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婚礼份子钱给多少吉利（广东婚礼份子钱平均仅100）
广东婚礼份子钱给多少吉利（广东婚礼份子钱平均仅100）━━━━━▲图/视觉中国有好事的媒体统计了各省婚礼红包的平均金额，长三角包邮区上海、浙江、江苏分别是1000、1000和800的水准，恐惧指数不出所料位于高位，另一个经济发达区域广东的数额只有100，恐惧指数低得令许多人不敢相信。问题来了，这两个中国经济发达程度差不多的地区，为什么在红包数额上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作为生活在岭南的江南人，我有过跨地区、跨文化的生活阅历，通过与两个地区身边朋友的交流，试图找出两个地区红包文化分野的原因。
广东红包重在“讨彩头”、强化宗族关系，江浙红包重互助、好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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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红包地图，图片来自扬子晚报。
据说，水涨船高的婚礼“红包”已经成为压在不少年轻人心头的一座大山。
有好事的媒体统计了各省婚礼红包的平均金额，长三角包邮区上海、浙江、江苏分别是1000、1000和800的水准，恐惧指数不出所料位于高位，另一个经济发达区域广东的数额只有100，恐惧指数低得令许多人不敢相信。
问题来了，这两个中国经济发达程度差不多的地区，为什么在红包数额上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作为生活在岭南的江南人，我有过跨地区、跨文化的生活阅历，通过与两个地区身边朋友的交流，试图找出两个地区红包文化分野的原因。
▲图/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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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包“讲彩头”，江浙红包重互助
在讨论婚礼红包之前，私以为不能仅仅将目光盯在婚礼红包上，而是要把婚礼红包置于两地人际关系交往的法则中来看待。
事实上，除了婚礼红包，两个地区在春节红包上也有明显差异。
广东地区（主要以珠三角广府文化影响范畴）以是否结婚为区别，但凡没有结婚的，都可以拿红包。红包辐射的范围不仅仅是亲戚朋友的孩子，还包括邻居、保安、街坊等人。
当然了，红包的数额也很小，早年多为1元、2元，近年来以5元、10元居多。我所在的单位，每年春节节后上班，老总给的是50元，已算豪气。
相比之下，江浙地区的红包辐射范围较小，主要是至亲、好友，数额上也大了许多。在农村，一二百元是起点，而在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六百八百的一点都不让人惊奇。因此，江浙地方的年轻人不仅恐惧同学朋友密集结婚，也恐惧过年，二者的红包支出都是一大笔开销。
就婚礼红包而言，存在的社会功能大抵可以归为三类：情感、互助和攀比。在不同地区、阶层和关系圈，三者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别。广东地区的红包主要是情感为主，讨个彩头。
比如在广东，婚礼红包金额小不说，经常还会被回礼，有些甚至把红包折个角又直接反还给宾客。
陈志武认为传统社会婚丧嫁娶中的“份子钱”，实际上存在互助意义，拥有“众筹”的金融功能。这一点在广东地区肯定存在，但相对而言，江浙婚宴中这一功能更强。
我参加两地婚礼的的观察显示，江浙的婚礼总体更铺张一些。对于举办婚礼的人家来说，攀比的心理非常重，但在实际层面，又希望婚礼收到的红包可以尽可能抵消掉开支。
▲图片来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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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务实，江浙更重面子
在讨论两地婚礼红包文化上的区别时，很多人都会提到广东人普遍更为务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奢侈品消费上，广州的消费力进不了全国前十，远远不及第三位的杭州，甚至也比不过沈阳、青岛等城市。
以2013年的梅赛德斯奔驰消费数据为例：奔驰在全球销售的S级轿车中，有一半是在中国；而中国市场1/6的销量又出自浙江，也就是说浙江的消费者购买了当年全球1/12的奔驰S级轿车。
反观广东，有钱人开价格三十万以内的车很普遍。除了车子，他们对穿着的讲究，男士对香烟价格的要求，都远远不如江浙。
在我印象中，浙江县城的一个普通科长或一个高中老师，抽45甚至75的中华不稀奇，广东一个厅长或老板，8块的中南海也很正常。
不过，有一点是例外，在吃上面，广东人普遍更愿意花钱、花时间，他们对吃的讲究超出了江浙人。
造成上述文化的原因，存在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过，两地在社会关系网络层面，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差异。
▲图片来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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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意在强化宗族关系，江浙攀比味浓
在珠三角，炫富并非没有，但经常是组团式出现，例如xx村大摆宴席，2万人一同吃流水席等等。不管是征地拆迁暴富，还是集体经济分红，广东民众擅长抱团炫富。这里的抱团单位，主要是宗族。
从宗族走出去的牛人、富人，要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主要指标是反馈宗族的表现。比如给家乡建祠堂、办养老院、建学校，这会给社会精英带来满足感。
在婚礼场合上，财富精英即便大摆宴席，这也是一种对乡里乡亲的反馈，而不仅仅是炫富，成本由自己负担。
但在江浙，传统的宗族消亡之后，在八十年代之后也并无明显复兴，财富精英在获得社会好评时，更依赖物质攀比。
由于缺乏更密切的宗族联系，个体在付出高昂婚宴成本时，既希望获得别人赞许，又不希望由自己来担负大部分成本。
所以，婚礼这样的场合，在广东的主要功能是强化宗族关系，但在江浙进行社会攀比的意味更重。
值得指出的是，一旦攀比承担了收割社会好评的作用，整个游戏规则就会改变。即使大部分人并不想攀比，但因为已经被动付出了高额份子钱，所以也不得不卷入这样的“攀比锦标赛”。
最后，城市化不可避免地吞噬着熟人社会，宗族的存留形式也成为一个难题。不过，作为一种力量强悍的文化因子，宗族对社会习俗的塑造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甚至得以塑造出一个“新传统”。
而这样的新传统，本身是根植于社会文化和社会网络特性的，只不过对于年轻人来说，变成了一个单独需要面对的难题。
文/王秀宁 编辑 新吾 校对 郭利琴
值班编辑：张一对儿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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