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民国三十八年（初入京华那一年）

以前的民国三十八年（初入京华那一年）“五一”探路方向定了，接下来就是执行的细节了。第一步就是筹款，目标是14000元，手里只有1000元，这相当于特别想吃顿饺子，就端着一碗醋，满世界找饺子啊。最终，在北京打工的二姐和二姐夫一下拿出6500元，解决了一半问题。剩下的一半，除了家里卖粮食所得两千多块外，余款我分别从恩师杨锦鸿老师和县城教书的师妹那里筹得。这些雪中送炭的深情厚意，我一直铭记于心，一辈子不忘。出门筹款那天，雨下得很大，我从滁州和全椒筹完款回到中学，之后又顶风冒雨骑车回家，在春天的泥泞里深一脚浅一脚，脸上身上的雨水、汗水与泪水混在一起，傻傻分不清楚。那年春晚，只有《相约一九九八》这首歌没法忘记，曲风和节奏特别清新明快，那英和王菲的共同演绎也算得上珠联璧合、无可挑剔。“来吧，来吧，相约九八，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冥冥之中，上苍似乎已安排好了我与北京的这场世纪“约会”。该不该出走1998年3月，我接到了中国新闻学院研究

原创 李宗品 （中国新闻学院毕业生）

初入京华那一年

李宗品

处暑之后，秋意渐浓，风也格外幽凉。开学季就在眼前，忙碌而新鲜，紧张又兴奋。不由得忆起二十四年前的1998年，我来北京求学曲曲折折终又昂然前行的各种情景，过电影似的一一浮现。

那年春晚，只有《相约一九九八》这首歌没法忘记，曲风和节奏特别清新明快，那英和王菲的共同演绎也算得上珠联璧合、无可挑剔。“来吧，来吧，相约九八，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冥冥之中，上苍似乎已安排好了我与北京的这场世纪“约会”。

该不该出走

1998年3月，我接到了中国新闻学院研究生部国内新闻第二学士学位录取通知书，既兴奋又发愁。兴奋的是，出走的梦想终于实现；愁苦的是，两年一次性缴纳一万四千元的巨额学费从哪来？那时候我已在故乡中学执教近六年，可兜里积蓄只有一千块钱，而且按规定在职生当时并不能将户口迁到北京。手头的拮据与未来的不确定性，拧成了一股绳从反方向拽着我，不让我离开。彼时，我心底去意强烈，只是缺少一些鼓励与指引的力量。大哥那时已在新华日报工作，他给了我莫大的精神支撑（当时我并未告诉他手头的窘迫）：不要怕，外面天地大，趁年轻去闯一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举棋不定之时，大哥这关键一“脚”，将我踹向了北京。

方向定了，接下来就是执行的细节了。第一步就是筹款，目标是14000元，手里只有1000元，这相当于特别想吃顿饺子，就端着一碗醋，满世界找饺子啊。最终，在北京打工的二姐和二姐夫一下拿出6500元，解决了一半问题。剩下的一半，除了家里卖粮食所得两千多块外，余款我分别从恩师杨锦鸿老师和县城教书的师妹那里筹得。这些雪中送炭的深情厚意，我一直铭记于心，一辈子不忘。出门筹款那天，雨下得很大，我从滁州和全椒筹完款回到中学，之后又顶风冒雨骑车回家，在春天的泥泞里深一脚浅一脚，脸上身上的雨水、汗水与泪水混在一起，傻傻分不清楚。

“五一”探路

按照学校要求，5月5日之前学费须全部缴齐。原本可以电汇过去，但我终究还是有些不踏实，决定“五一”长假自己去一趟北京探探虚实，见机行事。可是，随身携带这笔“巨款”坐17个小时火车，似乎也不妥贴。很巧的是，邮政储蓄在滁州开通了异地存取业务，而且免手续费，简直是完美无缺，哈哈。

