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原声（不断切换的背景）
陈启文原声（不断切换的背景）区庄算得上这座城市的一个枢纽，它是环市东路和先烈路、农林下路相互联系的一个中心环节，周围林立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州的许多地标性建筑，嘉应大厦、国威大厦、中侨大厦、远洋宾馆。天空那么蓝，这样的天空非常适合作为一座南方大都市的背景，一幢幢高楼以现代化的形状耸立起来。只能说耸立，它们很高，但并不壮阔，也缺少必要的厚重，远远地就能看见它们，看上去就像上帝插在大地上的一根根棍子。在两年之内，它们存在的意义对于我接近虚无。它们与我，或我与它们，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作为背景而虚设。与我直接有关的是路、街道。从区庄到东山寺右一横路，是我在这座城市运行的两端。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三岁，我是在这个区间度过的。区庄是我的住处，不是出租屋，也不是家，就是我供职的单位提供给我的一个单纯的住处。说不出它还有什么别的意义或意思，但开门的钥匙一直挂在我的皮带上，跟我的五羊牌自行车钥匙、办公室的抽屉钥匙、一把指甲钳、一把小刀子和
天涯tyzzz01
天有际，思无涯。
本文首发《天涯》2012年第1期
不断切换的背景
陈启文
一
只身一人来到南方，走进一座比迷宫还复杂的陌生城市，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茫然和恐惧。无论黑夜还是白天，随时都有忽然朝你走来的警察，大盖帽底下，一双眼睛在阴影里盯住你，连一个街道居委会治安员也可以一挥手拦住你，而你只能服从和接受，对于一个外省人，这是命令，也是命运的安排，你只能站在那里，等待着验明正身。请出示身份证，请出示暂住证，这证件上的照片是你吗？怎么不像啊？如此反复的盘问，语无伦次的回答，在持续不断的身份验证中我反而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感到自己连同这世界的一切都变得可疑起来，总觉得，我是有罪的，却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罪。除了这种被追问的回答，我很少说话。不愿说话。
从区庄到东山寺右一横路，是我在这座城市运行的两端。从三十一岁到三十三岁，我是在这个区间度过的。区庄是我的住处，不是出租屋，也不是家，就是我供职的单位提供给我的一个单纯的住处。说不出它还有什么别的意义或意思，但开门的钥匙一直挂在我的皮带上，跟我的五羊牌自行车钥匙、办公室的抽屉钥匙、一把指甲钳、一把小刀子和一个很小的玉观音挂在一起。玉是假的，但菩萨是真的，而且开过光。在我运行的过程中它们一路叮当作响，如同岁月中的风铃，陪伴我在南方的奔波，在无尽的疲惫和空虚中传播着一种与生存相依的感知。
区庄算得上这座城市的一个枢纽，它是环市东路和先烈路、农林下路相互联系的一个中心环节，周围林立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广州的许多地标性建筑，嘉应大厦、国威大厦、中侨大厦、远洋宾馆。天空那么蓝，这样的天空非常适合作为一座南方大都市的背景，一幢幢高楼以现代化的形状耸立起来。只能说耸立，它们很高，但并不壮阔，也缺少必要的厚重，远远地就能看见它们，看上去就像上帝插在大地上的一根根棍子。在两年之内，它们存在的意义对于我接近虚无。它们与我，或我与它们，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作为背景而虚设。与我直接有关的是路、街道。
每天早晨，总是从一声突兀、浊重而又热乎乎的招呼开始。早啊！
这声音总在我推着单车从宿舍走到大街边上的那个街口响起。这是大老表在招呼我。一个四十到五十岁的江西汉子，一个修单车的。我机械地点头或麻木地微笑，然后骑上我的单车奔上大街。我得赶去上班。现在我已忘了那汉子叫什么了，也许我从来就不知道他叫什么。他这样招呼着我，也招呼着所有的人，认得的，不认得的，只要谁从他的视线下走过，他都会这样突兀、浊重而又热乎乎地招呼一声。这也许是他招徕生意的一种方式。
