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那点事（戛纳掠影）

戛纳那点事（戛纳掠影）夏洛特：因为拍摄的是意大利语电影，听力在拍摄现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们必须非常专注地去识别每一个奇怪的重音，如同导演在现场要指挥的其他每一个细小环节。我喜欢语言，自己也有一对音乐耳，可以辨认不同的意大利语和方言，所以对这部分的工作非常喜欢。费力斯对导演工作很熟悉，我跟他学了很多东西，他有很厉害的指挥演员的能力，和摄影师一起研究画面影像......费力斯：是的，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要用意大利语来拍摄。原著是意大利语，而且还有很多意大利本土的元素我们想要用到电影中，为此我们专门学习了意大利语。影片中还有意大利的地方方言，为了片中布鲁诺的角色，我们聘请了一个方言教练，后者是影片中扮演幼年布鲁诺的演员的父亲，他是纯粹的山里人，每天的真实生活就是布鲁诺的角色要表现的，所以不光是方言教练，他还是演员的灵感源泉。我比较愚笨，无法辨别意大利语和方言是否到位，但是夏洛特这一点非常厉害。MW

人文情怀总是一剂良药，让我们从永远辨不清的是非中挣脱而出；或者说，大银幕是种解脱。它关注众生，事毕之后，梦一场。

为带领大家体会电影的魅力，《周末画报》前段时间与在2022年戛纳电影节中，分别带来精彩作品《8座山》和《悲情三角》的导演们对话，试图揭开电影背后的故事。

《8座山》是比利时导演菲力斯 · 范 · 古宁根（Felix Van Groeningen）和夏洛特 · 冯黛梅尔许 （Charlotte Vandermeersch）联合执导的戛纳参赛片，并最终摘得2022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荣誉。影片改编自意大利作家Paolo Cognetti的同名畅销小说，跟随两个男孩的成长和友情，贯穿近30年的人生。一个是生于大山长在大山中的男孩布鲁诺，一个是住在城市里、在山间来了又走了的男孩皮耶托。他们在纯真美好的儿童时代相遇，经历了青春期的迷茫，以及成人后的不同人生道路，却始终为对方保留一个位置，需要的时候永远会伸出一只手。

影片又不止于友情，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故事，如同一条蜿蜒起伏的人生长河，娓娓倾诉着二人从少年到男人的成长：他们和父母的纠结，青春期的反叛，寻找人生道路中的困惑，经历爱情和面对工作困境......既有迷茫低谷，也有幸福的时刻。大自然和这里的湖光山色，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和城市的匆忙快节奏形成对照，见证并为两人的友情找到连接点。4 : 3的电影画幅，每一帧画面都精心取景，诗意优雅。大自然的清新和怡然，仿佛能穿透银幕给人以能量和升华。生活各个层面，则被淡然又真实地一层层缓缓剥开。紧跟主人公走完了大半个人生，忍不住眼角潮湿，唏嘘友情的美好和命运的莫测。

MW：今天的现代城市生活和影片中展示的安静的大山生活完全不同，即便是改编原著，应该也很不容易。改编这部小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夏洛特：事实上，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我们在疫情隔离前读了小说，已经开始准备创作了。3月20日因为疫情开始居家隔离，我们正式动笔写剧本。我们像所有人一 样，被困在家里或者书桌前，讲述这个故事因而变得格外动人，因为你可以在脑海里尽情畅游世界。影片中的乡村节奏，我想我们是知道的，只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足够的时间去某个地方，单纯地待在那里，认识新的朋友，或者仅仅是漫步其中......想要实现这一切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需要努力斗争才能解放自己。这一内心的挣扎在电影中也有表现，其中就有对自然的无比热爱。可是，自然到底是什么？我们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为什么还要如此称呼它，给它一个单独的名字，我们就属于自然啊。这些想法都深深扎根在影片中。

原著作者已经迁居到山中，他对城市生活厌倦，甚至得了抑郁症，渴望寻找纯净真诚，砍柴、生火，那种最简单的生活。小说创作正是来自这种欲望，也是和大山中人们相遇的结果，这些都在小说中讲到。而我自己从小在乡村成长，菲力斯每年夏季也会和家人到法国的大山里度过一段时间，虽然没有电影中的山那么高，但氛围是一样的。因此，我们都能够从书中感受一些同样的情怀。

