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鸣课例(我所了解的王俊鸣先生)
王俊鸣课例(我所了解的王俊鸣先生)顶风冒雨,卓然独立文/王金重王俊鸣先生怀着人间真情,立志做一个“好”的语文教师。他的口号是“为了使学生更聪明”。为此他执着探索,孜孜以求,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语文教学理论体系,创造了人人可学可用的实践方法。他边教学边著述,教学既取得优异成绩,著述也破旧立新,解决了不少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我所了解的王俊鸣先生
语文清话
语文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
编者按
bianzhe an
王俊鸣先生怀着人间真情,立志做一个“好”的语文教师。他的口号是“为了使学生更聪明”。为此他执着探索,孜孜以求,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语文教学理论体系,创造了人人可学可用的实践方法。他边教学边著述,教学既取得优异成绩,著述也破旧立新,解决了不少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
我所了解的王俊鸣先生
文/王金重
顶风冒雨,卓然独立
王先生1967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时值“文命”,先生被发配到沧州的一个农场。1968年,大概是六七月间,先生正在田里干活,生产队长把他叫到地边,递给他一本语文书,说道:“学生们复课闹革命了,原来的老师给打跑了,你给孩子们上课去。” 先生接过课本,连脚上的泥都没来得及洗,就去上课了。他自己也没想到,最终他的一生就定位在“中学语文教师”这个身份上了。
先生是在1975年离开沧州回到北京的。在沧州八年,除了大田劳动,都在教书,从初中教到高中。在教学上,虽然不断有所改进,也实在说不上什么“成绩”。但和学生的那份感情却成了他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人间真情最难得,而他从那些农家子弟那里得到了。2002年九月,他教的一届高中毕业生在农场聚会,特地来车接他与会。到会120多人,大家拥抱在一起,听着一声声 “老师”的呼唤,先生再次感受到人间真情的温暖。对此一段人生经历,先生曾有诗记之,其序曰:
予放沧州,八载有余。地近渤海,风吹海腥而饮水苦咸;食则高粱,乃杂交种,色黑紫,味涩,食后干燥,马尚拒食之。四季农活皆任之,春耕夏种,锄苗割麦,冬则清河底淤泥。予虽书生,未尝落于人后。且幸农人善良,其子弟尤质朴刚健。为师,与弟子情同弟兄。予居陋室,有门无锁,任生进出,或取水饮,或“借”药食,而病者常卧于床,予则医护兼父兄也。高中毕业30年,又四海聚会,予过花甲,生近五旬,执手相认,泪下潸然。虽有教头之恨,此人间真情终暖心扉也。
1975年,先生回到了北京。大乱之后,当时北京最需要的是教师和医生。二中选一,先生成了北京市的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他此时的心愿是:人,不可能成为人类中“最好的”,但应该成为“最好的自己”。把作为“人”的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使自己生命的价值最大化,奉献给自己的同胞,奉献给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随着“文革”的结束,乘着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之风,先生的语文教学探索之路也就开始了。
教材是教学之本。那时候,学校图书馆资料有限,但凡能找到的先生一定要参看;每篇课文的教案一般都要写5000字以上。先生的一篇《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海涅的诗)的教材分析,被选入北京市1977年《语文备课参考资料》;为此,他还在教育学院组织的“交流会”上介绍了备课、研究教材的“经验”——这是先生在北京中语界第一次“露脸”。为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先生和语文组的老师自编小报,自己刻钢板,自己推油印机——那时还没有电脑啊,每期印500份左右,发表教师的指导文章,也发表学生的作文,反应相当不错。
要做一名“好”的教师,单凭“苦干”是不行的。什么是“语文”的本质?什么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他最应该给学生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搞不清楚,教学就只能是瞎子摸象,摸到什么算什么;只能是大投入低产出,教师累,学生也累。在思考与探索的过程中,先生遇到各种“风”。“风”是一股潮流,一种势力,也是一种现成的“答案”。要想“跟风”,很省力,又很容易“见效”;但也很容易上当,迷失自己。而要迎风独立,则不仅要摒弃急功近利的私心,还需要一种不屈的性格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文革”后,以改革之名掀起的第一股风叫做“X步法”,说是语文教学可以有固定的“步骤”,当时从“三步法”到“八步法”,在全国各地举旗呐喊,声势浩大。接着就是一大批“成功者的经验”,遍地开花,似乎丰收在望了。但是,这些不同的“法”本身不就是互相矛盾的吗?到底“几步法”才是“真经”“真法”?先生不相信,不跟。当然,你不跟就被人看作“另类”加以打压。但他不信邪。
随后出现有一种“俗风”:低俗,庸俗,媚俗。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提倡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倡活跃课堂气氛,本来不错。但怎么达到这样的目的,手段却有不同。而一些外行的“领导”,只看学生是否“说”了,是否“笑”了,是否“动”了,至于那说、笑、动有什么意义,他们是不懂也不管的。于是一些浅俗投机者就乘“风”而翔了。先生对此类作风深恶痛绝,先后写了几篇文章加以抨击,影响较大的就有《值得注意的低俗化倾向》《一盘怪味的东北快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次大“台风”。那可以说是对中学语文教学的一次全面围剿。旗号是“人文主义”,反对的是“技术主义”“工具论”。说语文教学“误尽苍生”,祸国殃民。上上下下,同仇敌忾,形成的风力总在十级以上。在此次大批判的基础上,出台了新的《语文课程标准》,说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这个所谓“统一”的说法,在理论上是模糊的,在实践中也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决教师的困惑。在此强风劲吹的时候,先生依然冷静地观察与思考,依然坚守自己的立场,并写了《摆脱“性”的困扰,“语文”就是读书作文》《定性·悟道·讲法——语文教学与改革的关键所在》等文章,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
