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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蔡松林(蔡运磊漯河有个)

漯河蔡松林(蔡运磊漯河有个)为何一说“汤将”,蔡永令就谈虎色变?因为历史上的“汤将”,可谓臭名昭著!“天有不测风云”,意气风发的蔡永令正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时,突然闻讯爷爷被“汤将”(中原方言,意指土匪)所掳,登时大惊失色,立马连夜回乡。小荷才露尖尖角八国联军侵华第二年的4月12日,蔡永令出生于豫中南农村一大户人家(这点和巴顿相似),爷爷非常喜爱盛唐著名边塞诗人、有“开天圣手”之誉王昌龄的诗作,为此特意给他取名“永令”(歌咏王昌龄之意)。但老爷子也许忘了,王昌龄在安史之乱中,最后被刺史闾丘所害。这个豪气干云的名字,也隐隐预示了本文主人公人生的最后悲剧。蔡永令天资聪慧,堪称学霸!1926年,他开始学习《向导》《列宁青年》等进步书籍。同年1月,共青团郾城特支成立后,他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当年10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迎接北伐军入豫,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将共青团郾城支部书记张光灼由团转党,将郾城团支部改为党支部。随后

漯河蔡松林(蔡运磊漯河有个)(1)

巴顿将军曾公开宣称,最幸福的事就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落地死去”。不过,他的前提条件是“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

蔡永令(一说蔡咏龄)无论是从出身、经历、名望还是遭遇等方面,都不能和大名鼎鼎的二战名将巴顿相提并论。但他们却有一点点交集:他曾差点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落地死去”。但也正因如此,“蔡疤瘌”之名不胫而走,迅速取代了其货真价实的名字。

蔡永令是个军人,但并非“职业”。他一生充满传奇,放到现在来说,只要他想,绝对是综艺节目的大咖、网络世界的大V甚至KOL。他面对镰刀斧头宣过誓,又蹲过国民党的大牢;打过鬼子;护送中共某要员前往延安;暗杀过敌特分子,剿过匪,负过伤;还干过一阵子高校的管理者和商界人士……简直是开了挂的“斜杠人生”啊!

蔡永令一表人才,颇有威仪。长期复杂的斗争环境,既塑造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又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些污点,如好色、残忍……这对其最终的人生悲剧的形成,也多少埋下了一些推波助澜的伏笔。

小荷才露尖尖角

八国联军侵华第二年的4月12日,蔡永令出生于豫中南农村一大户人家(这点和巴顿相似),爷爷非常喜爱盛唐著名边塞诗人、有“开天圣手”之誉王昌龄的诗作,为此特意给他取名“永令”(歌咏王昌龄之意)。但老爷子也许忘了,王昌龄在安史之乱中,最后被刺史闾丘所害。这个豪气干云的名字,也隐隐预示了本文主人公人生的最后悲剧。

蔡永令天资聪慧,堪称学霸!1926年,他开始学习《向导》《列宁青年》等进步书籍。同年1月,共青团郾城特支成立后,他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当年10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迎接北伐军入豫,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将共青团郾城支部书记张光灼由团转党,将郾城团支部改为党支部。随后,张光灼根据豫区执委的指示精神,将蔡永令等一批年满18岁、表现好的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因此,尽管当时“风雨如晦”,却是“鸡鸣不已”。

“天有不测风云”,意气风发的蔡永令正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时,突然闻讯爷爷被“汤将”(中原方言,意指土匪)所掳,登时大惊失色,立马连夜回乡。

为何一说“汤将”,蔡永令就谈虎色变?因为历史上的“汤将”,可谓臭名昭著!

晚清民国年间,在匪患最频繁、最严重的豫西南山区,常年流动着一支数量可观的青年农民打工队伍。他们经常组团干活儿,应募从事一些梯田、沟渠等农田灌溉工程的修理和养护工作。久而久之,这些人在当地被称之为“蹚匠”。“人闲生歹心”,一旦工作减少,“蹚匠”们往往就无所事事,于是耐不住诱惑、寂寞的他们就铤而走险,摇身变匪。就这样,在豫西南的鲁山方言里,土匪被统称为“蹚将”了。

民国建立后,河南社会长期动荡,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土匪更是猖狂至极,甚至达到“无县无匪、无年无匪”的地步。加之河南省内战乱频繁,因此这一时期的土匪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形成了大规模、成建制的“兵匪”,兵、匪交替,相互转化,为非作歹,变本加厉,堪比长了毒牙的变色龙!其负面的影响力和巨大的破坏性,让老一辈河南人刻骨铭心。

