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看门人单霁翔带你认识紫禁城（北京明城墙遗址的这一幕）

故宫看门人单霁翔带你认识紫禁城（北京明城墙遗址的这一幕）此情此景，让单霁翔心情沉重。他沿着城墙根儿走了几个来回，发现有的城砖上还有“万历”“嘉靖”的砖款，依稀可辨。令单霁翔意想不到的是，在靠近崇文门的三角地，留有夯土层的城墙上，居然有一块田地，“有人在明城墙上种菜！”那是1996年9月的一天，北京火车站南边的一块地被一家房地产商相中，准备盖星级酒店。拆迁过程中，露出了一段明城墙。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得知此事后，立即去现场踏勘。在拆迁现场，他看到了一处断壁残垣，彼时已面目全非。“有的地方，虽然城墙内外两侧的包砖尚存，但城心夯土已经被拆光、挖净。有的地段裸露出大面积的城心夯土层，仅存一侧的城墙砖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风化、腐蚀。”崇文门至东南角楼一带饱经沧桑的明城墙 刘新华摄

在崇文门和东南角楼之间，有一片广阔绿地，簇拥着北京现存最长的一段明城墙。绿地芳草萋萋，古树掩映；城墙斑驳，古韵犹存，古老的城墙与现代城市融为一体。

这段城墙历经五百多年风风雨雨，尽管在城市化建设中幸存下来，但到了1996年已岌岌可危，千万人的心为此牵挂，北京市民捐来40多万块城墙旧砖将其抢救。它重获新生的故事，不仅承载了历史记忆和乡愁，更承载了人们对古都文明的觉悟和尊重。

有人在明城墙上种菜

“城墙斑驳不堪，断壁残垣上，长满萎黄的枯草。夯土裸露，秋风吹过，沙沙地往下掉落。”虽然20多年过去了，单霁翔仍记得见到北京最后一段明城墙时的样子。

那是1996年9月的一天，北京火车站南边的一块地被一家房地产商相中，准备盖星级酒店。拆迁过程中，露出了一段明城墙。

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得知此事后，立即去现场踏勘。在拆迁现场，他看到了一处断壁残垣，彼时已面目全非。“有的地方，虽然城墙内外两侧的包砖尚存，但城心夯土已经被拆光、挖净。有的地段裸露出大面积的城心夯土层，仅存一侧的城墙砖体，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风化、腐蚀。”

崇文门至东南角楼一带饱经沧桑的明城墙 刘新华摄

令单霁翔意想不到的是，在靠近崇文门的三角地，留有夯土层的城墙上，居然有一块田地，“有人在明城墙上种菜！”

此情此景，让单霁翔心情沉重。他沿着城墙根儿走了几个来回，发现有的城砖上还有“万历”“嘉靖”的砖款，依稀可辨。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基础上依礼制而建造的都城。1368年，明大将徐达攻陷元大都后，将北城墙南移2.5公里；1406年，明成祖朱棣开始建宫殿、修城垣；1553年，明世宗朱厚熜为加强城防，增筑外城。三重半城墙环环相围，北京由此形成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的“凸”字形格局。

北京明城墙总长34公里，其中内城20公里，外城14公里。高大巍峨的城墙和城门，是昔日北京城的象征之一。

1924年，瑞典学者喜龙仁初到北京，立即为城墙和城门所倾倒。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他不吝赞美之词：北京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建筑——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新中国成立时，用夯土与青砖建造的城墙，已经历五百多年风风雨雨，年久失修。城墙又因为体量庞大，据守在城市中心，常被认为是城市交通痼疾的罪魁祸首。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方便交通，在城墙上开的豁口数不胜数。

上世纪6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突变，中苏关系恶化。出于备战需要，北京地铁工程再次被提上议程。在规划地铁线路时，对于如何有效掩蔽，相关方面意见不统一。且按照中央指示，要以“尽量少拆民房”为原则，地铁建设线路的方案，先后出现了60多个。

