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逻辑混乱不清（交流不畅）

交流逻辑混乱不清（交流不畅）我有注意到她的不悦吗？不可能注意不到啊，只是我毫无勇气去面对她内心深处的骤雨狂风：她没上过学却在一个遍地是学术书籍的家庭里生活了几十年，她无比渴望干出一番事业却只能通过体力劳动来自我实现，她普通话不大好因而交不到知心的朋友，旁人的聒噪她一个字都听不懂于是为了避免出丑她只能三缄其口。问题来了：随着我一天天地长大，我和爷爷似乎与奶奶的世界彻底错开了。我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着死刑合法化和祥林嫂的人物形象，炫技似的搬弄着大概有一个排那么长的外国人名。偶尔她也会很努力地找个缝隙插上那么一两句话，比如，“处长婆的面皮……现在又肥又白”——可实际上，我们在聊束星北。也不乏大家都在一个频段上的“欢乐时光”——往往是她很应景地在讨论间隙放了一个屁，我们这两个既导又演的自恋狂就会随即补上背景笑声这个必备环节，她这个“听众”也就随声附和着跟进了。她仅仅“爆发”过一次：她在一旁已经睡了，不知是又被吵醒了呢还是根本就没

从我记事起，我的爷爷奶奶就在不停地吵架。起因无非是那些亘古难解的终极问题：晚上吃什么，看哪个频道，喝不喝酒，放不放辣椒，循环往复，布朗运动。

战火往往是由奶奶挑起的——她总能对各类生殖器词语达成深刻的理解和灵活的运用，但这实属她人设中天经地义的一部分。她于1928年生在广东农村，平生只会写六个字，一二三以及谭桂仙，她的名字。她也是上过识字班的，只是心头捆绑着对胜利的畸形迷恋，跟不上了从不求助，久而久之便空余对自身“愚笨”的哀叹，只好百倍辛勤地投入回她那广受称赞的特长——劳动。她一辈子不断受到“有关政策”的重重作弄，虽然曾是多个生产大队的灵魂人物，来到北京上海后却在任何单位都只能做临时工；当然，她仍能把每一天都过得像个高考状元，即使午休时间也要争分夺秒地照顾自家院子的蔬菜，仿佛她所需的报酬仅仅是那句于绝大多数人都不值一文的夸奖，“勤劳能干肯吃苦”。

既然家庭事务基本上由奶奶独裁，爷爷在这类争吵中也就只能充当永恒的失败者。他待人永远温文尔雅，尽管在骨子里他是个病入膏肓的自大狂——比如当我问他“咱们家历史上有没有出过传奇的人物”时，他不假思索地表示“我就挺传奇的”（他曾发表过大量狂妄程度远胜于此的言论）。后来我一想这话大概也没错：他三岁之前就父母双亡，靠兼职做图书管理员自食其力读完了高中，然后在那个即使是男孩子上学也无非是为了写封家信的荒芜之地，他竟然野生出了一个挺高的逼格，远走上海做了学术男——因此他很可能是是命中注定要做学术男的，也果不其然具备着这一群体的典型特质，即对个人智力的自豪与自傲、对纸面推演的信任与信奉以及对实际操作的不擅与不屑。这对他的判断能力及家庭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隐约有个猜想，但是在现阶段不方便揣度，只能做个记录，待到更成熟些时再来思考。

总而言之，儿时的我始终困惑于他们对争吵的热衷。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放多少酱油很重要吗？动物世界会重播的呀？每个辩题都无稽至极：大衣柜和写字台，究竟怎样摆放合适呢？然后为了赌气，奶奶撅着嘴搬到夜里十二点。饱受下水道堵塞之苦的二楼和被二楼关掉水闸的我们，究竟谁更倒霉呢？然后为了赌气，爷爷一整天都不喝水。