无巧不成书。身为当时河南省的实际军事负责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曾长期统兵驻豫。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导致当地百姓不得不忍饥受饿。日积月累,地方亦对汤部积怨甚深。

这种情况到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达到了顶点,汤恩伯部因败坏的军纪也被称为“汤灾”。“蹚匠→蹚将→汤将”,同音谐转,兵匪关系,不言而喻。历史展示了它黑色幽默的一面,但自此,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当年的汤恩伯,其人已因“水旱蝗汤,河南四荒”一说,永钉历史耻辱柱。

尽管土匪自封“×将”,但老百姓可不管那么多,无论你是“大将军”还是“大都督”,一律称其为“杆”,闹土匪就是“起杆”,土匪老大就是“大架杆”,二头目就是“二架杆”。“杆”之由来,我估计与活跃于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捻军有关,捻军有总坛、分坛之分,分坛下还有杆。据说,蔡永令的爷爷就是被以蒋廷兰、苗心法等为首的舞阳县一杆约五六十人的土匪所掳。

绑匪对蔡家知根知底,所以就狮子大开口。虽为当地大户,但蔡家并非李嘉诚。尽管最后勉强凑足赎金,但老爷子担惊受怕,赎回不久就一病不起,很快去世了。蔡永令与爷爷关系甚好,在全村是出了名的孝顺。虽为一介书生,但此事刺激太大,加之手无寸铁——他二话没说,转身就落了草,誓言为爷爷报仇雪恨。

知识就是力量。在蔡永令这么一位学霸型兼受过“先进性教育”的“大架杆”的领导下,当年绑架老太爷的那杆子土匪活该倒霉,很快就被蔡“大架杆”带出来的队伍收拾得一干二净。

与众不同的是,蔡“大架杆”的口碑在当地一直不错。村儿上健在的老人,谈起当年的他,依然眉飞色舞,“正直、仁义、大方、顾窝子”等赞誉之词溢于言表。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有关于他的好多已无法考证的传奇故事······

黄沙百战穿金甲

黎叔在《天下无贼》里哀叹“队伍大了,不好带了”,但蔡永令却是愈战愈勇,队伍越来越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蔡永令的出色表现,引发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1928年-1940年,他曾三进三出敌人监狱。每次坐监虽然时间不长,很快被保释出狱,但这些断断续续的铁窗片段,却在文革时期,被别有用心者处心积虑地编织成套在他脖子上一个个莫须有的致命的绳索。

又一次出狱后,抗战的烽火在豫南燃起,蔡永令如同猛虎归山蛟龙入海,加之其治理有方,各路地方武装纷纷加入,队伍迅疾扩至数千人,蔡“大架杆”也因此自封“郾(城)舞(阳)西(平)抗日游击队队长”。就这样,在家乡,蔡永令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一面进行抗日宣传和斗争。

1938年8月,蔡永令在皇玉村举办青年训练班,聘请抗日宣传队队长、河南大学学生、共产党员李国华和张乃一等给青训班作报告,讲抗日战争形势,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学员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选派思想进步的青年师凤祥、麻纪先、麻纪杉等人先后到竹沟、延安学习。此外,他还和中共党员朱灿东在问十镇冠英小学组成了以进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战时服务团”,通过排演文艺节目、举办读书会等形式,深入农村开展宣传抗日活动,号召民众募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誓死不当亡国奴”,使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

1944年5月初,郾城沦陷后,日军在漯河设立了军政部、宪兵队、指挥官室、富士机关、田公馆、西山公馆、万祥公馆等庞大的军事机关和地方特务间谍组织。一些反动官僚政客、土匪流氓、豪绅恶霸等民族败类,闻风而动,粉墨登场,成立了“维持会”,认贼作父,同日军狼狈为奸,先后制造了小沟张大屠杀、“火烧老应”等诸多惨绝人寰的惨案。其刻意制造的恐怖气氛,就像一张沉重的铁网,让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抛妻别子、流离失所。我在小时候,常听奶奶讲述一些“跑老日”的故事。一次得知鬼子进村,奶奶二话没说,立刻从床上抱起尚在吃奶的大伯,跟着乡亲们一口气奔出三四十里地。等确认安全了,她才发现,由于肌肉长时间紧张,抱孩子的那只胳膊已经痉挛得无法屈伸了。

