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小号：邵丽 潜入生活的河底

邵丽小号：邵丽 潜入生活的河底2002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开办作家高级研修班，被文坛称为“黄埔一期”，邵丽成为其中一员。班上一半以上学员已经是成名作家，包括徐坤、麦家、艾伟、关仁山、柳建伟等等。授课老师除了专业作家、评论家，还有各部委的领导和专家，李肇星、王蒙、李敬泽、胡平等都来教课带学生。此间的文学交流，极大地拓宽了邵丽的视野和写作空间，次年她便完成了长篇小说处女作《我的生活质量》。全书讲述来自底层的主人公王祈隆，通过发奋读书考上大学，毕业分配进了城，却过着落寞孤寂的日子。这部作品让她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中华文学人物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称号，并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熟悉邵丽早期作品的读者，会留意她的作品中某些唯美精致的浪漫气质。《碎花地毯》《废墟》《戏台》《腾空的屋子》《迷离》和《寂寞的汤丹》……她凭自己的兴趣自由地写作、投稿，在文坛崭露头角。“我生命的长度就是我写作的长度。”她的自信来自哪里？“我觉得我有话

生活中的邵丽，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手工匠人，她会隔三岔五到花市上逛一逛，也会买回舒服的面料自己动手制作；她喜欢添置茶碗和玻璃茶器，还喜欢收藏菜单，仿佛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并不可靠，一定要写在纸上方能确定。

文学中的邵丽，敏感细腻，又豪放大气。带着岁月慢条斯理的打磨中不经意流露的沧桑和宁静，与她笔下的众生和解着，同情着，悲悯着。她的文字和她的为人一样，内敛却明快，任何时候出现在你面前都有一种明朗热烈的气势，那种气场能迅速感染你、淹没你。

即便众声喧哗，邵丽和她的文字都有独特的印迹。

不久前，邵丽的短篇《风中的母亲》获得了完全由读者投票评出的《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中短篇小说总冠军。长篇小说《金枝》《黄河故事》和小说集《天台上的父亲》陆续推出，显示出她在漫长的文学马拉松中作为“爆发型”选手的优势。

“我生命的长度就是我写作的长度。”她的自信来自哪里？

“我觉得我有话要说，有很多话要说。我没有写作的功利，只有‘说’的需求。一息尚存，我都会坚持说下去。那未必是拿给别人看的，只是我想告慰自己，我来了，我说了，我尽力了。”她发现，越开放，对内心的张望越热切，因为参照系更博大，更深邃。开始是找故事，后来是那些故事找自己。“它们拥挤在你周围窃窃私语，拼命挤进你的生活里，直到你跟它们融为一体。”

1 在文学道路上“顺流而下”

十几岁时，邵丽就在刊物发表了短篇小说《我们在这里》，给了她文学创作最初的自信。父母工作太忙，就把孩子们丢在家里。好在有父亲的书柜，在那里邵丽发现了宝黛爱情、孙悟空大闹天宫和武松打虎的故事，四大名著给了她童年以文学营养。

熟悉邵丽早期作品的读者，会留意她的作品中某些唯美精致的浪漫气质。《碎花地毯》《废墟》《戏台》《腾空的屋子》《迷离》和《寂寞的汤丹》……她凭自己的兴趣自由地写作、投稿，在文坛崭露头角。

2002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开办作家高级研修班，被文坛称为“黄埔一期”，邵丽成为其中一员。班上一半以上学员已经是成名作家，包括徐坤、麦家、艾伟、关仁山、柳建伟等等。授课老师除了专业作家、评论家，还有各部委的领导和专家，李肇星、王蒙、李敬泽、胡平等都来教课带学生。此间的文学交流，极大地拓宽了邵丽的视野和写作空间，次年她便完成了长篇小说处女作《我的生活质量》。全书讲述来自底层的主人公王祈隆，通过发奋读书考上大学，毕业分配进了城，却过着落寞孤寂的日子。这部作品让她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中华文学人物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称号，并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试图讲述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从而向那些在历史的洪流里载沉载浮的知识分子致敬。他们有情怀，但也得向世俗低头；他们会苟且，但也能守住最后的底线。《我的生活质量》以浓烈的情感以及强烈的感受触动了读者内心，既是清醒睿智之人对生命和生活彻悟的深情絮语，也是作者呈现给读者的生命真相。作品从2003年出版，不到半年时间发行突破十万册。二十年间数次再版，从当年的畅销书变成了常销书。“不管是哪个时代，最能打动人心的，还是写人性的东西。”十几年过去，邵丽说，那个时候的精神困惑如今依然存在。

这部作品的成功对邵丽而言几乎是必然的。她回忆当时的写作可谓“顺流而下”。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她进入公务员队伍时，正赶上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各个层面的领导班子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动。邵丽接触到的大批领导干部大多是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生人，她熟悉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婚姻状况，写得真实自然，畅快淋漓。也因此，她的作品被贴上“官场”标签。

