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沈醉哪年释放的（1960年沈醉被特赦后）
战犯沈醉哪年释放的（1960年沈醉被特赦后）那天下午，当沈醉走出监狱门时心中仍有不真实之感，“真要离开监狱了，我不免对这里有些留恋。有一次去重庆，革命烈士的家属抓住他生要人死要尸的场景历历在目，要他们原谅自己、给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实在是太艰难了。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个纪念日，今天我得到特赦了！我已不再是战犯，而成了新中国最值得骄傲的人民！——《沈醉日记》第二批特赦名单出来之前，沈醉一直觉得特赦于自己而言，实在是镜花水月，他从前是干特务工作的，不少革命者悲壮地倒在他的手下。
1960年11月28日，已经在狱中关押改造了11年的沈醉，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他的特赦通知书，单薄但沉甸甸的特赦书落款处，盖着一枚带有国徽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鲜红印章。
这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军统魔头说：“特赦，并不意味着我思想改造的结束，而应该是进一步自我改造，进一步认罪服罪，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的开端。”
走出监狱之后，曾经的军统魔头、“功德林学员”沈醉过着怎样的人生？他唯一留在大陆的女儿又是怎样与父亲重逢的？
1960年11月28日 星期一 晴 （重作新人日）
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个纪念日，今天我得到特赦了！我已不再是战犯，而成了新中国最值得骄傲的人民！
——《沈醉日记》
第二批特赦名单出来之前，沈醉一直觉得特赦于自己而言，实在是镜花水月，他从前是干特务工作的，不少革命者悲壮地倒在他的手下。
有一次去重庆，革命烈士的家属抓住他生要人死要尸的场景历历在目，要他们原谅自己、给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实在是太艰难了。
那天下午，当沈醉走出监狱门时心中仍有不真实之感，“真要离开监狱了，我不免对这里有些留恋。
……此时，我深刻地认识到，这11年的改造教育，对我来说，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这11年中，我的立场、观点、思想、情感得到了根本的改变，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罪恶，体会到了共产党的宽阔胸怀，气魄伟大！倘若1949年就将我释放的话，我还不知要犯多么严重的错误呢。”
走出监狱时的沈醉已经不再是年少得志的意气风发，心里背着沉重的包袱，他是两批特赦犯中唯一的特务机关头目，而人民对特务的仇恨则是深入骨髓的。
他很是担心自己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歧视，没有办法开展新生活，但即便如此，他也觉得自己该认，毕竟曾经有无数鲜血流淌在他罪恶的手上。
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批特赦犯不仅得到了每月60元的待遇，还可以参观博物馆、学习知识、听戏聚餐。
特赦后的第一个春节，统战部邀请他们去聚餐，总理接见沈醉时，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共产党员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来不计较个人仇恨，处处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特赦你们，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沈醉不知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对人民有益的事，于是向总理求教，总理希望他把从前军统的内幕如实揭露出来，给后人起到反面教育的作用，告别时，握着他的手说：“我等着看你写的东西。”
