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师战斗力（击溃敌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一个师战斗力（击溃敌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将集中兵力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认识，认为这是红军战胜敌人，改变敌我形势，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唯一选择。他说：“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毛泽东把集中兵力的必要性概括得非常透彻：一是集中兵力可一战而胜，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二是转入反攻，改变攻守形势；三能将战略防御中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中的强者地位。语言质朴无华，内涵却非常深刻。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战法。1928年8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和红4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军利用湘赣两省敌军之间的矛盾，采用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战法，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但由于湖南省委和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的形势，忽视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在战略上分兵冒进，结果不仅丧

晚年的毛泽东，依旧对诗文、史籍有着不泯的情怀，也因此留下了众多别具一格的评点古今人物的文字。诸葛亮被民间神化得满腹锦囊、呼风唤雨，毛泽东却对他的分兵持有异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对集中兵力的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的用兵才能，毛泽东则评价甚高，称：“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褒奖有加，甚至把它称作“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更是娴熟运用这一古老原则的大师。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方针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兵家之常情也。古今中外，军事家大都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战争中具体贯彻这一原则，则是一件难事。特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更是难上加难。

初涉战事的毛泽东，对集中兵力虽有朦胧的认识，并无深入的领悟。“八七”会议后，在长沙郊区的沈家大屋里，湖南省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在会上坚持要缩小起义的范围，反对遍地开花，主张集中力量在湘中暴动，他的理由是：“各县暴动，力量分散，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然而，起义的范围虽然缩小，力量却没有集中，分散进攻的起义军最终遭到了失败。

集中兵力的奥秘，直到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才真正掌握。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接踵而来，少则八九个团，多则18个团，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而红4军只有4个团，装备差，真正有战斗力的仅是红28团、红31团。为保证红4军的生存和发展，毛泽东确定“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

依靠集中兵力的战法，毛泽东指挥红军屡战屡胜，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毛泽东得出结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语言质朴无华，内涵却非常深刻。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毛泽东的战法。1928年8月，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和红4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军利用湘赣两省敌军之间的矛盾，采用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战法，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但由于湖南省委和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的形势，忽视建立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在战略上分兵冒进，结果不仅丧失了对赣敌实施反攻的战机，反而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和第29团的失败。这就是史称的“八月失败”。毛泽东感慨地说：“打仗就如下棋，下错一着马上就得输。”

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将集中兵力上升到战略的高度认识，认为这是红军战胜敌人，改变敌我形势，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唯一选择。他说：“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毛泽东把集中兵力的必要性概括得非常透彻：一是集中兵力可一战而胜，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二是转入反攻，改变攻守形势；三能将战略防御中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战斗中的强者地位。

集中兵力成为红军扭转战局、转危为安的法宝。何时集中，如何集中，集中多少，毛泽东胸有成竹，从容调度。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红军面对的是趾高气扬、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王牌第18师。毛泽东集中了红一方面军全部主力共4万人，攻击其9000人。第二次反“围剿”的建宁战斗，红军面对屡遭打击、惊魂未定、战斗力不强的国民党军第56师7000人。毛泽东只以红3军团在红12军主力配合下攻城，以1万多人的相对优势，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毛泽东对集中兵力之所以运用得灵活自如，不但由于他总结出了集中兵力的原则，而且因为他明确了集中兵力的目的是打歼敌战。集中兵力与打歼灭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32年7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时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战场上“尸横遍野”，“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这次战役红军击溃粤军15个团，但毛泽东却说：“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

毛泽东要的是歼灭敌人全部或大部的歼灭战，是解除敌人武装，剥夺其抵抗能力，摧毁或缴获其全部或大部武器装备的歼灭战。他的名言是：“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就需要熟练掌握集中兵力后的具体战法。毛泽东的原则是：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坚决反对全线出击，四面应敌和“两个拳头打人”。具体打法并不是将兵力堆积一处，而是要分路合击一个目标，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分进合击方法。

蒋介石也非常推崇分进合击战法，在中央苏区的前几次“围剿”中，他几乎都采取了分进合击的部署，力图抓住红军主力而聚歼之。但他却屡屡失算，反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各个击破。同样是分进合击，结果却截然不同。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分进合击，关键在于合的战机把握。蒋介石的分进合击，表面上咄咄逼人，实际上各路缺乏协同，是分而难合。毛泽东的分进合击，则是密切协同，能分能合，以散耗集，以集灭散，如他自己所说：“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