我的单车坏得越来越勤，但每次都不是骑坏的，而是被路上的碎玻璃扎破了车胎。这路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碎玻璃呢？疑惑。而我又总能在离这些碎玻璃渣不远的地方找到一个修单车的。这当然不是巧合。有人告诉我，这些碎玻璃渣就是那些修单车的人故意撒的。但我从来没问过任何一个修单车的，更没有问过大老表。我感觉自己是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某样像玻璃一样尖锐而易碎的东西。
大老表就是跟我打招呼的那个汉子，他是江西人，把每个人都叫老表，我们也叫他老表，大老表。只在这里修单车时，我才会在等待的无聊中观察他。这汉子个子十分高大，比我足足高出一头，但他修车时一般都蹲在地上，或坐在一只小马扎上，把自己降低到一只单车轮子的高度。他很少站起来，很少显示出他真实的高度。更多的时候，我总是看着那双手，一个农民的手，粗粝，骨节硕大，皲裂的皮肤里渗透了一辈子也洗不干净的污黑的油渍。就是凭着这双手，一个在城里苦苦求生的农民养活了乡下的一大家人。他补好了轮胎，又开始拧钢圈。他的骨节发出吱嘎声，我看见他手臂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在使劲，也在展示一种我缺少的实力。但很快，我就看见，他穿着的一件被汗水浸得发黄的破背心，又被汗水湿透了。在这座中国南方高尚而体面的城市里，我从未看见这个修单车的汉子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他好像一辈子都穿着这样一件被汗水浸得发黄的破背心，有时候他干脆光着膀子，只穿个乡下人的大裤衩和一双旧轮胎割的牛鼻子凉鞋。如果一时半会儿没有活干了，他一动不动又十分强壮地蹲在那里，不知在想什么，这时候你会觉得他壮得就像一个傻子。在那些生长在亚热带的瘦小而精明的南方人眼里，或许一个农民就像真正的傻子，不知来自外省哪个愚蠢的村庄。我也不知道，但这个形象我一直没忘。
这街口修单车的还不少，只要有个人推着单车走过来，就有几个黑糊糊油腻腻的脑袋瓜一齐伸过来，你一下就被七八双肮脏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但我每次修车还是找他，大老表。原因之一，他的江西话我听得懂，跟我家乡的湖南话差不多，这近似的乡音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有时也跟我拉拉家常，倒一倒心里憋了许久的苦水。他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像我这样多少还有点儿兴趣的听众。我还是很少说话，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既是家常，自然没有什么新鲜事，无非是山沟里的贫穷，家里人害病了或猪发瘟了，孩子的学费伙食费又快缴不上了。我也是乡下人，我的父亲母亲也这样倾诉过。对这样的诉说，我就像对南方的冷暖变化一样越来越没有感觉了。但有一次，他的话猛不丁让我警觉了一下，他说一个人活得这么苦这么累，如果只是为自己一个人活着，他早就不想活了。那一刻，我瞪大眼睛看着他，我看到了一个乡下汉子的瞳仁深处，有一种坚毅到了绝望的眼神。这人身上还暗藏着一种可怕的力量，我感觉到了。但他显然没注意我脸上表情的变化，很快又低下头，用劲地给钢圈上螺丝。那把扳手很大，不像是修单车的，像是用来修汽车的，可在他手里使唤起来又快又轻松，直拧得每一个螺丝都像他咬紧的牙关一样坚固。
