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停战谈判始末三（51年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停战谈判始末三（51年朝鲜停战谈判）19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奉命去纽约海滨长岛格伦克福庄园拜访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经过一番寒暄后，凯南说出了他的来意：“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从政治上看：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是欧洲，如果美国执意把朝鲜战争打下去，显然是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英法等西方盟国也是不会同意的。即使是把战火再次推回到800公里长的中朝边境上，和中国的战争也不会停下来，如果美国把战火扩大到中国本土，势必要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不能不是美国的大忌。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只能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决意寻求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唯一可用的方式就是跟中国和北朝鲜军展开激烈的歼灭战。而这场歼灭战势必要求联合国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从而使这场努力与其说是‘胜利’的，还不如说是‘悲壮’的了。”所以，美国国内普遍都反对

李克农，生于1899年9月，安徽省巢县人。早年在中央机关工作，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在争取张学良将军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建国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毛泽东临阵点兵：让李克农去咱们吃不了亏！

1951年5月，朝鲜战场上的形势相对平静。经过五次战役以后，双方在三八线一带形成了僵持局面。

从军事上看：战争的第一年，美军就损失了10万人，耗资达100多亿元。在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美国看来，在朝鲜的损耗却比其在二次大战第一年多一倍，确实是太不合算了。正如美国一位从事战史研究的知名学者拉塞尔·韦格利教授所说：

“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决意寻求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唯一可用的方式就是跟中国和北朝鲜军展开激烈的歼灭战。而这场歼灭战势必要求联合国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从而使这场努力与其说是‘胜利’的，还不如说是‘悲壮’的了。”所以，美国国内普遍都反对把战争打下去。

板门店签字现场

同年7月下旬，朝鲜北方发生了几十年未有过的特大水灾，几乎所有的公路和铁路都被冲毁，再加上美军趁机实行的“空中封锁”，导致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十分困难，继续向南推进也不现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

从政治上看：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是欧洲，如果美国执意把朝鲜战争打下去，显然是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英法等西方盟国也是不会同意的。即使是把战火再次推回到800公里长的中朝边境上，和中国的战争也不会停下来，如果美国把战火扩大到中国本土，势必要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不能不是美国的大忌。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只能回到谈判桌上来。

19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奉命去纽约海滨长岛格伦克福庄园拜访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经过一番寒暄后，凯南说出了他的来意：“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彭总和李克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是恢复朝鲜战争前的状态吗？”马立克追问。

“是的。”凯南说，“各自回到战前的位置。”

“一切外国军队应该从朝鲜撤离。”马立克说。

“立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将来可以进行逐步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讨论。”

凯南发出的信息，很快地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回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也认为：“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这样，通过谈判来解决朝鲜问题，不仅是大势所趋，也是双方唯一可行的选择。

朝鲜停战谈判，是我国建国初期的一次最重要的对外谈判。因而对于中方谈判的人选，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杰出谈判才干和斗争艺术的李克农。只是由于李克农长期不知疲倦地工作，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不好。

权衡再三，毛泽东最终还是点他为将，并表示：“前线有彭总作战，后方有李克农吵架，我们必不会吃亏，反而还会让美国人头疼！”就这样，1951年7月，历史又把李克农推上了一个举世瞩目的舞台上。

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代表团成员。左起：解方将军、邓华将军、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等。

谈判中的“隐形巨人”：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要斗得过人家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美方谈判的首席代表是海军中将特纳·乔埃。据乔埃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美国作为战后的第一号强国，在战场上却不能打赢“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在心理上给了他及其助手们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滋味。

根据凯南与马立克的谈话精神，开始时乔埃认为这样的谈判有两个月的时间也就够了。中朝方面谈判的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的南日大将，但是从谈判一开始，美方就感觉到，真正的谈判对手并不在谈判桌上。

实际上，当时中朝方面的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和后方三线，第一线是军队代表南日和志愿军方面的邓华、解方等人。第二线是当时中国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他负责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和对谈判提出具体方案。第三线坐镇的是李克农，他是中朝方面谈判的总指挥。

在谈判的程序问题上，美方无理纠缠了63天。李克农认为：美方的这一做法，实际上是谈起来想打，打起来又想谈。想谈是从朝鲜的格局不可能再有大的变化和美国的全球战略方针来看，不谈不行；想打是美国自恃还有装备和技术上的优势，所以在战场上还想多占一些地方。

参加朝鲜停战谈判的李克农（前）、乔冠华（后中）、解方（后右）

因此李克农不止一次地向中朝代表团的同志们说，尽管朝鲜停战谈判有着一定的可能性和基础，但是这次谈判不可能是设想的那样容易，只能是边谈边打，但是“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要斗的过人家。”后来事实证明：这次谈判，至今还被称为“战争史上最艰难的谈判之一。”