蒋介石手握重兵，在“围剿”作战中以几十万对红军几万，但每每都被毛泽东打得大败，他叹气道：“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赤匪实在是太厉害了！”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非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集中兵力。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在运动战中集中兵力，在具体战役战斗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在战略指导上，他不仅不反对分散兵力，而且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游击战争中，必须分散兵力，发动与武装人民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分散为无数小分队、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发动群众，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争。这种兵力分散，不但没有削弱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反而在游击战争中迅速壮大发展。

解放战争开始时，八路军新四军迅速集中，编成强大的野战兵团，投入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此刻，毛泽东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转变，确定的用兵原则是：“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面内战爆发后，面对美式装备且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究竟如何集中兵力，集中多少，集中后如何作战方能稳操胜券，毛泽东尚在思索观察之中。

1946年7 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1师等5万余人，大举进攻太岳解放区。陈赓指挥第4纵队和地方部队，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的方针，发起闻夏战役，以每战三倍、四倍于敌的优势，连续攻击，先后歼灭国民党军2个团又3个营。整个战役步骤清晰，干净利落，被攻击的敌军全部就歼。

毛泽东接到战报，非常兴奋，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陈赓部队的作战经验通报全军：我各地部队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全胜。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毛泽东对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作战时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了新的认识，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一部，再及其余，各个歼灭敌人。在陈赓部队大战晋南的同时，南线的冀鲁豫地区也硝烟四起。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 30万人，向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犯。

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待“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继再歼其一个旅”。刘伯承、邓小平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突然发起进攻，首先歼灭该师第20旅，然后歼灭该师师部和第3旅，生擒师长赵锡田，最后转兵卷击整编第47师，又歼两个旅，取得了定陶战役的全胜，再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经典战例。毛泽东对定陶战役的进程和战果非常满意。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从闻夏战役到定陶战役，毛泽东从全面内战爆发三个月的作战行动中，不断总结作战经验，不断深化对集中兵力原则的认识，很快形成了一整套对国民党军作战的新方法，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蒋介石也重视集中兵力，在每个战区均投入绝对优势的进攻兵力，但一到具体战役战斗，他则常常是兵力捉襟见肘，结果被解放军各个击破。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战争进行近一年时，蒋介石得到了一本解放军的战斗手册，“废寝忘食，昼夜钻研，逐字逐句地细心玩味”，觉得悟出一二。他说：“我军不知采取运动战，不知主动进攻敌人，只知以稳扎稳打为保存实力、观望不前之掩饰口号。或株守一地，或阵布长蛇，首尾不能相应，予敌以运动集中、各个击破我军之机会。”

蒋介石立即改变战法。1947年6月间，他在山东战场集中6个整编师组成突击集团，密集靠拢，在不到50公里的正面向前推进，进攻华东野战军。

蒋介石的这种集中进攻，在毛泽东看来不仅不是取胜的战法，反而是“毫无出路”的表现。毛泽东一语中的：“此

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

毛泽东电示陈毅、粟裕等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对国民党军进攻正面“无须控制，空费兵力”，用4个纵队监视即可，主力立即兵分两路，扫荡国民党军主力的两翼和后方，“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这就是毛泽东，气定神闲，胸怀大度，举重若轻！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以4个纵队在鲁中与国民党军周旋，用5个纵队两路出击鲁南、鲁西，放手发动攻势，大量歼灭分散的敌人，将国民党军的后方搅得地覆天翻，直接威胁兖州、徐州国民党军的后方基地。蒋介石不得不从鲁中战场抽调数个整编师增援，还是陷入了被动。

集中兵力，在毛泽东手中是伸缩自如的利刃。到了蒋介石手中，却变成了沉重难负的包袱。国民党军的集中兵力是动则集中、战则分散。而解放军的集中兵力则恰恰相反，是动则分散、战则集中，运动中完成集中，集中时实现歼敌。刘伯承元帅曾将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总结为两句话：“外线作战以分进合击为原则，内线作战以各个击破为原则”。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是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上下统一、将帅同心，植根于人民军队的优良素质、协同精神，植根于人民军队勇猛顽强、同仇敌忾。而国民党军则是内部矛盾重重，所以蒋介石根本无法真正做到集中兵力，即使集中了兵力也无法做到协同作战。

毛泽东把集中兵力这一教科书中的原则神奇般地转化为制敌韬略。他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怎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要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