MW：影片是用意大利语拍摄完成的。对导演来说，拍摄母语之外的语言，总是非常小心的挑战。为了保证影片的真实和语言的微妙，你们是否做了特别的准备工作，包括邀请语言专家？

费力斯：是的，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要用意大利语来拍摄。原著是意大利语，而且还有很多意大利本土的元素我们想要用到电影中，为此我们专门学习了意大利语。影片中还有意大利的地方方言，为了片中布鲁诺的角色，我们聘请了一个方言教练，后者是影片中扮演幼年布鲁诺的演员的父亲，他是纯粹的山里人，每天的真实生活就是布鲁诺的角色要表现的，所以不光是方言教练，他还是演员的灵感源泉。我比较愚笨，无法辨别意大利语和方言是否到位，但是夏洛特这一点非常厉害。

夏洛特：因为拍摄的是意大利语电影，听力在拍摄现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们必须非常专注地去识别每一个奇怪的重音，如同导演在现场要指挥的其他每一个细小环节。我喜欢语言，自己也有一对音乐耳，可以辨认不同的意大利语和方言，所以对这部分的工作非常喜欢。费力斯对导演工作很熟悉，我跟他学了很多东西，他有很厉害的指挥演员的能力，和摄影师一起研究画面影像......

在大山深处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有动物有小孩，还有不断变化的天气，有太多的工作要照顾到，整个拍摄就是一场历险。

MW：这部影片是夏洛特第一次担任导演，为什么想到要联合执导，你们二人又是怎样的合作方式？

费力斯：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并没有刻意想要一起。我们共同写的剧本，因为这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想做的事情。我们曾经有过不同的合作，因为夏洛特是演员我是导演，很开心的经历。这一次的电影是因为夏洛特非常喜欢，所以我们决心一起做。

夏洛特：

我读了小说，然后告诉费力斯，如果你在寻找下一部电影项目，我愿意选择这个。

费力斯：于是我们开始创作，其间作为伴侣关系，我们出现了危机，却不得不强迫彼此待在同一间屋子里，这是很艰难的过程，但是决定了继续这部电影工作。我们之间有过很艰难的交流，不过通过这个故事，发现彼此还是有很多相通之处，无论是对这个故事的热情，还是对故事中的那些人物。这期间我们完成了第一稿剧本，第一次的疫情隔离也结束了。也许有点奇怪，我们在一起已经13年了，却并没有觉得这一切时间很长我们老了。我们变得更亲密了，也意识到联合起来，可以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夏洛特自己不觉得，但是我知道她的力量，她给这个故事添加了很多内容。作为父母、爱人和朋友，我们一起创作也带来更多的收获，所以我觉得她也应该被称作导演，于是征询她的意见。之后所有的重要问题，我们都是一起讨论直到达成一致。

夏洛特：我当时立刻回答，Yes，虽然想不到自己最终会变成怎样，但知道这很重要，于是取消了其他的所有工作，只想着埋头往前走好了。我们一起经过了非常具有挑战的两年半，这很漫长，但是非常美好。我们从这个过程中获得治愈，一直到今天。

MW：有趣的是，夏洛特原本是演员，而《8座山》中的演员内心戏表演都非常精彩，无论是犹豫着又缩回去的手，还是互相躲避的某个眼神......你们是如何和两位男演员一起工作的？

夏洛特：我们的剧本一直到深入到细节。对两个角色如何在一起有过很多讨论，他们彼此可能交谈的内容，或者不可能说的话是什么，他们的每一次见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愿展示大家都觉得显而易见的情况，无论是对观众还是对角色本身而言。观众在看这个故事，但并不是一切都写在表面。在剧本之外，为了找到合适的演员配之合适的角色，我们也花费了大量时间。因为一开始，两个男演员（注：卢卡·马里内利扮饰皮耶托，亚历桑德罗·博尔吉饰布鲁洛）的角色分配和现在正好相反，一开始卢卡·马里内利扮演的是布鲁诺的角色，是在四五个月后，我们才意识到角色应该倒过来。某种程度上这太神奇了，因为他们俩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又有些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在生活中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意大利一起拍过很棒的片子，在大银幕上很有化学效应，之后都在寻找合适的项目。