自那天起，沈醉决心用后半生去书写他前半生所经历、所经受过的历史事件，将那些罪恶、阴暗一一写下来，而且一定要写好，因为这是总理交代的任务。
1962年5月19日，沈醉在日记中写：“从今天起，我已成了国家的干部。今后如何全心全力地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如何把自己的一切贡献出来，这是我下半生所唯一要重视执行时刻不可忘记的大事。”
这一天，沈醉被聘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专员，一月有一百元的工资，并能在北京安家落户。
沈醉更没有想到的是，1980年他参与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被清理出来后，经国家有关部门甄别，沈醉被定义为起义将领，1981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一个国民党的特务头目，会有一天在新中国享副部级待遇。
1月7日 星期六 晴 （阴历11月21日雪雪40生辰）
今天决定把写给雪的信寄了出去，如果她已改嫁，那么这封信可以使她安安心心地生活在新的丈夫身边。不必再提心吊胆了。
我爱她是不问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虽然她已弃我，我将永不变初衷。
我在信中还提到过去病中所写的诗两句“死若有灵长护汝，生无一刻不思家。”我是至死仍会爱护她的。
想到她过去对我实在太好了，我只有感激，决不会因为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一个人的爱情既然给了别人，是不应当再收回的。
——《沈醉日记》
1938年，沈醉与学生粟燕萍结婚，婚后恩爱备至，1949年，眼看朱楼将塌，大批国民党官员将领纷纷携妻带雏逃往香港。
沈醉奉毛人凤之命不得不“坚守”云南，越来越多的人将老婆孩子以及家中的金银财宝运到香港、台湾甚至海外去。
早明白大势将尽的沈醉终于按捺不住，让妻子粟燕萍带着六个未成年子女和老母到香港暂避，以防毛人凤将自己的家眷袭到台湾当人质。
因知妻子粟燕萍娇弱任性，疼爱妻儿的沈醉千辛万苦搞来五张机票送给朋友，请他到香港后多多照顾自己的妻儿。
要知道那个年月，别说机票，就连一张船票也得像电影《太平轮》中那样牺牲自己去疯抢。
令沈醉没想到的是，世事艰难，人情如纸薄，拿着沈醉所给的机票飞来香港的朋友下了飞机，就自顾自领着家人走了，扔下粟燕萍一个娇弱的女子及一家老小在香港这座纷繁复杂的都市中辗转飘零。
粟燕萍一个弱女子带着一家八口到香港这五光十色的大都市后，不久便与沈醉联系中断，一直以来被丈夫娇惯得不知天高地厚的粟燕萍慌了神。
既不通语言，也无一技之长，年迈的婆婆和幼小的子女都需要她去照管，起先还能和几个太太打牌吃茶，后来带过去的钱不到一年就被人连偷带骗弄走一大半。
有一次实在没钱，她拿着一枚钻石戒指去求沈醉交往了20年的好友，结果好友夫妻闭门不见。
一个个打击接踵而来，先是不见丈夫的消息，带去的钱也没有了，不少轻浮浪荡的追求者，以及到处求人的屈辱。
粟燕萍实在没办法，本就柔弱的她失去了决断的能力，一个个将令她遗恨终生的后果追随着她的每一个决定。
离开沈醉几个月后，她先是将沈母送到台湾沈家大哥处，而后又送弟弟和大女儿、小女儿送回大陆，她不懂得什么什么战争、政治，以为丈夫外遇了抛妻弃子，想让弟弟把去打探一下丈夫的消息。
沈美娟有些愤愤地写过自己的母亲：“他的前妻被他娇宠得完全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一旦离开他，便手足无措，不得不在依附另一个男人。”
得到弟弟从大陆传来的沈醉“死讯”后，粟燕萍与一位旧国民党团长结了婚生了孩子，在台湾的毛人凤和沈家大哥得知后，将沈醉的几个孩子都接到台湾去。粟燕萍也只能听之任之。
婆婆1953年就在台湾去世了，送到台湾区的三个女儿饱受监视和寄人篱下之苦，儿子混迹街头当无家可归的混混，送回大陆的弟弟被捕，大女儿在病饿交加中惨死，小女儿沈美娟也颇受到虐待。
而粟燕萍自己，则惨遭后夫家暴，“无论对方如何打她骂她，甚至扯着她的双腿，在地上倒拖着，她也没有勇气离开对方，去独闯天下。”