我把十块钱递给他时，让他别找了。他也就没找，却叹了口气，说明天又该给孩子寄伙食费了。在他一次次的诉说中，我知道他儿子已经复读了三届了，还有几个月就要迎来他的第三次高考了。我问他孩子这次有没有把握，能不能考上？他一下骂了起来，考他娘的×，一个桐油罐子能考上大学？他能考上老子也能上大学了！桐油罐子？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大嘴一咧，露出几颗被劣质烟草熏黑的大门牙，苦笑道，就是读书不长进啊。这让我更奇怪了。乡下人送孩子念书，一般念完了九年义务制教育，如果不是孩子特爱读书又很会念书的，一般就很少让孩子们再念了。可这个江西汉子，在苦苦地送这个读书不长进的儿子念完了高中后，还送他复读了三届，这又是何苦呢？他说是啊，孩子他妈也早就不想让他再读了，我也不想送他再读了，可他就是要读啊，他说他考不上大学他就不活了，你说这个狗日的，他这是威胁老子哩。他读书也不是不用心，老师也说他读书肯拼命，背公式定理英文单词背得舌头都生疮了，就是脑子慢点。唉，慢就慢呗，多读点书总是好事，只要他愿意读，他读一天，我就供他一天吧。
这话里充满了一个父亲的失望和无奈，甚至是埋怨，但他如此话题一转，好像脑子也转过来了。看着他再次咬紧了的牙齿，我油然而生一种有几分悲壮的敬意。这让我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一个这样的父亲，对自己的生命里所承载的一切，是绝对不会轻易推卸的，就是再苦再累，他也会咬着牙关坚持下去。这让我感觉到了一个顽强生命的坚固程度。我放心地骑上了刚修好的自行车奔上了大街。这奔驰的声音很好听，已经听不到丝毫松动的声音，只有一串钥匙叮叮当当的响彻一路。
二
对这座城市比较熟悉的人，大约会知道，在我运行的两端间至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横穿环市东路、东风路、中山二路，沿着农林下路一直往南，经过达道路，在军区大院那里往左一拐，东山寺右一横路很快就到了。这条路比较适合步行，如果骑单车就有点麻烦，必须横跨太多的天桥和马路，把一辆单车背上背下。这让我感到有些委屈，人骑车变成了车骑人。一般来说，只在单车被偷走之后，我才会走这条路。步行。时间在一小时内。也可以坐公交，空调大巴，上车两元，来回四元。而我那时在广州每小时才能挣到两元钱。每天来回两趟，对于我不是少走了两小时的路，而是白干了两小时的活。打的，那就更不敢了，除非是发生了什么万不得已的事情。另一条路，比较简单，经过区庄立交桥下，一直骑到环市东路的尽头，转广州大道，再从天河立交桥下穿过，在五羊新城转东山寺路，往右一拐就到了。这条路绕了一个大弯子，但一路上可以不下车而且一路靠右，我可以把车蹬得飞快。
每次从华南某重点大学校门口经过，我的脚会在踏板上停顿下来，保持一种滑行的惯性。在我此刻回忆中，一群大学生被南方清晨的阳光照得栩栩如生。从单纯的地理位置看，这是离大老表最近的一所大学。每天早晨，南方的太阳会准时把一长溜坐在那里的大学生照亮，他们赶在人们上班之前就早早地等候在这里，每个大学生面前竖起一块斜斜的小纸牌：家教。这是两个最显眼的字。然后是自己的专业和明码标价。每次经过这里，我的目光总是被他们的渴望的眼神所吸引，一股青春气息连同街边的灰尘扑面而来。我知道，这些做家教的大学生大都是苦读出来的乡下娃和山里娃。假如时光倒流十年，我也和他们坐在一起。想起自己当年靠二等助学金苦苦度日的学生时代，每天都想着怎么把自己推销出去，我更能理解他们此时的渴望、焦急和忐忑不安的心情，甚至有点出卖自己的滋味儿。如果，如果我能把上小学的儿子接到这座城里来念书，一定会在这里请一个家教，这对他们也许是最有尊严的一种帮助。然而我的这个想法比他们的渴望更加虚幻。在制度上，我连自己也无法真正走进广州，我的户口和我的家人都只能扔在遥远的故乡。他们看着我时的那种渴望和焦急，总让我有一种无力和无奈之感。
我帮不上他们什么忙，他们不是乞丐，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青年，天之骄子。但我会下意识地掏出一些零钞和钢镚儿丢在另一个孩子面前，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她也和这些大学生在一起，但不是坐着，而是站着。她也有一块小纸牌，但不是斜斜的竖在地上，而是挂在她纤细的脖颈上，上面写的不是做家教，而是家里太穷，她考上了高中但没钱读书，乞求从这里经过的大哥大姐们叔叔伯伯们爷爷奶奶们给她凑一点儿学费。这是另一种倾诉的方式，无言，但那双低垂的眼睛里噙着明净的泪花。她一直低着头，看上去就像一个罚站的学生，甚至就像一个在光天化日下示众的罪犯。这是一座纸醉金迷的城市，但这样的情景也经常在街边或路口出现。你肯定会说这是一个骗局。很多人都摇着头表示着自己十分清醒的拒绝。但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把一只手伸到她或他们的眼皮底下。我甚至不想放弃这样一个机会，正是这些比我更穷的孩子给了我一个慷慨的机会，让我可以表示我的悲悯和同情心。看着一滴眼泪坠落在我的脚下，我感到一根油条或一袋豆奶的付出是多么值得。