他们能够彼此保持沉默，却互相理解充满默契，他们知道彼此倾听，给彼此以空间，又在心中留给对方一个位置，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刻意强求的基础。

二个人都很有魅力，同时又非常慷慨，之间的能量不断往返，我们发现了这一点。要知道我们试镜了无数演员，做过很多组合尝试。还有扮演孩童时的两个小演员，我们让他们一起奔跑，看到他们爱和能量爆棚的样子，就知道是我们要的人选了。

MW：影片涉及许多内容，探索了不同的主题，在读原著的时候，是什么最先吸引打动你们？

夏洛特：我喜欢这个有很多层次的故事，很多想法都很打动人：一个旧世界的消失，今天的世界变化如此迅速，曾经延续很多年的旧习俗，养牛、自制奶酪，突然这一切不再可能实现了，因为严格的卫生要求，等等。我们不能说这都不好，但是一切都在变，人也在变，有些东西由此消失了。我不想说只有悲伤，但确实意识到这一切的变化。然后我也喜欢书中将生活一点点展开，回到你的童年回忆中，童年的纯真，夏季是你最美丽的回忆，我几乎可以通过他们的经历重新呼吸感受到自由的大自然。然后过渡到少年时期，电影中只有很短的一 段讲述，但是那种不自在以及无法和周围沟通的情绪却存在。之后继续成长，寻找个人的人生轨道。其中一个人似乎立刻找到了，如同攀登属于自己的高峰，这是一条始终向上的单向路。另一个不知道去哪里，他想要做一些有创造力的事情，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对自己也没有信心。该如何找到你在生活中的道路？我对皮耶托的角色很有认同感，如同一个流浪汉在人生道路上徘徊，不知道会在哪里结束。就像现在我坐在这里，从来也没想过会以导演的身份，联合执导影片。

我也很喜欢影片中的友谊，这是独一无二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却无比温柔。

还有关于父亲的话题，我们两个人都失去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是一个陌生人，你想要和他建立关联，但是并不容易。之后你可能抓狂、愤怒，却又尝试去谅解和爱，这也是让我很亲近的话题。

MW：片中的画面不可思议地美，为什么会选择4 : 3的画幅，通常拍摄这样的风景，摄影师都会选择宽银幕。再一次和摄影指导鲁本（Ruben Impens）合作，你们是如何捕捉画面，如何在大山中找到合适的拍摄位置，又从那里进入到房间内非 常有限的空间捕捉羊角、照片、水 壶？

费力斯：对4 : 3画幅的选择其实是一个迷，是在筹备阶段，突然间有的想法。拍摄这部电影，我们是要用宽银幕画幅的，但是，我想更有创意一些。那时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取景、镜头的问题，也有些矛盾。突然间，4 : 3画幅的想法就出来了，那时我们勘完了取景地后，我放眼纵观，就有了这些大山的图片，我把它们拿给鲁本和夏洛特看，他们立刻就说这个画幅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因为大山是垂直的，所以通常4 : 3会拍不到的左边和右边的内容，在这里却不会丢失掉内容，由此可以制造出一种很多内容的影像。我们接着做了尝试，非常认真的测试，并在电影院里观看，以确保是正确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的确，在高山上拍摄是一件很小心翼翼的工作，但是我们很喜欢，不断地尝试，也可能犯错。我们只有一个很小的拍摄团 队，还需要一个稳定摄像机和无人机，还有，有时候，你不得不根据现场气候环境做出选择。

MW：影片在戛纳放映后，很多人非常喜欢，但是在影评人中间也有分歧，对于这一不同的观影体验，你们有什么样的回答？

费力斯：

当你拍一部电影，总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喜欢它，但这永远不可能，所以我不知道。

电影才刚刚面对观众，影评人总是比较难对付，但是当我们在首映典礼上感受到人们的热情，这太不可思议了，没有人可以拿走我们的感受。

夏洛特：我们看到了无比热烈的现场反应。喜欢它的观众是真的非常喜欢，这是你愿意拍片的原因。至于有一些影评人不喜欢，我们现在还来不及考虑，因为刚刚拍摄结束这部影片，实在是太累了。所以先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也许之后会 持距离地读一些评论，去感受其他人的想法。

