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假说的强弱假设（利科的存在论话语理论）

沃尔夫假说的强弱假设（利科的存在论话语理论）在他看来，现代语言研究中话语问题的倒退，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研究范式由于不再把语言看成“生活形式”（Ricoeur，1976，p. 6），而是看成一个内部对立与差异关系的自足系统，从而使语言作为话语的一面被悬置了。问题在于，把语言看成符号系统，“只是描述了语言的一个方面而没有描述它的全部现实性”（Ricoeur，1977，p. 69）。当然，索绪尔也提到“言语”（parole），但它只是其语言科学结构分析的残余或简单剩余物(Ricoeur，1977，p. 67)。与此相对，利科认为，作为“生活形式”的语言，即“话语”（索绪尔提的是“言语”而非“话语”），具有存在论层面的优先性（ontological priority）(Ricoeur，1976，p. 9)。话语之存在论的优先性，有两层意思(Ricoeur，1977，p. 70；Ricoeur，1991，p.

利科的存在论话语理论

伏飞雄

本文刊载自《符号与传媒》第17辑

（2018年秋季号第125-137页）

摘要：在利科看来，语言只有在具体的使用中才现实存在，人的存在经验也只能在话语中才能得到言说。因此，话语对于语言系统而言，具有存在论层面的优先性。句子作为话语的基本单元，并非只具工具论意义上的传达意义的功能。作为一个深受海德格尔存在论影响的解释学家，利科更在意挖掘话语之创生、革新意义的维度，更在意于揭示话语之重新描述现实、开启人之生存可能性的本质。利科从认识论、存在论角度，对隐喻话语与虚构文学文本之意义创新机制的解释，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一、话语对于语言系统在存在论层面的优先性

（一）语言研究转向：话语对于语言系统在存在论层面的优先性

不同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关注语言的结构编码与系统，利科更强调语言的使用（use），即话语（discourse），“话语与语言学的语言系统或语言代码相对，指言说事件或语言的使用”（Ricoeur，1981，p. 198）。在《话语与意义的剩余》一文中，他开宗明义说到他的语言研究重心的转移：“话语在今天依然是个问题，现代语言学主要关注语言的结构与系统，而不是其运用。因此，我的任务是把话语从其边缘化的、危险的放逐中挽救回来。”（Ricoeur，1976，p. 2）

在他看来，现代语言研究中话语问题的倒退，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范式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研究范式由于不再把语言看成“生活形式”（Ricoeur，1976，p. 6），而是看成一个内部对立与差异关系的自足系统，从而使语言作为话语的一面被悬置了。问题在于，把语言看成符号系统，“只是描述了语言的一个方面而没有描述它的全部现实性”（Ricoeur，1977，p. 69）。当然，索绪尔也提到“言语”（parole），但它只是其语言科学结构分析的残余或简单剩余物(Ricoeur，1977，p. 67)。与此相对，利科认为，作为“生活形式”的语言，即“话语”（索绪尔提的是“言语”而非“话语”），具有存在论层面的优先性（ontological priority）(Ricoeur，1976，p. 9)。话语之存在论的优先性，有两层意思(Ricoeur，1977，p. 70；Ricoeur，1991，p. 77)：（1）语言的本质或目的，在于言说——事实上，“语言是以话语方式实现的”，或者说，“语言只是在言说者支配与使用语言时才现实存在”(Ricoeur，1974，p. 84)；（2）只有话语能言说人的生存经验，这尤其体现在大于句子的话语层次，比如文本：

“正是在文本这样更大的话语单位中，逻各斯或言说的存在论才找到其位置。如果说语言对存在有所把握，它只能在显现（manifestation）或效能（efficiency）的层面上进行。与前面几个层次（系统内各单元、词语、句子）相比，这个层面的法则更为原初。”(Ricoeur，1974，p. 80)

话语之所以具有存在论层面的优先性，实在源于它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在与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语言结构”分析模式的对照中体现出来的。