当我重新骑上自行车，我突然发现轻松了许多。在嗖嗖嗖的风声中，那种奔驰的感觉在我的回忆中依然舒畅无比。我虽没有别的车，但飙飙单车也觉得挺刺激的，又觉得自己还没被南方高速运转的节奏和速度甩得太远。但我好像从来没有看清楚我走得最多的这条大街。环市东路。我还是习惯叫大街。这是我运行区域内最大的一条街。在这座城市的高清地图上，这是一条橙黄色的粗线，而与之相连的街巷都是一些淡黄色的细线。说实话我不喜欢这种太宽的大街，它让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渺小。而在我的视觉记忆里展开的也许是一些碎片似的不再完整的虚拟图像，一些被迅速掠过的广告牌，一些精心装饰和修剪过的花卉树木，一些开得也快关得也快、招牌不断变换的时装店。南方潮湿发霉的春天，漫长无比的热得让人没心没肺的夏季，还有无从分辨的秋天和冬天，这是我运行区间内反复出现的一些不断切换的背景。它们也许会影响我在某一时刻的心情，产生一些必然的心灵反应，但很快就像在鼻子底下飘过的汽车尾气和灰尘一样飘散，我的心情和感觉又恢复了常态，像我在这座城市的表情一样，沉默、麻木、冷漠。
现在，我的单车正在骑过这座城市最奢华的地段，宾馆、酒店、银行、证券大厦、钻石级写字楼、商业旗舰或航母，还有一个个高尚住宅区，这每一寸土地，都比金子还贵。而那些豪华别墅里居住的，都是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巨头。当我不得不推着自行车从路边停着的各种轿车旁经过时，那串叮叮当当的钥匙和单车轮子一样压低了声音，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沉默的状态。停泊在这里的汽车，很多都挂着粤港双牌，这是南方常见的风景，在北京也很少看见。这里经常停着一辆外表华丽的小汽车，不是奔驰，感觉这车比奔驰还超凡脱俗。这只是一种感觉，对汽车我是个门外汉。后来，还是一位在这里打拼多年现在也算富人的朋友告诉我，这是一辆宾利极致欧陆超级跑车，它在欧洲有着非常高贵的血统，配置了双涡轮增压发动机，随时触发强劲马力，屏息一刻就能达到三百多公里的最高时速超过。这不是开汽车了，这是在开飞机。
我会在这里站一会儿，它那种极具雕塑感的新颖外观充满阳光的气质深深地吸引我，说不上诱惑，绝对不存任何幻想。除了中头彩，我心里十分清楚，我一辈子无论怎么为之而奋斗也买不上这样一辆豪车。而我也从不买。很想看看这车的主人，该有着怎样非凡的气派和风度。有一次还真让我看见了，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我很清楚地看见了他胸前别着的一枚圆形校徽，那所大学有将近一半学生来自海外。这小伙子长相一般，嘴唇上留着一抹很酷的小胡子，个子瘦小但腰杆挺直，戴着眼镜而目不斜视。他好像并未发现一个带着眼镜、扶着单车的外省人正在偷窥他。他提着电脑包径自走向车门，手指轻轻一摁，车门无声地向着他敞开，又无声地对着我紧紧地关闭。他又在无声的状态下把车发动了。而我眼前的各种幻觉也一下发动了，那个苦苦地挣钱送儿子念书的修单车的江西汉子，那些在早晨的阳光下斜斜地竖起小纸片招徕雇主的大学生们，那些一直低着头乞讨学费的孩子们或小骗子们，还有我自己在学生时代靠二等助学金勉强度日的困窘和屈辱，全都从一种偷窥中涌现出来，像幻觉，也像魔术，相互穿插又支离破碎……当幻觉迅速消失，我发现手里依然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单车。忽然想到一句这个时代谁都会说谁都在说的话：别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像真理一样正确，也像真理一样虚妄。
