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南沙区有哪些红色遗址（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

广州市南沙区有哪些红色遗址（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芥川龙之介在大正十年（即 1921年）八月十九日写出《上海游记》，连载于日本《每日新闻》，其中第 18节的小标题为《李人杰》。李汉俊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后来以号汉俊传世。在 1921年 4月，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前往李公馆拜访李汉俊。芥川龙之介因小说《罗生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而闻名于世。这位李先生，便是李书城，湖北潜江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他的原配甘世瑜于 1917年患肺病去世。1921年春，39岁的李书城和15 岁的上海松江姑娘薛文淑在这里结婚。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之后也住在这里。薛文淑记得，李汉俊交际广泛，不断有朋友来李公馆看望他：“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我曾对书城提起，但书城说‘汉俊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

卸下恒昌福面坊招牌，铲去巨大的“酱”字，清除抹在外墙上的石灰，上海兴业路、黄坡南路交叉口一排五座砖木结构一底一楼石库门，显出漂亮庄重的原貌：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矾红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这就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在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就是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这五幢石库门房子，自东向西依次为兴业路 70号、72号、74号、76号、78号（原望志路 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坐落在上海兴业路路北，朝南。兴业，“事业兴隆”之意。很多人以为，兴业路这路名是新中国成立后取的。其实，那是 1943年撤销法租界时，废除了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望志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与兴业路平行的另一条马路，便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县县名来命名，叫兴安路。可以说当时于无意之中，取了一个含义深远的路名，一直沿用至今。

这是一排富有传奇色彩的房子。1921年，当中共一大在这里举行的时候，是簇新的房子，屋内墙壁白得耀眼，油漆地板一尘不染。那是在 1920年夏秋之际，一位姓陈的老太太投资在那里刚刚建造的。她建这批房子是为了出租。笔者于1989年 9月 4日采访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员陈沛存先生时，曾问及陈老太叫什么名字以及她的身世，他说当时只知她姓陈。据云，陈老太在20世纪50年代去世，她有女儿、女婿。陈老太怎么有大笔钱在 1920年建造望志路五幢石库门房子？她的丈夫是谁？一直是一个谜。笔者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房地产业名录中只查到一个名叫陈女英的女性名字，或许就是陈老太。

这五幢石库门房子，严格地说，真正的中共一大会址，是西边第二幢房子，即兴业路 76号（原望志路 106号），中共一大在那里楼下餐厅召开的。在这五幢石库门房刚刚落成，一位姓李的先生就在 1920年秋日租下了西边两幢房子，即望志路106号、108号，并把两幢房子打通，变成二楼二底。从此那里被人称为李公馆。

这位李先生，便是李书城，湖北潜江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他的原配甘世瑜于 1917年患肺病去世。1921年春，39岁的李书城和15 岁的上海松江姑娘薛文淑在这里结婚。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之后也住在这里。

薛文淑记得，李汉俊交际广泛，不断有朋友来李公馆看望他：“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我曾对书城提起，但书城说‘汉俊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

跟李汉俊有着诸多交往的作家茅盾，则这么回忆：“汉俊日文很好，自不待言，甚至日本人也很钦佩。又通英、德、法三国文字。德文说得极流利，此与他学工科有关，法文英文也能读能译。他如果不从事革命，稳稳当当可以做个工程师，然而他自日本回国，就曾在京汉铁路工人中活动，为当地军阀所注意，在武汉不能存身，就来到上海，和陈独秀共同发起共产党小组……”

在 1921年 4月，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前往李公馆拜访李汉俊。芥川龙之介因小说《罗生门》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而闻名于世。

芥川龙之介在大正十年（即 1921年）八月十九日写出《上海游记》，连载于日本《每日新闻》，其中第 18节的小标题为《李人杰》。李汉俊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后来以号汉俊传世。

芥川龙之介写及李公馆客厅：“有小童把我等引到了会客室。会客室有一张长方形桌子，两三把西式椅子。一个盘子里面盛有一些陶制的水果：一个梨、一串葡萄还有一个苹果。环顾房间，除了这些不太高明仿制品以外，并无一件赏心悦目的摆设。不过房间里没有尘埃，简朴整洁，令人愉悦。”令芥川龙之介没有想到的是，三个多月之后中共一大就在这里召开，他成了第一个报道这个著名客厅（餐厅）的作家。

面对芥川龙之介，李汉俊丝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见解，如芥川龙之介所写：“李氏云，当下之中国该何去何从？解决此问题之途，既非共和，也非复辟。此些政治革命皆无能为力于中国之改造。往昔业已证实，当下仍在证明。然唯社会革命此一途为吾民所当努力者。”

在芥川龙之介的印象中，李汉俊是一位睿智、博学的学者，他的政治主张很鲜明。与芥川龙之介同往的村田君则用上海话评价李汉俊：“头脑灵光。”

1921年，当中共准备7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作为上海共产党小组成员的“二李”——李汉俊和李达，受命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

湖南零陵人氏李达当年是身材壮硕的30岁男子，1920年 8月从日本留学归来，被陈独秀聘为《新青年》杂志编辑。李达在上海邂逅浙江嘉兴小姐，名叫王会悟。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当李达要为中共一大代表安排住宿之处时，王会悟说，她曾担任黄兴夫人徐宗汉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董事长，代表们可以用“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借宿于博文女校。

住宿问题解决了。会场安排在哪里呢？李汉俊说：“到我家开会！”当时，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李书城母亲带着几个孙子、孙女回湖北老家，李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厨师、娘姨和李书城年幼的女儿李声英。除了李汉俊之外，其余四人皆文化粗浅，不懂政治，所以李公馆确是一个开会的好地方，而且与博文女校只一步之遥。

作者：叶永烈

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