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三十九回的心得体会（红楼梦的多重主旨及其表达策略）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的心得体会（红楼梦的多重主旨及其表达策略）“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作者在构思的时候要“追踪蹑迹”地写真事，又必须有所避忌地将真事隐去。这是在提醒读者，小说中的“甄”“贾”是真和假的谐音，除了是人的姓，还含有真、假的寓意。江南甄府与都中贾府，一南一北，一实一虚，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关系。就小说主题和结构而论，姑苏甄家的“小荣枯”，是用来衬托北京都中贾家的“大荣枯”的。这样，楔子与正文，甄贾假真地，形成了南北对称的格局。进入到小说主体部分的贾家，故事发生地非常明确，是朝廷所在地京都北京，贾府在京中以皇亲国戚的身份显赫一时，后被抄家。北京对于贾府而言，是贾氏的宦游之地，其家族的根基远在南方的金陵。这就又将南和北对立并举了起来。《红楼梦》在第一回中特别强调本书的两个特点，一是“无朝代年纪可考”，二是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但是，人毕竟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创作的故事自然难免带有时代的痕迹。曹雪芹要创作一部以公侯贵族家

《红楼梦》开篇有一大段交代写作目的的文字。作者自云“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又道“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自愧堂堂须眉未能克绍祖业，要为“闺阁昭传”。继而以“列位看官”四字导入全知视角，讲述《石头记》一书的来历，其中叙及补天石（通灵玉）、一僧一道、太虚幻境等，加上衔玉而诞的贾宝玉、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等等，都可视为小说写作的策略性设置。《红楼梦》深刻的思想内涵，沉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内容，复杂的社会现象，又人物众多，事件繁乱，作者之所以能驾驭自如，游刃有余，除了其高超的写作技巧，更重要的在于种种严谨的写作策略。我们通过“作者自云”明言的作者之想写和小说文本的客观展现，结合读者“同情之了解”的解读，可以发现，曹雪芹为达到其述祖德、明盛衰、传闺阁、叹宿命、言不朽、显亲历等多重创作目的，精心设计了至少六则相应的写作策略，下面一一加以解说。

一、述祖德：“以南写北”，将真事隐去

《红楼梦》记录的是诗礼簪缨之百年贾府由盛而衰的“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作者开篇即云：“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这段话明显带有作为男儿未能克绍祖业的自责与愧疚，并宣布意欲以“立言”来赎罪。作者对祖德的崇敬与缅怀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书中第五回，又特借警幻之口说出宁荣二公之灵为子孙中无一可以继业者、难免家族“运终数尽”的担忧。为了强化读者对宁荣二公之功德的认知，小说还设置了焦大这样一个打小跟随祖宗出生入死的忠仆做见证。小说中，以军功封爵的贾府赫赫扬扬的百年与国朝问鼎百年是同步的。现实中，曹氏家族从龙入关，从曹振彦起家到被抄败落，大约也是历时百年。曹玺任职江宁织造，特别是继任的曹寅，创造了曹家在江南的辉煌。然而，曹家祖孙三代四人在金陵近一个甲子的荣华富贵“究竟是到头一梦”。金陵、江南，成为曹家一个家族无法开解的心结。《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发愤之作”，从“锦衣玉食”“饫甘餍肥”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却未妨其“襟怀笔墨”。

曹雪芹既选择了撰写小说述祖德，用《红楼梦》以追忆曹家的“秦淮旧梦”，就必须艺术地设计好述祖之德的方式方法，作为罪臣之后，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当是安全的理想选择。为达到述祖德的写作目的，曹雪芹巧妙地采用了“以南写北”将真事隐去的写作策略，在《红楼梦》总体或宏观的构思中，创建了“北”实“南”虚两个中心，并不时体现在小说情节、细节、言语等具体而微的表达之中。

《红楼梦》在第一回中特别强调本书的两个特点，一是“无朝代年纪可考”，二是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但是，人毕竟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创作的故事自然难免带有时代的痕迹。曹雪芹要创作一部以公侯贵族家庭生活为背景的写实小说，其“朝代”的影子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彻底抹掉的。

《红楼梦》的时代，北京的实际生活中，在政治上，满洲旗人是统治者；在文化上，汉人则占绝对的优势。繁华秀美的以金陵为代表的江南是汉人文化的发达地域，人才辈出，在北京的官僚中，除去旗人，江南籍的汉人占绝大多数。汉人精雅的饮食起居，深深地影响了旗人贵族的家居生活。旗人的各种“讲究”，汉人也在消化跟进。这种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直接构成了《红楼梦》所描写的生活习惯、风俗礼仪上的有南有北的现实基础。

以南俗写北京，南方风俗入北方风物，就是在以南写北。为此作者“假作真时真亦假”地，在书中精心设置了一个与京都北京遥相对应的以“金陵”为标志的“南方”。《红楼梦》的读者都清楚地知晓，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均为金陵望族，而前三家都因做京官而定居京中，薛家是皇商，京中自有产业。护官符上说，贾、史、王、薛四族都是南京和北京各住着几个房头的。细读文本便能发现：人物的原籍与居住地，人物移动的轨迹，以及风俗物产的变化，大观园的园林特色，等等，无不带有南北地域交叉与文化交融的痕迹。

就小说主题和结构而论，姑苏甄家的“小荣枯”，是用来衬托北京都中贾家的“大荣枯”的。这样，楔子与正文，甄贾假真地，形成了南北对称的格局。进入到小说主体部分的贾家，故事发生地非常明确，是朝廷所在地京都北京，贾府在京中以皇亲国戚的身份显赫一时，后被抄家。北京对于贾府而言，是贾氏的宦游之地，其家族的根基远在南方的金陵。这就又将南和北对立并举了起来。