（二）利科话语理论的来源及其基本含义

利科的语言观念，主要受到丹麦语言学家L.叶姆斯列夫（Louis Hjrlmslev，1899-1965），尤其是是法国梵语学者E.本韦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02-1976）的影响。叶姆斯列夫在索绪尔区分“语言”（langue/language）与“言语”（parole/speech）的基础上，提出了“图式”（schema）与“使用”（use）的区分。本韦尼斯特认为，语言依赖“组合”与“分解”两种操作：“组合”成更大的整体，“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组合产生意义，分解导致形式。这两种操作模式分别构成两门学科：符号学——把语言分解为其组成部分的形式科学，语义学——由语言的组合程序来定义、直接关注意义概念的学科（Ricoeur，1974，p. 79）。不同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把“符号”作为语言的基本单元，利科站在语义学的立场优先选择了话语，并把句子作为话语的基本单元。因为，在他看来，“凡是语言的莫不事先存在于言说中”（利科，2004，p. 93；Ricoeur，1974，p. 79，借用了汪堂家的译文)，而语言就产生于以句子形式实现的话语中。

受此影响，利科把符号与句子看成不可化约的两个语言实体。以句子这种基本话语单元为基础，利科阐释了话语的基本特点。

话语的基本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话语作为事件得到实现，作为意义得以理解”（Ricoeur，1974，p. 67；Ricoeur，1976，p. 12）。

话语的“事件性”，包含四层意思：1，话语发生在时间中，处于当下时刻；2，话语发生有其主体，“事件属于言说者在说这一点。语言自身并不言说，而是人在言说”（Ricoeur，1976，pp. 12-13），通过复杂的指示词系统，甚至指涉言说者自己；3，话语总是指涉某事，关涉世界，“语言的原初意图，就是就某事某物说些什么”(Ricoeur，1974，p. 84)；4，对话（话语）属于时间中的信息交换现象——事件相互交织、延续或中断(Ricoeur，1991，pp. 77-78)。

“话语作为意义得到理解”，体现了J·奥斯汀（J. L. Austin）与J.塞尔（J. R.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的要旨。具体来说，言说（话语）行为在句子中体现为命题。而（话语的）命题内容就以意义出现(Ricoeur，1976，p. 12)。“以言行事”的行为——即我们在言说时所做之事，也可以借助语法模式和其他方式在种种外在化中得到识别，使其意向意指抵达接受者（行动者）那里。虽然“以言取效”行为——即通过我们言说这个事实我们所做之事——的“话语性”不强，但接受者的情绪等受到的影响也并非无因无迹可寻。总之，三者体现了言说意向意指外在化程度递减的趋势，但它们都表明了话语行为的意义（含义）。总之，言说之意向相关项是以多维度、多层次的方式呈现的(Ricoeur，1991，p. 80)。

另外，话语之“事件性”与“意义性”两个层面具有辩证法：话语的事件性保证了话语意义的实现(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谈论意义的“分延”，其实也主要从结构主义系统论所讲的差异无限化，意义解释永远被推延这个角度说的)，而话语的意义又超越了事件的短暂性、易逝性，具有同一性——可以得到重复理解，正所谓“我们意欲理解的不是短暂易逝的事件，而是意义”。

（三）话语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对质

话语的上述含义，已初步体现了话语对于人的存在之存在论层面的优先性，而话语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符号学之间的对质，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优先性。

首先，以句子为基本单位的信息交流，属于话语的基本特征，其本身体现为系列时间中的一个历时性事件。而以符号（语音、语词）作为语言系统的基本单位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关注系统中的符号代码。代码属于时间中的一套共时性要素，外在于时间（无时性）。代码只是为交流提供了条件。事实上，“系统并不存在，它只是一种虚拟的存在”，作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对象的符号，也是虚拟的”。因此，与代码相对照，“只有信息具有时间性的实存，它是一种具有持存性、连续性的实存，信息的这种时间性的存在恰好证明了它的实在性”。要言之，“只有信息才赋予语言以实在性，话语就是以语言的这种实存为基础”（Ricoeur，1976，pp. 3-9）。

