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英语有没有可能流传下去(姚小平TaikonautChinese)
中式英语有没有可能流传下去(姚小平TaikonautChinese)姚小平称,不同民族的语言各有所长,要研究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首先立场必须客观,要立足于科学的语言观;其次心态应当端正,既不自大也不自轻,我们的语言文字才能不断进步,各国语言文字才能共同繁荣。姚小平举例:“比如‘琵琶’本是个拆不开的词,可宋代就有人说‘琵音长,琶音短’。这跟多音节的西方语言是不一样的,英语单词‘water’(水)就拆不开,不能说一个‘wa’一个‘ter’分别是什么意思。”这种独特的表意和审视习惯,显示了中文与西方语言的最大区别。为什么说中文是孤立型语言?通常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地中海文明周边的语言,包括阿拉伯语,都圈定在屈折语言范畴,但中文是孤立型的语言。”姚小平指出,孤立型语言最大的特征就是每个音节都可能是独立的字,每个字一般都有意义,然后通过声调辨别表意,这是西方没有的。这样的特殊性也表现在一个语言学疑难问题上:就起源而言,中文究竟是单音节语言还是多音节语言?中文的
中新社北京10月1日电
“taikonaut”,由中文“太空”的拼音音译和代表宇航员的英语后缀合成。1998年,马来西亚华人赵里昱认为中国宇航员应有专属词汇,在论坛中首次创造该词。今年6月,欧洲航天局向中国神舟十二号发出的“贺电”中也予使用,使这一“中西合璧”的名词再成热词。
语言是文化载体,也是交流工具,东西方语言在文化交融中彼此借鉴,通过音译或意译使用来自彼此的词汇和概念,这就是语言学中的借词(外来词)。“taikonaut”,正是一个典型的汉源借词。借词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东西方交流?东西方互鉴又是怎样影响了现代语言?中文未来又将怎样走向世界?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姚小平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从语言学角度阐述了上述问题。
资料图:执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3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徐部 摄
为什么说中文是孤立型语言?
通常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地中海文明周边的语言,包括阿拉伯语,都圈定在屈折语言范畴,但中文是孤立型的语言。”姚小平指出,孤立型语言最大的特征就是每个音节都可能是独立的字,每个字一般都有意义,然后通过声调辨别表意,这是西方没有的。
这样的特殊性也表现在一个语言学疑难问题上:就起源而言,中文究竟是单音节语言还是多音节语言?中文的单个汉字,绝大多数能独立表意,但不排除一小部分连绵词,如“蟋蟀”“菡萏”(hàn dàn,荷花的古称),可能是外来的,也可能是上古中文自有的。中国人一向有拆分音节的习惯,慢慢会把语义赋予原本无意义的字。
姚小平举例:“比如‘琵琶’本是个拆不开的词,可宋代就有人说‘琵音长,琶音短’。这跟多音节的西方语言是不一样的,英语单词‘water’(水)就拆不开,不能说一个‘wa’一个‘ter’分别是什么意思。”这种独特的表意和审视习惯,显示了中文与西方语言的最大区别。
姚小平称,不同民族的语言各有所长,要研究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首先立场必须客观,要立足于科学的语言观;其次心态应当端正,既不自大也不自轻,我们的语言文字才能不断进步,各国语言文字才能共同繁荣。
资料图:2020年12月,广东省博物馆展出外销画、丝绸布匹、手绘丝绸、家居用品、服装饰品等共211件展品。黄苏哲 摄
汉源借词为什么有的被沿用有的却消亡?
公元880年左右,英语中出现“silk(丝绸)”这个词,被认为可能是英语中最早的汉源词。但姚小平认为,最早在古希腊就有“seres”,意为丝绸,当时的贵族以穿丝绸为时尚。据推测,这个词2000多年前出现在西方,经过古希腊、古罗马,从拉丁语进入英语。
姚小平指出,研究借词时,更应关注的不是词语层面,而是中西方在概念方面的互鉴和构建。中国很多体制、概念被西方借鉴,但从借词上看不出来,因为西方是将概念化用为自己的词汇。“比如科举制,当时的西方传教士非常欣赏,认为这是一种相对平等、公平的教育选拔制度。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洋汉语词典中会出现‘进士’‘举人’‘秀才’这样的词汇,甚至直接音译。”姚小平说,“但后来他们在自己的文化中逐渐将三进制以博士、硕士、学士来对应,音译词只是一种临时借用。”
资料图:游客在南京参观中国科举博物馆。泱波 摄
语言学也有“买方市场”,借词“借”的是什么?