线路规划时，一线地铁到达复兴门将折而向南，经象来街(即长椿街) 再向东，经宣武门、和平门、前门、崇文门到达终点北京站。

这条线路地处旧城区，地铁工程在这里进行敞口明挖，又牵扯一大批搬迁问题。在备战的情况下，无论是工期还是资金，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让规划人员左右为难。

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提议可以把内城城墙和城楼拆掉，地铁沿着城墙修。如此一来，可以把拆迁数量减到最小。这个方案在当时看，确实是一个省时、省力又省钱的方案，一经提出就得到地铁领导小组的重视。

于是，历史向现实做出了让步。在修建地铁过程中，北京内城城墙和城楼逐渐被拆除。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毛泽东提出“准备打仗”。随即，北京开始拆城墙、取城砖、修建防空工事，每天平均有30万人参加义务战备建设。锹镐翻飞，尘土弥漫，北京的明城墙，走到了漫长岁月的尽头。

1979年的东南角楼

这段城墙为何没有被拆除？据原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绪安回忆，“北京站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时候就已经建成了。地铁又必须联系北京站，所以地铁从崇文门这儿拐了一个小弯儿，拐到现在的北京站广场，设了两个出入口。所以，北京站南侧的这段城墙就保留下来了。”

1984年5月，北京市政府将这段“明北京城城墙遗迹”定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东南角楼下立有石碑。北京市规划局和市文物局还共同制定文件，明确城墙遗迹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具体规定。

文件规定：“城墙以西20米的平行线内为保护范围，只准绿化和做消防通道；保护范围以西30米的平行线内是建设控制地带，只准建高度不超过18米的建筑。”

可现实情况是，这段城墙早已被层层叠叠的民房“包围”了。

曾在《北京晚报》做记者的刘一达，1980年代初就住在城墙东头的基建工程兵宿舍大院里。“那会儿刚结婚，没房子，就临时住在里面。”刘一达记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里住了上百户人家。

刘一达在大院里住了两年，与城墙朝夕相伴。夏日傍晚，他时常到城墙边散步，也曾沿着城墙向东去探幽。秋天，城墙的墙头上荒草丛生，草里夹着不少酸枣棵子，有时也摘些酸枣回来。

爬上城墙，放眼望去，一片密密麻麻的平房。据统计，从东便门一直往西到崇文门交叉路口的路北，依着城墙盖起的厂房有3万多平方米；拆了城砖盖起的房子有19栋；有的住家用城墙当后山墙，还有500户干脆就住到城墙上。

刘一达告诉记者，“附近的房子都低矮破旧，许多都是用碎砖头搭的，很难看到像样的房子，更没有规矩的四合院。胡同也特别窄，车根本开不进去。”

由于房屋密度大，崇文区政府很早就想对这一地区危房进行拆迁，但苦于没有资金。文物部门想把这段城墙“解放”出来，也无计可施。

1995年，北京市政府曾拨30万元专款，用于维修这段城墙遗迹，但由于这片地区胡同太窄了，施工队根本进不去，最终无法施工。

《北京晚报》鼓与呼

差不多与单霁翔前后脚，时任《北京晚报》科教部主任的黄天祥，也接到读者举报拆城墙的电话。有读者反映，“位于东城区的这段明城墙遗迹，因处在某大厦的建设区内，建设单位正考虑拆除。”

1990年代，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在街头排队买《北京晚报》曾是街头一景。谁要是遇到不平事发生，常常不忘说一句，“到晚报告他去！”

黄天祥接到举报电话后，立即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由于这段城墙遗迹距离报社不远，上午接到电话，下午他就去现场核实情况。

“大约有500米长，城墙上杂草灌木丛生。”黄天祥告诉记者，现场还有一些文物爱好者，拿着宣纸在做城墙砖的拓片。

残破不堪的明城墙

看到这段明城墙，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黄天祥百感交集。小时候，他曾顺着马道在城墙上爬上爬下，捕鸟嬉戏、摘酸枣、放风筝。年过不惑，他亲眼目睹北京仅存的一段明城墙危在旦夕，像落难的凤凰，怎能不觉得可惜？

