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追谁了（再忆李行大哥）

李行追谁了（再忆李行大哥）李行导演在发言中强调：“台湾电影是中国电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电影的成长历史，与大陆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台湾电影有着与大陆电影“一脉相承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这是“一个无法抹杀的事实”。他在发言中向“海峡两岸三地”的同行们发出呼吁：“在国家统一以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进一步两岸的电影也应该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全体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说起那次“对话”，需要提到国家广电总局200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电影一百周年国际论坛”。为了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主办方在论坛开幕式上特意安排了吴贻弓、李行、吴思远三位导演分别代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电影界作主题发言。这自1949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实际这两年我和李行大哥虽然没有再见面，却通过电话，有过几次难忘的交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一直宅居在家。活动少了，时间多了，我想起2005年我和李导演有过一次对话录音

李行

文｜张思涛

编辑｜万晓茜

李行导演已经走了。我写了一篇《怀念“李行大哥”》，其中写到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我说，2020年以后疫情笼罩世界，他没有再来大陆，我们也没有再见过面。

实际这两年我和李行大哥虽然没有再见面，却通过电话，有过几次难忘的交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一直宅居在家。活动少了，时间多了，我想起2005年我和李导演有过一次对话录音，一直没有时间整理，现在有空正好来做这件事。

我拿出珍藏十五年的两盘录音带，断断续续花了两周时间，整理出一篇《对话：海峡两岸电影交流的回忆》，两万多字。

说起那次“对话”，需要提到国家广电总局200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电影一百周年国际论坛”。为了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主办方在论坛开幕式上特意安排了吴贻弓、李行、吴思远三位导演分别代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电影界作主题发言。这自1949年以来还是第一次。

李行导演在发言中强调：“台湾电影是中国电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电影的成长历史，与大陆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台湾电影有着与大陆电影“一脉相承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这是“一个无法抹杀的事实”。他在发言中向“海峡两岸三地”的同行们发出呼吁：“在国家统一以前，让我们的电影史先统一起来”，“进一步两岸的电影也应该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全体电影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李导演发完言，我立即上前向他表示热烈祝贺，一为大会对他的重视和安排，二为他发言的精彩和深刻。同时我向他建议，当晚我俩进行一次对话，共同回忆一下自1990年他首访大陆以来，我们经历的“两岸电影交流”那些事情。他欣然同意了。

那天晚饭后，就在李导演下榻的北京新大都饭店1504房间，我俩进行了一次长达四个多小时的聊天式“对话”，我作了全程录音。

现在，终于把这份录音整理出来了。我马上和台北通电话，请李行导演亲自校改我的整理稿。我说，记下这段历史对于今后了解两岸电影关系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他同意我的意见，要我把电子稿发给他的助理吴国庆，再转给他。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吴国庆给我打电话，说李导演已经把稿子校改好了，并已发回我的信箱，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我打开信箱，发现李导演改过的稿子有十五六处之多，在一些地方还用红笔仔细改正了我的“错字”。比如，有一处提到国家广电总局总编室的邹士明女士，她本是我的老大姐，我们相识有三十多年了，但是我习惯把她的名字写成“邹士民”，反而倒要李导演来改错；还有一处提到李导演1990年首访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我承诺邀请大家去台湾，做到你能来我能往，这才是交流”，李导演特意把“你能来我能往”改为“我能来你能往”，因为当时他已经来大陆了，而大陆电影界还没有人去过台湾，这样改显然更贴近实际情况。李导演的有些修改虽然很细小，但充分显示了他做事的认真和仔细。

李导演附给我一封信，信中说：“思涛：已读完了，又用了两天时间来改错字。今让吴国庆快传送给你。问题是将来刊登在何处？台北，比较困难。大家想想看。……”

从李导演的短信中，我感觉到他心中的忧虑。“台北，比较困难”。可能当时在台湾难以发表一篇记述“两岸电影交流”的文章。那么，北京呢？我也有些担心，因为这两年“两岸电影交流”好像有点“冷”了。

我找到《当代电影》主编H先生，他看了，很痛快：“没问题，我们马上发。”而且他一再向我表示感谢：“把这么重要的文章给了我们。”我没有感到他是在客套，两个当事人本人的回忆，应该是篇重要的文章呀。

《对话》很快在《当代电影》杂志发表了，杂志社直接给李导演寄去样刊。李导演收到样刊后给我打来电话，说这本刊物他要送到台湾电影资料馆作为历史资料保存，还要送给需要了解两岸交流的朋友和有关机构，因此寄他的样刊肯定不够用。我说，没有问题，还要多少本，统计好了告诉我，我朝杂志社去要就是。

整理发表《对话》以后，我又想到一件事。近两年来我一直想编一本书，把自己和周围朋友亲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两岸电影交流的一些文章编纂起来，书名拟叫《见证海峡两岸电影交流三十年》。这时我想，应该把上面这篇《对话》收入，另外如果能请李导演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前言”，那就太好了！

前两次通电话，我发觉李导演现在听力不好，为了把我的请求说清楚，我特意写了一封短信，微信传给吴国庆，请他转交李导演。我在信中对李行大哥说：“……我正在编一本书，准备收录我俩的这篇《对话》，还有你2005年在北京纪念大会上的演讲，还有我的几篇论文和回忆录，以及我对林清介、王清华、焦雄屏、梁良等几位台湾朋友的访谈文章 还专门请人写了几篇文章，大概会有30多万字，再加上我手头的许多照片资料。我想，这也是一段历史，是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的一段重要历史，应该纪录下来。……十分希望您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前言。不知您的时间和健康状况是否允许？短些也无妨呀！十分期待！……”

微信发出以后，心中有点忐忑。李导演九十周岁了，他还能为我写这篇“前言”吗？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吴国庆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张先生，李导演要和你讲话。”

手机里响起了李导演的声音，他说：“思涛，我年纪大了，最近身体不大好，写文章不行了。……我讲一下，你帮我写下来，再发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李导演声音亲切而又有点苍老，他似乎没有多加思索，即兴地跟我讲了一段话：“……是你第一个请我到大陆来。陪我在北京，还到了西安、到了上海。领我去见夏衍。捐献了我的三部电影。还做了许多事情。……这些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感谢你。……我为什么要搞两岸电影的交流？因为如果没有台湾电影，还能叫完整的中国电影吗？……程季华是研究中国电影史的权威，我问过他，他表示台湾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两岸电影交流也是中国电影史的重要一部分，这是历史，要记载下来，否则以后的人就不知道了。我认同你的这点看法。……你现在退休了，有时间，由你来整理、记录下这段历史是最合适的。不能忘了这段历史。……我们所以交了三十多年的朋友。……”我一边听一边匆匆地在一张纸上作了纪录。

那时已经到了2021年的春天。我曾经几次拿着李导演的这张“电话记录”，坐在书桌前，考虑如何为他代笔起草一篇“前言”。我想，李导演对我讲的是一通大白话，其中的意思很明白，条理也清楚，但是，我总想怎么能再作些提炼、阐述和修饰，使这篇“前言”更精彩、更深刻些，又不偏离李导演的语气和身份。有些事情，考虑太多，就做不成了。没有想到，突然传来李导演“走了”的消息。

说“突然”，因为在我印象中李行大哥一直还是那样健康、乐观，笑呵呵的样子。他最后没能看到我代他起草的那篇“前言”，成了我的一个遗憾，也是我欠大哥的一笔“债”。……

（写于2021年9月8日，台北举行“李行导演追思仪礼”之日）

声明

文章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欢迎分享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