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34师闽西子弟（红34师唯一幸存者韩伟中将）
红34师闽西子弟（红34师唯一幸存者韩伟中将）到1934年长征之前只剩下一个第13师可以算作原26路军部队，但许多官兵都已经是新入伍的红军。这个红34师和第26路军更是没有任何关系。1931年宁都起义的第26路军是由西北军部队改编，领导者季振同、董振堂等都是原西北军将领。但之后不断有战士牺牲，还有官兵被抽出去组建红八、红九两个新军团；同时其番号进行了重大调整。韩伟对中国革命早期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红34师所在的红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原国军第26路军整体改编而来。所以大家会产生一种误解，以为红34师是起义的国军部队。事实上1934年的红五军团，和当年的第26路军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当中，我军在同强大敌人正面作战时也会承受巨大的伤亡。
尤其是长征过第四道封锁线时，红五军团红34师为了掩护主力过湘江几乎全军覆没；团以上干部仅有韩伟一人幸存，红34师也就有了“绝命后卫师”的悲壮称呼。
而韩伟后来一直做到了开国中将，并一直努力为红34师的牺牲者争取烈士身份；去世后他也要后人将骨灰埋在那些战士的家乡闽西山区。
那么红34师是支什么样的部队，韩伟又为何会选择长眠在这些战士的故土呢？
韩伟
闽西游击队改为红34师，长征前并入红五军团对中国革命早期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红34师所在的红五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原国军第26路军整体改编而来。所以大家会产生一种误解，以为红34师是起义的国军部队。
事实上1934年的红五军团，和当年的第26路军已经没有多大关系。
1931年宁都起义的第26路军是由西北军部队改编，领导者季振同、董振堂等都是原西北军将领。但之后不断有战士牺牲，还有官兵被抽出去组建红八、红九两个新军团；同时其番号进行了重大调整。
到1934年长征之前只剩下一个第13师可以算作原26路军部队，但许多官兵都已经是新入伍的红军。这个红34师和第26路军更是没有任何关系。
烈士之墓
1933年3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由闽西红军游击队组成的福建军区独立第7师、独立第8师、独立第9师、独立第10师和独立第11师组建为红19军；军长叶剑英，政委杨尚昆。到了6月下旬，红19军奉命编为34师。
该师下辖第100、101和102三个团。每团下辖三个营，每营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全师共有近6000人。该师只有少数干部是红军学校毕业生或从红四军调来的骨干，绝大部分官兵都是土生土长的闽西农家子弟。
所以从其诞生的过程来看，红34师是彻头彻尾的新部队。
理论上来说这样的部队新兵多，同时装备也差，并不能承担主要作战任务。然而红34师这些闽西子弟不但拥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在战场上也能英勇奋战。
工农红军
1933年成立后该师归红1军团第12军管辖，首任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谭震林；
1933年9月下旬划归红9军团管辖。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红34师归红7军团指挥，此时师长彭绍辉，政委程翠林。之后红七兵团主力奉命北上，红34师才正式划拨到红五军团[1] 。
虽然从诞生历史来看，红五军团红13师可以算是保留了部分当年国军第26路军的基干，在整个红军序列当中都可以算作主力。
而红34师虽然缺少国军那样的专业训练，但是在历任师长的率领下也是战功赫赫的队伍。这也难怪会让人怀疑，红34师会是原国军队伍。
反围剿的红军战士
从矿工成长起来的我军首位警卫排长，韩伟辞做师长作为红34时覆灭之后唯一幸存的团以上干部，韩伟的生平也堪称传奇。韩伟1906年出生在湖北黄陂，1922年开始在著名的安源煤矿当工人。
对于我党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安源煤矿是我党早期重要的革命活动区域，煤矿工人武装也是后来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
在1925年之前韩伟就已经接触到了党组织，并成为了当时在安源地区活动的我党众多领导人的联络员。而且更让韩伟意想不到的是，正是在那一时期他认识了毛主席。
1925年冬天，反动军阀对于我党在安源煤矿的活动疯狂镇压；韩伟也被迫离开家园南下广州，幸运地成为了叶挺独立团的一员。
叶挺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韩伟作为一名普通的排长；在起义军进入湖南之后，奉命回安源矿区发动了130多个工人补充到了叶挺独立团。后来这些人，也成为了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7年9月9日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毛主席亲自指挥发动了秋收起义。韩伟作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九连一排排长，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英勇作战。可惜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军很快遭遇了失败。
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认识到中央夺取大城市的指示，完全不符合中国实际。他决心向井冈山进发，韩伟表示坚决支持毛委员的举动。并且他一直率一个排负责包括毛主席在内的首长安全，所以韩伟就成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个警卫排排长。