黄天祥在澳大利亚访问时，曾亲眼看到高楼大厦之间，留有保护完好的一段墙壁。“它不过是澳洲早期移民留下来的建筑遗迹。”国外如此，我们拥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城墙，不应该更加珍惜吗？

身为记者，黄天祥责无旁贷。早在1984年，他就写过一篇《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报道，呼吁将“九月的一天定为全国教师节”，催生了教师节的设立。“当时《北京晚报》的影响力非常大”，抢救明城墙，他决定为此一搏。

回报社后，黄天祥写了一篇《请留下这段明代城墙》的报道。报道中，黄天祥发出“难道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却容不下这段城墙”的设问，他建议借这次拆迁之机对城墙进行保护开放，“建成绿地，北京岂不又多了一处赏心悦目的历史文化街景？”

1996年9月22日，这篇报道被刊登在《北京晚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反响。

1996年9月22《北京晚报》

“市领导、市文物局，很快都给我打了电话，说要去现场考察，让我也跟着去。”黄天祥记得，9月25日，著名文物、建筑专家侯仁之、张开济、李准等，都亲自到这段明代城墙遗址考察。

时年85岁的侯仁之先生，是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明城墙前，他对黄天祥说：“保留这段明代城墙非常重要，城墙不仅是一种军事防御，而且反映城市的规划设计。北京城的建筑是无与伦比的，城墙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显著的象征和标志。”

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也表示，“这段明代城墙价值很高，它位于城区中心，又在古观象台、东南角楼两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间，可以连起来，尤其是这段城墙四五百年没有动过，是很不容易的。这次拆迁应是一个转机，可以用最小的造价得到最大的效益。”

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顾问单士元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说，如果有保护明代城墙遗址的呼吁书，他愿第一个签名。当时市政协的几位委员看到晚报的报道后，立即提交了一份保护明代城墙遗址的提案。

北京的古都风貌曾在现代化建设中遭到破坏，一度让众人顿足长叹。这段城墙让专家学者们“如获至宝”，市民对过去时光的眷恋、童年的记忆和对北京这片土地的热爱也终于找到寄托，纷纷呼吁保留这段明城墙。为此，黄天祥连续写了十余篇跟踪报道。

与此同时，《北京日报》也刊登了《北京最后一段城墙，保护？还是拆除？》的文章，请广大读者对老城墙的拆留问题加以探讨。

有读者写信问：“北京的元代土城城垣已开辟为了遗址公园，辽代天宁寺塔也在二环路边‘亮’了出来，难道不能再努一把力，把这段城墙保护下来开辟为公园或博物馆吗？”

还有读者来信说：“我出生在那段古旧的城墙下，古老的城墙看着我长大，我则看着它一天天破败。关于这段城墙该拆还是该留，答案很明确，应该保护。”

从年过古稀的老人到年未弱冠的少年，大家纷纷写信、打电话给《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希望能保留这段北京城最后的城墙。“少则几封信，多了有十几封信，见天儿有。”黄天祥说。

原来准备在古城墙遗址上盖饭店的企业，也转变了态度：取消原来的建设计划，并为修复城墙赞助300万元。

千万人的心，不约而同地在为这段城墙的命运转机而激动。

1996年10月初，北京市城市规划部门、文物保护部门和建设部门就这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将这段城墙全部保留，着手进行抢修，开辟为文化场所。

拆院墙补城墙

1996年12月初，家住复兴门外地藏庵的焦清顺，在《北京晚报》上看到北京要抢修最后一段明城墙的消息，激动地一宿没合眼。

报纸刊登了一份倡议书：“修缮明城墙是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需要用到大量当年的旧城砖。但有一个难题是，当年的旧城砖早期随着旧城墙被拆除而散逸四方了。”为此，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北京市博物馆学会、北京市考古学会、北京市史地民俗学会四家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号召全市市民“爱北京城捐城墙砖”。

