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飞鸟和蝉（童年做贼碎忆作者）
作家飞鸟和蝉（童年做贼碎忆作者）到了寒冬腊月，稀汤薄粥菜糊糊也吃不上了，吃起树皮草根，又解不下大便。吭哧吭哧，涨红了脸，费了好大的劲，才能解下一粒一粒算盘珠般的粪便。那时我的父亲，饿得脸上黄黄胖胖，一按一个坑。我的母亲则到处挖野菜，或乘黄昏时分出门，拾稻穗或麦穗。生产队种了白菜，乘月黑半夜起床，大人们去田里扳下一棵二棵扛回家；种了番茄、香瓜，因为年幼个子矮小，我们可白天钻进田间偷上几个，现偷现吃。吃进了肚皮，看不见摸不着，队干部抓不着。人人都在偷，大家不是贼。因此我不被别人称为贼，不被别人称为小偷，我也不称别人为贼，为小偷。大家彼此彼此，大贼小贼，男贼女贼，一窝贼。还听说，邻公社有个年轻人，一天上午翻墙进入公社粮店，偷了半袋米，当场被抓住，打了一顿，还被吊在电线杆上示众。到了下午，有一位公社干部路过，见他垂着头一动不动，就说把他放下来吧，会出人命的。当粮店人员把他解了下来，一看，青年人已经没了气。
我们的儿童时代，曾逢饥荒年月，我多次做过贼。但都是小偷小摸，无力气也无胆量大偷大摸。
那时有许多生产队，十人九偷，除却下不了地的婴幼儿和病人不偷。
如我般儿童，见稻谷即将成熟，就捋下几根稻穗，见小麦即将成熟，就捋下几根麦穗，放进口袋，不用碾米磨粉，一粒一粒，慢慢嚼碎了生吃。
每人每月供应十几斤粮食，不偷，行吗？不偷，即会如多年后，发明杂交稻的大科学袁隆平所说，成为饿殍。
生产队种了白菜，乘月黑半夜起床，大人们去田里扳下一棵二棵扛回家；种了番茄、香瓜，因为年幼个子矮小，我们可白天钻进田间偷上几个，现偷现吃。吃进了肚皮，看不见摸不着，队干部抓不着。
人人都在偷，大家不是贼。因此我不被别人称为贼，不被别人称为小偷，我也不称别人为贼，为小偷。大家彼此彼此，大贼小贼，男贼女贼，一窝贼。
还听说，邻公社有个年轻人，一天上午翻墙进入公社粮店，偷了半袋米，当场被抓住，打了一顿，还被吊在电线杆上示众。到了下午，有一位公社干部路过，见他垂着头一动不动，就说把他放下来吧，会出人命的。当粮店人员把他解了下来，一看，青年人已经没了气。
那时我的父亲，饿得脸上黄黄胖胖，一按一个坑。我的母亲则到处挖野菜，或乘黄昏时分出门，拾稻穗或麦穗。
到了寒冬腊月，稀汤薄粥菜糊糊也吃不上了，吃起树皮草根，又解不下大便。吭哧吭哧，涨红了脸，费了好大的劲，才能解下一粒一粒算盘珠般的粪便。
时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传来。
村里有一位五六十岁的陈婆婆，见我长得瘦骨伶仃，说:“长工不偷懒，直做啥；猫咪不偷食，直饿煞”，几次带着我作伴做贼，偷东摸西，并再三告诫我，这种事不可说出去，哪怕将来成为冤家对头，这种事也千万不可说出去。
于是我们白天约好地点，每当近半夜，队里的广播喇叭响起瞎子阿炳拉的《二泉映月》胡琴声，陈婆婆就和我，一老一少，在村后的东边或西边碰头，轻手轻脚走进稍远的田里。她动手，我望风，从不一次偷得太多，“小富即安”，见好就收，回到村后就分赃。
