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最后一定会挨打吗（营救朋友儿子反成告密）

胡适最后一定会挨打吗（营救朋友儿子反成告密）1915年，当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被父亲陈独秀接到上海的时候，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兴起。那个时候，各种理论从国外传到中国，中国那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些理论，渴望以它们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陈延年出生在安徽怀宁南水关旧居，从小因为父亲陈独秀的缘故历尽磨难，同样也因为父亲的缘故走上了追求救国真理的道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愈发想要改造旧社会。从父亲那里，他继承了思考和行动的基因。陈延年则带着弟弟陈乔年、陈松年赶来投奔。这一年，他才年仅17岁，在繁华的大上海，他没有被十里洋场所诱惑。相反，他和弟弟则进入了附近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他就是陈独秀的长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那一年他壮烈牺牲时，年仅29 岁。陈延年牺牲后，毛泽东得到消息，叹息着说：“在如今的中国，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我们党刚刚建立，人才就更加缺乏了。陈延年，就是我们党的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1、信仰改变

在英年早逝的中国革命先烈中，有这样一位烈士。

1927年4月12日，他奉命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去上海的路上，国民党蒋介石伙同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他在南京得到这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后，为了营救战友，不顾自身安危，英勇逆行，连夜赶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面对大批革命者的尸体和血泊，他一面着力于恢复浙江、江苏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一面与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李立三等筹划挥师讨伐蒋介石，并联名向中共中央发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

正当他在腥风血雨中致力于革命力量的恢复与发展时，却不幸被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逮捕。

1927年7月4日的深夜，敌人借着夜幕，将他秘密押赴上海龙华刑场。到达刑场后，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刽子手们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地，随即挥刀砍去，在这一瞬间，他一跃而起，傲然挺立，双目如怒火喷向刽子手。刽子手们恼羞成怒，蜂拥而上，以乱刀将他砍死，剁成数块。

他就是陈独秀的长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那一年他壮烈牺牲时，年仅29 岁。

陈延年牺牲后，毛泽东得到消息，叹息着说：“在如今的中国，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我们党刚刚建立，人才就更加缺乏了。陈延年，就是我们党的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1、信仰改变。

陈延年出生在安徽怀宁南水关旧居，从小因为父亲陈独秀的缘故历尽磨难，同样也因为父亲的缘故走上了追求救国真理的道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愈发想要改造旧社会。从父亲那里，他继承了思考和行动的基因。陈延年则带着弟弟陈乔年、陈松年赶来投奔。这一年，他才年仅17岁，在繁华的大上海，他没有被十里洋场所诱惑。相反，他和弟弟则进入了附近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

1915年，当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被父亲陈独秀接到上海的时候，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兴起。那个时候，各种理论从国外传到中国，中国那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些理论，渴望以它们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吴稚晖，作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最具有名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深受彼得·阿历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影响，不断鼓吹无政府主义。因为陈延年的父亲陈独秀与吴稚晖同在北大任教多年的关系，思维敏捷，才智过人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得到了吴稚晖的欣赏和喜爱，并刻意对他们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受到北京大学教授吴稚晖的影响，迫切探索救国理论的陈延年兄弟俩迷上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并为此愿意用一生去奋斗，他们不断地勇敢地去实践这个理论，但是，在陈延年兄弟俩的实践过程中，所谓的互助论屡屡失败，这就让陈延年兄弟对此产生了疑惑。

1919年，陈独秀希望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前去苏联，学习苏联的十月革命经验，但此时的陈延年兄弟仍然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他们愿意去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法国，亲自体验互助论。于是，这一年，在吴稚晖等人的资助下，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一起参加了吴稚晖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到了法国。

然而，在法国的这段时间，陈延年没有发现互助论的可以实现的任何理论基础，反而却看破了吴稚晖、李石曾这些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沽名钓誉的真面目，他们不过是想通过这场运动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而已。而在他忽然发现了吴稚晖同国内外反动派勾结镇压、迫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阴谋行径后，陈延年感到法华教育会的无情、北洋政府的冷漠，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与王若飞、徐特立等人愤怒地带着学生跑到吴稚晖所居的法国公寓里，面对面地揭露吴稚晖丑恶的嘴脸，与吴稚晖彻底划清界限，分道扬镳。