焦清顺想到自家院里那间小棚子，就是用旧城砖搭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复兴门外一家单位清理废墙，他从渣土中搬出170块旧城墙砖，旧物利用，正好搭了一间小棚子堆放杂物。

但是，要想把这旧城砖取出来，自己家就少了一间屋子，那些舍不得扔的旧物就没地儿放了。是给明城墙添砖，还是保留自家小棚子？

焦清顺寻思着，个人损失事小，修明城墙是北京人的大事，给子孙后代留点念想吧。于是，焦清顺动员家人齐上阵，推倒了自家的小棚子，取出砖，清理了灰浆，整整齐齐码好。

旧城墙砖长48厘米，宽22厘米，厚13厘米。一块砖重48斤，170块砖重8160斤，焦清顺和家人搬不动，拨打了报纸上的捐砖热线，很快被“捐砖办公室”的工人搬走。焦清顺心里踏实了：这些砖原本就是国家的，送到这段城墙上才有意义。

北京市民积极捐献旧城砖 张风摄

北京金属结构厂的工人魏锦山，看到报纸上的倡议书后，忍不住感慨：“修缮古城墙，再现古都风貌，没有比这更好的事！”城墙承载了太多老北京人的记忆，可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城墙被拆，旧城砖都用来建防空洞、盖民房了。

于是，年近六旬的魏锦山每天下班后，骑着二八自行车走街串巷去找砖。朝阳门、东直门、西直门、虎坊桥等各大拆迁改造工地，他一个都不落下。每到一个工地，发现旧城砖，他就扛两块，用绳子拴在自行车后座上，骑行四十多分钟送到东便门旁边的“捐砖办公室”。

日积月累，年复一年，魏锦山连续捐了18年，累计捐赠3600块旧城砖，单个砖垒起来高度可达400多米，重量共有8.64万公斤，这些都被记录在“捐砖办公室”的笔记簿上。除了魏建山，笔记簿上还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捐旧城砖的人名。

承办明城墙修复工程的单位是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时隔20多年，经理李彦成忆起这段往事，依旧心潮澎湃，“接到任务后，我马上把公司的办公电话改为捐城砖热线，同时在东便门城墙遗址处的空地儿搭了一间棚房，成立‘捐砖办公室’，不论昼夜，随时接收市民捐的城墙砖。”

“电话被打爆了！平均每天要接60多个电话，最多时一百多个，有时夜里两三点钟还有人提供线索。”李彦成告诉记者，公司15位干部职工24小时不离岗，倒班接听电话，吃饭都守着电话。

捐砖现场更是一片热火朝天：捐砖的人络绎不绝，运砖的车进进出出，自愿帮忙的志愿者纷至沓来。李彦成感慨万千，“这项工程之前，他已在这行干了7年，做了65个工程，却头一回备受感动。”

北京市民积极捐献旧城砖 张风摄

很多过去居住在城墙根儿下的百姓，拆了自家用城墙砖搭建的小厨房、后院墙，把旧城砖取出来，冒着严寒、踏着残雪送到修复工地。一位捐赠者沉痛地说：“一看到那段残破的城墙，就想起当年的事情，就像是小时候不懂事，轻易撕毁了一张价值连城的‘龙票’，时间越长，越让人觉得懊恼。”

捐砖数量较大的还有一些单位。北京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组织职工将原用旧城墙砖砌的院墙拆掉，旧城砖码放整齐交给市文物局。崇外大街和西直门内各有一处地下管线工地发现了用旧城墙砖砌的下水沟，施工人员穿上雨靴，从带冰碴儿的污水中捞出了2000余块城墙砖。

城墙也牵动领导和文物专家的心。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立行，特意查看了城墙附近的一些地方，发现一间住房、一段护坡和一条胡同路面用的是旧城砖，便写信给当时的市文物局副局长孔繁峙，并提出了调查摸清现存城砖基本状况及如何利用城砖等建议。

被业界誉为古建保护“三驾马车”的罗哲文、郑孝燮、单士元，先后多次前往修复工地，把积累多年鉴别古城砖的经验告诉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