这里，离我运行的另一端已经很近了。就这样推着车，一如既往，走进东山寺右一横路，这是我在这座城市运行的另一端，我上班的地方。摘下钥匙，先用链条锁锁上单车，把它牢牢地拴在一根铁柱子上。然后，再用一片钥匙，打开我办公桌的抽屉，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我在这里每小时可以挣到两块钱。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业务主管挣到的工资，属于中等收入。没有太多的紧张和疲劳，也没有出现过什么不可名状的焦虑和危机感。一如既往，一切都是顺序，两年内我严格按照单位规定的作息时间，朝九晚五，上班下班。我的生活就这样变得像钟摆一样机械、简单而极有规律，日复一日如同轮回。
三
每天准时下班后，又是一个小时的运行。当大老表的身影再次在我的视线里出现，夜幕正在降临。这时候，一个修单车的江西汉子又会用他浊重而又热乎乎的赣北口音招呼一声，啊，回来了？听在耳里，耳根子竟然有些温暖的感觉。像家里人的口气。在这座庞大无比的南方大都市，在我只身一人度过的两年日子里，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招呼我。我有时候点点头或微笑一下就过去了，有时候，在他比较清闲的时候，我也会在这里待一会儿。我知道他又会开始他的诉说，而一个人独自回家的孤独与空虚，也可以在他重三遍四的诉说中分散和稀释一下。
一次，他在我的车兜里看见了书。那时我被某出版社聘用，偶尔也会带一些书回来翻翻。我没想到一个修单车的也爱看书。我是小瞧他了，他不像城里人想的那样，所有的农民都没文化，他也是高中毕业，也是没有考上大学回家种田，又裹着一身浓重的泥土味儿走进城市的。开始，他只是隔三差五的找我借书看，借多了，看着自己在崭新的书页上留下的肮脏的指印，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了，又让我给他买书。他的品位还挺高，除了三国、水浒，他还看起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罗曼·罗兰的小说来了。我也尽量给他买一些优惠打折的书。而这些外国名著打折的多。我的一位同事问我给谁买书，我说是个修单车的，他一听就用广府人拉长了的腔调嚷了起来，有冇搞错啊？我微笑，沉默，或不置可否。每次看见一个修单车的用一双污渍斑斑的大手捧着一本厚厚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在那里埋头看着，我就想起他儿子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寒窗苦读的样子。这父与子也许还真有些遗传吧。罗曼·罗兰的这部巨著，他已经读到第四卷了。这是一个古怪的读书人的形象，那把沾满了油污的大扳手就在他身体的一侧放着，像是一件异常沉默的武器，在捍卫着什么。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很少在大老表这里停留了。我的单车被偷走了。在这里干了不过两年，我一共买了四辆单车，都是没骑多久就被偷走了，还有一次刚刚买回来就被偷走了。轮胎扎破了，出几块钱修修也就罢了，但一辆单车整个儿被人偷走了，我得又一次积攒微薄的工资再买一辆，这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在这座城市里徒步行走，一边走一边诅咒着那些偷车贼。谁偷走的？那些血统纯正的广府人是不会干这种勾当的，他们大都开上小车了，谁还来偷你一辆破单车呢，只能是那些从乡下从外省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农民。这是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但广府人对外省人大多没有好感。这除了地缘上文化上的原因，无疑也与许多偷盗抢劫的事情有关。而像我这种人，既来自外省，在这里又还算有一份聘用性质但还算体面的工作，大致属于那种夹在中间的人，身份和心情都比较复杂。内心里，我对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有一种天性的亲情，而广府人的那种优越感以及他们对外省人的那些偏见和歧视，则让我充满了反感。但一旦发现自己的单车被一个外省来的农民偷走了，我又坚定地站在了广府人一边，甚至想跟着他们一起喊叫，让这些乡巴佬滚回老家去。