“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作者在构思的时候要“追踪蹑迹”地写真事，又必须有所避忌地将真事隐去。这是在提醒读者，小说中的“甄”“贾”是真和假的谐音，除了是人的姓，还含有真、假的寓意。江南甄府与都中贾府，一南一北，一实一虚，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关系。

小说第二回中，写冷子兴演说贾府家世情况，就让贾雨村说了江南甄府情况。懂得作者创作意图的脂砚斋，在批点金陵“甄家”时曾说：“又一个真正之家，特与假家遥对，故写假则知真。”小说的主要人物是贾府的贾宝玉，江南甄府中还有一个和贾宝玉同名且模样、性情相同的甄宝玉。这两个宝玉是影像关系。如此这般，在作者精心的安排与提点之下，读者自然而然地就会对江南甄府多加关注。

书中说这江南甄府曾接驾四次，说明甄府一度备受荣宠，后文又侧面写到甄府犯事被朝廷抄家。对曹家家世有所了解的读者，便不由地会将小说中写到的事件与实际中的曹家家世做勾连。加上脂批不时透露出来的信息，比如在“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处，甲戌本侧批：“嫡真实事，非妄拟也。”我们不得不承认，《红楼梦》有曹雪芹自叙的痕迹，他在某种程度上写到了清朝的历史，特别是他自家的家史。

第十六回，贾琏告诉凤姐府里即将修盖省亲别院，准备迎接元妃省亲。有一段凤姐和赵嬷嬷的对话，说及江南的甄家接驾四次的“好势派”，经过见过的赵嬷嬷感概：“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但在凤姐叹羡甄家怎么就那样富贵时，赵嬷嬷却说：“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话锋急转，意味深长。

历史上，康熙六次南巡，曹寅接驾四次。由此造成的经济亏空，许多年都填补不上，最后导致曹家在雍正六年被抄。幸而曹雪芹没有但悲身世，虽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依然十年辛苦不寻常地创作了《红楼梦》。

《红楼梦》所展现的色彩斑斓的世界，所描写的风物风情，器物植物，无不南北交汇。大观园里的建筑和植物都兼有南北特色。据有心读者的统计，植物中有几十种只能生长在南方的，被作者“移植”到了北方，即如北方有盆栽桂花，不可能成活那种植于地上的大棵的桂花树。

第五十回芦雪广赏雪观梅。书中写“这才是十月，是头场雪”，在江南，十月里是没有梅花的，腊梅得到冬至后，红梅是腊尽春回正月末才可能开放，“十月先开岭上梅”说的是大庾岭，绝非江南。不消说，北方就更不可能十月有红梅了。曹雪芹这样南北借景，艺术地描绘京中大观园的超现实的景观，应该为的是突出南方之“南”，强调他的以南写北。

从作者描写的习俗来看，小说浓墨重彩描写的“芒种节”，就很像江南的“花朝会”。花朝会的最核心活动是“赏红”，《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大观园中众女儿“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颗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正合着江南花朝会赏花更护花的作法。花朝会上，还有一样民俗活动就是扑蝶，小说此处也写到宝钗扑蝶，描写得很是生动有趣。

书中写到清明节，大观园中女儿们放风筝，要在放到最高时齐籰子根剪了，任它随风飘走，称作“放晦气”。这是地道的江南习俗，北方少有，《红楼梦》中不仅大写特写，还用断线的风筝来预示贾探春的远嫁不归。

饮食方面，《红楼梦》中描写的极尽排场，不仅为了体现钟鸣鼎食之家的气派和规矩，更有南北方饮食特色的区别。贾府中人深爱南物，江南名酒惠泉酒、名菜酸辣鸡皮汤、酒酿清蒸鸭子，都被写到。芳官还喊着吃不惯那面条子。小说中写到苏式糕点、菱藕鸡头、玫瑰露、桂花露、椒油莼齑酱，全是苏州一带的名小吃。

恰恰是这样的以南写北，瞒过不少读者，以至于引发了“神州何处大观园”的争论，部分读者竟至于不顾文本中常提及的从南京来、到金陵去等说法，怀疑《红楼梦》写的不是北京而是南京。

作者要“述祖德”，其写作的策略是“以南写北”，他明说要将真事隐去，恰恰说明有其真事在，只不过在故事中隐而不明罢了。

我们说《红楼梦》的出现，固然因为中国的小说创作已积累到了清朝，该当有巅峰之作了；更实在的原因应是，曹雪芹生在织造曹家。这个本是汉人，后成为内务府包衣人的曹家，有着可以折射清代历史的百年家族史，曹雪芹的朋友敦诚曾在《寄怀曹雪芹（霑）》一诗中写道：“扬州旧梦久已觉。”并且在其诗注中说曹雪芹住在他祖父的织造府。扬州旧梦重温在了《红楼梦》中。曹家在江南的一个甲子的辉煌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满汉文化及中华南北文化的大融合。

庾信《哀江南赋》序：“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家世，祖德，是一个人的身份合法性的依据和荣耀的起点与归宿。曹雪芹的家族虽然曾备受荣宠，但身为包衣奴才的心结却从未真正开解。这是曹家整个家族的情绪。《红楼梦》第四十五回中，除了奴籍的赖尚荣选了外官，其祖母赖嬷嬷来贾府报喜谢恩，曾借着数落孙儿的话头说道：“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只知道享福，也不知道你爷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熬了两三辈子，好容易挣出你这么个东西来。”满含难以正面言说的苦楚。这也当是“谁解其中味”中的一味吧。至于其味若何？又为了什么？并非本文题中应有，此不赘言。只是这种滋味与体悟，也是真的，必须隐藏起来，侧笔写出。