2002年国庆节前，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主体工程竣工时的合影，自左至右为：徐雄鹰、王世仁、郑孝燮、李彦成、罗哲文。 王玉伟摄

黄天祥每天都会收到读者来信，不少人为捐城墙砖提供线索。他记得，“有读者说密云的一个养猪场，用了不少旧城砖砌猪圈。我跑过去看了，发现果然如此，就撺掇养猪场把旧城砖给捐了。”

大家的热情感染了文物古建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项目经理徐子旺负责拉砖，“十二块以下，我就开着自己的桑塔纳去，再多车头就翘起来了，只能开着130轻卡去拉。只要有人打电话说有旧城砖，我们就不计运费把它们拉回来。”

当时，北京对130轻卡限行，每天晚上11点至早上7点之间才能上路。“一开始，我们就连夜拉砖。”徐子旺向记者回忆，“后来交警看我们是拉旧城砖，车上还贴着‘爱北京城捐城墙砖’的标语，就给开了一个特许证明，白天也能上路了。”

徐子旺和同事们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百姓家中，不落一块抢运捐献的城砖。他们没时间回家，吃住都在工地。

短短一个月，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就收到社会各界捐赠近2万块旧城砖，群众提供捐砖线索千余条，还有市民和外国友人捐款330万元。

“没想到广大市民的觉悟、认识如此之高，这是文物部门始料未及的。”单霁翔至今对此仍难以忘怀，“作为文物工作者，我们深受教育，更应该拿出十二分的努力来做好工作，永远记录下人们的热情。”

6亿多元安置搬迁居民

明城墙修缮，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周边居民的腾退、搬迁等问题。

文物腾退和环境整治，一直是北京文物保护工作的“硬骨头”，涉及单位、居民多，历史遗留问题错综复杂，腾退动辄十余年甚至数十年。

恭王府腾退，花了28年；大高玄殿腾退，花了60年。像这样的例子，北京还有很多。但残破不堪的明城墙，等不起了。

“有钱修缮没钱腾退”，曾一度让明城墙保护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崇文门三角地一度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市政设施落后，管线引不进，污水排不出，墙根儿下的环境极为恶劣。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也很无奈，他们想从恶劣的环境中搬出去，但苦于经济条件所限，进退两难。

昔日崇文门至东南角楼一带街景，一片密密麻麻的平房。

时年四十岁的白文春，是东便门地区的老住户。他4岁起全家就搬到明城墙脚下，一家人在一间3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住了将近40年。他们家的大杂院挨着东南角楼，每天都有很多外国朋友来参观，但他们不敢让外国人看自家的大杂院，因为太破了。院子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冬天的夜里，冒着寒风跑到几百米外上厕所的滋味别提有多难受。

赵女士对这番往事，也记忆犹新。“那时，我们一家4口挤在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屋里只够放下一张床。一下雨我都不敢睡觉，就怕房子塌了。墙薄得邻居说个悄悄话都能听清楚。”

明城墙亟待修缮，当地居民生活条件也亟待改善！为了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症结，2001年11月25日，北京市政府把文物保护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相结合，将“明城墙保护工程”作为2002年为群众拟办的60件实事之一，首次提出“文物腾退政策”。

市区政府投资6亿多元安置搬迁居民。修缮明城墙遗址，需要腾退周围2612户居民和79家单位。居民分属不同单位，既有中央单位，也有市属、区属单位，还有是街道小厂的，盘根错节，从哪里开始呢？

北京市文物局、市规委、市房改办反复讨论，决定先易后难，分两个阶段对明城墙遗址范围内的单位和居民进行腾退。“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第一阶段先腾退79家单位，第二阶段是各责任单位搬迁安置所属住户，由于涉及的人口基数大，采用逐批搬迁的办法。”单霁翔说。

但作为崇文区四大危改工程之首，腾退并非一帆风顺。“有的有房产证，有的住单位房子，有的是临时建筑，还有的房子常年没人居住，旁边邻居说那房子有七八年没人住。”当时在市文物局文保处工作的毕建宇回忆，有的房主根本不知该从何找起，任务十分艰巨。