一切准备停当。4月29日晚上，我在大姐家吃饱喝足后打了个“马自达”（北京所谓“三蹦子”）到滁州站，怀揣着邮储存折和奋斗梦想，踏上了1426次绿皮火车，晃晃荡荡地北上了。无座，用报纸垫在过道上坐下，需要忍受“啤酒、面包、矿泉水”小推车来来回回的折腾，需要忍受拥挤车厢里的饭菜味、汗馊味和脚臭味，直到徐州方才有了个空座儿，可以正式休息一会了。一夜无话，30日下午约摸三点抵达北京。被绿皮车摇晃太久，刚下火车那会儿，感觉地面都是晃荡的。之后又乘20路公交到北京南站（当时南站是非常破的小站），步行十多分钟找到二姐他们在陶然桥南边（西罗园四路通附近）的租屋，整个人终于安定了下来。

中国新闻学院大方楼。

5月2日上午，坐地铁去学校探访。那时候，北京地铁只有两条线，一号线东头只到西单、西端到苹果园，两块钱可以在地下转圈儿随便坐。我平生第一次踏上地铁，从和平门上车到复兴门换乘一号线往西，到八角游乐园下。再一路往南，途径万汇源宾馆（后来才知道《方圆》杂志社就在这里），走了约摸十五分钟，看见了气度不凡、巍峨耸立的大方楼——中国新闻学院主楼（现在是新华社第二工作区）。

到了学校门口，碰巧遇到一位女生，我就上前虚心问起学校情况。她是当年毕业生，看起来比较干练，直接地给我泼了冷水：“反正我挺失望的，学不到什么东西，学风不是特别好，慎重考虑吧。”我心里一凉，这可咋办？孤证不足为据，我决定再问问其他同学。

这时候，又走出来一位拿着饭盆的帅高个儿男生，和气而有风度，我把来龙去脉告诉他，并说出了我的担忧。这位老兄反问了我一句：“你现在拿多少钱一个月？”我答道：“500多块。”他非常坚定而有信心地说：“那有啥好犹豫的，出来吧，欠的那点钱，以后工作几个月就可以还掉。”我接近冰点的心顿时回暖，希望的帆又鼓满了风。随后，他特别自然地说：“到饭点了，跟我一起去食堂吃饭。”食堂饭桌上攀谈起来，才知道他叫王志雷，河南人，96级二学位，也是当年夏天毕业，工作单位已经落定，去广州大亚湾核电站。那天中午坐在一起吃饭的，还有他的同班同学李飞、王惜纯（安徽师姐，现任职中国质量报）、刘万永（中青报著名调查记者，万总现转行创办法度研究院）。吃完饭，志雷兄又是十分自然地邀请：“带你上去转转，然后去宿舍休息一会儿。”在大方楼6层的宿舍里，遇到同样是在职生的单中桂老兄，印象中他是福建人，被深圳商报录用，中桂兄也同样鼓励我坚定走出来。看着他们宿舍墙上贴的实习单位名录，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经济日报、半月谈等等，都是我那时仰慕的媒体豪门，那一刻我北上的决心就不可撼动了。现在每每想起萍水相逢这一幕，我都十分感动，仗义的志雷兄是我人生拐弯处的一个贵人。

1998年5月4日，恰逢北大百年校庆。那天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逛了逛书市，买了《北大往事》、《焦点外的时空》两本书。前者是北大历届学子追忆文章，十分耐看，文字间透露出的文化氛围给北京平添了许多魅力。其中，还有孔庆东写的一篇《47楼207》，文字也是酣畅淋漓，怎么也想不到此人后来竟走到让人费解的地步。后一本是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组的采访手记，讲述新闻背后的新闻，详实生动，也给了我学新闻、做新闻的许多“冲动”。

北京，我来了！

开学前，父亲不放心，一定要送我来北京上学。他是第一次来，估计也要顺便逛逛。其实，将我安顿好之后，他惦记着家里农活儿，哪儿也没去逛。我俩只是在天安门广场转了转，拍了合影，十五块钱四张立等可取那种。在北京站候车室里，父亲让我早点回学校，他一个人坐着等可以。在挥手让我走的刹那，我看到父亲眼眶里全是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在我面前流泪，我的泪也止不住往外涌，跟父亲告别的声音都哽咽了。从小到大，父亲一直是严厉的形象，那一刻我似乎也长大了许多。

刚到北京那会儿，空气干燥，水土不服，闹了一周肚子。饮食口味上也颇多不习惯，比如孜然羊肉的孜然味、涮羊肉的麻酱、茴香馅儿的包子，等等。记得食堂打饭时还闹了个笑话，我在鱼香肉丝里努力找鱼的身影，却遍寻不见，并特意找炊事员问了下。不过，很快我就适应了这样的饮食，并投入到紧张而又新鲜的学习之中。