陈延年的这个耿直而大无畏的举动，也彻底惹翻了吴稚晖。当年，陈延年的父亲陈独秀大骂自己是“老狗”的情形也一下子涌上了吴稚晖的心头，新仇旧恨，让吴稚晖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当场打死而后快。

陈延年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在与吴稚晖的斗争活动中被完全抛弃了，他和陈乔年的思想真正走向了革命者的道路。1922年9月，陈延年与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邓小平等一起创建了旅欧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陈延年担任“少共”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出版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同年秋，经当时的法共党员阮爱国（即越南胡志明主席）介绍，陈延年及其弟乔年、王若飞等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立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2、被党内誉为“小列宁”的陈延年。

1923年，陈延年和陈乔年，因为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由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他们同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从法国奔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陈延年等人奉命回国，派往广东协助两广区委委员长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工作。

1925年春，周恩来率部东征，此时的两广区委委员长改为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任书记。作为包含了广东、广西、闽南、云南和南洋一带的两广区，是当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党委，陈延年在此期间，正处在大革命波澜壮阔、急流巨浪的风浪尖上。他全力、热忱、主动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了党的组织家、宣传家的杰出才华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忘我无私、意志刚强、深入群众、胸怀全局的高尚品质与高领导水平，被党内称呼为“小列宁”，因为他总是以列宁为自己革命的榜样，尤其是在辩论一些政治原则问题时，他像列宁一样以猛狮那样的气势和雄辩来征服对方，赢得大家的尊敬。

他被誉为“小列宁”，还因为他的夜以继日地不知疲倦地工作。

他在广州全面推动工人运动，并对农民运动同样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他和周恩来等密切配合开办了团训班、党校、工人讲习班、并到农民讲习所亲自授课，他的文章才华横溢，讲课生动、系统、富于鼓动性。在广州工作过程中，陈延年分派许多重要党员干部到各条战线开展工作，例如浑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熊雄等到黄埔军校工作，后又决定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夏曦等到各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建立特别支部，推动北伐。

还面对广州复杂尖锐、瞬息变化的政治形势，陈延年经常与周恩来等商议、思考、筹划、处理问题，如开除周佛海，吸收郭沫若入党等大量组织工作，促成鲁迅先生最早与我党建立联系的一段佳话，和孙中山、鲍罗廷、廖仲凯、何香凝、邓演达、柳亚子和各界其他的知名人士打交道，与国民党右派和已经冒头的蒋介石阴谋作斗争。

在陈延年主持的广东区委，1922年6月党员只有32人，到1926年9月，党员发展到5000多人，占全国党员人数27.1％，居全国各省区首位。而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周恩来、穆青、张太雷、冯菊坡、苏兆征、刘尔崧、彭湃、阮啸仙、蔡畅、邓颖超、林伟民、杨殷、梁桂华、邓中夏、李森、谭平山等人，每一个人都是宣传、组织、军事，工农、青年、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

1925年6月23日，为了支持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陈延年亲自参加并指挥了广州十万群众反帝大示威，声援上海工人。

但行动遭到沙面租界英军机枪扫射，驻扎在白鹅潭的英国军舰炮火轰击，当场死亡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惨案发生当晚，陈延年迅速组织罢工工人纠察队，全面封锁香港。为了激励罢工工人的斗志，陈延年曾化名“陈东”教授在一次大会上作报告说：“我们罢工不仅是为我们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也为全体中国同胞，是为了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解放而斗争！”

陈延年直接参与和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19日开始，到1926年10月10日结束，坚持长达16个月之久，是中国工人运动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影响深远的一次罢工，重创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巩固了广东革命策源地，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3、上海被捕。