语文教育界一直流传着一个口号,就是“多读多写”。连语文教材的主编都说“新教材专治不读书”,要“用考试倒逼你读书”。王先生深不以为然,作《读书之“多”与“倒逼”之道》予以批评。王先生指出:说语文教学的病症“就是读书太少”,这个诊断就错了,所以药方也不可能开对。现在语文教学的症结不在“读书少”,而在“不会读”。注意,现在谈的是“语文教学”,不是漫漫人生。中学教学是“基础教育”,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任务不是“逼”学生多读书,而是教他们会读书,教他们怎样把书读明白,为他们今后的多读书读好书打下良好基础。这基础就包括:求真务实的态度,科学的阅读思维,持续的阅读兴趣,日积月累的习惯,等等。在这样的基础上,“多”是自然的结果。现在一味强调多,其结果可能是:浮光掠影的态度,胡思乱想的思维,完全被毁灭的兴趣,不逼就不再读书的习惯。
有几年,高考中出现一种所谓“议论性散文”,阅卷者竞相给打高分,形成一种导向,一种风气。实际上这种文章大多是“古人开会,诗文排队,云山雾罩,如痴如醉”——他们不说自己的话,难见自己的情,一路堆砌,一路矫情,实在是一种很坏的文风。于是先生致信高考阅卷的负责老师,强调阅卷评分之事,影响极大极广,未可掉以轻心。作为青少年的精神家园,作文教学应该摒弃浮华,摒弃梦呓,摒弃卖弄,而多一点真诚,多一点真的文化,真的高雅,提倡清新健康的文风。这要靠有话语权的人去提倡,去引导。倘若视浮华堆砌为博学,以信口胡说为能力,导致恶文风的泛滥,误人子弟固不可免,同时也就宣布了中语界的集体堕落。这封信引起相关负责人的重视,对扭转那种恶劣的文风起了相当的作用。
追根寻源,执着探索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于1985年先生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教学目标:为了使学生更聪明——让学生获得语文智慧。此后,随着实践的丰富与思考的深入,这一目标的内涵又不断有所发展。
“使学生更聪明”,就是开发学生的智力,使他们成为“智者”,即心智活泼,思维敏捷,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创造。显然,这里的“聪明”,不是“小聪明”,不是耍小心眼儿弄小手段,不是钩心斗角,不是欺伪做作,而是“大智大勇”之智,“大智若愚”之智,是能自知而不自欺,能知人而不欺人,能独立而不盲从,能判断而不迷信,能进取而不失路。
为什么要确定这样的目标?
先生说,首先,是出于对语文学科特点的认识。一切语文活动都是语言活动,而语言活动的本质是思维活动。没有思维就没有语言,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而思维品质、思维能力是一个人聪明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抓住语文的这一特点,把思维训练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全过程,这是“使学生更聪明”的有效途径,也是语文课最大的人文价值所在。
其次,是出于对基础教育任务的认识。中学属于基础教育阶段。严格地说,这个阶段的任务不是出人才,而是为出人才做准备、打基础。衡量这一阶段教育成败优劣最重要的标准应是看谁的学生有后劲,能发展。所以,在这一阶段,最 更重要的就任务在于使他们学会学习。爱学习、会学习,是人的基本素质之一,也是一个人自我发展以至成才、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基础教育的“基础”二字,从学习的角度讲,其基本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为了使学生更聪明”,也正是为了使学生为今后的发展打下最重要的基础。
先生对“智”与“德”的关系做了一番辩证的分析。
一般的论者,总是着眼于“德”对“智”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讲不行。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先生指出,首先,“智”也是一种“德”。这并非先生的发明,儒家经典之一的《中庸·哀公章》中就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刘邵《人物志·八观第九》:“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帅也。”。这绝非无知妄说。
非“智”无以求“真”,无“真”自然难以至“美”。而非“智”之“善”,愚忠,愚孝,愚友,既难说是“善”,更算不上“美”。从语文学习的过程看,以“智”听、读,也即从中汲取真、善、美的过程;以“智”说、写,也即把心中的真、善、美传达给人的过程。所以,把爱智、求智作为基本的追求,就把教书与育人统一了起来,就找到了一个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正确途径。
大家都承认“爱”是教育成功之本,而使学生变得更聪明,实在是教师之至爱。而“以德辖智”的教育则往往是愚民教育。教师之爱,重在启智。如果不能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而仅仅会像“母亲”一样呵护学生,那就是“庸师”;如果再给学生灌输一些糊涂观念,让学生像被蒙上眼睛的驴马一样,那就是“恶师”了。
还不妨从反面想一想,封建时代的中国,曾长期以道德的善恶来统摄真假、是非、美丑、顺逆。于是宣传者成了骗子,信奉者成了傻子,其理成了杀人之刀,其圣则实际上是刽子手。
以“为了使学生更聪明”为基本价值取向,先生逐渐形成了以思维论为核心的价值论、思维论、方法论三论统一的语文教学观。中学语文教学应该有一个综合的价值取向,在这个综合的价值体系中,“智”居于特殊的重要的地位。而开启智慧的基本途径就是磨炼良好的思维品质,发展思维的能力。所以,思维论在先生的教学观中居于核心地位。
