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象授时不再准确（奉如圭臬与先民之）
观象授时不再准确（奉如圭臬与先民之）总之，“瑞玉”为质、“上圆下方”之“圭”，是朝觐、祭祀所用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典瑞》说得更详细，计有大圭、镇圭、桓圭、信圭、躳圭、榖璧、蒲璧、四圭、裸圭等等。君王腰间系“大圭”，手持“镇（瑱）圭”；诸侯按“不同级别”各持己“圭”。“圭”是什么？《说文》曰：“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躳圭，皆七寸。子执榖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这是说，公侯伯子男五等贵族所持之“圭”不同，但都由君王赐封。圭字，为二土相重。
“奉如圭臬” 是汉语成语。亦有云“奉若圭臬”“奉为圭臬”。
含义很明确——尊崇某种思想、观点、言论等等，信奉其为典范、准则。
清钱大昕《六书音韵表序》云：“此书出，将使海内说经之家奉为圭臬。”
“圭臬”，实为不同之“二物”。
“圭”是什么？
《说文》曰：“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躳圭，皆七寸。子执榖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
这是说，公侯伯子男五等贵族所持之“圭”不同，但都由君王赐封。圭字，为二土相重。
《周礼.春官.典瑞》说得更详细，计有大圭、镇圭、桓圭、信圭、躳圭、榖璧、蒲璧、四圭、裸圭等等。君王腰间系“大圭”，手持“镇（瑱）圭”；诸侯按“不同级别”各持己“圭”。
总之，“瑞玉”为质、“上圆下方”之“圭”，是朝觐、祭祀所用的重要“礼器”。
清武亿《授堂文钞.古玉圭图说》，“有图有真相”，可供参考。
“臬”为何物？
《说文》云：“臬，射準旳也。”
“準（zhǔn）”，《说文》里，是以“土”为部首的另一个异体字，现在已经打不出来了，发音和字义均与“準”同。“旳（dì）”，是“的”的本字，原义为“光明”。“射準旳也”，是说“保证射中靶心之规则”。
《周礼.考工记.匠人》中，“臬”作“槷”。贾逵《注》云，槷（臬），法度也。
照此说，“臬”是“规则”“法度”而不是“实物”。但由“旳”演化而成之“的”字，有“靶心”“标的”“目的”等含义，或为“实物”。“槷”字，由“弋”字演化而来，确与弓矢有关，限于篇幅，不详赘述。
“圭”“臬”实为“二物”，又何来“圭臬”一词，怎就“奉如圭臬”呢？
实际上，“圭臬”合并为远古和上古先民“观象授时”的仪器，即为“圭表”。
就是说，前述《说文》等之“圭臬”含义，早已不是本义，而是衍生的引申义。
换言之，“圭臬”的真实历史，要远比周代早得多。
“圭”和“臬”，确实为“二物”。
“臬”，是“立杆侧影”之“杆”，亦称“表”。最早叫“髀”，然后称作“槷”或“祖槷”，异体字为“臬”。
“槷”或“臬”，其还有一个包含古老传统且具政.治含义的名字，叫“中”。
《论语.尧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这个“中”，讲的就是古代君王主持“立杆侧影”的活动及垄断权力。
陶寺遗址出土祖槷校直器和土圭
“圭”，则指“土圭”。
《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又云：“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郑玄《注》：“土其地犹言度其地。”
可知，“土圭”即“度圭”。
最早，“土圭”或曰“度圭”之“圭”，与“表杆”之“槷（臬）”，是分离的“两物”。
中国的先民，何时开始通过“立杆侧影”来“观象授时”？
从目前的考古成果看，至少在距今6500年前的古人，已经成熟掌握了“北斗建时”和“圭表测影”两种“观象授时”的方法——将白昼对阳光的测量与夜间对斗星的观察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此可参见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的1988、1989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
记录先秦天文和数学成果的《周髀算经》云：“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M45号墓中，用蚌壳摆有北斗图形，以表示“北斗建时”，亦用人的“髀骨”表示以“圭表”测量日影。髀“长八尺”，恰好是人的身高，这与《史记.夏本纪》所云大禹以身为度治水的记载相吻合。甲骨文中，“昃”字，也是“太阳照射人影”的象形。
先民最早对日影的观测，是通过人自身的影子来实现的，这一点丝毫不必怀疑。这一时期，“圭表”以人的大腿骨命名，称之为“髀”。
陶寺遗址出土“槷表”复原图
古代先民何时制造出了真正的“圭表”，而不再“以身测影”？
距今绝对年代4300-3900年的陶寺遗址中，出土了两支“槷（臬）表”，其中一支配有“垂直校准仪器”和独立的“土圭”。