二、明盛衰：“以北隐南”

故事开讲时，衔玉而诞的贾宝玉七八岁，贾府尚在盛时，“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像不同”。其与别家之不同，竟至于令巡盐御史家的小姐林黛玉警惕到“步步留心，时时在意”“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的程度。到红楼故事的第十二三个年头时，秦可卿惊动京都的超豪华葬礼及贾贵妃的受封、省亲，尽写贾府盛极。接下来，故事的叙事空间主要移到大观园内。表面上，美景、美食，作诗、游园，亲情、友情、爱情，实际上却是美好乃败亡的渲染，快乐是悲伤的衬托。用“除夕祭宗祠”“效戏彩斑衣”（第五十三、五十四回）写了孝，随即便用“欺幼主”（第五十五回）写到不忠。接下来，探春“除宿弊”无果，宝钗“全大体”无效。大观园里，奴才辈各种矛盾冲突不断，再后来整个贾府主子与主子，主子与奴才，奴才与奴才，各种矛盾大爆发。而第七十四回到第八十回，“抄检大观园”“异兆发悲音”“感凄清”“夭风流”“误嫁”“屈受”，满眼的败落与悲哀。后四十回则是对家破人亡过程的经纬细密的描摹，连全书收结处“沐皇恩”“延世泽”的美好尾巴，也被贾宝玉的“却尘缘”给掩埋了。

由此叙事线索不难看出，《红楼梦》文本确实完成了“明盛衰”的写作目的。为实现这一目标，曹雪芹同样在“南”“北”上作文章，如果说“以南写北”是一张纸的正面，那么“以北隐南”则是纸的背面。作者采用“以北隐南”的写作策略来为“明盛衰”服务。

百年红学中，主张《红楼梦》是政治书的，多着落在“《红楼梦》是部四大家族的衰亡史”上。小说正面描写的就是贾府这个成熟的庞大老企业，在艰难挣扎中上上下下各色人等的心态和行为，最后坐吃山空、分裂破产的过程。史、王、薛三家则各有各的败落因由和过程，只是小说多用侧笔、简笔，在看起来并不太刻意之间叙写出来。

以北隐南，具体点说就是以北京喻江南，繁华衰落皆在北京。作者既有一个自述的“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主体性的写作策略在明处，他心底未能明言的“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的创作意图当不难隐藏了，其创作所用之法当不外“背面傅粉，千皴万染”等。曹雪芹以北京喻江南，尽写贾府在京都北京的繁华与衰落，就是他“以北隐南”写作策略的直接表现。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贾雨村说金陵有一个荣宁街，那里有两府看起来外面的架子依然巍峨的老宅子：“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南边的两府所处方位、格局俨然与京都的一般无二。金陵的是老宅子，而都中的是宦游去京置办的。留有老宅，保留的是家族血脉的根基。

在都中贾府里，弥漫着“金陵”的气息。金陵是贾府上下人等，言谈中屡有提及、感情上怀念有加的故乡。它是贾母跟贾政生气时口里喊着“回南去”的那个“南方”，是贾母、贾敬、熙凤、可卿、黛玉、鸳鸯的归葬之地。金陵城中还有一个接驾四次的甄府，这个“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生长着一位与贾宝玉有着镜像关系的甄宝玉。贾府在甄府存放着数量不少且随时可以取用的银子，甄府被朝廷抄家，也敢把家财偷运到贾府藏着。即便在甄府被调取进京治罪时，贾府也没有避嫌。后贾府被抄家，步了甄府的后尘。无论是北京的贾府还是南京的甄府，它们的兴衰命数如影随形，像是在共同演绎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世道循环之命理。故此在王熙凤叹羡甄家怎么就那样富贵时，读者联想到的却是贾府的“日用排场费用”。

小说对京都贾府烈火烹油之声势的展示，最突出地体现在可卿葬礼和元妃省亲这两个大场面的描写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曹雪芹妙笔之下，两场大热闹的喧嚣声中，始终有个“美中不足、好事多磨”的声音作着场外解说。

可卿葬礼，描写得极为细致，买官龙禁尉、棺木、仪仗队、治丧路祭，事无巨细。秦可卿年纪轻，辈分低，族长贾珍却明言“尽我所有”来料理后事。较之后贾敬死金丹（第63回）、贾母寿终（第110回）都要隆重。区别不在理丧的心意，绝对取决于贾府当时的兴衰际遇。

秦可卿丧时，贾府正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时。京中的王公大臣纷纷前来吊祭。其场面壮观至极，光堂客所乘连家下大小轿车辆，不下百余乘。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百耍，浩浩荡荡，一带摆三四里远。路旁彩棚高搭。设席张筵，和音奏乐，俱是各家路祭。铁槛寺众僧则法鼓金铙、幢幡宝盖地迎出接灵。入寺后还要演佛事、设香坛。文中特交代铁槛寺原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现今还是有香火地亩布施，以备京中老了人口在此寄放，等方便时再送回南方归葬祖茔。

曹雪芹如椽大笔之下，后事荣光无限的秦可卿却是带着未尽的心愿和期盼不安地离世的。她临死时托梦给王熙凤嘱她：多置田庄房舍地亩等祭祀产业，在祖茔附近设家塾。很遗憾，这“可保永全”的两件事，王熙凤并不上心在意，此番运筹谋划终至无声无息无着落。