前不久,我在郑州参加了一次半马,也就跑了21公里,结果腿疼得三天还无法正常下楼梯——真不知当年裹小脚的奶奶是如何带着孩子跑那么远的。

日军的暴行,更加激起了蔡永令等人的无比愤慨。

据中共漯河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科科长杨新红介绍,1944年10月,蔡永令派在漯河的侦查员回报,日伪在漯河的盐业公司要送24辆盐车到郾(城)舞(阳)西(平)日伪联防司令部。蔡永令获悉立即集结游击队员,在日军必经之路的大刘寨南门,设伏截击。结果不言自明:负责押送的8名日本鬼子全部被毙,共截击日伪盐车24辆,截获食盐4.8万余斤,游击队则无一伤亡,0:8完胜。

同月的一天下午,6名漯河“万祥公馆”的特务,窜到大刘西北的皇玉村抢人要粮。进村后,他们捉住—名叫乔书芳的财主,将之绳捆索绑,押到联保处,逼着要烟土、钢洋、“花姑娘”,并声称他们是驻漯河的“太君”派来的,如果不如数按期上贡,得罪了皇军,出不了三天就要血洗全村。蔡永令接报后,带领8名游击队战士悄悄进入皇玉村,暗暗包围了联保处。

次日天亮后,特务们一看什么都没送到,便心生毒计,要把乔书芳押往漯河作人质。蔡永令他们见情况危急,便佯装群众上前制止。蔡当时身穿长袍大褂,以地方绅士的派头对领头的特务说:“有话好好说,干嘛捆人啊!”“话不投机半句多”,对方立马举起手枪,对准蔡永令说:“你是干啥的?”说着就要开枪,蔡见状猛地跨前下蹲出拳,左手在荡开敌人手臂的同时,右手已顺势出枪,一枪就将对方撂倒在地。群龙无首,其余的特务见状,乖乖地束手就擒。

不过中枪倒地的那位并没有马上挂掉——蔡永令让人给他简单包扎后,声称只要招供,就放他回去。对方一听,磕头如捣蒜,马上就一五一十地全数供出他所掌握、了解的郾漯二地的一些军事情况。“油”已榨干,蔡却动了杀心——返程时,路过一废弃的土窑。蔡让一个队员先把特务头子押进去,然后自己就暗暗抽出了刚刚缴获不久的日本战刀。土窑入口边长了棵小树,蔡永令随手一刀,树干应声而折,不过刀锋却被砍了个缺口。待及行刑时,才发现“利器不利”了,“没办法,他们就一个人按住,另一个人用砍出豁口的刀片,活活把那个特务头子的脑袋给‘锯’了下来......”村上的老人如此描述,我听得毛骨悚然,虽然杀的只是一个大坏蛋。

蔡永令不仅勇于消灭分散之敌,而且善于打进攻战。据由漯河市史志档案办公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97版本的《中共漯河党史人物传》介绍,牛庄寨位于漯(河)西(平)公路上,为南北交通要道,是日伪豫南总部直属支队的驻扎地,有官兵200多人,司令部设在牛百乙的大院里。支队司令崔发子盘踞在此,招兵买马,纠集土匪、汉奸、流氓,扩充势力。为此他们到处逼粮要款,拉丁派夫,抢劫财物,欺压民众,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蔡永令听说崔发子派潘丙仁为其支队扩充实力后,决定将计就计。他派游击队中队长杨天祥带两个班的战士,以投靠崔发子为名,借机打入敌人司令部;另派蔡殿华带两个班随后,待杨天祥打响后,立即冲入寨内,里应外合,来个“一锅端”。

杨天祥按照蔡永令的作战计划,与潘丙仁取得了联系,表示愿带部分人马投奔崔发子,取得了潘的信任,还被委任为招募队队长。这天晚上,潘丙仁带领杨天祥和他的两个班进入了牛百乙大院。杨天祥乘其不备,首先控制了潘丙仁,随即消灭了敌人的两个班。紧接着,蔡殿华带的两个班也赶至大院,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势。杨蔡各班互相配合,一鼓作气,控制了敌司令部,当场击毙了崔发子和其参谋长、副官及前往牛庄寨视察的副司令等人。这次战斗仅用半个小时,就击毙敌人20余名,缴获机枪1挺,半自动枪4支,步枪30多支和其他战利品。

为切断敌人南北交通,阻止日军南援,蔡永令还率游击队员在武岗村附近炸毁了平汉铁路上的九孔铁桥,并炸毁了敌人运送物资的火车头。

“养兵于民,寓兵于民;敌进我退,敌驻我扰;乘机袭击,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就这样,蔡永令率领的游击队机智灵活地在郾城西南、大刘一带开展起了武装抗日斗争,切断了日寇的南援之路,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恐慌和仇恨,总想找个机会把对方给“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好让自己从此高枕无忧。但遗憾的是,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也没有给他们一次机会......村上的老人说到这里时,我忍不住发问,咱们这里是豫中南,无山无林也无多少江河湖泊,游击队靠啥隐蔽自己呢?