大吵大闹、摔摔打打、秩序全无，一个浅层次的解释是爷爷心怀愧疚——他常常说“你的奶奶在咱们家吃苦最多而享受最少”，然而如果说根源在于奶奶的脾气火爆，那么爷爷，身为“文质彬彬”一词的真人再现，何必要煽风点火而不是积极安抚呢？他的举动好似受虐狂，必须要在满怀期待且幸灾乐祸地徒劳抗拒一番后才能心满意足地低下骄傲的头颅。我只好斗胆揣测，既然按照流行理论，夫妇的相处仰仗于“共同语言”（以致今日的我们乐此不疲地在炮瓣上数共同喜好，仿佛那真的能说明什么），那么爷爷与奶奶之间，便只剩下了围绕柴米油盐酱醋茶大打出手这一种交流方式。其实是苦中作乐且乐在其中的吧？

当然这样的“乐”究竟是怎样一番体会，我是不大能感受到的。我的第一手材料仅仅局限于，爷爷和奶奶几乎给了我两个平行的世界——我后来常被说散发着街头气质和死宅气息浑然一体的分裂感，根源大概就在这里。爷爷在讲台上口若悬河了一辈子，对事业丧心病狂的热爱令他在退休后笼罩于巨大的虚无，曾因在海边一坐一整天而被误以为他要自尽的过路青年踊跃救下。我非常怀疑他思考人生的结果是他得再给自己找个门徒，因为我所接过的正是一个这般性质的光荣任务：从我记事起，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对着我滔滔不绝，在完全不考虑我接受能力的情况下给我灌输了种族歧视、美国苏联、赫尔岑、伏尼契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概念，一路说到我在幼儿园讲故事时张口就是东周列国——当然我对此是非常感激的，毕竟如果不是他在尚还骑得动自行车时花了点心思拔苗助长，凭借我这弱智擦边的禀赋和一路走背字的运程，出路肯定就在富士康或少管所了。

奶奶则负责提供精神支持。她每天都要谆谆教诲我：“你要特别特别努力地学习，长大以后造火箭。”时不时还会回首一下往昔：“我妈妈曾经在南洋跑船，见过大世面，我也想见大世面”，以及“奶奶一定要活着看到你上大学”，说的最多的则是“如果我能上学肯定要读好几个博士。”鉴于我用了整整一年才学会了二十以内加减法，火箭大约是造不成了，但很显然地，这些话更多是她自己讲给自己的，所以我很快把胡吹技能包投入了实战——每当她阻止我看《灌篮高手》，我都会当机立断地编出一大通诸如大黑摩季是怎样通过不懈努力刻苦学习争取到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奖学金继而成长为国际巨星的屁话，待到她热泪盈眶后再继续看动画片；而今我之所以成长为了一名鸡汤文写手，正是要得益于当时的刻苦训练。

问题来了：随着我一天天地长大，我和爷爷似乎与奶奶的世界彻底错开了。我们喋喋不休地讨论着死刑合法化和祥林嫂的人物形象，炫技似的搬弄着大概有一个排那么长的外国人名。偶尔她也会很努力地找个缝隙插上那么一两句话，比如，“处长婆的面皮……现在又肥又白”——可实际上，我们在聊束星北。也不乏大家都在一个频段上的“欢乐时光”——往往是她很应景地在讨论间隙放了一个屁，我们这两个既导又演的自恋狂就会随即补上背景笑声这个必备环节，她这个“听众”也就随声附和着跟进了。她仅仅“爆发”过一次：她在一旁已经睡了，不知是又被吵醒了呢还是根本就没有入眠，呜咽了几句“小点声”后她又陷入了沉默，木然地瞪着墙壁。

我有注意到她的不悦吗？不可能注意不到啊，只是我毫无勇气去面对她内心深处的骤雨狂风：她没上过学却在一个遍地是学术书籍的家庭里生活了几十年，她无比渴望干出一番事业却只能通过体力劳动来自我实现，她普通话不大好因而交不到知心的朋友，旁人的聒噪她一个字都听不懂于是为了避免出丑她只能三缄其口。

当然，还有一个流行理论叫作“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可是很多心结分明是会贯穿一生的，时间顶多能帮助我们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和平共处。但我甚至怀疑，她真的有曾和“不识字”这个巨大阴影和平共处过吗？如果她有的话，又何必要对“读博士”之类的虚妄念念不忘呢？世界明明接连不断地戳击着她的痛处。受过教育的人们——我的爷爷、我的亲戚、别人家的爷爷奶奶——反复告诫我：“你的奶奶非常勤劳善良，你一定要好好孝敬她，虽然——”这个“虽然”后面的句子总是一样的——“虽然她没有文化。”