元妃省亲是贾家兴盛的高潮。在这烈火烹油的辉煌之下，作者写的是暗流涌动着的败落。元妃晋封给贾府带来政治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外人意想不到的经济负担，且不说建造大观园和日常维护的花费，光与宫中维持关系保持信息互通，就负担极重，凤姐做梦都怕宫里太监以借钱的名义来索贿。

写繁华摹衰落，自当还有诸多细节的描写。在贾府主子的日常描写中，奢华靡费、不知节俭与入不敷出、提襟见肘，两端都多有细笔。管理家政的贾琏每每因为无力支付家用叫苦连天，竟至于偷当老太太的金银器物，连老太太的米饭都要“可着头做帽”。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楼梦》“原书是‘十二乘九’为结构法，就是以每九回书构成一个‘单元’，到第十二个九回完毕，即一百零八回时，全书收煞告终。这一百零八回书，共分两半，每半是五十四回。从开卷到第五十四回过年过节，是为写‘盛’的一半；从第五十五回到百十回，全书结束，是为写‘衰’的一半”。这种对原书回次的推测未必准确，但他对小说由盛到衰转折点的判断是准确的。

曹雪芹写衰，是从荣府家下下人群的层层涟漪中荡漾开来去书写的。从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到第六十一回“投鼠忌器宝玉瞒赃判冤决狱平儿行权”，是一个主题统一的大段落。这一段正处在整部小说的中间，从前半部写乐写热的盛景，腔调为之一变，书写吵闹与矛盾冲突。第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回这三回书中，多重矛盾大爆发——主子与奴才、长房与二房，房头不同形成的山头，嫡庶的，承包带来的利益引发的，婆子与丫头，丫头之间的，象征着理想世界的大观园成了打人骂架的大杂院。

鲁迅曾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可以这样来理解：作者是把社会的“悲凉之雾”浓缩在大观园或贾府之中，让宝玉“呼吸而领会”到。这也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宝玉身上那些“消极”“悲观”东西的根源了。

小说极写贾府之盛，却处处散发着衰败的气息，因为作者此著是一种反思，作为不肖子对无力拯救家族的追悔。一般人觉得《红楼梦》写贾府盛衰，写封建家族必然灭亡的规律。换个角度看，曹雪芹是在唱挽歌，写盛极而衰，效果上却是盛为主，衰是衬托盛时之可宝贵的。小说的教训意义和谴责力度，针对的是不肖子孙和不知守成者。作者的主要感情还是以祖上为荣，不忘当年繁华，是惋惜，不是幸灾乐祸。今天的我们，大可不必将曹雪芹的自悔其罪，解读成他对自己所在阶级的揭露；贾府结局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也不是什么对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预示。

曹雪芹以祖上为荣，不忘当年繁华，其“襟怀笔墨”却没把贾府直接置放在金陵，没去直接描绘江南的物质和文化的丰富与繁荣，更没有直书来自北京的权力对江南的渗透与掌控，而是不怨不怒地叙写了一个祖籍在金陵宦游至京的诗礼簪缨之家的悲欢离合故事。以北京喻金陵，讲述贾府在帝都的兴衰际遇，应该也能隐藏自身，规避文字狱，于烟云模糊处，借荒唐言，诗意地挥洒那把可以祭奠曹氏家族衰败的辛酸之泪。

三、传闺阁：建造大观园

大观园为元妃省亲而建，元妃又为了“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命姊妹们进园居住。显见的，这大观园是作家为小说人物活动而精心设计的背景和场地。曹雪芹把他见过的、听过的、书本上看过的，加上他天才的想象，或模拟山水画，或取意田园诗文，或借鉴自然景物，虚实糅合，为我们描绘出了“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园林奇观。他如此设计，可以分析的用意至少有四：1为贾宝玉和诸钗建造一个人间天堂，把女儿们与外面的污浊世界隔绝开来，保护起来；2以大观园来寄托文人关于中国园林文化和园居生活的审美理想；3园里院、馆的设计服务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怡红院——红绿相映，重心是女儿棠。潇湘馆——潇湘妃子——“还泪”神话。蘅芜苑——不种花只有草——牵藤引蔓——依附攀援；4大观园的荣枯折射着贾府的兴衰。

我们在小说里逛园、赏园，而真正让我们爱上大观园的，却还是那里的人和发生在那里的事，因为这些人和事才能触动我们的心灵。换个说法，作者正是通过对大观园住客的“事迹原委”“离合悲欢”的那番“追踪蹑迹”，才使得“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的“几个异样女儿”不至“使其泯灭”的。为闺阁昭传的写作策略正在于设置了大观园。

作为生活场院的大观园，是住客们理想的人间天堂。书中写宝玉同众姐妹搬进大观园，“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第23回）。这里道出了大观园的女儿们入园之初的日常生活，可谓岁月静好。在小说的中段，曹雪芹还曾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大观园“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诗情画意，写出过“割腥啖膻”的“脂粉香娃”的真性情。当小说写至兴衰的转折处，也叙及“判冤决狱平儿行权”，书至百回后，“大观园”出现在回目中时，就是“大观园月夜感幽魂”“大观园符水驱妖孽”了。可以说，大观园的荣枯折射着贾府的兴衰，闺阁女儿的“离合悲欢”取决于贾府的运数遭际。此意自明不需申论。