负责腾退的工作人员，不辞辛劳，在当地派出所、户主单位之间不断走访，才好不容易找到房主。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的孔繁峙也身体力行，患有老胃病的他，揣着小药瓶和饼干，在城墙脚下盯了一年多，整日走街入户，与各方不断协调。

“腾退工作开始后，我的办公室就搬到了工地，下班没点，休息更是没点，那一年几乎就住在了工地上。”毕建宇回忆，每天傍晚五六点，负责腾退的各部门负责人都要在一起开个会，总结一天腾退的情况。

修缮明城墙，居住环境也能得以改善，住在腾退区的居民，对此非常支持。不到一年时间，明城墙遗址腾退工作基本完成。据有关部门统计，拆除各类建筑6000余间，清运的垃圾渣土16万吨，共腾出约15万平方米。

从此，这段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明城墙，终于得到了“解放”。它将以怎样的面貌重获新生？人们饱含期待。

留住历史痕迹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和800年建都史，文物古迹比比皆是。过去，由于财力有限，许多古迹该大修时只能小修，时常面临年久失修、险情迭出的状况。

北京市委市政府下决心从2000年到2002年，3年投入3.3亿元对京城百余项市级以上文物古建进行抢险修缮。这个数字，几乎赶上了此前几十年北京文物修缮经费的总和，把很多文物从濒危状态解救出来。

单霁翔告诉记者，北京市政府投入文物保护专项资金4000多万元，用于对明城墙遗址进行全面保护修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之一。

资金问题不愁了，明城墙遗址该如何修缮？我们还能寻回旧时风貌吗？

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尚无成熟的文物保护理念，修文物古迹就是把建筑修结实了。古建单位都热衷于落架大修，修缮一新。

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先生提出“修旧如旧”的理念，本意是经过修整后的建筑仍是一个旧的形象，不要焕然一新。但长期以来，文物保护界对“旧”的理解存在争议。有人说这个“旧”，应该是初建时的样子。也有人认为，应该是现在的样子。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对文物建筑的保护维修必须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但何为文物的“原状”，没有明确说明。与此同时，文物古迹在修复过程中，没有系统、完整的技术标准来予以规范和评价。

因此，在一段时间里，国内文物古迹的保护，甚至存在“真遗迹”不如“假古董”的现象，对文物古迹造成巨大破坏。

直到2000年，国家文物局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定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准则》提出文物古迹保护的十条原则，其中包括“必须原址保护”“尽可能减少干预”“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等，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中存在的观念性问题。

2001年12月，明城墙遗址修复保护一期工程动工，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负责保护设计。在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韩扬看来，对“旧病缠身”的明城墙遗址，需要做的是“祛病延年”，并采取保护手段提高遗存抵御自然破坏的能力。

“明城墙遗存保护工程本质上不是修复工程，以‘修旧如旧’作为目标或评价标准并不合适。”韩扬说，“最根本的目标是将遗存实物安全地保存下来。在安全保存的前提下，展现最能够揭示它的文物价值或者说遗产价值的样貌。”

修复明城墙 李继辉摄

文物古迹修复必须以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这段城墙是什么时候建的，用了多少工、多少料，修了多长时间等，都得有史料依据。”古代建筑研究所原副所长侯兆年说。

参照史料，韩扬和工作小组对明城墙遗存进行了详细测绘。“通过图纸、照片、文字等手段，记录下城墙保存的段落和数量、各处破坏的程度、危险或安全状况、可能产生继发破坏的隐患等，作为设计的基础资料和技术性依据。”

据史料记载，崇文门至东南角楼之间的这段城墙，始建于公元1419年。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将元大都南城墙向南移800多米，考虑到当时的工时和经费问题，最初的明城墙是用夯土堆砌而成，上覆芦苇；1436年，才在原来的土坯墙外砌砖石，至今已逾580余年。