每次单车偷走了，我都会去管区派出所报案。报案，也就是备案，压根儿就没指望过那被偷走的单车还会找回来，那偷车贼还会被抓到。但还真有那么一次，有个偷单车的农民工被派出所的民警抓到了，他们叫我去指认。我去时，一个小伙子跪在地上。我后来知道，这也是个高中毕业连续考了好几届也没有考上大学的乡下孩子，这样的落榜生我在南方遇到了很多，他们的路，也就是两条，一条是复读，继续考，直到奇迹般的终于考上了，范进中举了。在那个年代，考上一所大学甚至一所中专的难度，只有经历过的那一代人心里才有数，有连续考了八届也没考上号称猪八戒的，有考了九届还没有考上的老女生号称九斤老太的。一般的乡下人，哪能供得起孩子这样一年一年的复读，然而这些稂不稂莠不莠的学生们回家里种地又不情愿，他们也就只能奔另一条路，进城打工，做不了真正的城里人也挨着城市的边了。看这在坚硬的地板上跪着的小伙子，浑身还沾满了石灰和水泥浆，一看就是在某个建筑工地打工。他脸上已不知被谁揍得青一块紫一块，撅起的屁股上布满了被狠狠踢过的脚板印。我不知道这是谁踢的，但进门时，我也真想在这肮脏的屁股上狠狠踹上几脚。有意思的是，我一进门，这屋里的民警就走到门外去了，并且不断打哈欠。对此我心领神会，他们是故意给我一个发泄的机会。我抬腿的一刹那，一下碰到了那乡下小伙的眼神，他扭头惊恐又乞怜般地看着我，就像一只等着挨宰的可怜羊羔，那眼神透亮，连绝望也是透亮的。我心里十分清楚，这是一个贼，可就在我和他的眼神遇到的一瞬间，我忽然忘了这是一个偷走了我单车的贼。在我冷酷的内心里，总是有种东西在关键时刻起作用。我没揍他，还莫名其妙地这样问他，你怎么不好好打工呢？怎么要偷东西呢？你家里的父母亲知道你就要坐牢了，还不会被你气死，急死？
天真吧，按说，像我这样一个过了而立之年的男人，原本不该这样天真的，但我是真的饶了他。但我饶了他，别的失主可饶不了他。很快又有几个人进来了，有讲白话的广府人，也有讲塑料普通话的外省人，他们有的像我一样被偷走了单车，有的被偷走了液化气罐，有的被偷走了油盐柴米和高压锅，还有被偷走了衣服的，我没想到一个乡下小伙子会偷走这么多东西，这也是只有乡下人才会偷的东西。这些失主一进来，新的一轮殴打马上就开始了，血腥味迅速变得浓烈起来，一只只穿着皮鞋还钉了铁掌的脚在他身上践踏，就像在践踏一摊烂泥，还有人就用他偷走了又被重新找回的高压锅使劲往他身上砸，他一直咬着牙没吭声，但他的牙缝和嘴唇里有猩红的血渗出来……
这时门外会及时传来警察的喊声，别打脑袋！这是仁慈的命令，除了脑袋，你可以在一个贼的其他身体部位实施必要的惩罚，让他尝尝做贼娃子的滋味儿。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同孙志刚的命运相比，这真是格外的仁慈了。
四
这些外省来的农民工已经成了这座城市的犯罪高发人群。每隔不久，在一些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都会有法院的大布告贴出来。这些布告也贴到了大老表摆修车摊的街口，就在他背后的一堵墙上，有区法院的、市中院的、省高院的，但不知怎么都爱贴在同一个地方，一层一层地覆盖着，刚过去的事很快就会被刚发生的事掩盖了，但还是会从里边透出隐约的字迹，在一个名字上，有时会透出几个人重叠的名字。区一级法院大多是些偷盗扒窃之类的犯罪事实，判刑三至五年，到了中院就是十年以上的徒刑了，到了高院名字上就要打一个血淋淋的大×，后来不知怎么又改成打钩了。×与钩无所谓对与错，在一张纸上都是一样的意思，对于生命也是一样的意思，即一个人可以被合法地杀掉了。看这些布告上的名字，除了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几乎全都是外省进城务工的农民，但他们的名字后面一律写“无业”，仿佛这些被枪毙的人一直到死除了抢劫、杀人、强奸，没干过一件人事。而对于这些即将被处死的人，这些修单车的对这些犯罪分子也没多少同情，这些布告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慑力，而且让他们开心地玩起了恶作剧，一个四川人伸着指头比划成一把枪，眯着一只眼瞄准一个贵州人，嘴里发出一声——嘣！而那个贵州人就像真的挨了枪子儿，张开手臂做出了一个向后仰倒的姿势。