大观园是闺阁女儿的生活场院，其中的院、馆犹如私人订制，彰显着主人的性格与情志。即如：潇湘馆有千百竿翠竹，竹之“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正是黛玉性情的写照。大观园成立海棠诗社，探春送黛玉的别号是“潇湘妃子”，这个号之所指有个凄楚的古老传说——舜帝两个妃子娥皇女英泪洒斑竹的故事。这也在预示着最后黛玉的结局是为宝玉泪尽而亡，与作者用“还泪”神话预设的结局相呼应。

薛宝钗的蘅芜苑，不种花只有草，犹如其间主人一样不爱花儿朵儿的，然而那里是异香扑鼻的。薛宝钗本吃着“冷香丸”，又住在香草之苑中，她“香浓色淡”，性格偏“冷”，稳重和平，坚忍不拔。蘅芜是一种攀缘植物，柔软蔓生，依附他物，可用来解释宝钗希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欲求。故事最后，她被家长安排嫁给了爱恋黛玉的贾宝玉，终至被弃，落得悲剧的结局。

稻香村是惜土如金的园林建筑中唯一的一处“山野”之地，虽是人为，倒可聊以安身立命。那里安祥、宁静，正是青年寡妇李纨的心态取向和写照。她要避开纷争，远离喧嚣，与大观园的繁华，若即若离，进退可由己。耕读传家是封建社会最看重的优良传统，可以出而仕，亦可以守着田亩耕读终身。稻香村赋予李纨的文化含义在在得以体现。她在稻香村里对景课子，意义显然也在于此。

大观园是闺阁女儿的精神家园，更是展示才华的理想空间。小说写到了四次诗会活动，很可自然而又巧妙地书写闺阁女儿的性格和她们难得展现的才情。

第三十七回写了第一次诗会，海棠社在倡议人探春的秋爽斋成立，姐妹们热络地起别号，为诗社定章程，同咏白海棠。

第三十八回，第二次诗会，与第一次诗会相隔不久，诗会地点在大观园中四面临水的藕香榭。由史湘云做东，薛宝钗资助，以吟颂菊花为题。这次诗会的余韵是“赏桂尝蟹”。拟题时，薛宝钗发表了一通极有见地的诗论。潇湘妃子一人作《咏菊》《问菊》《菊梦》，十二首菊花诗中黛玉的《咏菊》被评第一。

第三次诗会，在第五十回，诗会地点在大观园芦雪庵。大家即景联句，抢着联了七十句，参加争联的有十二人（凤姐起首），“割腥啖膻”后的湘云最有激情，一人争到十一次。宝琴、黛玉各争到九次。

第四次诗会，在第七十回，地点在林黛玉居所潇湘馆。诗社由海棠社改名为桃花社、由林黛玉担任社主后第一次诗会，是以咏柳絮为题的同题诗会。这也是大观园最后一次诗会，成为绝唱。

作者除了写闺阁女儿的情与痴，写她们的诗才外，还着力书写了她们的理家能力和生存智慧，并借此展现了她们的人格魅力、生活态度及思想信仰。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时宝钗小惠全大体”是浓墨重彩的一回。在此前的一回书中写了探春的改革尝试，其治家业绩表现在：1、整饬秩序，保证荣国府管理机构的正常运转。2、树立权威，维护府内原有的管理制度。第五十六回则重点记叙探春除积弊、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壮举。

宝钗是一位偏于德修、安分随时且懂得韬光隐晦的聪明女子。王熙凤因小产不能理家，王夫人指派探春临时接替，由李纨和宝钗从旁协理。探春是主导者，李纨一如既往地低调，而以安分随时作为行事准则的宝钗，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她的审时度势与律己劝人的本色。

闺阁女儿在具有平等思想的作者那里自然包括众丫鬟。《红楼梦》中的丫鬟有言行举止的近八十人，其中作者重点刻画的就有十余人，出现在小说回目中的，诸如“贤袭人”“俏平儿”“痴女儿”“龄官痴”“黄金莺巧”“鸳鸯绝”“勇晴雯”“慧紫鹃”“呆香菱”“痴丫头”“美优伶”，作者都加了一字定性般的评语。联系她们服务的主子和她们自己的思想、性情、经历和结局，的是群芳荟萃，各个鲜活。平儿的知进退、袭人的善调和、晴雯的傲骨天成、小红的求上进、紫鹃的聪慧、香菱的呆萌、鸳鸯的刚烈、莺儿的娇巧、侍书的伶俐……个性鲜明地跃然纸上，共同组成了中国艺术画廊中规模最大的丫鬟群体，她们一如其主子姑娘，都是闺阁女儿，也是天地之精华灵秀生出的“人上之人”，其中不乏真实人性的展现和对真情的张扬，值得昭传。而只有在相对独立、远离家长视线的大观园，这些处于底层的丫鬟才能更本真地表现自身。

大观园是主子小姐和丫鬟使女共同的天堂，常被读者视为太虚幻境在人间的投影。曹雪芹通过大观园，既有基于写实的真实描写，又有缘于思理的抽象与幻想相结合的虚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观园可以看做是太虚幻境在人间的投影。在小说开篇设计的两个神话故事中，女娲和警幻仙姑都是仙界的女性领袖。女娲不仅造人，还管修补男人打架捅漏的天；警幻仙子不仅司人间之风情月债，还要负责规引作为男性继承人的贾宝玉入正。这与曹雪芹作书为闺阁昭传的宗旨极为切合。