这一年代，属于夏或先夏时期。负责陶寺遗址发掘工作的社科院山西工作队队长何努研究员考证，陶寺极可能是史籍记载的“尧都”。
《尚书.尧典》曰：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云云。详细记录了先民“观象授时”的过程与方法，恰与上述考古发现相印证。
有意思的是，许慎《说文》讲，圭“从重土”，为两个土字叠加。在陶寺发现的“土圭”，恰好是两件。二圭当各为“阴阳”，“侧日影”时，应该“接续相重”，从而体现“揆度日影”以效“阴阳”之古哲学观念。“圭”字，即是这种“操作方法”和哲学观念的会意。
《周髀算经》说，表“长八尺”，意即“槷（臬）长八尺”。“圭”有多长？
《周礼.考工记.玉人》：“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郑玄《注》：“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犹度也。”
前面说到了，“土圭”即“度圭”。“以土地”，就是用以丈量大地。“夏日至”是“夏至之日”。“冬日至”则是“冬至之日”。“景”，是“影”之本字，含义是“日影”。
可知，“土圭”的长度，是一尺五寸，这是由“夏至之日”的阳光照射于八尺之“槷（臬）”而形成的一尺五寸的“日影”决定的。
这是“圭”“臬（槷）”分离情况下的“尺寸”。
至迟在汉代，已经于皇家观象台上常设了固定的、一体化的“圭臬”。
记述西汉都城“模样”的《三辅黄图》云：“长安灵台有铜表高八尺，圭长一丈三尺，广寸二分，题云太初四年造。”
“太初四年”，是武帝的年号。“灵台”，是皇家所设“天文观象台”。
“圭长一丈三尺”，即前面所说“冬至之日”的“日影”长度。这是“以长纳短”的办法——“日影”最长不过“一丈三尺”，最短的“一尺五寸”，在铜圭上做出标识即可。
东周青铜“槷表”座
“圭”“臬”配合，不仅可测出“二至”——“夏至”“冬至”的“影长”及时间，也可以测出“二十四节气”其他二十二个“节气”的“影长”和时间。
《周髀算经》，记录了从“冬至”依次到“寒露”的“影长”，其反映的，大约是先秦很可能是周代以前的观测数据。司马彪的《续汉书.律历志》则记录了东汉熹平三年（174年）的“二十四节气”实测“影长”。这应该是当时刘洪、蔡邕等的观测成果。
东汉青铜圭表
关于圭长“一尺五寸”，也有别的说法。
《周髀算经》云：“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赵爽《注》：“晷，影也。”
战国竹简《保训》说，帝舜曾于陶寺不远处的历丘侧日影，后来商祖上甲微又于嵩山侧日影。“影长”一尺六寸，很可能是帝舜时期的长度，而一尺五寸则为上甲微至周代的日影长度。
周代，传说于河南登封的“阳城”进行。现在的登封告成镇仍保存有周公测影遗址。汉代又在阳城进行过实测，得“影长”为1.48寸或1.58寸，考虑到“寸”的变化，与“一尺五寸”之说，误差其实很小。
登封古观象台
“圭”后来何以成为“礼器”，“圭臬”又如何成为“法度”？
这应该与农业革命发生后，谁掌握观察天时、制定历法的技术和权力有关。
中国在距今1万年前后，由狩猎采集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变。
农耕，最重要的莫过于天时。因此，谁在“观象授时”方面取得突破，谁就掌握了发展农耕的主动权。
部族和部族之间必然会有竞争。
何努先生有文章专门结合陶寺考古，探讨了《尧典》记载的帝尧传位于舜的过程。
他认为，“立表测影”“观象授时”曾经是“尧”这个部族掌握的“专利”，然而，不远处叫作“舜”的部族，经过二三百年的“研究”，终于也“开发研究”出了“立表测影”“观象授时”的技术，很可能超越了“尧”族，在历丘求得了 “地中”的位置就是明证，因此，“尧”族便不得不将统治权交予了“舜”族。
“尧”族和“舜”族，是一种竞争关系。这大约就是《竹书纪年》记载的“尧舜有争”的本来面目。
进一步说，在族群内部，谁掌握了掌握观察天时、制定历法的技术，谁就获得并巩固了在族群中的领导地位。简言之，说能观测天地，确认时令，谁就可以作为“天”的代表，称为“天子”。
这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王权天授”、人祖在天与“观象授时”的巧妙结合。
前面说到的《论语.尧曰》的那段话，就是这个意思。
《周髀算经》说：“知地者智，知天者圣”，也是讲的这个意思。
《礼记.礼运》曰：“古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
这是说，因此圣人制作法则，必定以天地为万物根本，以阴阳为启动开端，以四时为操控的把柄，以日和星为运作的纲纪，以月为区分的度量，以鬼神为协助的徒属，以五行为运行的主干，以礼义为操作的器具，以人情为耕作的田地，以四灵为禽畜的首领。
能够彰显“圣人”地位和权利的，能够赐封与各级之臣属蕴含上述“要义”的，便是“玉圭”这样的“礼器”。
自然，“奉如圭臬”的说法，一定会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