19世纪,西洋科学的术语和概念大规模传入中国。中文中找不到合适的表达,便出现了很多借音词。姚小平表示,与属借用型语言的日语不同,中文则更倾向于借用概念,然后把其改造得像是自有词汇。比如“水门汀(英语cement的音译词)”这样的词汇,虽然在方言词典中仍然存在,但渐渐被“水泥”所取代。
另一方面,中国的表达方式也影响着西方,旧时上海租界中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是指在洋泾浜地区不讲语法,按中文“字对字”地转成英语口语的方式),以独特的方式融入。姚小平举例说:“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现在已在英语中运用得很自然,也收录在词典里。”
而早期中国移民和留学生则将生活词汇带到海外。姚小平称,随着中餐馆的出现,“西方人吃的中国菜比较多,因为没有西方词语指代菜式,他们就跟着中国人叫,甚至包括炒菜的锅叫‘wok’(锅的音译),这种词汇他们借用了不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西方媒体和西方民众使用的中文借词类别不再只是生活词汇,为了能够理解中国特色经济概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family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铁饭碗(iron rice bowl)”等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成为英语中的固定搭配。
姚小平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称为语言学上的“买方市场走强”——中国对海外影响越来越大,很多概念传至西方,“跟中国人做生意或交往的人,选择借用中国词,意味着潜意识中选择了这类信息传播的对象,即读这些文章、听这些人说话的人是‘我们圈子’的人。现在这样的圈子越来越大。”
汉语拼音也是现代汉源借词数量增加的推手。比如曾出现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Chinese Dama(中国大妈)”,英国广播公司(BBC)专题节目的“Tuhao(土豪)”等,都属于通过拼音直接音译的借词。
姚小平指出,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存在缺陷,因此会产生借词和借用。借西方的注音字母创造自己的拼音,是因为中文缺乏一种明确的表音工具,或者说,拼音是中西交流中,借助注音来帮中文一个忙。这种交流中的演进是所有语言的共同特点之一。
资料图:2017“你好大妈”全国广场舞总决赛落幕。陈春光 摄
顺应语言发展客观规律 中文该怎样走向世界?
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也都有自己的中文注音系统。例如《百家姓》第一位的“赵”,大陆拼为“Zhao”,台湾地区注音为“Chao”,香港拼为“Chiu”,新加坡拼为“Chow”,澳门和马来西亚华人的惯用拼法也各有不同。
“一种语言应该允许存在差异,如果语言使用基数特别大,像中文有十几亿用户,就一定会出现大量变体。”姚小平称,从生物学理论上讲,一个物种变异越多,越有益于自身的改进,存活的可能性也越高。
英国人曾认为伦敦音是唯一标准音,像“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中式英语”一度是贬义词,但现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英语不再是World English,而是World Englishes。单复数之差,体现了变体之多,变体多有利于英语扩散,所以现在欢迎“中式英语”存在,且会吸收后者的影响。中文也是一样。
姚小平称,语言的消亡和上升都是很自然的。现在中文的圈子越来越大,但要成为世界性语言可能仍需时间。
同样,语言和词汇的借用也有规律可循,儒家和中国古代科学经典典籍被翻译至西方,产生很大影响,但西方语言一般不会直接借用词汇,而是创造出自己的词汇表达中国的概念。
姚小平强调,语言交流背后的概念和认识才是最重要的。通过这样的交流,中西方在科技上的共同进步,对文化的了解互鉴,才是比语言中词汇的借用重要得多的事。(完)
受访者简介:
姚小平,祖籍浙江乍浦,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赴黑龙江嫩江县插队务农;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俄罗斯语言文学;1984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专业硕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