四、叹宿命：设计太虚幻境

《红楼梦》楔子中编述的两个神话故事——补天顽石幻化成通灵宝玉下凡历世；绛珠仙子随神瑛侍者下世为人造历还泪幻缘，在结构小说和揭示小说主题上都功能强大。前一个故事用以交代此书之由来，而绛珠还泪的故事预演了“木石前盟”，预示着《红楼梦》男女主角的爱情悲剧。这两个故事，作者安排由一僧一道在交谈中讲述。他们还说，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下凡是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的，通灵宝玉也需带到警幻仙子宫中“交割清楚”。僧道口中的这位警幻仙子，显见得就是某一方的神圣，有着掌控什么的权力。小说很快给出了答案，她就是“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女神，掌管着“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放春山遣香洞中”的太虚幻境。

太虚幻境是曹雪芹创造的与俗世人间对应的上界仙境，“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是其存在的真谛。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前生就生活在那里。贾宝玉由神瑛侍者托生，补天顽石幻化的通灵宝玉是他的灵魂一样的伴生物。林黛玉则与绛珠草、绛珠仙子同体。这太虚幻境既带有对应小说现实描写层面的预示功能，又体现出曹雪芹审美层面的抒情功能，更重要的是，《红楼梦》的哲学思想亦由太虚幻境重点担当。

毋庸置疑，《红楼梦》有浓重的宿命意识，绛珠还泪就是痛苦人生的一个预设 “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无不暗示了人的命运早已于冥冥之中有了定数。“金陵十二钗”册子和《红楼梦》十二支曲所预示的贾府败落结局和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都一一得到了应验，连跟随神瑛侍者下凡的“这一干风流孽鬼”也没能逃脱其作为“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的宿命。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曾两度为他预言金陵十二钗的命运。

先是宝玉在薄命司翻看了“金陵十二钗”册子。册页上有画有判词，每页对应一位女子。画和判词是对人物命运遭际的预言。警幻仙姑知宝玉“天分高明，性情颖慧”恐泄露仙机，不敢由他多看，但宝玉毕竟是看了的，惜他天灵未开，并未稍悟。接着，警幻仙子又让他观看《红楼梦》十二支曲的表演，只是宝玉听了“甚无趣味”，警幻仙子叹：“痴儿竟尚未悟”。

“金陵十二钗”册子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其实都在透露贾府闺阁女儿的命运，是宿命的征兆。曲与判词具有互文性，都在昭示着“命运决定于人降生现世之前”。

《收尾·飞鸟各投林》更是将书中人的结局言尽了：

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有心的读者根据书中所写，将人物、情节、结局一一对应，基本都能指出“为官的”“无情的”“欠命的”“欠泪的”“老来富贵”的、“看破的”“痴迷的”说的是何人。显见的，《红楼梦》的世界天道无常，有着因果报应的正义在里面。只是书中人物对自身的命运一无所知，他们还在苦苦抗争，而每一个读者都知道贾府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人物的命运已经预定。当读者清知道，运终数尽依然天定，贾府维系阖府和谐与家财于不坠的努力就只能成为他人的笑谈了。就是说，以判词和曲文预示家族和人物的命运，于写作实践而论，是作者的“构思计划”；于效果而言，又使读者“心中有数”，用处近乎我们出行时需要参考的列车时刻表。

小说为了强化这个预言设计，于第一一六回“得通灵幻境悟仙缘”，写了宝玉第二次梦游太虚境。此时，宝玉年龄已长，且册上的女子都已卷入了他的生命之中，有的也已应验了判词和曲文的预言。这次重游，他很快发现册上图画和那四句话之所指，感叹“果然机关不爽”，知道册上图文预告了“姊妹们的寿夭穷通”，终于了然，并且他本人因了然而至变得淡漠，最后“悬崖撒手”出家为僧。俨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认命也便不再挣扎。

常言道：“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小说借秦可卿之口曾道:“常言‘月满则亏 水满则溢’ ‘否极泰来’ 荣辱自古周而复始 岂人力所能常保的。”强调的就是天道循环、命数天定之理。

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神秘性具有普适特征，在文学上表现尤为突出，这种神秘性与艺术中意象思维的诗情画意相融通，自具天然神韵，给读者的感觉甚为绚烂。《红楼梦》中，时空、梦境、法力、星相谶语、万物通变、感应果报、神秘数字、避讳避祸等八种形态无论显隐，多少都有所呈现。而太虚幻境的设计，意义不仅在神秘性与艺术意象上，更有作者借以叹宿命的作用在。

人们爱说“梦是个人的神话”。“太虚幻境”曾前后出现在甄士隐和贾宝玉的梦中。于甄士隐而言，太虚幻境是他得以听到一僧一道关于“还泪故事”的地方。对贾宝玉而言，太虚幻境之梦则是意义重大。作为他的梦中幻境和梦中经历，太虚幻境具有深远的象征意蕴，于作者而言，既寄托其哲学方面的报负，又富含其深刻的心理真实。太虚是“神仙家形式，杂家内容”，例如“警幻”是佛家用语，“仙姑”乃道家称谓。幻境中有“金女”有“菩提”，此是一道一佛。警幻仙姑受宁荣二公之托对贾宝玉进行的是入世教育，可她分明实施的又是儒家之志取。体现出了所谓的三教合一。

叹宿命的写作目的着落于作者设置太虚幻境作为写作策略，分析解说这一策略，似乎点明警幻仙姑是神仙身份，指出“金陵十二钗”册子和《红楼梦》曲的预示作用，便已全然明了了。实际上，要深入到位地领悟这一策略的实在效果，还当不忘“一僧一道”的价值。

