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甲骨文出土地域主要集中于（论传说时代的共工）

商朝甲骨文出土地域主要集中于（论传说时代的共工）　　事实上，今天的嘉绒藏族仍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文化特征，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他们历史的悠久性。比如，他们的语言因为至今仍然保留着复杂的复辅音特征而被当今的历史语言学界视为汉藏语系的“活化石”；又比如，他们的石碉建筑因为具有高超的建造技术和艺术效果，也被学者们称为研究古代建筑的“化石标本”；再比如，他们的嘉绒藏戏也因为常常具有古老的宗教气息而被一些学者称为“戏曲百花苑中的活化石”。总之，嘉绒藏族的古老特征表现在许多方面，而这些特征也将成为我们研究的指引。嘉绒藏族纳西族的保护神邛鸟，今多译作“大鹏鸟”。　　宋元时期的邛部州，在汉时为邛都夷故国，地即今凉山州越西县。据此，结合纳西族对邛鸟的崇拜，我们不难推测，纳西族当源自邛都夷。此外，马长寿教授认为，嘉绒即汉之冉駹夷。按《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在邛都夷故地设立越嶲郡的同时，在冉駹夷居地设立了汶山郡。这种共时性表明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大禹出生于西部羌戎集团，有“戎禹”之称（见《潜夫论·五帝德》）。西戎集团是整个夏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其身影伴随着夏王朝的始终。在西周时期，西戎是周人的通婚集团。从周武王至周厉王，每隔一代周王，都会娶一个姜姓的戎族女子为妻（见刘启益《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这是学者们都比较熟悉的。但是，令学者们感到困惑的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却并没有发现“戎族”的记录。在汉代之后，这个戎族也不见踪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摄影大师庄学本先生进入川西地区采风，其摄影资料后辑为《羌戎考察记》并出版；随后不久，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亦深入大凉山、川西北地区进行调查，并完成了《嘉戎民族社会史》、《钵教源流》、《彝族古代史初稿》、《氐与羌》等多篇论著。从这时起，一些学者开始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上的戎人与今天生活于川西地区的嘉绒藏族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庄学本先生的采风作品《羌戎考察记》

　　根据嘉绒藏族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琼部。这里的“琼”即嘉绒语的tɕon，敦煌古藏文写卷作Khyung，汉语文献作“邛”，意指神鸟。这些内容在笔者的《神鸟崇拜与空桑传说》一文中已经略有述及。在西南地区，保持着邛鸟崇拜的还有纳西族。邛鸟，东巴语读作tɕhy，人们在口语里一般称为“大鹏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木仕华研究员认为，东巴经典中的大鹏鸟并非纳西族文化中原生的形象，而是与印藏文化间沟通交流的产物（见《纳西东巴文白海螺大鹏鸟字源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纳西族，在《西康图经》中记作“么些”，《元史》卷64《地理四》明确记载：么些人曾居于邛部州，其地后被仲由蒙后裔所夺。仲由蒙，即今彝族之先祖；仲由蒙之裔，即彝语志中的曲涅和古侯二部。曲涅和古侯二部攻陷邛部的时间约在南北朝时期，今纳西族主要分布于以丽江为中心的云南地区，另四川、西藏略有少量分布，显然，这正是纳西族自邛部州迁移后的结果。

纳西族的保护神邛鸟，今多译作“大鹏鸟”。

　　宋元时期的邛部州，在汉时为邛都夷故国，地即今凉山州越西县。据此，结合纳西族对邛鸟的崇拜，我们不难推测，纳西族当源自邛都夷。此外，马长寿教授认为，嘉绒即汉之冉駹夷。按《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朝在邛都夷故地设立越嶲郡的同时，在冉駹夷居地设立了汶山郡。这种共时性表明，邛都夷与冉駹夷之间可能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我们把今天的嘉绒藏族和纳西族均视为邛人后裔，当不得视为无据。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把邛人的源头进一步推及西周时期的羌戎、甲骨文中的工方、传世文献中的鲧禹族、江汉地区的古代共工氏。这一条线索，只要我们突破学科壁垒，结合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等材料来进行考察，应当说是比较清晰的。而过去学术界之所以难以在商代和汉代资料中发现戎人的踪迹，根本原因就在于囿于汉语文献，没有能够深入到西戎集团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中去。

嘉绒藏族

　　事实上，今天的嘉绒藏族仍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文化特征，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他们历史的悠久性。比如，他们的语言因为至今仍然保留着复杂的复辅音特征而被当今的历史语言学界视为汉藏语系的“活化石”；又比如，他们的石碉建筑因为具有高超的建造技术和艺术效果，也被学者们称为研究古代建筑的“化石标本”；再比如，他们的嘉绒藏戏也因为常常具有古老的宗教气息而被一些学者称为“戏曲百花苑中的活化石”。总之，嘉绒藏族的古老特征表现在许多方面，而这些特征也将成为我们研究的指引。

　　现在，就让我们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说起。

一、筑城防水：石家河文化及共工氏的传说

　　水，是农业的生命线。由于灌溉活动的需要，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古代江汉民族不能不选择距离水源较近的地方生活。然而，远古时期的长江中上游水患频仍，濒水而居的人们总是经常会受到水患的威胁。为了防御水患，古代江汉古族开始了大规模的筑城活动，城邑文化由此在中国境内兴起。