1927年6月的一天，一个不到三十岁、自称是陈延年妻子的妇女敲开了德胜棉花店的门，向德胜棉花店老板刘方岳详述了陈延年被捕的经过，并且要刘方岳看在朋友的情谊上，设法买通关节保释陈延年出狱。

这个时候的上海，国民党蒋介石刚刚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中，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执行“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放一人”的白色恐怖政策，刘方岳不敢轻易相信。不料，在第二天清晨，刘方岳又收到一封没有落款的纸条，纸条上要求刘方岳尽力帮助陈延年出狱，从笔迹看，毋庸置疑是王若飞写的。

王若飞与刘方岳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两人感情深厚，而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管江苏、上海、浙江党务工作的王若飞也一直住在刘方岳开设于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德胜棉花店里，受到刘方岳的多方照顾，而恰恰就是这几天，王若飞失踪不见了。

刘方岳此时再也不可忽视，他感觉到了危险。

于是，刘方岳找到了自己的朋友，上海法租界中国籍律师吴凯声，邀请他在“松岚阁茶馆”吃茶。吴凯声律师的声望在公共租界和华人地区都还不错，而且他适合在各种场合斡旋。鉴于与刘方岳的交情，吴凯声同意了经办陈延年一案。当天，吴凯声就派出自己律师事务所里的全部人员，到上海各巡捕房、警察局去摸清具体情况。

在闸北区警察局的预审档案里记录了一份材料：一个自称叫陈友生的汉子，身穿短衣，皮肤粗黑，且裤脚上还扎有草绳，很象是干粗活的人，他自己说警察局抓错人了，他不过是房东家的烧饭师傅。

吴凯声见过陈延年，综合了方方面面汇集来的材料，确认了这个自称为陈友生的人正是陈延年，还因此断定陈延年尚未暴露身份。

原来，1927年6月26日上午9时许，上海四川路施高塔恒丰里104号住宅里，上海中共党组织主要领导同志正在举行秘密会议，传达五大决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组建浙江省委和江苏省委，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

会议上，王若飞正在传达中央的有关任命时，突然传来不幸的消息，有一名交通员被捕，供出许多重要机关，需赶快转移，王若飞等立即结束了发言，宣布散会，各自转移。

下午3点的时候，国民党特务闯进上海四川路的省委机关里进行搜查，而留守机关的赵世炎夫人还来不及把放在窗台上作为暗号的花盆拿下，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组织部长郭伯和来到楼下，看见花盆仍放在窗台上，以为平安无事，便走上楼去，一时间，潜伏的特务一拥而上冲了上来。陈延年和郭伯和见形势不对，便举起木凳和特务搏斗，最终寡不敌众，陈延年被特务按倒在地，同一时刻，赵世炎、郭伯和、韩步先也被捕，一同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和刘方岳一样，吴凯声出于对爱国青年的敬重，对革命的同情和民族大义，也出于律师职业的本能，他愿意冒着危险为他们做一点事，所以，吴凯声当即将此消息告诉了刘方岳，并表示不怕国民党政客的阻挠和恐吓，在“羊虎成群”(当时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叫杨虎，国民党市党部秘书长叫陈群)的危险中进行游说，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无辜被捕的人。为了更加稳妥，吴凯声还委托自己留法时的密友郑毓秀，凭借她和闸北区警察局长是广东同乡的份上，帮忙疏通关节。而这时候，刘方岳也接到了一笔来自哈尔滨中山路一家俄国银行一万银元的汇票，刘方岳和吴凯声明白，这笔巨款与王若飞营救陈延年有关。

正在各方面如火似荼的营救陈延年的时候，另一条营救线上却出现了重大错误。

4、所托非人，吴稚晖乘机出卖。

1927年7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接到一封从上海警察局寄来的信，上面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

汪孟邹

信的署名是陈友生，汪孟邹作为陈独秀的好友，和陈家是世交，陈延年兄弟两人长期和自己住在一起，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汪孟邹一眼就从字迹上认出，信是陈延年写的。