一僧一道的设置，其主要任务并不只为增加小说的神秘气氛，作为小说人物的僧、道，其身份的功用也不只在连接幻境和人间，化身癞头和尚、跛足道人游走人间，替凡人解纷抒难，超度点化，而主要是作为《石头记》之保护神而存在的。试看全书，一僧一道联袂出现，每次都是当通灵宝玉失落、贾宝玉昏迷魔怔之时，即主人翁或通灵玉这两个与成书紧密相关的人与物，出现危险之时。《石头记》是通灵玉的下凡历劫的记录，通灵玉又是贾宝玉的命根子，贾宝玉也就成了《石头记》的命根子。一僧一道的责任就是要护住这三位一体的命根子。宗教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反映是极其淡薄的，《红楼梦》也是如此。《红楼梦》虽然在叹宿命，但它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这当毫无疑问。

五、言不朽：石头著书

古人推崇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红楼梦》开篇，作者自云的那一大段话，表明自己“立德”“立功”已然无望，愧对家国，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以“立言”即“使闺阁昭传”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与价值。从“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的决心中，即可见出作者之雄心壮志，欲以文鸣世；又能见作者的自信，坚信此书必能传世。这是曹雪芹的“不朽”观，也是其志向。

补天顽石幻化成通灵宝玉下凡历世的“石头”神话，为的是交代本书之由来，旨在告诉读者《红楼梦》的成书过程。那块未得补天的顽石亦是曹雪芹的自喻。女娲炼石补天只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于大荒山无稽崖青梗峰下。补天是顽石材尽其用的最大愿望，也是其价值实现的最高目的。“学会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封建时代人才的普遍思想观念。既经神仙锻炼，灵性已通，却无端被弃，顽石日夜悲号，可知它有一展其才的愿望与怀才不遇的愤懑。

太虚幻境中，赤瑕宫的神瑛侍者因其凡心偶炽要下世为人，顽石幻化的“通灵宝玉”被夹带而去。神瑛侍者投生到荣国府，是为贾宝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这“通灵玉”被挂在贾宝玉胸前行使了记者的职能，记录了贾宝玉十九年的凡尘生活。通灵宝玉成了贾宝玉的命根子，它同时也打上了曹雪芹生命历程的印记，是他写作过程的隐喻。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写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书未成为泪尽而亡”的作者投入的是其全部的心血和生命。小说中，通灵宝玉的得得失失，关乎贾宝玉的生死。我们由通灵宝玉的得失状况，可以想象曹雪芹写作历程的曲折与甘苦。

东汉时的蔡邕在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朝廷请了一批饱学之士，校勘经籍，并将勘定的经文刻在石头上，称为“熹平石经”。拓工则批量用纸墨制作经书的拓片，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唯一且最好的复制方法就是这种拓印。这是我们所能想到的将书本与石头相联系的最直接方式。或许曹雪芹受到了这种制作石经的启发，设计了一个石头上刻有文字的书之缘起。《红楼梦》第一回中明明白白地写道：这书原稿是一个访道求仙的“空空道人”从大石头上抄录的，故名《石头记》。空空道人采用了相当于拓印的方法录下了石头所记，又“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被故事打动，大彻大悟，自己改名情僧，遂改《石头记》作《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为《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其实，这里的空空道人和东鲁孔梅溪，都是作者的故意假托，所谓的石头所记其实是一种障眼法，表面上说的是照石上抄来的，实则曹雪芹花了十年功夫，修改五遍，是他自己的独立创作。

顽石幻形宝玉，又回归原形，成了《石头记》文本的载体。“石兄”为让空空道人抄录问世传奇，还就此书大旨与不同流俗之处发了一通大议论，并批判流行的野史、风月笔墨与才子佳人等书，明显有另辟蹊径、不入“熟套”的自负。由这段说辞可见，作者的自得与不免自夸，与未得补天的那块顽石的自负和自信，是息息相通的。

作家因追求“立言”的“不朽”，力求把“立言”同个体精神的延伸联系起来，这从《红楼梦》“述往事，思来者”的追求中可见一斑。曹雪芹的“述往事”自不仅隐其家史更有国事。

作者自负才大，以石立言，宣称本书“毫不干涉时世”，小说中的官制也是“半有半无，半古半今”，尽量回避前朝及本朝之事。《甲戌本凡例》中反复强调“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但不去“伤时骂世”不等于不理世事。《红楼梦》中关涉朝政或制度方面的描写，曹雪芹会有意回避，但有时会稍露痕迹，是所谓“不写之写”。这是艺术手法，也是对社会的巧妙写实。明着不写，暗写也是有的。

借元妃省亲事影写南巡。康熙帝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四十六年（1707），为了视察河务与漕运、促进满汉文化交融、宣扬皇威与督察臣工、省耕问俗与游览山水，曾六下江南。《红楼梦》当然不敢直写，而是借元妃省亲事影写。“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作者一边让书中人羡艳这热闹，一边又借家下老嬷嬷之口说出接驾乃是“虚热闹”。曹雪芹祖父曹寅在世时，曾接驾四次，小说中借江南甄家接驾四次影射。曹家恰因接驾花钱如“淌海水似的”落下亏空，后被雍正抄家。

这是曹雪芹永远的不平与伤痛。他那么不敢实写，也忍不住不去影写。

再如，对清初圈地的隐写。第五十三回，黑山村的门下庄头乌进孝给宁府送租银，贾珍嫌少，说是“一共只剩下八九个庄子”，乌进孝说他兄弟“现管着那府里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只这些东西”，等等，这些描写直接关涉着清初的“圈地”。这里所说的庄子，是一个自然村的所有土地、所有村民，都属于一姓一府私有，由主人指派一个庄头负责管理。村民都是佃户，向庄头缴纳租金租粮，由庄头收了一总送给主家。这种“庄子”形同领地，是通过政治关系获取的，“圈地”使用的是暴力，要好地，而且要路近的，无论有主无主，圈了就是政府的，范围包括山海关内外、居庸关内外，南到德州，圈的地强占了再赏给王公贵族。