她与沈醉在一起时，沈醉不仅不让她受一点委屈，还护着她的弟妹，就是她事情做得不对，都不当着外人说她一句不好。
1962年7月15日，星期日，晴（孩子来京）
孩子来了！孩子来了！她来得那么突然，使我更为高兴。……我恨不得当着许多人把她抱在怀中，但孩子大了，毕竟不方便，只好带她下来。……有孩子在身边，日子特别过得快，愉快的生活开始了！我为我自己而庆幸。
——《沈醉日记》
离开云南的时候，沈美娟还没有四岁，跟着母亲在香港等待父亲沈醉。
沈美娟说：“在我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上，父亲‘死’过三次。他的每一次‘死’都无形把我的生活和命运重新作一番‘安排’。”
跟着舅舅从香港回到大陆后，沈美娟和大姐被放在湖南老家伯外公伯外婆家寄养。
本就有智力障碍的大姐因无人照拂在饥寒交迫中病饿而死，舅舅被当成潜伏特务被枪毙，父亲被“镇压”的消息也传来，一夜之间，她从沈处长家的千金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伯外公本是日本留学生，从前也受过沈醉恩惠，但他们老两口的日子也不好过，一个在烟厂当工人，一个带着沈美娟在家糊纸盒。
直到特赦战犯的名单在《人民日报》公布后，一家人才知道沈醉没死。
那时，沈美娟对“沈醉”这个名字很陌生，对于他“死而复活”的消息也没有什么激动的表现，包括在北京见到了那个黑黑瘦瘦的父亲沈醉时，她对首都北京的好奇远远大于这个没有情感的父亲。
沈醉成为文化专员后，沈美娟被特批到北京六中念书，唯一在大陆的父女俩终于团聚在一起。
沈醉又当爹又当妈，给沈美娟做饭打扫，还得忍痛写信到香港去调解紧张的母女关系。
粟燕萍不肯回来致使女儿对她很是失望，痛失爱妻的沈醉只能和女儿相依为命，女儿也说要像个男孩一样陪伴父亲终生。
沈醉身体不好，即便心中依然放不下粟燕萍，但在女儿的撮合下，他还是与护士杜雪洁结婚了。
“1965年8月，我刚刚高考结束，家父便跟她结了婚。说来也怪，他俩未结婚之前，我盼着他俩快点结婚。
但她正式成了我的继母后，我的心里却很不是滋味。特别是他们新婚之夜，客人连哄带劝地要我叫她一声‘妈’时，我却想放声大哭一场。
我碍于客人的面子，虽然叫了她一声‘妈’，但叫完我跑到院子里，独自垂泪，心想我自己的亲妈还活着，为什么却要叫别的女人做‘妈’？
当时我真是很想自己的母亲，又恨自己的母亲。”
在与寡言冷漠的继母杜雪洁别扭地相处一段时间后，沈美娟实在难以释怀。
恰逢宁夏建设兵团来北京招收知青，于是她背着父亲沈醉报了名，很快就得到批准，去往宁夏。
沈醉看着兴高采烈的女儿震惊到说不出话来，很久才老泪纵横地说：“天啊！为什么我唯一的女儿都不能留在身边？”
不过沈美娟还是高高兴兴地走了，她在兵团的一个连里当文化教员，起先那三年虽然艰苦但浑身充满干劲。
她想要“替父还债”，直到沈醉再次被捕后，音信全无，她与继母束手无策。
于是万念俱灰地回到兵团，嫁给了当地一个忠厚老实的工人，除了他，也没有人敢娶沈醉的女儿。
就在沈美娟结婚生子一年后，沈醉恢复了起义将领的名义，沈美娟因此带着丈夫和两个儿子回到北京生活。
她在大西北待了14年，心中始终有个文学梦，于是回北京后，她一边工作，一边在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学习，同时还帮助父亲沈醉撰写回忆录，从此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1981年，沈美娟陪同沈醉去香港探亲，他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粟燕萍，当年她还是唇红齿白的少妇，如今已眼含愁怨，白发苍苍。
不少亲友劝父女二人不要再回大陆，沈醉严词拒绝，沈美娟也说：“我虽然爱自己亲生的母亲；我虽然不愿再离开妈妈，但我更不愿离开我三十多年来扎根、成长的土地。
在祖国的大地上，有我的理想和信念，有我的幸福和希望。这一切都是金钱和物质享受所不能替代的。”
一个军统特务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忠心的爱国人士，并不是坐十多年牢坐出来的，而是新中国的宽宏包容以及几十年的发展巨变，让一个失去人性的人恢复了对真善美的追求。
沈醉一生真正的传奇不在于其人生经历有多么跌宕，而是让后人看到，人在阳光之下是可以有再活一次的机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