其次，符号单元与代码因为是虚拟的，所以也是匿名的，没有主体。话语（对话）作为一种“事件”发生，无疑涉及说话者或交谈者（话语的主体间向度与对话向度），指涉交谈情境与个体经验，归属某主体，具有主体意向。在交谈中，主体的信念、欲望、情感以及相应的精神活动等心理因素、经验因素，都被固定在话语中。因而，主体完全在说话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在对话过程中通过他者进行自我理解。

再次，作为形式抽象的结果——排除了特殊的、个体的东西，符号代码只具一般的、概念的价值。而话语在其认同功能与述谓功能之（两）极性之间，总有具体的意指。“认同功能就是：意指一个事物且唯一的事物”，而“实存（existence）概念与语言的具体（个别）化功能联系在一起”(Ricoeur，1977，p. 71)。通过专有名词、指示词、代词、“确定摹状词”等逻辑上的主词，话语指涉某具体的、个别的现存的事物。相反，由于放在谓词部分的，都是表性质、种类、关系与行为等表普遍性的宾词，因而谓词功能总是指向普遍性。但是，话语（句子）的此时此境（情境）之“事件性”，总使它的意向内容包含特定的使用(Ricoeur，1977，p. 72)。

最后，结构模型只考虑语言的内部关系（结构），只关注比句子小的单元，因此，在语言（结构）之内，没有指称问题，也没有意义问题。没有指称，是因为符号仅仅指涉同一系统中的其他符号，没有意义，是因为“只有句子才行使意义的功能”(Ricoeur，1976，p. 6)。实际上，句子并非词语派生，词语被理解为词素，它只具潜在意义，也并无本义，其本身只是作为句子的成分才具有（现实）意义，即语境意义。当然，语词完全可以作为句子的“焦点”使其自身主动具有意义的创造性，从而使其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词语意义效果依然在句子框架中得以体现）（Ricoeur，1977，p. 67 & 129）。话语属于某人意向地去意味的东西，具有意向性，指涉某事情，其意向内容完全不同于孤立的符号的所指，总是涉及语言之外的东西，涉及情境、经验、现实与世界。

总之，正是在话语中，我们能够谈论人之存在的时间性，能够讨论话语主体自我认识与（交谈的）他者的关系，能够辨析话语的指称与意义，能够讨论真理与错误——“正确与错误只属于话语层面”（Ricoeur，1977，p. 70），能够言说人与世界的关系。简言之，只有话语能够言说与追问人之在世存在的经验与意义。

二、利科对话语之的语义革新之维的解释

前文的讨论，只是在话语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对决中，辨析出利科语言理解的基本取向，确立了话语、尤其是意义概念在其语言观念中的基础地位。这种初步性的讨论，远未触及利科作为一个哲学家对于语言本质的理解。

不少学者都提到语言符号在利科解释学中的“中介”角色。法国学者蒙甘（Olivier Mongin）就把利科的符号、象征、文本读解为“三重中介”（蒙甘，1999，pp. 112-115）。这种读解并没有错。因为，利科本人多次在其论文中直接使用“中介”这样的术语来描述语言符号的功能。这不难理解。在他那里，相对于人的原初生存经验来说，语言符号的确具有派生性。这就意味着，人对存在的理解，只能借助理解的派生形式即符号中介，迂回地回溯。换一种说法，既然语言符号属于人之生命的文献形式，那么，就只能在语言符号这种“文献形式”（即中介）中释读其所烙印的人之生命表现。

但是，这种读解是不全面的。

在利科那里，语言符号，或者这里提的话语，并非只具工具论意义上的传达意义的功能。作为一个深受海德格尔存在论影响的解释学家，他更在意于话语之创生意义、革新意义的层面，更在意于话语之开启人之生存可能性的本质。意义，几乎是利科整个（话语）解释学理论立论的基点。这也符合当代符号学家对于符号学的基本理解，即符号学就是意义学(赵毅衡，2011，p. 3)。利科正是从意义创新的角度，或者说从意义产生机制的角度，阐释了话语的本质。他对隐喻话语的研究，就是一个典范。