大老表扑哧一笑说，屁，还能让你站着吃花生米啊，都得跪着，枪是从背后打的。
又有一个湖北人说，听说不等咽气就拖到医院里去了，有人正等着他的眼角膜和腰子呢。
话题在不经意间开始转变，很多人都开始列举一个人身上有用的东西，心哪，肝哪，眼角膜哪，眼珠子哪，血哪，骨髓哪……这些健康的器官都可换到别人身上。尔后，他们又开始热烈地讨论每一个器官的价值，有人甚至根据这些器官的单价计算出了整个人的生命价值，那个湖北人第一个得出结论，一个人最少也值一百万哪！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让这些浑身沾满了油污的人眼珠子都开始发亮，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值钱，谁说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原来都是价值百万的富翁了。有人开始愤怒地质问，上次大街上一个蹬三轮的被汽车轧死了，怎么只赔了四万？又有人开始倡议，妈的×，咱们不在这里修单车了，咱们卖腰子去，卖眼角膜眼珠子去，给自己留一个腰子一只眼就够了。
这可能是那些法官们做梦也没想过的，他们威严的充满了震慑力的布告，会把一些农民思维引向另一个方向。而这些灰暗无光的生命，也在这些关于生命价值的讨论中仿佛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他们竟然以这种奇怪的方式，重新发现了自身和生命的价值。当然，这样的探讨也只是没活儿干时的一些无聊的探讨，我不相信他们真的会往心里去。直到某一天，大老表问我们社里出不出医学书和人体解剖的书时，我的直觉让我一下盯住了他。他要医学书和人体解剖的书干什么？我这样盯着他看时，他正吃着那种最廉价的盒饭。这汉子把所能挣到的一点儿钱几乎全寄给了乡下的家里，只给自己留下了这一份廉价的盒饭，没一点荤腥，只有些下饭的咸菜和白菜帮子。但他长得很壮实，这是个只需要一点咸菜、几块白菜帮子和一大碗糙米饭就可以生长出滚烫的血肉和无穷活力的人。难道，他真想要出卖自己的身体器官了？他并不回避我的眼神，吃完盒饭，他抹了一下嘴边的饭粒憨厚豪爽地冲我笑笑说，我卖过血，我这修车摊子就是卖血做的本钱呢。
我说，你可别瞎想啊，这出卖身体器官可不像卖血那么简单，国家有规定，器官只能捐献，可不是自个儿想卖就能卖的。
有这法？他疑惑地看着我，好像我在骗他，他理直气壮地说，长在我自个儿身上的东西，我卖了，也犯法？
这是我碰到的一个农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高中毕业能读懂外国小说的农民，他可能有点走火入魔了，要么就是为了儿子上大学把自己快要逼疯了。那时候，又一轮高考已经发榜，他儿子这回考得还不错，差一百多分。如果他儿子是香港人澳门人或海外华人，就是差两百分也可以上大学。但他儿子是江西人，江西是革命老区，但高考对老区人民没有任何照顾，别说差一百多分，差一分也休想跨进1995年的大学门槛。但大老表有个很有能耐的亲戚，说可以帮他儿子上大学，但要钱，五万。这对一个农民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大老表跟我说，只要儿子能上大学，哪怕只是挂着个大学之名的大学，他也愿意卖掉家里的房子连带所有的家当。但一个贫穷农家安身立命的所有一切也值不了多少钱。而他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还不是儿子能不能上大学，而是已经被书读得有点精神恍惚、想上大学想得像范进一样的儿子，如果一旦上不了大学，可能会真的变成一个疯子，甚至可能会在绝望中自杀。这让大老表的行为由不可理喻变得十分悲壮了，这是一个父亲在竭尽全力地拯救他的儿子。他的悲壮只能让我备感悲怆，我能给予他什么，我可以在这里听他诉说，作为他倾诉的一个对象；我还可以这样提醒他，老表啊，你不要太相信你那个亲戚，他可能是个骗子；我还可以这样警告他，你可千万别干傻事啊！
