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工作初心（以影像展现扶贫路上的新风貌和新景观）

扶贫工作初心（以影像展现扶贫路上的新风貌和新景观）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精神扶贫、文化扶贫向来是脱贫攻坚的重点。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本质上也是文化扶贫、精神扶贫的产物，承载了群众对过往的记忆和未来的憧憬。脱贫攻坚题材电影是一个窗口：一方面，对广大参与者来说，它是脱贫攻坚工作的记录、再现，是地区优秀文化的代表，给予了群众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另一方面，它是向外界展现新农村的新气象、新农民的新风貌的平台，承载着对外宣传、对外交流的重要使命。电影《九十九步扶贫路》 《初心》就是以横峰县真实扶贫案例和人文宣传系列为素材，在横峰县实地取景拍摄；以场景植入等方式，大力推广横峰文化旅游产业，通过影片将横峰丰厚的人文底蕴、秀美的乡村风光及地区特有的丰富物产推介出去，走上了一条颇具特色的文化脱贫之路。美学形态方面，脱贫攻坚题材电影本质上是用中国的方式讲中国人的故事。创作者摒弃了传统主旋律电影惯用的宏大叙事和高大全式的人物塑造方法，以浸入式的创作下沉基层，

以影像展现扶贫路上的新风貌和新景观

——2020年脱贫攻坚题材电影创作综述

电影《秀美人生》剧照

作为“十三五”规划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2020年注定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优秀的艺术作品旨在反映现实，一批脱贫攻坚题材电影作为时代镜鉴，立足现实，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强烈的担当精神，再现了这场脱贫战役中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凡人壮举，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出于主旋律电影新时代新表达的自我要求，这类题材电影多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为母题，旨在展现当下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如何在脱贫攻坚国家战略支撑下脱物质贫以致富、脱精神贫以致强的伟大历程，意在向观众展现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的带动和转向中展现出来的新风貌和新景观，力求反映出贫困人民在脱贫攻坚的影响下，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它的出现与发展符合历史的要求、时代的召唤与人民的期待。创作者实现该题材的主要路径有：

其一，挖掘扶贫工作中的真实事件，聚焦攻坚道路上的英模人物；立足时代，源于现实，弘扬历史变革中的进取精神，讴歌不畏艰险的时代楷模。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基层干部扎根农村、服务农村，为新农村的建设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不仅是艺术创作中素材的重要来源，也是脱贫攻坚题材所要表现的主调。譬如，以全国优秀党员、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原第一书记黄文秀同志为原型的电影《秀美人生》 ，讲述了黄文秀毕业后扎根农村，在脱贫攻坚第一线挥洒汗水、奉献热血，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影片通过主人公在扶贫工作中帮扶困难户的具体细节，回归现实本身，用一种沉浸式的情感共振展现了黄文秀对待群众、对待土地的赤忱丹心。微电影《大梨村》反映了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毛石镇大梨村展开脱贫攻坚工作后发生的巨变：在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毛石镇，扶贫干部不忘初心、勇于担当，坚持以发展为己任，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全村走向共同富裕；村民在干部的带领下，变得信心十足、干劲满满，一幅新时代农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浪漫画卷徐徐展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作为扶贫工作的主力军，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科技工作者、退伍军人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始终走在攻坚队伍的最前列，他们忙碌的身影值得也必须被镌刻在时代影像中。

其二，着眼小人物心路历程与思想变迁，以乡情写国情；力求小中见大、以点带面，谱写时代洪流中的平民史诗。比如，今年国庆上映的《一点就到家》 ，讲述了三个年轻人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云南山村做“农民”的创业故事，导演将年轻人对理想的追求与对家乡的情感设为整个故事的底色——这不仅是一次创业经历，也是一段“寻心”之旅：茶与咖啡、父与子、农村与城市、回归与“逃离” 、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三个年轻人用行动告诉我们，时代浪潮中，创业与扶贫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对于曾被边缘化的农村来说，何尝不是追梦的起点呢？ 《我和我的家乡》是同期上映的另一部以“乡情”为母题的影片，其以单元剧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部）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以小切口展示大情怀，以小人物描写大时代，通过平凡人的平凡事，讲述了普通人的伟大坚守——我们的家乡，在这样一群平民英雄的守护下，已然旧貌换新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与奋进者，在时代影像中，他们注定不会缺席。