（一）对亚里士多德隐喻观念的初步清理

亚里士多德没有专门研究隐喻，他只是从讨论口头表达即演讲术（修辞术）与诗艺表达效果的角度，从词语选择层面，提到了隐喻词。修辞术讨论“如何方能讲出机智的和受人欢迎的话来”，而“隐喻词最能造成上述效果”（亚里士多德，修辞术，1993，pp. 516-517）（译文有修改，汉语原译为“隐喻字”）。诗艺表达中使用隐喻词等“奇异词”（与“普通词”相对，包括外来词、隐喻词、装饰词、延伸词、创新词等），能“使诗风摆脱一般化和平庸”（亚里士多德，诗学，1999，pp. 149-150 & 156）。他这样定义隐喻：“隐喻是对借来之词的使用，或者从种借来用于属，或者从属借来用于种，或者从属借来用干属，或者通过使用类比”（亚里士多德，论诗，1993，p. 673）。这种定义，也基本上围绕词语使用展开。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定义，深远地影响了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后世学者不断以他的定义为基础阐发引申出隐喻的种种假定，使古典修辞分类学达到非常完善的地步。然而，这种做法，也使西方古典修辞学走向衰落。

先来看看这些隐喻假定：（1）隐喻与其他比喻是现成事物名称之本义的引申或转义；（2）用非专有名称而不用相应的专有名词称呼某些事物，意味着用这个非专有名称的引申义去填补词语在现实信息方面的空白，即语义空白；（3）词语空白是通过借用外来词（或现成的词语）来填补的；（4）被借用的词的引申义与其本义出现偏差；（5）以强制方式、即词语误用的方式，用现成的词语替代未出现的词语的空白；（6）借用词的转义与其所替代的不出现的词的本义之间，具有置换的推理关系，这种推理构成词语替代的范例；（7）说明或理解一种比喻，就是在比例推理的指引下，即在替代范例的指引下，找到不出现的词语，这是一种彻底的释述（paraphrase）活动；（8）词语的转义（比喻义）用法不提供任何新信息；（9）不提供任何知识的比喻，只具修饰功能(Ricoeur，1977，pp. 45-46)。

以上假定，第一条尤为关键。完全可以说，后面的假定都是以它为基础进一步延伸出来的。没有词语的本义与转义的区分，就无法谈论用现成词语的引申义去填补未出现的词语的语义空白，就无法谈论语义偏差，也无法讨论词语替代范例。词语借用与替代，从实质上说，也是因为被借用的词的本义发生转移，或者说被替代的词（没有出现的词）的意义不同于用来替代的词的原来的意义，即本义。我们总不能说，两者使用同一个意义。既然被替代的词的意义是从现成词语的本义引申出来的，属于现成词语的意义范围，那么，它当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知识），也就只具有修辞功能。

然而，实在无法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中引申出词语的本义与转义区分的假定。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提这一点。如上文所述，他只是把隐喻词看成与“普通词”（a current or proper word which is in general use among a people）相对(Aristotle，1902，Poetics，21)，与外来词等一起构成的“奇异词”中的一种，而“普通词”属于日常生活用语，它本身并不会导致“本义”概念的产生(Ricoeur，1977，p. 326)。关键还在于，传统的词语本义与转义之分，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只能区分一个词比如隐喻词的字面意义与引申意义；这种区分，并不属于词语的固有属性，而是属于基于语境意义原理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正是词语在话语中的具体用法，而不是谁也无法说清楚的初始意义这样的幻觉，说明了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转义）之间的区分”；字面意义与本义无关，它属于日常的“习惯的”意义，即被词化的意义，或者说词语的词典意义；引申意义则属于打破日常意义（词语的日常用法）而产生的意义(Ricoeur，1977，pp. 81 & 290-291)。这种解释，已经蕴涵语义更新的层面了。这一点，留待下文讨论。

