危机当中。而周朝施行分封制，虽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周天子大宗的势力，甚至为周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但却使得周王室宗室得以壮大。服丧制度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祭奠去世之人的制度，服丧的礼仪以及对服丧者的根据随被服丧者的身份而定，非常的复杂，统共可以概括出四大纲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可以看出这四大纲领中有三条是依据嫡庶制度而制定的，只有先确认了嫡庶之分，才能确认何为亲，何为长何为尊，接着才能依据分类对死者进行相应仪式的哀悼。总而言之，西周社会需要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认识，来强化宗族的力量，维系宗族的凝聚力。而在西周之后，血缘宗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更是进化为一种
引言一个王朝的都城是这个王朝以及其所代表文明的政治与文化的标志，自从五帝以来中国中心政权的都城大多是在东方，所以夏商两朝的政治文化大抵相同，虽然也存在王朝更迭，但其间变革并不十分剧烈。与先前的夏商不同，周朝起于西方，定都也在西方，因此商周之间存在着政治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个巨大的变革不仅是其表面上贵族阶级的换血与都城的转移，更是一种新旧制度的转变，且周朝所诞生的新制度对后世中国历朝的影响极为深刻。
人类文明不断地前进，一昧地坚守过去的旧制势必会落后于时代，周朝之所以能够取代商朝统治天下，不仅是道德上的胜利，更是因为其创造了更加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新制度。
《史记》载纣王暴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
新制度概括成三点分别为：一是“立子立嫡”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宗法服丧之制，封建子弟制度，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是庙数之制；三是同姓不婚制度。
在商朝之前并没有嫡庶之制，尧舜禹时代部落首领的变换根据史料记载主要是依靠禅让，后来启代父位，虽说是将中国由“家天下”转换为“私天下”，引入了“继承”的概念，但是当时关于继承资格并没有十分明确地规定，儿子、兄弟皆可以继承死去男性的遗产，既然没有明确地规定，那么拥有继承权的人的范围便极为广泛，发展至后来便导致了贵族内部战乱不定，王权更迭极为频繁，王朝在内耗当中逐渐失去活力。
商朝末年虽有了立嫡长子为王的记载，但是关于同一事件的说法有许多种，并不值得信任，而周朝却有足够多的例子来证明其已开始施行嫡长子继承制，最为著名的便是周公立成王而自为摄政王，若按照先前的制度，作为先王的兄弟，周公本人也拥有王位继承权，但他却选择了以摄政王的身份来执政。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承者为小宗，商人没有嫡庶之分，因而无法定义“继承”，也就不会有宗法制。后来中国社会的宗族制度虽然不同于西周的宗法制度，但其根本内涵仍然是一致的。正因为这种精神的存在，不论在政治层面还是普遍的社会层面，中国古代社会都获得了长期相对稳定的发展，并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服丧制度从表面上看只是一种祭奠去世之人的制度，服丧的礼仪以及对服丧者的根据随被服丧者的身份而定，非常的复杂，统共可以概括出四大纲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可以看出这四大纲领中有三条是依据嫡庶制度而制定的，只有先确认了嫡庶之分，才能确认何为亲，何为长何为尊，接着才能依据分类对死者进行相应仪式的哀悼。总而言之，西周社会需要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认识，来强化宗族的力量，维系宗族的凝聚力。而在西周之后，血缘宗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更是进化为一种近于宗教的力量，人们对其有所崇拜，有所信仰。
除了这两种制度以外，与嫡庶制度相辅相成的是分封制。周之前无嫡庶之分，所有人都拥有继承权，但是一旦完成了继承之后，这些原先的继承人又马上丧失了绝大多数的权力、财富，一旦继承人发生意外，而此人又恰巧子嗣绵薄，他所代表的这份血脉便会陷入断流的危机当中。而周朝施行分封制，虽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周天子大宗的势力，甚至为周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但却使得周王室宗室得以壮大。
因为以上制度，所谓的“礼”产生了，区分民族的重要依据是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观念，是以儒家建立的道德体系为主体的，而儒家思想起初便是建构于周朝的“礼乐”思想之上。这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礼的存在于物质层面需要依附于音乐、祭祀、礼器等，但是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形式主义，同时还特别强调等级制度， 这就极有可能造成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疏离，乃至分裂，但是周王朝一共传国君32代37王，享国共计790年，可见礼乐制度绝对不仅是贵族彰显自己权势的工具，孔子也曾经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 云乎哉?” 这样的言论。
参考文献：
《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