历史上，这段明城墙全长约为1.7公里，高约11米，宽约15米，墙基宽约18米。根据韩扬团队的测绘，当时这段明城墙包括两段遗存。一段是自东南角楼迤西至崇文门以东的内城南墙，残址长约1245米，包括11座马面和1915年修筑的铁路穿城券洞。这段墙体大部分残损，其中约有200余米尚存原高度，但城墙上的雉堞、女墙、水口，则荡然无存。另一段是自东南角楼北面铁路迤北的一小段内城东墙残址长约360米，包括三座马面，只留存少数地面残迹和长约200米、残高约6米的墙体。

有的地段城墙已经拆光，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邀请市文物研究所专家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通过考古发掘对城墙基础进行清理，后期用明代城砖在地面砌出城墙的轮廓，这样就能看出城墙的位置、厚度及走向。”李彦成说。

查阅了历史资料，在科学考证和现场测绘、考古清理的基础上，韩扬最终将设计方案确定为：对地上有保存的墙体，有危险的部分做整修加固处理；对已拆平地上不见遗存的城墙遗址处，在湮没于地下的遗迹上，用旧墙的砖石材料补建城墙至一定的高度，旧料不足部分配用相同规格的新料。

“一开始没打算把南城墙全部连接起来。”韩扬告诉记者，经过专家多次论证，最终修改了方案，决定把从北京城东南角楼到崇文门这一段城墙全部连接起来。城墙高度也由原计划的3米增高为6米，最后局部增加到9米，使其高低错落有致。

明城墙上复建首个墩台 庞铮铮摄

但如果给城墙增高，旧城砖显然不够用。据统计，恢复整段城墙需要200多万块砖，而北京市民捐上来的旧城砖仅占用砖总量的五分之一。于是，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决定从河北、山东等地定制新城墙砖。

“京津冀一带，还有山西大同、山东临清等地的砖，都被我们买空了。”李彦成说，这些砖都是按古法烧制，尺寸与明代城砖保持一致，经过文物部门对质量把关后才能使用。修复过程中，工人们把新烧制的城墙砖用在紧贴夯土层的内部，而仅存的40多万块老城墙砖则用在了城墙的最外层。

为了尊重历史，这段城墙存在的两处历史遗迹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韩扬告诉记者，一是保留了清代末期为将铁路引入城内而在角楼西侧修筑的隧洞和当时增筑的一段城墙，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清代末期现代化交通工具——铁路引入我国的这段历史；二是在部分地段，如实地保留了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拆除城墙后所留下的遗迹。

修缮后的明城墙，如同一本老相册，明清时期的修建，清末民初的穿凿，抗日战争的创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拆损，这些历史痕迹都历历在目。

公园设计全球招标

彻底整治城墙遗址的周边环境，抢修明城墙，并不意味着它与北京这座城市的故事就此告一段落，而是刚刚开始。

如何让古朴沧桑的古城墙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并且永葆活力？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这一历史性难题再一次被提起。

侧立在明城墙一旁的东南角楼，重檐歇山顶，两条大脊于转角处相交十字形，灰筒瓦绿剪边，绿琉璃列脊饰兽头，观赏性极强。与其相比，明城墙通身青色，默默伫立在高楼大厦之间，略显单调，甚至有些不协调。单霁翔说，“长期以来，明城墙遗址的保护都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

时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郑孝燮曾为此忧虑。他撰文强调，“不要以为一段残破城墙微不足道，因为文物的价值不在大小，而在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不然为什么一颗小小的猿人牙齿化石，竟是无价之宝呢？”

郑孝燮建议，“结合文物保护把这些用地规划建设为公园绿带，使明城墙、东南角楼与绿地融为一体，将是最佳选择。”

建筑大师张开济，则从建筑设计的角度为明城墙献策。他认为，建筑设计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每一个工程都应该尊重它的周围环境，然后因地制宜地做设计。

为了借鉴国际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2001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市文物局、崇文区及东城区政府共同组织了一场“北京东便门明城墙遗址公园规划国际竞赛”，面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