农村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地区，脱贫攻坚的故事也往往被导演置于银幕上的乡土空间中。但不同于以往的主旋律创作，新时代脱贫攻坚题材电影大多选择跟随新主流电影的步伐，走上了一条艺术性与商业性并重的道路——在审美呈现和艺术表达上，既有承担时代使命与历史责任的自我要求，又有努力遵循市场规律、满足观众需要的自我期待。目前来看，该题材影片在内容主旨、叙事架构和表现角度大方向上是符合新型主流电影要求的，且在实践过程中也日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话语体系，不失为新时代中国电影民族化创作的一种新表现。

美学形态方面，脱贫攻坚题材电影本质上是用中国的方式讲中国人的故事。创作者摒弃了传统主旋律电影惯用的宏大叙事和高大全式的人物塑造方法，以浸入式的创作下沉基层，力争用真挚的情感、丰富的肌理、真实的笔触展现扶贫工作中的细节，在讲好故事的同时，吸引观众、感染观众：比如电影《秀美人生》的导演苗月曾带领团队，多次深入到文秀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聆听她的故事、体悟她的感受，力求真实、完整地再现她短暂的一生。故事架构上，导演不仅安排了主人公雨夜营救老银匠一家、邀请技术人员回村讲授栽培技术、帮助村民黄大贵重拾生活的信心等与工作相关的故事，还加入了两条情感线索，令人物跳脱了单一身份——她不仅是扶贫干部，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人。

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精神扶贫、文化扶贫向来是脱贫攻坚的重点。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本质上也是文化扶贫、精神扶贫的产物，承载了群众对过往的记忆和未来的憧憬。脱贫攻坚题材电影是一个窗口：一方面，对广大参与者来说，它是脱贫攻坚工作的记录、再现，是地区优秀文化的代表，给予了群众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另一方面，它是向外界展现新农村的新气象、新农民的新风貌的平台，承载着对外宣传、对外交流的重要使命。电影《九十九步扶贫路》 《初心》就是以横峰县真实扶贫案例和人文宣传系列为素材，在横峰县实地取景拍摄；以场景植入等方式，大力推广横峰文化旅游产业，通过影片将横峰丰厚的人文底蕴、秀美的乡村风光及地区特有的丰富物产推介出去，走上了一条颇具特色的文化脱贫之路。

作为一类题材，反映脱贫攻坚的电影得到了社会和业界持续关注。对其是否可以发展成为新的电影类型，业界虽有争论，但并不妨碍创作者立足这一题材，对其进行挖掘、深耕，比如内地导演、编剧苗月。从2014年开始，苗月就持续关注中国扶贫工作与新农村建设，《天上的菊美》（2014）、《我的村民我的村》（2016）、《十八洞村》（2017）、《秀美人生》（2020）等数部影片皆反映了扶贫攻坚战中，基层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身体力行带领群众致富的动人事迹，其作品主旨鲜明、叙事流畅，饱含着创作者对农村、土地的热爱，成为同题材影片的翘楚。荣誉背后，是苗月多次下乡，深入基层、走访群众的努力，更是她心系扶贫、心系农村的例证。只有深入调查、亲身体验，才能真正理解扶贫政策；只有深切感受到农村、农民的新气象、新风貌，才能拍出令人动容的好作品。

如今，脱贫攻坚题材电影无论是在数量、样式和质量上都呈现出进步的姿态，一路高歌，迈向未来。但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该题材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例如，同质化现象较严重，今年除了《我和我的家乡》较为新颖和表达丰富外，基本上都未跳脱“村民在干部的带领下，共奔小康”的模式；作为一种文化（扶贫）产业，脱贫攻坚题材影片仍在探索阶段，如何兼顾艺术表达与商业诉求以及最后的收益究竟何如，尚缺乏有效性的反馈；且在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后，该题材艺术创作应何去何从？这都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知常明变，守正出新。2020，对于绝对贫困来说，是终点；但对于中国电影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面对新时代、新愿景，我们更应当始终保持创新的活力，坚守为时代而作、为人民而歌的社会职责与艺术操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实主义为导向，传递时代声音，彰显文化自信，靠实力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艺术发展之路。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

作者：方晓文

来源： 《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