先生所主张的思维训练的基本内容是:引导学生从认识规律入手而逐渐形成科学的思路。这就是启其智而传其道。道,就是规律。语言文字、听说读写,各有规律。而在种种个别的、局部的规律背后,是事物的总规律。反映这种总规律的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所以,说到底,要“使学生更聪明”,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具体地、灵活地渗透到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中去,使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形成语文能力的同时,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掌握辩证的方法论。
孜孜不倦,成果丰硕
王先生年逾八旬,至今笔耕不辍。几十年过去了,凭着深厚的学养和辩证的思维能力,无论教学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已故语文教育专家、人教社编审周正逵先生对王先生有一个评价:
(他)是属于多能的教师。他能教,他能研,他能讲,他能写,最后,他能编,编书,编教材。王老师从教学上说是个通才、是全面发展的标兵。从作为语文教育专家来讲,我觉得他更是名副其实的,因为语文教育专家,他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因为语文教育不是一门理论性的教育,而是实践性的教育,它的理论不是从书本上来,而是从实践中来。这点还需要个人的学术和创新,我觉得王老师他并不是盲目创造的,而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他的这个理论又不是从书本上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总结的。他这个总结是从他个人的那一套实践中来,所以他讲的大家都感觉到这不是经验之谈?,而是有理有据,但是这理论又不是深奥的,时髦名词那一种,而是非常切实的,又容易懂,非常明白的话语。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语文教育专家应该所具备的品质。所以我根据这样的分析,从他的思想,从他的才能,从他的个人见解,说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和名副其实的专家是毫不为过的。(1998年在王俊鸣语文教学思想研讨会的发言)
先生无愧于这样的评价。
先生有丰厚的底蕴,有辩证的思维。以辩证思维驭使科学知识,他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的语文教学理论,创造了大家都可以学习、可以运用的实践方法。
他著书立说,不是简单地贩卖祖宗遗产,而是立意创新,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略举几例:
《诗经•周南•关雎》,历来被理解为是君子求淑女。此诗是第一人称。但诗中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诗人能自称“君子”吗?考诸《诗经》男婚女嫁的诗篇,此篇解读为“淑女追情郎”则更为顺畅。
李煜《虞美人》词中有句曰“问君能有几多愁”。这个“问”字怎么讲?先生指出,此“问”非“疑问”非“质问”,其义当为“诉说”“告诉别人”。陶渊明《饮酒》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其义同。
陶渊明《归园田居》有句为“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方宅”与“草屋”对偶,就是“方形的宅院”,历来都讲成“宅子四周”,错了。
《论语•学而》篇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把句中“知”字讲成“知道”“了解”是不妥的,其义当为“赏识任用”。《论语•先进》篇“不吾知也”之“知”亦为此义。
《论语•学而》篇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历来的译文是“三年不改变父亲的的‘道’,就可以说是尽到孝了”。父亲的“道”是好还是不好?“好”,就该“长期”坚持下去;“不好”,何必还要坚持“三年”?其实这里有个语法问题。其句法结构不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而应该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翻译过来就是“(父亲去世后)守孝三年,事死如事生,这才算是尽到孝了”。
《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鸟是正面形象吗?文中明明说“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没有大风作凭借,它就难以起飞;且它飞那么高都看到了什么?不过是“野马也,尘埃也”,“苍苍”一片而已。这和庄子所主张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正好相反,实在是庄子批判的对象。
在他的著作中这样的例子多得很。即使解读现代诗文,先生也有许多真知灼见,足以供一线教师学习参考,这里就不在一一举例了。
或许有人要问:王先生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如何?且不说他的弟子有多少人成了诗人、作家、电影导演、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语文工作者”,单说大家津津乐道的“高考”:据统计,当年他执教的高三毕业班,高考语文平均分连年在市里名列前茅;1983年,他作班主任并任语文课的一个普通而非“择优”的班,共33人,11人考进清华,4人考进北大。
在王先生那里,没有“应试教育”这样的概念。
2022年4月12日
作者:王金重 ,《中国教育报》基础教育部原副主任、原新闻研究室主任。
《语文教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语文名家自选集)
王俊鸣著
语文 名家自选集
语文名师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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