可邵丽并不认同，她只是在还原官场生活，希望在作品中表达一个时代的综合状态。“我写的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他们’。官场不是一个独立的场，他们的日常和寻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中国的官场就是一个生活场，它不会独立于我们的生活现场。之所以有人把它神秘化，我觉得是臆想的成分多一些。”

2 没被浪费的挂职经历

所有在创作上有所追求的作家，无不探求突破与创新。在声名渐起的时候，邵丽却陷入寻求突破自我的焦虑，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摆脱旧有的叙事方式。

2004年，一纸任命给她提供了契机。邵丽被派往河南省汝南县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分管科技、文化和金融、电力、通讯等工作。邵丽的挂职是实实在在的，开展工作同时还要接受考核，开会、接访、下乡村，和基层干部同吃同住，忙碌而充实。起初，她对基层有些抵触，觉得乡下人没什么见识，文化水平低。但是真正沉下去，亲历基层繁重的工作和基层干部的压力，还有民众的生存无奈，邵丽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她觉得基层干部身上的踏实劲儿和处理问题的水准、面对困难和委屈时的达观，以及幽默风趣的语言和多彩的生活经历，堪称宝库。

这段经历使邵丽开始真正思考所谓“生活”的意义，才知道在自己的小烦恼之外，有着如此广大和深刻的烦恼，也为她创作《村北的王庭柱》《老革命周春江》《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等“挂职系列”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那些发生在刘万福、齐光禄身上的故事，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大概率事件。邵丽把他们的命运呈现给更多的读者，期望有更多的人关注我们的周围，关注我们现实生活的困境。

在《挂职笔记》中可以发现，邵丽的小说中总有这样的人，他们或生活在农村，或生活在县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但是生活又极易被偶然的事件或必然的事件冲击得不可收拾。“每个人都在生活的‘炼狱’中苦苦追求着他们所理解的幸福，这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故事。”作家张楚对邵丽的评价颇为准确，他认为，邵丽对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力求公正地审视、公正地剖析，克制和冷静之余，弥漫着一种克制不住，但又力求节制的悲悯和怜惜。

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便是“挂职系列”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在邵丽系列作品中，无论什么人，身份低微或者高贵，都向往真爱，渴望温情，在苦难里百折不挠，她们的内心有着已知或者未知的精神的尊严。明惠更是如此。她的死是尊严的幻灭，也是对爱情的绝望。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除了物质，城市不属于她们这个群体，爱情更是遥不可及。

“我们薪火相传的，大多都是这些东西。所以，一个作家要寻根，一定要寻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挂职经历使邵丽深切地体会到，沉淀在几千年中国文化里的东西，是底层社会的运转动力和黏合剂。她评价说，挂职对自己的创作而言是“颠覆性的”。任何一种经历都不会被浪费。邵丽的文字变得踏实了。她以沉着的笔调，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困惑和焦虑，也写出了人性的光辉。

与作家艾伟（右一）、张楚在山西采风。

3 在家族的命运长河中畅游

在散文集《物质女人》中，邵丽真诚细致地描述着她的家族，《你的母亲还剩多少》《姥姥和姥姥留下的菜谱》《我的婆婆》……其实从《我的生存质量》开始，邵丽的写作已经在往家族历史方面转型。因为她和丈夫的家族历史都比较复杂，尤其是放在中国这个大的历史环境里，更有典型意义，她一直在思考怎么把它表达出来。

“对于家族，我一直都有‘触碰’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随着对我的家族逐步深入了解，越来越强烈。”邵丽家族历史的重要节点，恰恰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衔接处。把家族以及自红军长征就参加革命的祖、父辈和他们的后代们，放在这个时间和历史框架内来打量，自有厚重而典型的意义。祖辈和父辈在革命的洪流里载沉载浮，那种感受成为邵丽生命中最难以忘却的记忆。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触动了邵丽对亲情的思考。她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家族，写作的激情油然而生。“写父母亲那一代人以及我们的家族，是我长久的心愿，那是一个特殊年代所能产生的特殊人物。我在想，对于上一代人的生活，我们这一代人还有耐心窥看，等我们老了的时候，下一代人对我们还有兴趣吗？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我们经历的时代还能留下什么？”这大概是邵丽急于进入家族叙事的原因。

于是，《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黄河故事》《金枝》等一系列“家族题材”诞生了，且几乎涵盖了长中短各种体裁。“把父亲的历史讲清楚了，我的家族历史也就梳理得差不多了。”她说，写父亲，让自己重新回到了家族之中，不仅仅是历史之中，也是情感之中，命运之中。她甚至觉得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而且活得特别清醒和纯粹。