继2017年凭借《方形》斩获金棕榈后，瑞典导演鲁本 · 奥斯特伦德再一次回到戛纳，以新片《悲情三角》成为又一位进入戛纳双金俱乐部的成员。如果说前作《方形》是以个体折射群体，聚焦一位艺术馆策展人的戏剧化经历，在讽刺和荒诞中呈现了艺术行业和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尴尬处境，《悲情三角》中导演的高度和视角则无疑更加有野心，群戏和讲述的内容都更加丰富和发散。

MW：影片最初的想法来自哪里？是个人想法还是您的亲身经历？

影片的起源是因为我认识了我妻子，她是一位时尚摄影师，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关于时尚圈内幕的故事。我想这很有意思，外貌成为了一种通货，模特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虽然可能没有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有天生的优势，他们的容貌让他们的阶层提升成为可能。

因为长相可以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有人说这很不公平，但另一方面，这又很公平，因为无论你来自哪里属于什么阶层，都可能拥有美貌。

我很感兴趣的一个点是，男性模特只能挣到女模特三分之一的报酬，这是一个罕见的女性比男性挣得多的行业。他们的性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通货，年轻模特不得不确保自己可以和商界有权势的同性恋男人们取得联系，然后争取和后者上床，机会的大门也可能就此敞开。在讨论和编写这一剧本的同时，也是Me too运动发展的时期。影片从男模特开场，是一个展现社会折射镜的有效方法。但它不是从性别角度，更多是从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来加以讨论。因为我实在厌倦了在媒体眼中，男人始终是肇事者，女人始终是受害者的立场。我们看过多少这样的电影，女性永远是连环杀手的受害者？没有任何更多的解释，总是一样的设置，我们知道男人肯定就是那个坏人。

MW：此前电影预告说鲁本要拍摄一部关于时尚界的电影，但实际上影片要讲述的远不止这些内容，您是在后来改变了想法吗？

不，我一直知道要拍的内容是从时尚界到游艇再到荒岛。现在的影片不止步于容貌外表就是金钱这个话题，还有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会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举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介绍影片项目时，我总是会说，你也想参与吗？我们将会有很多开心的时刻，我会讲很多有趣的话题。

MW：话题有关阶级，也有个人的身份问题？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讲这些。影片中，时尚表演时有一句话，说嘲讽、伪装也是一种乐观，我想这直指今天社会中的某种态度，那就是“人人平等，阻止气候变化，顺便请购买我的产品 ”。是的，愤世嫉俗、伪装也是某种乐观，只是因为议程不同而已。呃，当你再看到这些时装秀时，就会觉得一切很搞笑。

MW：感觉您拍摄的灵感似乎无处不在，可以来自时尚、报纸或者其他电影......？

在这样一个花费很长时间准备的项目上工作很有意思，当你开始创作的时候，脑袋里无时不在思考。从确立了主题开始，你就在自己的经验里到处搜寻过滤。我为电影筹备的过程中，就是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将自己的过往经验转变成电影中的感受。

MW：影片中您和伍迪·哈里森合作，是因为他的表演才华，还是因为他作为影星的票房号召力？

当然是他的才华。即便有其他的原因，我也永远不会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笑）。不过，这的确是真相，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身上有着某种穿透银幕的东西，我很喜欢他在《天生杀人狂》和米洛斯·福尔曼《性书大亨》中的表演。我联系他，跟他讲了影片内容，希望他来演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船长，还是一个酒鬼和理想主义者，会高声喧哗、呕吐。我跟他说，也许你需要在政治立场上跟我有点接近。就此我们聊了很多，然后他说，当然，我想演这个角色。有趣的是，一开始三次拍摄他，伍迪都是躲在门背后的。

大家需要船长露面，却只听到声音不见其人。然后他终于打开房门，哦，我们看到的原来是哈里森！

MW：看上去他在这个角色扮演上也很开心......