从逻辑上说，词语本义与转义的区分，实在基于词语单独具有意义这样一种观念。这是一种“词语优先”的观念，而“观念的优先保障了词语的优先”(Ricoeur，1977，p. 48)。亚里士多德就直接说到，名词与动词，具有独立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诗学，p. 144)。但是，利科并不认可这种词语语义观。这一点，也在前面的论述中有所讨论。需要补充的是，利科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所划分的语言单元，比如音素、语词，必须要逐级同化在更高的单元中，才能理解，比如，音素同化到语词中，语词同化到句子中(Ricoeur，1977，p. 67)。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词语语义观，至少为后世学者仅仅从词语修辞层面进行比喻分类学研究提供了观念基础，尽管上述第一条假定以及其他系列假定，完全属于后世学者的“创造性误读”。

既然上述系列假定的逻辑前提不再有效，那么，整个传统隐喻修辞理论大厦的衰落就是早晚的事。对此，利科有一个经典性的总结：

修辞学的衰落，源于一个直接影响比喻理论的错误——不管比喻理论在修辞领域处于什么地位。这个最初的错误与词语在意义理论中的独裁有关。如今，我们只能窥见这个错误至为遥远的影响：将隐喻简化成单纯的修饰。整个假定系列在词语优先这个出发点与隐喻作为修饰这个终点之间运转。这些假定一步一步地把以意义为轴心的初级意义理论与比喻的纯修饰论联系起来。(Ricoeur，1977，p. 45)

（二）话语之语义革新之维

其实，利科对词语具有独立意义的观念（包括词语本义与转义的区分）的批评，已经突破了传统词语语义观的界限，而隐含了他的话语理论视域。正是从话语视域(句子、作品)出发，他发现了隐喻的意义创造功能。

这种发现，根本说来，还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隐喻”观念对他的启发。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隐喻”直接提出了诗人使用隐喻词通过“种”概念给我们教导与启迪，使我们在思索与推理论证中增长了知识（亚里士多德，修辞术，1993，p. 517）。他举例说到，诗人把老人称为“残株”（麦秸），就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知识，因为老人与“残株”都给人以枯萎感。隐喻提供新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无疑与他从词语选择层面强调奇异词对演讲术、诗艺表达的简单修饰增效的观念矛盾。但是，它却也成了他的隐喻理论的信条之一，尽管这一点被他之后的无数代学人忽视了。在他看来，隐喻带来的言说风格的变化提供新知，隐喻最基本的产生机制之“相似性”原理提供新知，隐喻中新名称的转用之潜在的新的归属也提供新知。在《诗学》中，他提到发现相似性是天才（诗人）的标志，因为发现相似性，需要洞察力（亚里士多德，论诗，1993，p. 677）。

这种启发，与利科对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新修辞学”的隐喻理解的辩难一起，成就了他对隐喻话语的创新解释。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种种“新修辞学”对隐喻的理解，依然没有走出传统隐喻修辞学即词语修辞学的框架，但他们为利科的隐喻研究提供了不少非常有价值的观念与分析术语。丰塔尼埃（Fontanier）提到形象化表达的隐喻词实际上是在为新观念提供词语，词语转义或多或少不同于其“字面意义”。在谈到隐喻产生的原因时，他提到了想象。本韦尼斯特提出了句子或意群意义效应理论。他认为，句子中词语之间的配合，或者说相互影响，使这些词语承载了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的意义，因此句子的意义往往是一种不同于这些词语（字面）意义的意义。这种话语成分相互激荡与渗透从而构成话语整体意义的观念，再次在理查兹（Richards）的语境理论中得到强调。在他看来，发现相似性成为人们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基本途径——人们难以在不把握相似性的情况下获知事物之间的未知关系，成为人们日常的、自由生活的方式（Richards，1965，p. 89）。在他那里，对隐喻的解释，是在人的生活方式（亦为认知方式）上进行的：隐喻不是词语日常用法的偏离、也不是词语的简单转移或替代，而是有着层次差别的两种思想或观念通过隐喻词在具体语境中的交流。在他看来，把握隐喻就是把握我们生活于其中而创造、谋划的世界，因为心灵总是借助种种语言为其无所适从的事物赋予意义。遗憾的使，他只是提到这些，并未深入走下去。等等。