“靠啥?就靠咱们的庄稼地和那些乱坟岗子!最重要的,还是靠咱老百姓的这里......”老人说着,用青筋暴露的手指指自己的心口,又指指自己的鬓角。

1945年2月23日夜11时左右(农历正月初一),日军利用中国过春节的传统习惯,纠集了郾城、舞阳、西平、临颍日伪顽敌5000多人,采取步、骑、炮协同,将游击区重重包围,妄图乘我不备,一举消灭。不料日军进村后,虽然挨门挨户进行了清查,特别对蔡庄、小曹、大陈、杜庄等村更是重点搜查,最后却一无所获。原来,蔡永令对日军此举早有所料,已提前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命令游击队员化整为零、疏散隐藏于其他地方了。

在蔡永令的组织领导下,游击队坚持战斗,先后在大刘、周坡、问津、抬头等地建立了抗日联防点,还把游击区域扩大到日军占领的平汉铁路西侧及郾舞西三县交界的50多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共对日伪作战30多次,击毙日伪官兵数百人,其中击毙日伪团级以上的反动头目15名(包括一名副司令平岗和日军指挥官松本,绥靖军十六师师长张星跃,日伪便衣队队长李耀东,皇协军特务团团长廉青山、王振朝,日寇大信公司经理周定庄,维持会长李子芬等),截获食盐4.8万斤和许多枪支及军用通讯器材。

1945年9月20日,侵华日军第115师团,第92混成旅团、骑兵13警备队,共计31560名日军在漯河向中国无条件缴械投降。侵华日军2971部队的司令官——鹰森孝,在此作为日军指挥官带领所管辖的全体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随后,在漯河市内出现了一项“世界纪录”:一条由日本人修建并以日本投降命名的“受降路”,就此载入漯河抗战史册。此路之独特,乃全球唯一。

漯河蔡松林(蔡运磊漯河有个)(2)

此外,还有一件事非常有必要交代下——“蔡疤瘌”的由来。

据村上老人讲,日本人投降前夕,蔡永令奉命率部驰援嵖岈山。龟缩于据点负隅顽抗的的敌酋久闻蔡永令大名,就放出话来,声称只要见下这位“抗日名将”,就立马缴械投降。“蔡永令也是艺高人胆大,但也许真的是麻痹大意了,他居然同意了。不料刚一露头,鬼子就一枪打来,正好中了左眼下方......也该他命大,抗战八年,那么多人被打死了,他居然活了下来!”“因为留了那个疤,从此就落个外号‘蔡疤瘌’‘疤瘌’了。”但也正因这一特殊印记,“蔡疤瘌”就像《水浒传》里那些拥有个性化十足绰号的好汉一样,直到今天,尽管“江湖上已没有哥了,但依然有哥的传说”。

据《中共漯河党史人物传》介绍,新四军五师北上后,蔡永令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以灰色身份继续率领抗日游击队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不久,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保存武装力量,蔡永令利用其弟蔡慎言任郾城县长的关系,出任郾城县保安团团长,把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县保安团,公开掌握地方武装。同时,他和共产党员王树德在保安团内秘密建立了党组织,为上级传递情报。蔡永令的活动引起了郾城国民党和三青团的怀疑,并暗中控告他为共产党。为此,郑州绥靖公署特派人员到郾城大刘镇公所,调查其政治身份和活动情况,地方法院和政府亦暗中监视其活动。就在蔡永令举步维艰之时,郾城三青团开始重新登记团员。蔡永令灵机一动,找了个废旧三青团员证,贴上了自己的照片,并巧妙地用酒杯口代替了钢印,难辨真伪,终于蒙混过关,有效地保全了自己。

1946年,国民党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命蔡永令率保安团会同许昌伪专区各县保安团进驻太康、淮阳一带,围剿冀鲁豫军区魏凤楼部。蔡永令和王树德将计就计,一面携带大量武器弹药率部赶赴淮阳,一面秘密派王树德同魏部联系。到淮阳后,蔡永令让保安团佯攻,不到1个小时即抛下武器弹药“四散溃败”。为此,国民党郾城三青团的疑虑进一步加深,并在保安团安插许多特务,监视蔡永令的行动,还说他是假败真降,为魏凤楼送去了枪支弹药。于是,蔡永令和王树德商议后,决定以退为进,辞去了保安团长职务。

