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怎么读（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一生中的三个）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怎么读（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一生中的三个）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们都过得比较苦，一向廉洁勤俭的梅贻琦就过得更苦。西南联大有时为职工谋一点福利，梅贻琦主持制定的校规却把包括他在内的三位常委（蒋梦麟、张伯苓）排除在外。蒋张两人都身兼数职，生活不成问题，惟有梅贻琦养家辛苦。即使这样，教育部给西南联大的学生发了一些补助金，梅家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梅贻琦坚决不让妻子去领补助金。相对于言传，身教变得更为可贵。过去，校长住宅的一切日用生活品全由公家供给，公务人员会按时送到。梅贻琦搬进去后，就放弃了传统校长的种种“特权”——家里的一切全都自己掏钱，就连学校每月免费提供的两吨煤，也要自己付钱；夫人如果和他一起进城，可以坐他的小轿车，如果一个人，就要乘班车。总之一句话，绝不沾公家一分钱的便宜。虽然这些省下来的都是小钱，但是梅贻琦认为，“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公款不私用虽然家庭生活捉襟见肘，梅贻琦从来没想过公款私用。1931年底，梅贻琦当选清华校

清华的校长不好当。在梅贻琦之前，一年之内曾有三名校长被驱逐，但梅贻琦却在这个位子上干了一辈子。当被问到稳坐校长职位的秘诀时，梅贻琦笑称：“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之于清华，就像蔡元培之于北大，意义非凡。梅贻琦的治校能力有目共睹，清华正是在他的手里，从一个籍籍无名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了国内数一数二的知名学府。但是，梅贻琦的廉政和勤俭，却让人更加印象深刻——作为大学校长和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梅贻琦一辈子没有什么像样的积蓄，连晚年病危时的住院费、丧葬费，都是朋友帮助偿还的，这便是梅贻琦一生中的三个“不”。

薪水不独享

梅贻琦本出身于天津名门，远祖梅殷是朱元璋的驸马，曾受命驻防天津。传到梅贻琦父亲梅臣这一代时，家道中落了。当然，梅家的好日子，梅贻琦还是赶上过几年，小时候，他们兄弟姐妹每人都配有一个奶妈。等到小弟梅贻宝出生时，梅家基本上日暮途穷了，不仅奶妈全部被辞退，10岁的梅贻埼还给弟弟当起了“奶妈”。

公款不私用

虽然家庭生活捉襟见肘，梅贻琦从来没想过公款私用。

1931年底，梅贻琦当选清华校长，在《竞职演说》中，他第一个便谈到了经济问题，其中，“力图撙节与经济（撙节即节约之意，编者注）”是他用公家钱财奉行的原则。

相对于言传，身教变得更为可贵。过去，校长住宅的一切日用生活品全由公家供给，公务人员会按时送到。梅贻琦搬进去后，就放弃了传统校长的种种“特权”——家里的一切全都自己掏钱，就连学校每月免费提供的两吨煤，也要自己付钱；夫人如果和他一起进城，可以坐他的小轿车，如果一个人，就要乘班车。总之一句话，绝不沾公家一分钱的便宜。虽然这些省下来的都是小钱，但是梅贻琦认为，“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西南联大时期，教授们都过得比较苦，一向廉洁勤俭的梅贻琦就过得更苦。西南联大有时为职工谋一点福利，梅贻琦主持制定的校规却把包括他在内的三位常委（蒋梦麟、张伯苓）排除在外。蒋张两人都身兼数职，生活不成问题，惟有梅贻琦养家辛苦。即使这样，教育部给西南联大的学生发了一些补助金，梅家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梅贻琦坚决不让妻子去领补助金。

梅贻琦一心扑在公务上，家里人生活怎样，是否挨饿，他全然不知，这可苦了韩泳华。在《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一文中，韩泳华对抗战时期的生活进行了这样的描述：“教授们的月薪，在一九三八，三九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梅贻琦）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后来，韩泳华参加了昆明女青年会的活动，“参加活动的还有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等。大家要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我备饭时，确实没有钱，就在大西门旁铺一块油布摆个地摊，把孩子们长大后穿不上的小衣服、毛线头编结的东西以及我自己的衣服等摆上卖，一个早上卖了十元钱，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

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到西南联大拜访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特地在家为费正清举办了一次晚宴。后来，联大美籍教授温德告诉费正清，梅贻琦每月的工资不足六百元，但招待他的这次宴会费用不下一千元。费正清听后很难过，他送了梅贻琦一瓶一英寸高的专治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希望这瓶药能为梅贻琦换回些钱来。

守贫不逐流

梅贻琦的勤政、廉洁，让他深得人心，所以国民党溃败前，他是重点“抢救“对象。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梅贻琦也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梅贻琦离校那天，清华教授吴泽霖在学校门口碰到了他，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贻玲说：“我一定要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了。”

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梅贻埼一直独自保管着清华数十万美元的基金，这笔钱，他从来没有动过私用的念头。梅贻琦离开大陆后，先是在纽约中华女化基金会服务，继续保管清华基金。1951年春，他组织了“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委员会”，开始用清华基金利息资助在美学者从事研究，凡是课题确有研究价值，且生活窘困的中国学者，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帮助。

梅贻琦给自己每月定薪仅仅三百元，后来台湾当局让他把薪水改为一千五百元，梅贻琦不肯，他说：“以前的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

1955年，梅贻琦把妻子留在美国，只身一人回到台湾，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院”，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张昌华在《梅贻琦，清华的名片》一文中写道，梅贻琦“在台挣的台帀，根本无法照顾夫人生活。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在衣帽厂做工，到首饰店站柜台，去医院做护理照料盲童，从六十二岁一直干到六十六岁。”家庭生活如此艰辛，梅贻琦在1954年参加完“国民大会”后，却用全部津贴为“清华驻美办事处”购买了图书。

韩泳华晚年回忆，梅贻琦晚年病重时，病桌旁边有一只从不假手他人的手提包，包里是什么，韩泳华也不知道。梅贻琦去世后，他的秘书把这个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丝毫不差，这让在场的人无不为梅贻琦廉洁奉公、宁静谦逊的品格所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