　　考古资料显示，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的城头山遗址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址，年代约在公元前4000年。该城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属大溪文化。到了屈家岭时代，江汉平原聚落越来越多，不少已经具有古代国家的形态。当时主要城址有天门石家河城（前2600-前2000年），面积达120万平方米；荆门马家垸，面积24万平方米；荆州阴湘城，面积19万平方米；石首走马岭城，面积7.8万平方米；公安鸡鸣城，面积15万平方米；应城门板湾，面积20万平方米；应城陶家湖，面积67万平方米；澧县鸡叫城，面积14万平方米。

城头山遗址航拍图

　　古代汉语文献把善于营造的部族称为共工，后亦称“司空”，金文、简帛材料多作“司工”。郑玄注《考工记》说：“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从文献的记载来看，把江汉古族推定为共工氏族是比较合理的。共工氏源自三苗集团，以炎帝为先祖。《山海经·海内经》说：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

　　吕思勉根据对《诗经》”陶复陶穴“的解释，指出复有平地增高之义（见《吕思勉读史札记》）。可见，《山海经》的“复土壤”即筑堤之义。共工氏有筑堤防水之技，故能安处江水，是以《左传》乃言：“共工氏以水为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江水，为长江古称。“江”字晚出，其在甲骨文中乃作“工”字，金文中则或作“邛”字（伯戋盘，《集成》10160），或从“邛”并别加“水”部（江叔鬲，《集成》677），或又省“邑”部而作“江”字（江小仲母生鼎，《集成》2391）。工者，计其字形，则如版筑之杵（见刘新民《“工”字字源新考》）；计其字义，则指工技、工程，亦兼指善筑之族；计其字音，则取于版筑夯墙之声。此善筑之族，名以“工”称，显然即系共工氏；而共工氏所邻之水，故亦得称为”江水“。

江小仲鼎铭文

　　共工氏起土筑堤，围而成邑，此本正常的防水之术。及后来大禹治水，以导见功。两相比较之下，筑堤防水之术遂被说教者丑化为祸乱之道。《国语·周语下》载，周灵王二十二年，经王城北面的谷水和经王城南面的洛水争抢水道，侵凌王宫，灵王想堵截谷水。太子晋进行劝阻，讲了一番不可堕山防川的道理后，说：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在下，疏川导滞，……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

　　这里的“壅防百川”，即《山海经》所谓的“复土壤”。这段话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还基本完整地勾勒出了共工裔族的历史脉络。下文，我们也将沿着这条线展开论述。

二、三苗西迁与伯鲧筑城

　　在传世汉语文献中，今天藏缅语族的族群在古代西北者多被通称为“羌”。著名藏学家任乃强认为：“羌族的原始住区，为藏北之绛塘草原（羌塘），与康北之俄洛草原。当其极盛时，人口发展无已，分向四方延展。”其中于较早时“远入汉水流域与大巴山区者，则于唐虞时为三苗，殷周时为楚芈，魏晋时为巴氐。”并自注云：“楚国芈姓，其字为羌之变体，而读音如米，与羌氐语呼人为米同音，盖羌族语犹存之证。”（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今按：古代羌系族群与江汉之苗蛮族群固有密切之联系，然以羌系为源，苗系为流，则与考古文化、文献记载皆相背离。

　　从文献记载来看，《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又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见威王》曰：

银雀山汉墓竹简

　　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故尧伐负海之国，而后北方民不得苛；伐共工，而后兵寝不起，弛而不用。其间数年，尧身衰而而治屈，胥天下而传舜。舜击讙收，放之宗；击鲧，放之羽；击三苗，放之危；亡有扈氏中国。有苗民存蜀，为弘。舜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之禹。（见《银雀山汉墓竹简》第壹册）

　　此“有苗民存蜀为弘”一言，整理小组点校作“有苗民存，蜀为弘”，并读蜀为“独”。饶宗颐则指出，此文当“视蜀为地名，则三苗西迁，曾恃蜀以自固，故吴起说三苗疆域称文山在其南（似应作北。——饶自注）。文山即岷山也。”（见《西南文化创世纪》）笔者认为，饶宗颐的解读是更可信的。

石家河出土的玉虎

　　从考古文化上来看，三苗西迁应即表现为四千多年前的石家河文化进入成都平原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成都平原出现了三星堆一期和宝墩两个强大的古文化。前者分布在成都平原北部，后者分布在成都平原西南部。裘士京和陈震通过对三件石家河人面玉像和二件三星堆青铜人面像造型及纹饰的比较，指出二者有很多相似和共同之处，并据此推测石家河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见《三星堆青铜头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从三星堆青铜头像看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此外，宝墩文化的灰白陶和波浪划痕较多，也显示出与石家河文化相近的因素。王毅和孙华二位学者认为：“宝墩村文化中出现的石家河文化因素很可能就是石家河文化强盛之时向西辐射四川辐射所致。”（见《宝墩村文化的初步认识》）。

三星堆金虎

　　在江汉地区的三苗古族被称为“共工”，及其进入成都平原，考虑到传世文献中大量的“禹出西羌”之说，则可视之为鲧。鲧即共工促音。鲧族以善于筑城理水而知名，文献于此多有记载。《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夏鲧作城。”高诱注：“鲧，禹父也。筑作城郭。”顾颉刚说：“鲧作城即由作堤来，城即堤之另一种形式。以息壤堙洪水，一变而为作堤，再变而为作城。”（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第8册）顾氏以“鲧作城”事与“息壤堙水”事相联系，实为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