这张学生证已成绝版。

中国新闻学院是由新华社1986年正式创办，邓公亲笔题写的校名，首任院长即是时任新华社社长、大名鼎鼎的穆青。新闻学院1988年起率先在全国招收第二学士学位，分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两个专业，之后继续招收硕士研究生。同时，进修部设本科班和专科班，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

教我们新闻专业课程的老师，很多是新华社资深采编人员。我们的新闻采访课老师是宣奉华，宣老师是安徽肥东人，曾经担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当时兼任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宣老师为人正直，采访经验非常丰富，又因为她要求很严格、原则性极强，私下里我们都称她为“马列主义老太太”。当然，对宣老师的为人与教学，我们十分尊敬。记得有一次，她要求大家在课堂上画一幅画，表达自己对新闻职业的认知。我画的是三件东西：一支笔、显微镜、望远镜，意思是新闻记者要高瞻远瞩，明察秋毫，以铁笔写春秋（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年国庆期间，宣老师给我们安排了社会实践作业，必须去体验一项体力活儿，并写一篇短文。有的同学选择了去报摊卖报纸，我是选了二姐夫管理的那个工地，跟着一位老兄干了半天装修。现在每次路过复兴门国际金融大厦（底商是招商银行），我都要抬头看看，因为大厦天花板里，有我当年砸进去的100多根钉子。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教我们新闻写作课的徐占焜老师，安徽巢湖人，也是新华社资深记者出身。他授课的仪式感很强，每次都是穿风衣、戴礼帽，基本是坐着上课，很休闲地讲着各种掌故，端着紫砂茶壶直接喝，讲到兴奋处就仰头哈哈大笑。徐老师有记者风骨，喜欢针砭时弊，记得他当时对北京西站的设计十分不满，说西站号称“世界最大的车站”，可他认为构造与设计如此混乱的地方，只配叫“世界最大的鸡窝”。同学们哄堂大笑，深以为然。

那年秋天，全班 第一次出游去的是八大处公园。

教我们新闻学理论的是郑保卫老师，他同时兼任研究生部主任。记得有一天，郑老师组织了一场课堂辩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到底是不是商品？》，我和玉玲、周芳等同学组成一队，我作为正方四辩总结陈词，我们那个队最终赢了。新闻是门实践学科，课本上所学毕竟是纸上谈兵，只有到实践中去，才能逮到“活鱼”“大鱼”。那时候，我们几乎所有同学在入学不久就撒出去，到各大媒体实习采编，顺便撰稿挣点儿稿费补贴生活。记得我和老杨、马长老一起，曾给人民日报旗下《市场报》（现在停办了）写过一篇矿泉水、纯净水之间的营销概念大战报道，标题大概是“饮用水市场硝烟弥漫”之类的东东。当时，学校阅览室报纸和图书馆资料很有限，我们都是去北图（即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查背景资料、复印报纸，用稿纸爬格子写出来，编辑老师也是在稿纸上用红笔圈改，完全古老的操作手法。

我们经历了报纸由盛而衰的全过程，眼见他起朱楼、宴宾客、楼塌了。前两天，曾经风生水起的慧聪网宣布停止运营，我在同学小群里笑说：“立国啊，你二十四年前的‘饭碗’今天没了。”那时候，立国边读书边在慧聪网兼职上班，每月拿着几千块薪水，相当富足。其实停办的何止是慧聪网啊，许多纸媒在近些年陆续停止了纸质版的出版发行。

那时，距离二十一世纪还有两年。那是互联网刚刚冒头的时代，那是全球化风起云涌的世界。当年我们抱着地球村的梦想，谁能料想，这几年被疫情搅和得一团乱麻、一地鸡毛，全球化曾经触手可及，如今阻隔重重，似乎成了梦幻泡影。

相聚在二十四年前的我们，浑身干劲，满怀希望，是幸运的时代宠儿。一九九八，我很怀念它。

小岗人新闻来源：

摘自兄弟双城记

中国新闻学院师哥老乡文章

—98那年一起度过的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