是的，我们很开心。要知道如果你是一个有票房号召力的大明星，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欧洲导演想和你合作，当然你也会怀疑，他找你只是因为可以帮助他获得更多的资金，而不是在意其表演才华。所以当我们最开始尝试和工作时，谈到这些问题，情形就像是一个小小的拳击游戏，他需要确认我会重视并且敢于挑战他。当我给他施加和别人同样的压力、或者说提出对别的演员一样的要求时，他就有了安全感。这时他知道，OK，这个足球教练可以训练我达到最好的水平。我们经历了几天这样的时间，之后大家合作得非常开心。

MW：您的剧本是四年前完成的 ，片中俄罗斯寡头扮演马克思主义者很精彩，如果现在重写剧本，您也许不会再放上任何俄罗斯寡头的角色？

不会，我不觉得现在会有什么不同。我很高兴扎特科•巴瑞克（Zlatko Buric）扮演的俄罗斯富商Dimitry是一个很友好的角色，我不喜欢人们习惯性的认为老板就一定很坏，当然他们也可以很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好，只不过是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造成了他们的行为表现。的确，这是一个悲剧，战争是悲剧，突然间，影片的主题就变得非常时事热点了。

MW：影片的故事发展如同一场闹剧，您可以对闹剧这一表现形式做更多一点解释吗？

是的，谢谢你提到这一点，因为喜剧大结局已经无法和悲剧很好地结合到一起了。如果你看看当下的世界，只有闹剧可以对这一切做出解释。它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虽然我一直喜欢用嘲讽来表现，但闹剧可能比讽刺更好。

MW：拍摄中您没有给自己规定界限吗，还是觉得现在这样已经很过头了？

还有一些对白或者画面你在这部影片中看不到，因为我知道它们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而我不想面对这些。

MW：可以谈谈影片的结尾吗？您设计在荒岛上突然发现一个豪华酒店的电梯，为什么有这样的设计？

我想给剧中的菲律宾服务员Abigail设计一个两难处境，我并不想把她设计成一个经常可能看到的善良人物形象，也不 觉得她不如其他人。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一生都处在底层，突然之间可以站在社会阶层的顶端，必然就会有某种威胁感来做平衡，然后她会怎么做？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选择？所以这个升降电梯彻底将她推入两难境地，或者选择为了维护她现在的王国杀死Yaya，或者扔掉手中的石头，然后失去已有的地位。有意思的是，当一位记者问到 Abigail的扮演者Dolly是否会杀了 Yaya，她说当然会。

MW：生活和电影中，都能感受到您的幽默感，它在您的工作和生活中有多重要？

一件有趣的事，2015年当我们的影片《游客》没有入围奥斯卡最终提名名单时，我们录制了一个听到结果时的视频，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叫做“瑞典导演因错失奥斯卡提名而抓狂（Swedish director freaks out when he misses out on Oscar nomination）”，为了表达我们没被提名的极大失望，幽默对我和制片人艾里克来说变得格外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在跟你说你一定会被提名，就好像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你不被提名的可能性一样，我们感觉自己真的已经获得了提名，可是结果却没有。当时在纽约，我们出门到中央公园去散步，心情坏极了。面对每个向你表达难过的人，你还不得不回应。然后在前往华盛顿的火车上，我们剪辑了这个视频并且开始配字幕，到达酒店后，又补录了额外的画外音，来表现我知道结果后非常崩溃的样子，加到视频结尾。

幽默对我绝对是很好的办法，来面对遇到的成功或者失败。要知道面对成功也是一样有用，当你看起来成功了，也可以幽默一把。

MW：可以谈谈为这部影片做的信息收集工作吗？您的妻子毫无疑问在这部影片和时尚内容之间起到桥梁作用，但是否还有关于譬如游艇上的其他超级富豪的信息收集？

我们收集来很多这些信息，关于游艇上服务人员的内容也很有趣，因为她们不被允许说“不”，如果客人跟你说我想要一个独角兽，你也必须说“是的，先生”，然后才想办法如何解决这个要求。我们拍摄使用的游艇，在这之前租用的一个客人 ，给了船上工作人员25万欧元的小费。诸如种种，我慢慢知道了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有些要求简直就是荒诞，比如有的人要求在按摩浴池里钓鱼，还要填满香槟，于是服务人员明白，不得不将按摩浴池从客人的卧室里搬出去，因为正是有它才制造了客人的行为。船上的工作人员发现，需要用社会学方法来和这些客人打交道。