但这对一个农民迫在眉睫的问题都无济于事，他最需要的是钱，一大笔钱，我可以慷慨地给那个乞讨的小姑娘扔出一个锃亮的钢镚儿或一张肮脏的零钞，但五万块钱对于我在当时也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在广州一年的全部收入只有五六千。但许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拷问自己，如果我当时有五万块伟大的人民币，我会慷慨地拿出来给一个非亲非故的农民去拯救他的儿子吗？就算我真的如此慷慨，我会不会怀疑，他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他会不会是一个骗子？我当然可以跟着他去他家里察看、验证，然而这里边又会不会有圈套和陷阱，甚至被他绑架，被他下迷魂药，被他卖掉我的身体器官？这些残酷的设想，让我得出了一个异常残酷的结论，所谓同情，所谓悲悯，是多么廉价而又毫无意义的东西啊。反而是一个农民的想法更加清醒和实在，他并未把巴尔扎克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现实和自己所处的现实混淆成一团，从来就没有。他以强大而清醒的理性跟我探讨《罪与罚》中那个叫拉斯科利尼夫的法律系大学生，当他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如果他选择去卖掉自己的一个身体器官，是不是比杀人更好？拉斯科利尼夫懂法律，他明知杀人是要连整个生命都要断送的，但他还是愚蠢地选择了杀人。这让大老表做出了一个所有高尚且高深的学者都没有得出的结论，拉斯科利尼夫的最大的悲剧性是他对生命的价值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又比如说那个叫索尼亚的妓女，她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孩子就会饿死，但如果卖掉一个身体器官她还会不会出卖自己的整个身体？
这都是我碰到的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个修单车的江西汉子也并不期待我的回答，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还没有哪个人像他这样，以一个农民的生活经验把生命的价值和身体器官的价值真实地揭示到如此尖锐和残酷的地步。如果一只腰子一只眼角膜或一只眼珠子能卖到十几万二十几万，他选择以牺牲生命极小的一部分来拯救他的儿子，来换取整个家庭的完整和基本的生存保障，这真是值得去干的。他不是疯子，也没有走火入魔，他在理智上保持了足够的清醒而且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没过多久，那个壮得像傻子一样的农民就在我的视线里彻底消失了，他平常修单车的地方突然一片荒凉，我看见地上的一摊污黑的油污正在南方咸湿的海风中一点点地干掉。对大老表的消失，我是有预感的，并不感到太吃惊。这座庞大无比的城市，也不会因为一个修单车的离去而感觉少了什么。对于我，只是每天早晨少了一句浊重而又热乎乎的招呼：早啊！晚上下班回来时又少了一句问候：啊，回来了。还有，就是从此再也没有个农民对我这样倾诉了。这没有什么，可有可无。我的生活和这座城市一样一如既往。一切都是顺序。我也变得愈加沉默。他去了哪儿？没有任何音讯，我也从不打听。在南方，一个人的出现和一个人的消失，就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又离开这个世界，没有来由也没有理由，也没有谁去刨根问底。也许他回到了乡下的老家，也许他去了某个什么城市。对一个农民的生活你可以有多种猜测，但那只能是想象和虚构。但愿他还壮实得像个傻子似的壮实地活着，哪怕少了一个腰子或一只眼睛。
陈启文，作家，现居广东东莞。主要著作有小说集《洗脚》、长篇小说《河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