一个人若表达能力有限，便难免会被自诩高明的鸿儒们抽象成刻板印象：勤劳善良、没有文化，即使她在六十多岁时学会了骑自行车，无论操作什么器具都能很快上手，并终生贯彻着足以令高三学生自愧不如的自制力。表达能力若仅仅用于自我炫耀，岂不是太肤浅了吗？高尚的表达理应是为那些受到限制与钳制的人发声，理应建立在充分倾听他人内心且全面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我们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着美国的、苏联的、外太空的、公元前的事情，自以为聪明绝顶但事实不过是毫无逻辑地瞎吹牛逼，故意忽略了茶几上的报纸无论换了多少期边栏上总会有几道象形文字般的稚拙笔迹——奶奶可是一直都想学写字而且一直都在做着尝试的啊。

我确实应该教教她写字。我真的没有时间吗？我只是把时间如数用去精心擦拭放不出来的打口碟、寻找哪张DVD带导评——了，而已。她何尝不想精致、体面、激情燃烧呢？爷爷曾以半是调情的姿态和她解释，谭桂仙，就是桂花仙子的意思——她的双颊上倒也真是浮现出了几分少女的娇羞。即使我没能教会她写字，是不是也该为她写点什么、然后念给她听听呢？我曾数次动过这个念头——比如高一时学校扯着新课改的幌子发了几百本书，我拖着它们到处打不到车，只得坐在书上掏出书看《朗读者》。鉴于在几百本书的环绕下阅读讲述文盲心结的《朗读者》实在是太具文学感，所以我很快想到了奶奶，也很快流下了眼泪，在自我感动的高潮中，我写了一篇《朗读者》的书评。

她时常念叨命苦，大概是缺少深入心灵的交流。某年暑假时老家的姑婆来北京探亲，人们在做介绍时说，她“和你的奶奶一样”。她们从早到晚聊个不停，默契得好像相伴了半个世纪，我从未见过她和其他任何人在一起时似这般开心。不过她们分明是一点都不一样的，姑婆声音洪亮、笑容满面，在古稀之年仍能每顿吃掉两碗米饭，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我后来才知她的命运之悲惨：在花季之年做了童养媳，小她十岁的“小丈夫”没过两年就去世了，之后十几年间她一直照顾婆婆，没有再嫁因而从孤儿院里抱了个女婴——所以她终生都固定在那个广东乡下的村子，与几个和自己没有丁点血缘关系的至亲相依为命。

诚然，姑婆的天性要比奶奶豁达很多；但每念及此，我反而更加担忧起奶奶所背负的痛苦。我想到自己的心理阴影——经常受到的评价诸如“笨”、“傻”、“不行”，以致虽然十岁时就已经不在乎来自其他方向的恶毒攻击，至今仍然很难摆脱“天赋的东西你不够”这个魔咒，总得赶在别人可能说出这句话之前做点什么才安心。推己及人，我怀疑，如果我们把她送回条件简陋的乡下去安度晚年而不是任由她在这设施齐全的书房中忍受孤独，是不是她还能更快乐些呢？如果说你是因见过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却跟不上才不幸福，是不是那些未曾见过的人，反而更容易怡然自乐呢？

但世界很快就与她没有任何干系了。她在洗澡时滑倒，撞得卫生间的塑料桶都碎成了两半，抢救回来后不仅普通话如数忘光，甚至再也分不清电视和现实，稍有个风吹草动就要跳起来报警。她失去了控制排尿的能力，往往是走在路上就湿了裤子，羞得整日以泪洗面。家里只好禁止她参与任何劳动并请了保姆——剥夺了她的劳动就像剥夺了画家的笔，于是她每天都挣扎得像刀俎之下的鲤鱼，终于在某个风雪之夜冲进厨房，煎了几只竟然还挺美味的虾。