利科对隐喻话语的解释，完全是在其融合了认识论、存在论的解释学框架中进行的。

从赖尔（Gilbert Ryle）那里，他借来了“范畴错误”概念。所谓“范畴错误”，就是“用适合于某个范畴的惯用语去描述另一个范畴的事实”。他认为，隐喻的语言策略消除了一些既有的逻辑界限，开启了一些新的逻辑界限，从而使新的相似性认识成为可能（Ricoeur，1977，p. 197）。这种“逻辑错误”显然是对事实的重新配置。换言之，隐喻通过创造一种新秩序破坏了既有的秩序，借助“范畴错误”，颠倒了既有的逻辑，从而使隐喻不再起简单的“修饰”功能，而是包含了某种信息（新知），重新描述了现实（Ricoeur，1977，p. 22)。比如，“人是狼”（布莱克），这个隐喻就以创造一种新逻辑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洞见，构成了我们对人的看法。这与替代理论提供的零信息形成鲜明对比。在利科看来，这是通过应用一个附带主词构成一个主要的主词方式这种“误置”达到的。总之，隐喻以另一个事物的词语表达某事物，实际上是以另一个事物的词语来理解、思考与感知某事物（Ricoeur，1977，p. 83），从语义的不适当性中引出了新的意义，这种语义更新揭示现实的新的方面。

相似性原理的确是隐喻产生的基本逻辑，但传统隐喻观并未赋予其创新意义、提供新知的地位。利科认为，与其说隐喻表达了已然存在的相似性，不如说它创造了相似性（Ricoeur，1977，p. 86）。在他看来，隐喻通过相似性与概念的起源融合在一起：在逻辑的类的规则支配人以前，家族相似性把它们结合在一起（Ricoeur，1977，p. 197）——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相似性则与“同源性”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同源性，具有前概念特征的“家族相似性”（Ricoeur，1977，pp. 194-195）。

利科把理查兹的语境理论纳入了自己的话语解释框架。语境理论强调，隐喻意义并非词语意义，而是语境创造的意义（（Ricoeur，1977，p. 188）。而隐喻话语本身，则既是事件，又是意义。作为事件，它在几个语义场的交汇处形成。在隐喻“歪曲性”的陈述中，语境活动创造了新意义，这种意义是在此时的语境中才具有的，因此，这种意义属于话语的事件性意义（Ricoeur，1977，pp. 98-99）。语义更新的这种事件性，也说明了语义更新的突然性——它往往是有意识的创造性意图的结果，是直接的感知活动的结果（厄尔曼）（Ricoeur，1977，pp. 116-117）。

同样，他把语境理论引入了自己强调的述谓结构模式分析之中。话语的主要作用，就是述谓作用（Ricoeur，1977，p. 216）。从话语层面上说，隐喻把一个事物的名称赋予另一个事物属于一种述谓行为。这是一种异常的归属活动，因为，字面意义充当宾词（或谓词）时损害了语义的适当性。比如，马拉美说“天空是死的”，就属于谓词不当，因为“是死的”一般属于生物范畴。但是，词义的转变是话语对词义的不适当性的毁灭或威胁的回应。简言之，新的语义适当性对不适当性的形成压力并最终加以克服。从实质上说，诗语就是通过这种转变来确定新的适当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隐喻源于述谓活动与命名活动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完全可以发现谓词如何选择与组织主词的某些方面。这种对谓词的应用尽管不恰当，但成了隐喻表达的知识。总之，隐喻既是述谓层次的语义更新（新的适当性），也是词汇层次的语义更新（词义学的偏差）。正是述谓层次上的不一致性，迫使词语革新意义，从而恢复其可理解性。另外，也可以从述谓结构来理解相似性问题。它是把不适当的反常谓词应用于某个主词，而相似性是与述谓活动一致的逻辑范畴——在述谓活动中，“接近”遭遇“远离”。这种解释，与传统的替代论解释有着本质的区别。值得关注的是，利科还从存在论哲学的层面对述谓功能给予了解释，“存在之规则有序的多义性给述谓功能自身明显无序的多义赋予了秩序。”（Ricoeur，1977，p. 196）。