被称为“三代母亲的婚姻保卫战”的《金枝》里有家族的影子，在这场“保卫战”中，太祖母、祖母、父亲乡下的前妻和母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背景下，都做出了决绝的选择。邵丽选择实事虚写，没有场景再现。而《黄河故事》则是一部纯虚构之作。邵丽的长处是能很容易地进入彼时彼地，虚构便成了真实。两部作品主旨一致，就是通过一个家庭，反映历史的沧桑巨变。

从走上文坛初期，邵丽就显示出“爆发型选手”的特点，曾一度成为文学刊物的“宠儿”，作品常常被《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全国大型刊物刊载。前几年相对沉寂，疫情期间又连续推出《金枝》等作品。她的写作时间都是挤出来的，都是不得不写、不吐不快的必然。在这些作品中，她回望父辈，将他们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塑造出个性鲜明而又不同以往的“父亲”和“母亲”形象，并以此为坐标勾连起家庭往事，映照出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中国家庭的情感结构，展示个人和家庭在时代洪流、历史环境下不断变迁、令人唏嘘的命运。

邵丽在讲述一个困窘的时代。不管经历怎样的黑暗和磨难，最终总会走向“应许之地”。这不是麻木之后的自我陶醉，而是心灵解脱后的一种精神生长，是一次精神的寻根。

4 内心流淌着一条大河

上世纪90年代末举办的《河南新文学大系》座谈会上，《黄河东流去》的作者、河南作家李准以“揭开河南作家群产生的秘密”为题即席发言：“河南过去那么穷，那么落后，但是作家却一群一群产生，为什么？我看，这同黄河大有关系。黄河带来了无数苦难，但却给了河南人乐观与大气……是黄河给了我们热烈的性格。谢天谢地！这是第一条。热烈的情感，是创作的基本条件。”

然后他振臂一挥，激动地说：“河南还要出大作家！”如李准所言，这片热土孕育了一批优秀的作家，邵丽便是其中之一。

“父亲生于黄河，死于黄河，最后也将葬身于黄河岸边”“我将完成的是我父亲未竟的梦想”，《黄河故事》中，父亲的梦想，像黄河水一样，在流淌，在传承，这个父亲不只是“我”的父亲，是人间许多个父亲，他的梦想，是黄河边无数的梦想，梦想是一条长长的河流。

写黄河在她身边发生的故事，于邵丽而言几乎是命中注定。她曾在豫南城市漯河生活，为了给这个城市写一部传记，邵丽曾沿着沙河溯流而上寻找源头；她也曾参加走黄河采风团，一路走过黄淮平原、关中平原，跨越壶口和河套平原；她甚至在深夜一个人顺着黄河的河岸行走，举目荒凉，思维里只剩下苍穹和大地。“一时间我坚定而沉着，不再惧怕旷野和黑暗，若就这么一直走下去，我会走到一个叫郑州的中原都市，那里有我的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突然而至的眼泪纷纷跌落……”那一瞬间，她觉得与生命里的世事全部和解了。不管过去经历了多少，欢乐和悲苦，光荣和耻辱，在阔大的黄河之滨，一切都显得如此可笑和微不足道，她瞬间悟到“即使我做不了我自己，我也已经看到了我该做怎样的自己”。

在谈到写《黄河故事》的初衷时，邵丽提到写在小说开篇前的一段话：“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我觉得是一个作家的职责所在。往大里说，其实是一种使命，毕竟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那梦想之光是很难发现的。我斗胆说，那种光芒唯其卑微，才更纯粹更纯洁。”《黄河故事》是典型的小切口大叙事，讲述的是家族史，也是女性自立自强的命运史；既反映出中国家庭的情感结构，也映照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缩影。小说对女性获取独立地位的新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讲述方式在是与非之间，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讲述的仿真性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

作为“讲故事的人”，邵丽一直以来的叙事习惯，就是信马由缰。是自然，亦是天然。《黄河故事》的视角转换非常自然，《金枝》上下两部的叙事视角也有对称性变化，二者又有共同的特点，“我”既是叙事者，又是叙述对象。从开始创作到今天的《黄河故事》和《金枝》，邵丽处理了革命史与“我”的家史之间的关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曾经提到，邵丽笔下的“乡土中国”令人联想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让人想起生活”的论断，其作品为“中原书写”增添了大气、精细、富有隐喻性的内容。

邵丽写的是黄河故事，也是中国故事。因为她的内心流淌着一条大河，所以她的作品才有磅礴的气势，才会融入家与国的寻常，她的故事才有可能流向世界的海洋。

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评价邵丽的小说“所有故事都出于水和堤岸之间的紧张”，几乎一针见血。而邵丽的写作，既是体验的过程，也是反思的过程。她在打量别人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打量自己，她的所有书写都心怀悲悯之情，因为她总在想：如果你与自己和解了，就与所有人都和解了。她觉得，一个作家，有责任和义务让读者看见这束光。

（原题：邵丽 潜入生活的河底）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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