老年痴呆毁灭了她。她忘记了一切。老年痴呆症的受害者都会忘记一切，即使你曾经造过火箭，曾经会四门外语，曾经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她吃饭得靠别人喂，喂进去却又会很快流下来，流下来后她就开始哭，边哭边念叨她再也不想活了。不过老年痴呆症最为残暴的特质在于，它能轻而易举地解开捆绑理性的一切束缚，使人乖张暴戾，进而尊严全无——她从早到晚对着保姆破口大骂，随后发展成操起扫帚追着她打。

她被宣判了滞留疗养所的无期徒刑。入院初期她尚能在看到我后将手伸进病服，然后奇迹般地摸出一张一块钱；过了不久她也坠落到对床病友的世界去了，昏睡不醒，散发异味，游走在生与死间狭窄的缝隙里。很难说这究竟是神的恩典还是恶魔的诡计：她的腿只如我的胳膊一般粗细，似乎动一动就会将之连根拔起，却又苍老得仿佛早已生根落地。

爷爷每天都在医院陪伴她，一本书、一杯茶，与他们之前几十年的婚姻一样，没有交流，鲜少对话，几乎可以被拽去谈话节目当作“婚姻可怖”的范本。不想家中的《宋词选》中，书签却是卡在了苏轼悼念亡妻的《江城子》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间隙处是爷爷留下的字迹：“六十余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也唯有在与这不无残忍的温情面对面时，方能感受到这其实是两个孤独到骨髓里的人无比用力地在相依为命，然后硬是在一片虚无之中迸发出了同生共死的巨大默契。

不过，我其实毫无资格谈论这场发生在生命尽头的陪伴。

彼时的我个心理病态的中学生。我以为自己的全部价值都由那一纸成绩单维系，以为是世界待我不公所以才在这上升的时期给了我这一地衰败，即使我非常清楚我那所谓的上升低得犹如地底的尘埃——因此我每天在快餐店晃到写完作业才姗姗回家，在劣质MP3中筑起金属音墙，书写着“听摇滚是因为怕吵”式的无病呻吟，假装外面上演的是一出布莱希特式戏剧，因为我毫无勇气去面对那样一种活生生血淋淋的生命姿态。

她曾将瘦骨嶙峋的手从捆住她的束带中艰难地朝我伸出来。我战战兢兢地握住她那双曾几何时强壮有力的手，望着她空洞的眼神与干瘪的双颊，又一次，害怕了，退却了，躲回房间藏起来，隐约听到她在念叨“她都不愿意理我”。其实我是多么想冲出去说我是关心她、感激她、爱她的呀！但是话到嘴边，却又一再屈服于在情绪表达上的严重障碍。她无法与我谈论文学与戏剧。她无法与我谈论任何事情。所以我很难将她视作我的“同类”。我甚至没有很努力地赶去见她的最后一面。

再会时面前只剩那个黑沉沉的炉子，据说它能贯穿阴阳两界。亲戚们不住地念叨：“快把纸钱扔进去啊，让奶奶保佑你发大财、出大名……”我木然地把那一叠又一叠纸扔进去——依旧不知道该和她说些什么。

我继续向炉子里扔纸片。亲戚们继续念叨着发财与出名。我越发尴尬了。下一秒我被一种强烈得前所未有的情绪彻底贯穿。我无比真切地意识到，她是我的奶奶，我是她的孙女，我们之间血脉相连——在她这一生的所有理想以及她对我的所有期待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发财与出名。这就是这个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老妇人，轻而易举便达到的境界。

纸钱烧完了。亲戚们重新聊起了家常，一边谈论着各家的孩子们有多不懂事，一边朝停车场走去。仪式感在片刻间消隐无踪。

不懂事的孩子们并不是真的不懂事，他们只是自私。自私的孩子们长大了，成为了自私但擅于伪装的成年人。成年人扯出华丽的辞藻与炫目的术语，用一纸“忏悔”轻轻遮蔽了自己的过去，不假思索地将“天真良善”贬作失败者的自我标榜，言之凿凿地表示越聪明越有追求的人就越自私，美其名曰这才是残酷的社会真实的样子；然后他们将被同样自私的下一代折磨——自私是种罪过，而这是罪人的宿命。

小少女柴斯卡 http://www.douban.com/people/stsc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