在众多的设计方案中，美国施坦德建筑设计事务所和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合作设计的方案，获得一等奖。

这一方案曾详细调查比较了波兰华沙老城对中世纪遗留城墙的保护、耶路撒冷考古公园的建设方案等。其设计思想直中要害：“面对残缺不全的城墙遗址，我们对摆出一个夸张的姿势不感兴趣，对城墙美容也不感兴趣，如何把文化、历史等丰富元素，重新编织到北京不断变化更新的城市肌理中去，才至关重要。”

如何重新编织？方案中写道：“与其重建城墙造假历史，我们更愿意去唤醒记忆，展现历史的层面；与其在城墙上添加永久性的结构，我们更愿意为将来留下各种可能性；与其去制作一个漂亮的风景，我们更愿意让历史本身的魅力在这里自然流露。”

与其他立足于“整修”的方案相比，这份方案充分尊重了历史，得到评选组的一致认可并确定为实施方案。单霁翔认为，“这份方案注意发掘保护历史遗迹，突出‘遗址’作为公园的主题，对城墙不做不必要的修饰和美化，保护自然的状态，着意突出古城墙的历史沧桑感。”

腾退工作完成后，明城墙遗址公园的建设拉开序幕。在建设过程中，有读者给《北京日报》写信建议：愿保留城墙南侧的所有槐树。“从树龄和树的栽种方向排列看，它们属清朝中晚时期栽植，历经了清朝没落时期、民国战乱时期和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私搭乱建时期。现在，这些槐树依然顽强地活着……当遗址公园建成后，刺槐、老城墙相映成趣，一定能够体现出它的独特韵味。千万别千篇一律。”

建议见报后，崇文区园林局立即采纳。在进行地上物拆迁之前，园林局专门安排专业人员对现状树木进行调查，发现在明城墙遗址上有204棵树木。除椿树、洋槐、油松等高大观赏树之外，还有枣树、柿子树、石榴、核桃等果树。

这些大树一棵没伐，全都保留下来了。设计和施工人员为此根据地势和现状植物，调整了种植设计。地势高的地方有大树，就做一个坡起的微地形；拆迁保存下来的树木不成行，为躲开这些树，绿地中间的甬路就在这儿拐一下弯、那儿绕一下远。

“明城墙遗址公园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是个艰苦的过程。工期只有40多天，施工现场情况复杂，且对新栽植物的要求非常高。”原崇文区园林局高级工程师许联瑛告诉记者，古老的明代城墙是遗址公园的主体，园林植物要甘为“绿叶”，才能更好地衬托城墙的古朴沧桑。

被誉为“梅花院士”的陈俊愉，从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南梅北移”的科学构想，并在我国广大北方地区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实践。2003年11月，媒体披露了陈俊愉先生的研究成果：北京冬季有望露地开梅花。

许联瑛得知此事后，辗转与陈俊愉取得联系，并表明想在明城墙遗址公园栽种梅花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陈先生大力支持。“2005年，崇文区科委拨付专项经费，原崇文区园林局局长王森认为明城墙绿地，有较好的小气候条件和深厚的文化底蕴，1500米的城墙既是天然屏障又是绝佳背景。我们一致认为，在这里种梅花，能行。”许联瑛说。

栽种梅花时，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提前十天就挖出树坑备用。许联瑛颇为感动，“大家轻抬慢卸，精心设计与种植。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梅花，但无不为梅花魅力所倾倒。”现如今，明城墙遗址公园已成为北京城区著名的赏梅景区，所种植的梅花有60余个品种、上千株。

2012年3月18日，北京突降春雪，明城墙遗址公园再现踏雪寻梅的胜景。程功摄

沧桑厚重的历史已成过往。如今的明城墙，在古树繁花的映衬下，一年又一年，见证着城市的变迁。

（感谢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董事长李彦成，原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韩扬、副所长侯兆年，原崇文区园林局高级工程师许联瑛，原《北京晚报》记者黄天祥、刘一达等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