在向井冈山进发过程中，韩伟又无意中立下一个大功。由于进攻长沙失败，起义军人数不但从5000人锐减到700余人。留下的军官和士兵也普遍情绪低落，不断有人开小差和散播消极言论。
井冈山革命
毛主席认识到必须开一次全体会议，把大家的思想稳定下来。于是在途经永新时他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准备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让部队休整一下。
韩伟正好对附近比较熟悉就主动去探路，很快发现大山里有一个叫三湾的小村庄非常隐秘。
毛主席非常高兴派韩伟带队出发，大家都前往三湾休整。而就在三湾进行了在我军历史上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三湾改编，这标志着人民军队真正意义上的诞生。
上了井冈山之后，韩伟先后历任韩伟任第一营二连二排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到了福建军区独立第八师师长。
在1928年春节为了让大家过好年，毛主席决定给每人发一块大洋。经调查发现山上共有6008人，可大洋却正好是6000块。
毛主席
于是毛主席带头提出他不要大洋，其余师长和团长也表示不要。没想到韩伟作为一个小小的排长也表示不要大洋，这让毛主席对他有了更深的印象。
在彭绍辉离职红34师长之后，新师长就在100团团长韩伟和101团团长陈树湘之间做选择了；许多人提议由韩伟接任34师师长。
但韩伟表示，陈树湘虽然跟他起点差不多，军旅经历也差不多，但是陈树湘的军事才干那要高于自己。
于是陈树湘升任34师师长，而韩伟继续做100团团长；韩伟辞师长在当时的中央苏区也一度传为美谈。
陈树湘
鏖战湘江，红34师官兵为革命流尽了热血然而在红34师并入红五军团不久，中央红军就开始了漫长的长征。在8.6万多中央红军中，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是非战斗部队；所以必须由红一和红三军团分别作左右先锋，迎战拦路的湘军和桂军。
而作为红军第三主力的红五军团则负责殿后，主要阻击尾追的中央军部队。而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作为新组建的战斗力比较差的队伍，只能起到偏师作用。
红军开始长征之后先后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但是全军人数已经锐减到6.4万人。可此时中革军委仍然坚持原定作战计划，突破湘江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完全洞悉了红军的作战企图在湘江两岸布下重兵，红军注定要蒙受长征以来的最惨重的伤亡。
1934年11月22日，红一和红三军团先头部队首先突破湘江[2] ；并分别建立了在全州方向面对湘军，在兴安以及灌阳方向面对桂军的阻击阵地。
湘江战役
可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由于携带辎重太多行军速度太慢，错过了敌人未合兵的宝贵窗口期。结果从11月27日开始，不但红一和红三军团遭受了当面敌人的猛烈进攻；尾追的中央军周浑元部四个师，也向殿后的红五军团发动猛烈进攻。
显然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都承受了巨大压力，并不存在让红五军团专门干脏活、累活的问题。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和参谋长刘伯承命令红34师在道县以南葫芦岩阻击敌军。
然而敌军的火力实在是太强大，修筑的防御工事在一天之内就被其飞机大炮全部摧毁。可以说红34师官兵完全是在用血肉之躯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不但要确保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安全，还要掩护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向湘江挺进。
敌军也发现了红34师是其消灭红军的最大障碍，于是加大了攻击力量。红34师师长陈树湘等人一面率官兵拼死力战，一面催促兄弟部队快点过江。
董振堂
到了11月29日红34师已经整整阻挡了中央军三天，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也已经开始渡过湘江。
可这时本应该在上游渡江的红九军团和红八军团，由于遭遇敌军封锁再加上走错了路，不得不回头由雷口关经大营进入水车，客观上耽误了红34师过湘江。
更加悲哀的是，到了这个时候中革军委还在给红34师发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命令；要他们在11月30日晨接替红三军团红六师在枫树脚的防御阵地。但实际上此时防守枫树脚阵地的红六师18团已经伤亡殆尽，红34师完全是走向绝境。
30日凌晨34师渡过灌江向枫树脚急进，因不熟悉地形又无向导，34师按照军委电令走地图上的直线结果走进了都庞岭深处。12月1日下午中革军委又让他们按照地图直线取道，翻越宝盖山。
红军战士
到了12月3日凌晨中革军委再次电令，要红34师经大塘直插凤凰嘴抢渡湘江。结果在12月3日下午，34师前卫102团遭桂军第7军夏威部阻击。
激战中一颗炮弹在团指挥所附近爆炸，34师政委程翠林和102团政委蔡中牺牲；而且电台被炸毁，红34师彻底陷入了绝境。
陈树湘果断命令全师边打边撤向东退入大源山区，战斗中红军队伍被敌切断成多股，各团只能各自为战。虽然突出重围，可100团政委侯中辉、101团团长苏达清和政委彭竹峰相继牺牲。
12月4日红34师余部终突围至灌阳境内的洪水箐山区，全师仅剩四五百人。12月5日陈树湘把最后幸存的连以上干部集中在一起，开了红34师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红军战士
陈树湘指出早在决定由红34师担任阻击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一旦无法追赶大部队，红34师就掉头向东在湘南重新开辟游击区。万一连打游击也做不到，那么所有官兵只能同敌人血战到底。