圈地庄子是“旗田”，不准典卖给汉人。因旗人是渔猎民族不习耕作，到了曹雪芹的《红楼梦》时代，不少败落的旗人已经把庄子典卖了出去，贾珍嘴里能说出“一共只剩下八九个庄子”，说明之前宁府的庄子当多于这个数。

石头著述，是艺术构思的需要，效果上也能起到规避文字狱的作用。

六、显亲历：设置通灵玉与贾宝玉

小说第一回，设计了太虚幻境、一僧一道及补天顽石和绛珠还泪构成的两个神话故事，用以交代“此书由来”和本书主旨。根据《甲戌本》（第一回中较其他抄本独出一段429字）楔子最清楚不过的描写，神瑛侍者、通灵宝玉与贾宝玉三者的关系是：神瑛侍者下凡托生为贾宝玉，贾宝玉降生时口里含着由顽石幻化成的五彩晶莹的美玉（通灵宝玉）。《石头记》即是通灵玉与贾宝玉的历劫记录。

《红楼梦》具有鲜明的第一人称叙述的色彩。

1、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也就是下文的从“锦衣纨绔”“饫甘魇肥”，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即作者经历的从繁华到衰落的家族境况。自又云：“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编述一集，以告天下：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即是“作者”所要叙述的亲历亲见的事件和人物。“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使闺阁昭传”。就是“作者”的叙事手法与目的。这一段是真正的“作者”正面揭示作品创作前提的文字。“作者”不是客观的叙述者，而是故事的亲历者。到了正文，虽不再是“作者”口气，那个所谓的“石兄”也不大出来插话发议论了，但有了这个前提，作品的口述色彩依然没法抹去，我们仍然感觉到是“作者”在讲述其亲身经历。

2、一般的章回小说都是第三人称，作者以说书人的口气讲述故事。故而，罗贯中与三国，吴承恩与取经，施耐庵与梁山泊，都扯不上什么关系。而《红楼梦》是石头所记，亦即石头所言。仅就“作者”自云，石头开口，应该可以说，确确实实有个某人曾经有着此类所历、所知、所见、所想、所创的“故事”。深谙作书者用意的脂砚斋，时不时会在评语中道出。在巧姐判词“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句下，甲戌本夹批曰：“非经历过者，此二句则云纸上谈兵。过来人那得不哭！”又第十六回，在“‘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句下，庚辰本侧批：“真有是事，经过见过。”

《红楼梦》表现的是一种纯粹的私人叙事，是真实可信的声音，绝无宏大叙事的造作与声张。这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记录，虽然依托的是家族史、社会史，但却也是作者个人的心灵史。正是基于此点，《红楼梦》往往被认为是作者自叙、自述经历；确定为曹雪芹所作后，更联系上曹寅为代表的曹家家史甚至相关阶段的清史。说是个人叙事，并不降低《红楼梦》的思想性与文学价值。文学总是因小见大，以少总多，并且无法摆脱个人的色彩与局限，尤其是写作者的唯一的一部作品。

3、不仅“作者”、石头用了第一人称口吻，就是主人公贾宝玉，从结构作用来看，也是一个穿线式的联结性人物，他把读者带进贾府，熟悉环境，认识人物，经历生活，感受离合。虽然，林黛玉进贾府，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等情节的展开，也都是通过人物来引领读者观看、经历场景，但仅是局部的权宜性的叙事策略；而贾宝玉却是联结人神、纠合男女，承接上下、沟通内外的唯一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可以毫不牵强地说，作者是通过贾宝玉的经历与感受来展开故事的。这样，《红楼梦》就充满了一种亲历性的氛围，给人以亲切的感受。所以，把《红楼梦》说成是作者替贾宝玉或贾宝玉在讲自己的故事，也无大错。大胆假设一下，如果作者沿用第一回的口气，径直以贾宝玉的身份，用第一人称讲述他自己的所经历、所见闻、所言说、所思考，当仍不失为一部好的小说。而且，情节不改动，人物不调整，主人公贾宝玉的内心世界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展开，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态度也将得到更直接的表达。这应该就是“自叙传”说成立的理由和不能轻易否定的根据吧。

显亲历的策略是设置了通灵宝玉和贾宝玉。上面对贾宝玉的分析当能说明问题。这里就通灵宝玉的前身那块不得补天的顽石还需多说上几句。

顽石因无材不堪入选而自怨自艾，当符合石头的原生意志，也是合于儒家匡时救世的使命意识的。作者眼见家族衰败而无力挽回，只能行诸笔墨，将自责自悔化作立言的动力，那么他渴望振兴家业的幻想就自然会有所流露。因饱含了忧愤悲悯之情，故有白茫茫大地之决绝，但未尝无兴灭继绝之想。有鉴于此，我们对后四十回续书，该当甘心地拿出“同情的了解”的态度来。

曹雪芹的立言之举，恰是对《红楼梦》结局的反转，所以曹家无需兰桂齐芳，曹雪芹也不必科举，只要人们对世界、对生活、对人自身还有兴趣，就可能培养起对《红楼梦》的兴趣。十年辛苦不寻常，作者自视甚高，有使命感（不朽的文化意义），故此，关于《红楼梦》作者的讨论，最当紧的，不在真假上，而在曹雪芹存在的意义上——曹氏家族的和作为知识分子的。

作者简介：

张云（1964—），女，安徽淮南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红楼梦》与明清小说、戏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