MW：影片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运动，我们看到故事中一个阶级社会被摧毁了，但是新建立的依旧是一个有不同阶层的社会， 不过顺序不同而已，这并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相信的社会？但是他们也不相信乌托邦，虽然未来可能会有更好的社会存在。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我的母亲仍旧将自己看作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是1960年代左派运动的一分子。但是我不相信这一部分的理论，我认为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可以有很多种方式来实现。首先，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然后可以采纳另一种经济结构，无论人们的地位如何，都不会被偏见对待。但是像实现乌托邦这样的事情，看起来总是有问题的。我读过一本经济学教授写的瑞典书，他将不平等和重力进行对比，认为不平等的产生始终是可能的。就像你扔一块石头，它一定会掉到地上。虽然要保持石块飘浮在空中是浪费时间，但是让它浮在空中的斗争却一直在继续，就像争取平等的斗争也不得一直在进行中。然后我们还有宗教、政治和文化等思想，来帮助如何发展社会，维持平等。当我读完那本书，有一刻很神奇，突然间你抛弃了乌 托邦的想法，虽然你还是可以讨论共产主义，对来自右派保守党的许多批评也可以保持中立态度。

MW：不过影片中传递的信息比您现在的讲述更暧昧......

是的，我高兴极了法国左派媒体不喜欢我的片子，反倒是法国右派媒体喜欢我的片子。因为至少在瑞典是左派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希望有一个解释世界的模板。我想说是通过财富来表现，他们喜欢中产和中上产阶层，他们解释世界说，穷人都很善良，对人事很好，而富人都很贪婪，肤浅。他们希望这样的解释奏效，因为害怕自己被挤出所在的社会阶层位置。

MW：有影评人认为您是一位否定论者，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也许我的电影中是这样，但我本人绝不是这样。我对人类充满积极的想法，平等是我们都很关注的主题，如果社会不公，我想作为人类大家都会难过的。如果大家彼此合作，事情就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资本主义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但是一个没有规则的资本主义也许不是很好。我对社会学感兴趣，想知道什么时间这一切会走向失败。

社会学会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我的影片感兴趣的也是同样的内容，我感兴趣作为男人，在夫妻关系中什么时候可能失败；我感兴趣面对街边的乞讨者，什么时候你可能失败，我对人类面对如此种种的失败感兴趣。

MW：您的母亲如何评价这部影片呢？

我父母对这部电影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害怕我在《方形》取得巨大成功后可能会失望。他们就像所有其他的家庭，对我非常的支持，总是说这太棒了，太棒了！当他们看完这部电影，对我说影片太好了，也希望其他每个人都会这么认为。

MW：您不是一位每年都有新片的多产导演，这部影片就用了5年时间，除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还遇到其他困难了吗？

是的，是获得金棕榈的困难。因为发生的情况是，每个人都和我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像给一个气球吹起，然后突然间，气球太大了爆炸，我们不得不再重吹一个。当你获得了成功，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赢得金棕榈大奖的导演，通常要多花一年的时间，来为下部作品寻找资金。因为几乎顷刻间自动地、制作规模变得更大，超越你已有的经验，至少我是这样，来，做一个更大的电影吧。而当你准备做更昂贵的电影时，会发生什么？你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发行系统，你开始和美国人合作时，你会明白在商业方面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他们会说好的，好的，然后当你说应该签合同时，他们会说不。这让我们很震惊，所以不得不重回到欧洲资金上，为影片再融资一年。

MW：听说你曾和哈维·韦恩斯坦有约会，是吗？

没有，原本是要和他见面的，但是一个半小时之后，新闻传遍了全世界，见面就取消了。

MW：您的下一部电影还会是一部大预算作品吗？

也许下一部电影会叫做“娱乐系统的瘫痪”，故事发生在一架长途飞机上，我想你们应该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封闭空间，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机长还会在这架飞机上。现在首先是需要有好的点子，因为必须有一个很棒的想法和设定，才能描绘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我想戛纳卢米埃尔大厅这样的地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里面有很多人，如果他们知道，我用他们作为人物设定的参照，他们应该会很担心了。

撰文：刘敏

编辑：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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