相互作用理论实为语境理论的一种，它与利科一直重视的意义模糊论、多义论等一起，有效解释了隐喻新义新知的产生。他强调指出，正是意义的模糊性，语义界限的不明晰，尤其是多义性，与词义相联系的累积性，使意义的变化具有了可能性。多义性刚好说明词语结构的开放性，词义的累积性，更易使语言具有更新性（Ricoeur，1977，pp. 116-117）。话语为词语与句子的相互作用，词语在句子中保存着其累积的意义，通过语境选择实现的意义是其意义的潜能。而相互作用的隐喻是不可替代的，无法在不失去认识内容的情况下翻译出来，它不可翻译，它是信息的载体，向人们提供新知识(Ricoeur，1977，p. 87）。

另外，在对隐喻意义革新的解释中，利科还引入了想象与张力概念。想象，康德意义上的创造性想象，即图式，在对象知觉减弱时，成为新生意义的场所。文艺中的“看作”是想象物得以实现的方式，隐喻的意义本身沉浸在由诗歌解放的想象物的深处（想象与联想不同，尽管利科保留了联想——临近性联想与相似性联想——这种心理机制也能实现语义更新的说法）。隐喻话语中的相似性与不相似性，构成一种张力，新意义就在这种张力中产生。隐喻转移和互换也形成张力，这种张力确保了意义的转换并给诗歌语言赋予了语义的“剩余价值”，赋予了向意义的新方向、新向度、新视域开放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利科由对句子单元组成的隐喻话语创造新义的解释推进到了虚构文学文本话语层面创造新义的解释。

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也时不时提到了诗歌隐喻的问题。利科直接说到，“心灵有时需要整首诗来创造或发现某种意义”（（Ricoeur，1977，p. 82）。这种灵感无疑与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摹仿论”对他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在他的释读中，亚里士多德的“情节-摹仿论”不再是对自然、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创造性的情节即“情节化”（employment）的构造，以创造新的关系、制造幻象的方式，对现实进行重新描述与创新意义的解释。

文本是话语的复杂体，其特征不能归结为话语统一体或句子的特点。其意义把握必须是整体性的。虚构文学文本的意义，遵循隐喻意义的指导：隐喻意义的产生缘于陈述字面意义解释的失败；同理，虚构文学文本的意义，也是在字面意义扭曲、自我毁灭的基础上产生的。实际上，虚构文学文本正是在悬隔字面意义与描述性的现实指称的基础上，重新描述了世界。这是一个意义更新了的可能性的世界，一个人类可以居住的世界。借用海德格尔德话说，文学文本话语“唤起了最广阔的视野”“使言语从其起源处攀升”“使世界显现出来”。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总结隐喻性话语的实质：“它在双重意义上进行‘创造’：它发现了它所创造的东西，它创造了它所发现的东西”（Ricoeur，1977，p. 239）。这也难怪Domenico Jervolino这样说到，“‘言说’之境，即语言之创造性的、有启迪作用的维度，只能通过深入到事物的根处才能达到。”（Jervolino，1990，p. 73），而利科隐喻的典范价值正在于，“在使语言远离其惯常日用的意义的基础上，微型诗歌得以形成，二度指称得以产生 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现实观。”（Jervolino，1990，p. 81）。

引用文献:

奥∙维特根斯坦(2000). 哲学研究(李步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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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伏飞雄，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符号学、叙述学、西方文学与文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