汪孟邹这时已经心急如焚，立即找到刚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49号一幢楼房的胡适。一见面，汪孟邹就说："适之，延年被捕了，你快想个法子救救他。"说着汪孟邹眼泪汪汪地将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他。

胡适和陈延年接触不多，但和陈独秀却是关系密切，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的极力推荐，胡适根本就去不了北大，也不会有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合办《新青年》的那一段激情澎湃的“新文化运动”经历，虽然后期主张不同，但胡适还是感恩陈独秀的，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情谊。

从陈友生这个署名来看，正是表示姓陈的朋友所生的寓意，毫无疑问，这份信应该就是陈延年所写，尽管胡适此时也被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列为“过激党”一系，有些凶多吉少，但胡适思考了一下，应该是可以帮这个忙的，不说自己和他关系不错，就是吴稚晖自己，当年也是陈延年的老师，多年前还积极资助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于是，胡适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这下子麻烦大了，愚蠢的胡适并不知道陈延年父子和吴稚晖的过节，也坦然地认为政治和友情无关，他完全忽略了权力和仇恨对人的侵蚀。

眼泪汪汪地汪孟邹急切地想要救出陈延年，却被胡适的愚蠢给断送了。

吴稚晖得悉陈延年在上海被捕，欣喜若狂，立即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了一封信，信中掩饰不住的欢喜和对陈延年诅咒、愤恨：

“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丑，不觉称快。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产党之巨头， 若李立三，若蔡鹤孙，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盖不出面于国民党之巨魁，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适返沪以匆促未能奉谒，谨驰贺大成功。”

接到吴稚晖信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大喜过望，他绝对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儿子、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竟然被自己的手下抓获，这可是反对蒋介石的强硬派啊，蒋校长一定都能从梦中笑醒的。于是，杨虎立即带人赶到龙华监狱，提审陈延年。

在面对陈延年的时候，杨虎问：“你是陈延年吗？”陈延年此时还不知道变故已经发生，他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杨虎“嘿嘿”冷笑了几声，叫人带上韩步先，满身血污的韩步先浑身筛糠，见到陈延年，忙将眼睛转向一边说：“他就是陈延年。”

“无耻！叛徒！”陈延年破口大骂韩步先，自此，陈延年身份彻底暴露，一切努力前功尽弃。身份暴露的陈延年遭到杨虎的酷刑，被打得体无完肤，多次昏死，但仍一声不吭，只字不露。

蒋介石获悉逮捕陈延年的消息后，致电国民党26军政治部，称赞他们“忠诚为党，搜精勤……深堪嘉许”，并指示需“切实讯明为要”。

5、站着死的烈士。

1927年7月4日，即陈延年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龙华刑场。

在刑场上，刽子手要陈延年跪下受刑，陈延年宁死不屈，他昂然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

刽子手不得不强迫陈延年跪下，但就在松手抽刀的一瞬间，五花大绑的陈延年突然蹦起，刽子手惊慌失措，一刀未砍着颈项，在陈延年痛苦地挣扎时，刽子手们一拥而上，一起将陈延年按倒，以乱刀将他砍死，剁成数块，为了掩盖刑场上的惨状，蒋介石下令，不得收尸。

次日，上海《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汪孟邹见报，如五雷轰顶，脸色煞白，瘫倒在椅子上。

胡适是在杭州看到这则消息的，他突然破口大骂吴稚晖，怎么没有一点人性？他为陈独秀这位老朋友失去儿子而痛苦，也为辜负了老友汪孟邹的嘱托而痛苦，更痛苦的是后悔自己怎么找了这样一个人。后来的胡适也因此遭到许多国人的谩骂，他在广大学子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听到陈延年牺牲的消息后，陈独秀悲痛不已，很长时间里整日整日地不发一言，亲近的人都避而远之，唯恐在他的面前提及陈延年的名字。

1928年6月6日，年仅26岁的陈乔年也在上海枫林桥畔被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