这些年轻的红军指战员们，面对绝境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有人都表示绝不叛变，绝不逃跑，誓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此时尚存的几名高级干部商议后决定由韩伟率余部约100人向柳木青方向转移，陈树湘带领300多人向湘南突围。而韩伟怎么都不会想到，这是他与陈树湘他们的最后一面。
红军战士
12月11日，陈树湘在抢渡牯子江时腹部中弹。行至驷马桥附近他要求战士把机枪留给自己，和另外一个警卫员、通讯员留下阻击敌人。
陈树湘最后伤重被俘，敌人认出他是红军大官就把他抬往指挥部去领功；途中陈树湘趁敌人不备从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光荣牺牲，年仅29岁[3] 。
留下的警卫员和通讯员被俘后也坚决不肯投降，被敌人残忍杀害。
参谋长王光道和101团团长严凤才率领一部分官兵突围成功，但王光道却不幸牺牲。这些战士在湘南坚持了一年的游击战争，一度发展到300人，但不幸最后失败。
红军战士
韩伟率领幸存的战士边打边撤，但最终在傍晚被敌人逼到了灌江河畔一处断崖处。为了不当俘虏韩伟果断跳崖，却先落在一棵大树的树冠顶上，然后落到了草丛中幸免于难。
到第二天天亮时韩伟发现整个100团，只剩下他和5连通信员李金闪和3营政委胡文轩还活着。他们含泪埋了牺牲的战友，随后在突围寻找大部队。可随即遭遇敌人李金闪和胡文轩也牺牲了，这样100团就只剩下韩伟一人。
韩伟虽然在老乡的掩护下，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当他去寻找组织时，居然被国军抓壮丁成为了中央军90师的一名押护兵。
他决定利用国军士兵的身份做掩护，来到武汉尝试和组织联系。可没想到当年参与安源煤矿罢工的一名叛徒张联华认出了韩伟，结果韩伟被捕入狱。
安源煤矿罢工
幸运的是虽然那名叛徒认出了韩伟，但其实并不知道其加入红军后的情况。韩伟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其红军团长的身份。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在党中央的要求下，国民政府释放了一些不重要的政治犯。韩伟就这样重获自由，并于1938年5月来到了延安。毛主席听到当年的警卫排长，红34师唯一幸存的团长到了延安，亲自接见了韩伟。
韩伟则表示他不需要休息，只想马上上抗日前线。于是韩伟在1938年起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警备旅副旅长、第九军分区司令员、雁北支队司令员等职务。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韩伟又先后任热河军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从战略防御到平津战役的全过程。
解放战争
为烈士奔走数十年，骨灰撒在闽西热土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韩伟已经升任华北军区第67军军长。而这时毛主席找到了韩伟，给他布置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原来在新中国成立当天我军要举行阅兵，但却缺少相关人才。
毛主席等人突然想到，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由韩伟所在的100团举行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阅兵式。
于是韩伟接受了为开国大典阅兵训练，和其他领导一起进行了多次综合演练，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训练任务。1949年10月1日，当受阅的解放军官兵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让全世界都为之震动。
韩伟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但是韩伟却时常高兴不起来。因为同他一起参加湘江血战的红34师只有数人幸存，而绝大多数牺牲的官兵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授衔
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韩伟一直为这些人的烈士身份所奔走。可是民政部门却表示，没有姓名的牺牲者是无法评定烈士的。
1992年8月5日韩伟去世前拉着儿子的手，表示他非常亏欠那些一起参加湘江血战的闽西子弟；死后一定要把他的骨灰葬在闽西大地上。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经过韩伟后人和其它人的努力，我们已经确定红34师至少有12人在湘江战役后幸存。同时在湘江战役中，红34师还有400余人被桂军所俘虏。
由于桂军和红军并没有很大仇恨，在李宗仁的授意下这些幸存战士没有被残酷虐待，而是遣送回了闽西原籍。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部分人参加了新四军继续为革命做贡献。所以说红34师仅幸存韩伟一人，这个说法是非常不严谨的。
到今天为止已经查证的红34师福建籍烈士共有1114名，其中龙岩籍606名、三明籍508名。
灌阳县革命烈士纪念园内修建了福建籍湘江战役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并将红军烈士英名分别镌刻在了十二块碑上。如果韩伟地下有知，应该会感到非常欣慰了。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 《中共党史资料》第21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
[2] 时光俨然 英雄不朽——写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85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3] 红军湘江战役：牺牲几万将士终于撕开40万敌军包围．腾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