分手时，陈婆婆总会附着我的耳朵说：“要像蚕吃桑叶，懂吗？”“懂懂，”我就连连点头说：“我懂。”
我也曾与小伙伴们一起作案，偷过自己队里的东西，偷过别的队里的东西。所偷主要是瓜果蔬菜等，可以饱肚的。大家不顾平时有无嫌隙，哪怕骂过人，打过架，从未发生“狗咬狗”，相互检举揭发，争取主动交代，坦白从宽的事。
有一年秋收后，我母亲和陈婆婆一起拾稻穗，两人为争一根稻穗吵了起来，一个说，西北风刮过来，我先拾到，就归我。一个说，我先看到，手脚慢了些。吵着吵着，又骂起人，你骂我，我骂你。最后，那根稻穗还是归了我母亲。从此，我们全家和陈婆婆全家，互不理睬。陈婆婆见到我，就瞪我一眼，再也不带我一起“蚕吃桑叶”。我见到她，也就拨转头，不喊她陈婆婆。
村上一位名叫兴荣的夲家小伙伴，喜欢单干，他多次提着竹篮出外割猪草，乘机偷别的生产队洋芋豆(土豆)。他挖开洋芋豆根部的泥土，挖出鸟蛋大的洋芋豆，洋芋豆的枝叶不会倒下，不会枯死，继续生长。这种方法叫做“挖卵子”。他将洋芋头藏在猪草底下，然后提回家去。
兴荣在比他小一些的我们面前夸耀说，他多次“挖卵子”，还挖到拳头大的洋芋豆，从未被人抓住。他还伸出手当空抄了几下，介绍经验：“你们听好！挖了卵子，一定要给洋芋豆的根部，用上泥土，这样就看不出啦。”
有一天，“贼兴荣”又满载而归，路上未免左顾右盼，鬼头鬼脑，却被远远走来的大队治保主任轧出苗头，追上来搜出赃物，将他推倒在地，又打又骂，还踩扁了他的竹篮，没收了洋芋豆和他的镰刀。“贼兴荣”抹着眼泪呜呜哭，治保主仼说：“下次你还敢来挖卵子，我就挖掉你裤裆里的卵子，炒了吃老酒！”
直到我长大了一二岁，也不敢去洋芋豆田“挖卵子”，但也单干偷过几次山芋。那是在十月初，河水还不太冷，晚饭后我带上一根半尺长五公分宽的毛竹爿，将一条长裤的裤管扎紧了，游过一条河，爬上邻队的山芋田。河边不设防，没有守夜人。我连藤带泥拔岀山芋，用毛竹爿挖出山芋。有的山芋还只有鸡蛋大，拇指粗。毕竟人小，力小，胆小，我就每次连藤带泥偷上二十多斤山芋，放进长裤，然后又扎紧裤腰，将鼓鼓嚢囊的裤子架上脖颈，再下河游回来。那种没有门襟，没有裤攀的老式裤子，还有些浮力。
其中有一次，我正呼呼吁呼扛着山芋回到队里，碰上出门倒脏水的陈婆婆。我呆了呆，说：“陈、陈婆婆你，你不会游水，我只能单干啦？要不，我分一半给你？”陈婆婆挥挥手说：“快回家，当心着凉。”
三年大饥荒终于熬了过去，老师告诉我们说，这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可是，我想来想去，在我们家乡从未发生过什么水灾跟旱灾。也想不出，那要命的粮食，究竟去了哪儿？
吃饱了几年肚皮，农村又来了一场“四清”运动，被抓出了不少贼。我们家和陈婆婆家，没有一人被抓。但是我们两家，仍好像是陌生人。
过了十余年，我已长成青年人，有人给我介绍起对象。我的母亲还健在，我们还是跟陈婆婆家不理不睬。女方的爷娘打听我的表现，问了几个人，又问上七十来岁的陈婆婆。“阿呀，”陈婆婆笑眯眯说：“这个小后生，又勤劳，又懂规矩，蛮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