10月25日，双方才在开城附近的板门店进行了实质性的接触。

一是军事分界线问题。

美方提出：三八线只是一个纬度线，没有可以利用的地形，以此作为分界线不利于建立防御阵地，而且除了地面战线以外，还有海空战线，而美国在海空方面是占有绝对优势的，这一优势应当在分界线上得到补偿。所以，“真正的分界线”应当是中朝军队从现有的分界线上在临津江以东后撤38到53公里，以西后撤68公里。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方案，美方在不放一枪、不伤一人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得1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绝伦的要求。稍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任何战场上的地面战线都是两军较量中综合力量形成的结果，如果没有美方在海空上的优势，它在地面上的军事分界线也恐怕不是在三八线一带了。由于美方的蛮横无理，使得谈判中任何争辩都是多余的了。

李克农旧照

这是一场有着重大意义的谈判，也是一场没有争辩意义，然而却有着高度斗争艺术的谈判。

有时，双方在宣布开会的同时即宣布散会，“明日继续谈判”，这确是古今中外极少有过的“短暂”的谈判；有时，双方在宣布开会后，便以沉默代替了争辩，沉默则意味着决不让步，决不妥协。双方互相对视着，这是一场高度紧张的精神战，是一场意志、毅力、忍耐力、克制力的对抗。

一次，双方对视了两个小时后，美方代表的目光转移了，中朝代表的目光中也透出了焦灼。这时，李克农向离开会场前来向他汇报的中方代表写了一张纸条“坐下去”，当这一纸条传遍每一位中朝谈判代表时，精神莫不为之一振，人们挺直了腰板，目光中露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132分钟过去了，美方终于忍耐不住，“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时继续开会。”这也是古今中外极少有过的“沉默”的谈判！

谈判桌上的僵持，实际上是军事战局的僵持。这样僵持下去，自然对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美国尤为不利。后来，美方代表实在忍耐不住了，叫嚷道：“让飞机、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于是，在谈判桌上谈判的同时，战场上的“辩论”也十分激烈。美军在“空中封锁战役”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的配合下，对中朝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其结果是，“联合国军”以16万人的代价，一共只占了646平方公里的土地。

李承晚旧照

布莱德雷悲观地说：“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李奇微也承认：“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我们手中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的胜利，”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叫嚷：“美国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

这时，李克农和中朝代表团成员们商议后认为：虽然双方早已大致认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但是双方的实际接触线只是大体上与三八线相符。从实际接触线来看，当时美方在三八线以北占地大些，但多是山区，人口少，交通不便利；而中朝军队所占的三八线以南的地区多是平原，交通发达，人口多，还产高丽参，又拥有古都开城，政治影响较大。因此李克农请示中共中央，提出：从全面衡量来看，双方利弊大体相宜。建议最好先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朝鲜停战谈判是一个边谈边打的谈判，当中朝方面提出上述新的建议后，“美国谈判代表已越来越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于是也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无理要求。11月27日，双方就“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双方确认了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

双方进行第一次谈判

军事分界线的确定意味着新中国装备很差的军队，能把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打回到战争开始时的位置，并迫使对手与之谈判，这使全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全世界感到了震惊，新中国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是中国政治上的巨大胜利。

二是战俘问题。

1951年12月，双方开始讨论战俘问题。根据1949年8月美国等61个国家共同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18条“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遺返，不得延迟。”以及第7条“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一部或全部。”解决战俘问题本不应该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

美国军方开始时也以为战俘问题会很快解决，然而后来，据艾奇逊回忆说：

“这个问题不仅是促成敌我之间，而且也是促成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一个重大争执点……为了保证敌方所收容的战俘的返回，五角大楼却赞成将北朝鲜和中国战俘及被拘留的平民一并遣返而不管他们的意愿。”

美国政界很快否认了军方的看法并认为，美国现在正可以利用朝鲜战局的僵持而又不扩大化的机会，利用谈判，使大批的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国”，正如艾奇逊所说，要使“共产党士兵一落到我们手里就可以逃亡，这点对共产党是有威慑作用的。”这样既可以在全世界面前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新中国，又可以向美国人民和“自由世界”的人民有一个说得过去的交待。

上甘岭阵地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说：“作为一种策略可以进行谈判，既可赢得舆论的支持，也可减少即刻发生战争的危险，使谈判比诉之武力更为有利。”于是美国政府决定以战俘遣返为借口对谈判采取“拖延”的方针。

谈判一开始，美方代表便在国际红十字会调查战俘营、交换战俘名单等问题上挑出种种难题进行刁难，以拖延时间。连当时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也认为，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谈判，该杂志的“细语栏”承认，接替乔埃的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是“奉命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进行谈判。”

谈判的艰难，致使李克农原本就很严重的哮喘病复发了，心脏病也越来越严重，每天不得不靠药物才能入睡，有一天竟突然昏迷。中共中央决定由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来接替他的工作，但李克农却主张“临阵不换将”，他认为“换将”还要有一个熟悉工作的过程，而这样很可能延误战机，中央不得已收回了成命。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李克农始终镇定自若，他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达成默契，“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

美方这时又根据《日内瓦公约》解释文件第6条：“缔约国……在各条明文规定的协定之外，可以另行设立适当的规定事项，缔结其他的特别协定。”提出要对志愿军战俘进行“甄别”，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自愿遣返”到台湾和其他西方国家。稍有常识的人都很明白，在战俘营的刺刀下，哪里有什么“自愿”？这一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中方的严厉拒绝。