1947年初,蔡永令利用关系,再次就任大刘镇镇长,继续执行党的任务。不久,豫皖苏军区派王炜夫妇到郾城扩大共产党组织,同蔡永令取得联系,并聘其为崇义中学教师。蔡以此为掩护,在学校建立了厂党小组。7月,陈谢部队在豫西渡过黄河,解放灵宝,崇中党小组即派王树德到灵宝与四纵取得联系。王树德返郾后,根据纵队政治部的指示,将郾城党小组改为中共郾城特别支部,王炜任特委书记,王树德任组织委员,蔡永令仍任军事委员。他们利用关系,一方面指派保安团中队长杜益三等人做内应,待机里应外合;另一方面派张东白、刘克明、贺剑秋、蔡百川等到小曹学校成立共产党小组,进一步壮大党的力量,并组织党员搜集敌人军事、经济情报,做到敌动我知,以迎接漯河、郾城的解放。

1947年12月,陈赓兵团配合华北野战军开始了平汉路的大破击战。18日,四纵集结在郾城新店、曹店一带,准备攻打漯河。郾城特支闻讯后,一面派人与之联系,详细汇报郾城、漯河敌军部署情况;另一方面,蔡永令组织防卫铁路的保安团中队长杜益三、杨天祥等率部密切配合作战。20日,漯河首次解放。

蔡永令为人刚直,尤恨逃兵。据村儿上老人说,蔡疤瘌曾把抓到的9名逃兵押至大陈村外一口枯井处,陈述其临阵脱逃罪行后,强推入井,全数活埋。为此,蔡也遭到了那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的切齿痛恨。

春风又绿沙澧岸

解放后,蔡永令任河南大学图书馆副主任,后因所谓“历史问题”,蒙冤屈任南阳镇平县百货公司副经理、南阳西峡县百货公司副经理等职。“文革”期间,他被迫返乡务农。

“那他还种地吗?”我问父亲。

“没见他种过。不过我见过他,瘦高个儿,走路虎虎生风,腰杆儿挺得笔直......一次,我在地头儿见他在读一本书,就好奇地问他看的啥,他把书拿给我看,居然是一本物理教科书。”父亲如是说。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不知道那时的他,会不会想到辛弃疾的这首词?会不会觉得自己已“廉颇老矣”。

“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廉颇老矣”的日子还没过上几天,属于蔡永令的“悲惨世界”就展现了他狰狞的一面:他先是被开除党籍,接着被扣上“叛徒”“特务”及险恶的“地富反坏右”等“高帽子”。“名正言顺”后,一些曾被蔡永令得罪、批评的人立刻摇身一变,成为“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的典型代表,对其百般打骂,胁迫其“向党和人民彻底认罪”。再加上那几个逃兵的家属的大肆鼓动,在“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年代,多少次死里逃生的蔡永令终于绝望了——1966年9月7日,他趁人不备,悄悄来到蔡庄村外的一口深井边……终年65岁。

1981年,蔡永令被彻底平反,恢复党籍。等平反活动举行之时,80年出生的我已经记事儿了:那天村儿里当街搭了棚,支了桌儿,乡政府还来了好多官儿,念了很多张纸,但我几乎没记住啥。现在想来,唯独对那张摆在桌前的黑白遗像记忆犹新:哪儿有什么疤瘌啊,如果不仔细看,真的看不到他左眼下方的一个若有若无的灰色浅痕......

“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又是一年清明节,我回乡祭扫,只觉得变化极大。“极目平冈数十里”,穿过村东头儿的池塘,就到了村外。只见千里膏腴,青苍无际。沙澧两岸,在又将迎来一个新的丰年的黄土地里,安息着一个充满血性、正义、不屈的灵魂。


漯河蔡松林(蔡运磊漯河有个)(3)

蔡永令,又名蔡咏龄、作鹏,别名寿鹏、大鹏。1901年4月12日生于河南省郾城县(今漯河市郾城区)蔡庄村。姐弟5人,其姐早亡,兄蔡振华于1922年从军入伍于冯玉祥部,北伐战争时阵亡于郑州。

蔡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郾城抗日游击队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曾三进三出敌人监狱,是虎口余生的坚强革命战士。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工组干事、中共郾城县委军事委员、郾城抗日游击队队长等职。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合法的职务为掩护,坚持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积极提供军事情报,打击和铲除土匪和地方势力,为解放郾城、漯河做出了贡献。

(资料来源:搜狗百科)


作者简介:蔡运磊,80年代首班车乘客,生于中国食品名城漯河,现居于八大古都之一郑州。自号“三者居士”:化学专业的逃逸者;传媒领域的爱好者;体制外的反叛者。理科男,吃的却是文科饭;纵横媒体十余年,体制内外皆混遍。


审核:文子 | 责编:王芳 远岫 若谷 | 编辑:陈丽 |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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