志愿军第15军45师134团3营8连指战员，坚守597.9高地1号坑道14昼夜

为了迫使中国能在谈判桌上让步，1952年10月，美军发起了“摊牌行动”，打响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在这块不到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联合国军”伤亡了25000多人，美军“打炮如下雨，连小石头也不放过”，每平方米土地要承受76枚炸弹，这样的密集量连一战中最激烈的凡尔登要塞攻防战、二战中著名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也难与之相比，然而却未能摧毁这座“万里长城”。

有人统计，当时志愿军在以上甘岭为中心的防线上构筑的大小坑道长达1250公里，挖的壤和交通壕共长6250公里，所挖土方如果以1立方米排列，能绕地球一周半，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朝鲜停战谈判如此的漫长，这确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一个很独特的现象，交战双方为了一方已被解除武装的几万名俘虏的去留，在战场上竟激战了一年多，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以至于当时美国的舆论界称其为太“得不偿失”了。

究其原因，看来还不止是分界线上的分歧，也不止是美国想通过战俘的“自愿遣返”来丑化新中国、丑化社会主义的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可以利用“一个时期”的紧张局势，加强其战争工业和人力的基础。

“联合国军”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到达会场

美国防部长马歇尔声称，通过国防订货，“不仅能尽快得到当前集结所需要的物资，而且可以装备加设的工厂和装配线，”“这是可使我们处于一种强有力地位的一步棋，从这种实力地位出发，我们就能够迅速达到需要走到哪一步就可以走到哪一步的程度。”这样就可以为将来更大的战争提供出更好的基础。同时这样也有利于它完成在东太平洋的战略部署。

在此期间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也充分证实了这点。1951年8月，美国同菲律宾在华盛顿签订了《美菲联防条约》；9月，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旧金山签订了《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组成了太平洋地区第一个军事集团；同月，美国不顾苏联等许多国家的反对，悍然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随后，美国加紧联络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意在中国周围形成一个“遏制战略的防御链”。

这种边谈边打的状况，中国是早有所准备的，毛泽东1952年8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明确表示：“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美国的当政者尽管在拖延谈判，但是他们也不能无视美国国内越来越大的反战情绪。

1952年12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秘密视察了朝鲜战场，面对着纵横交错的上甘岭阵地，他无可奈何地承认：“鉴于敌人阵地的力量已经得到加强，任何正面的攻击将碰到巨大的困难。”而新上任的“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也说：他“很快就清楚了他将谋求一个体面的停战。”

克拉克在汶山签字

美方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当然更不能得到。1953年6月，双方达成了有关战俘的协议，规定双方战俘由中立国方面交接。这样，美方事实上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让步，美国想借战俘问题从政治上来丑化新中国、丑化社会主义的险恶用心未能得逞。

李克农未雨绸缪：签订停战协定时，双方司令官不要现身

就在朝鲜停战谈判即将签字时，李承晚又发出了反对停战协定的叫嚣。为了破坏停战，1953年6月17日夜，李承晚军强行扣留了2.7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局势又严峻起来。根据李克农和彭德怀一起分析局势后向中央提出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再发动一次惩罚李承晚军的战役，以迫使美李作出遵守停战协定的保证。

7月13日，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共歼敌7800余人，收复失地1780平方公里，这沉重的打击，使李承晚不得不答应签订停战协定。这时，南北的军事分界线与1951年11月27日的战线相比，朝中方面又向南推进了332平方公里，从而使朝中方面在停战谈判中的地位更为有利。

7月26日，是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和平就要来临，这是人们举杯祝贺的日子，中朝代表团的驻地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可是李克农仍然眉头紧皱，他认为：李承晚是坚决反对停战的，他之所以接受停战主要是在中朝军队的打击下被迫的，他会不会不甘心？可不可能在签字时进行破坏？甚至会不会不惜一切再次挑起中美双方之战？比如说对双方的司令官进行袭击，其后果将比扣留战俘问题更为严重。

彭老总在开城签字

于是李克农建议：在签订停战协议时，我们可以拒绝李承晚的人进入谈判地点，但是不能完全拒绝一些人如记者进入会场，为了安全起见，双方的司令官最好不到现场签字，改由双方的首席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并互换文本。

李克农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也耐人寻味地得到了美方的赞同。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这时，双方的司令官无不感慨万千，面对着记者们的提问。克拉克说：

“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又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把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

彭德怀在签字后，拿起文本，亦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我在签字时心中想，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似有些可惜。但是，实现和平，这对人民来说，是高兴的。”他的这番讲话，赢来了在场所有人的热烈掌声。

朝鲜停战谈判签字后，李克农悄然回国了。在整个的谈判过程中，在任何的公开场合下，都没有他的身影；在任何的公开报道中，亦见不到他的名字。然而，他作为中朝谈判代表团的最高领导，却导演出了朝鲜停战谈判这样精彩且成功的一幕。

参考资料：

1、李克农与朝鲜停战谈判；《军事史林》1997年

2、李克农：从隐蔽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3、“中共特工王”李克农：美国中情局重视的对手；央视网>新闻社区>日志中国

4、他们赢得对手的尊敬和叹服；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