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手创始人宿华个人身价有多少（宿华首度发长文忆成长）
快手创始人宿华个人身价有多少（宿华首度发长文忆成长）相比满足“利己”的欲望，宿华曾试图用“利他”来实现幸福感，却也是在谷歌这段工作经历却给了他一记教训。升职加薪，成家买房，美满的生活似乎像是一道既定的公式，近在咫尺，但宿华却感到一丝焦虑：为什么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还是不满足？人生中是不是存在一种更大的幸福？快手科技创始人兼CEO 宿华在谷歌工作期间，宿华曾经到硅谷工作了一年多，这位湘西伢子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最大的冲击是发现两个社会，不说深层的结构，连表面的结构都不一样。2007年，北京的车没现在这么多，而硅谷遍地都是汽车。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之前那点儿出息是不是太浅了，我应该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能够更加有出息，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出息在哪儿。”
快手官方出书新书了，这是快手第一次从官方的角度回答“快手是什么”，以及阐述了视频时代、人工智能与普惠理念的关系。
在这本名为《被看见的力量——快手是什么》书中，快手科技CEO宿华为新书作序。在序言中，宿华首度系统地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并且阐述了快手的核心理念。
在回顾了自己不同阶段对幸福感的探索后，宿华认为幸福感最底层的逻辑是资源的分配，而注意力是互联网的核心资源，快手的使命就是，用有温度的科技，尤其是AI技术，让更多的人得到注意力，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
从湖南湘西的闭塞落后土家小山寨，考入中国顶级的高等院校清华大学，再迈进全球顶尖科技公司谷歌，宿华完成了一次典型且略显完美的底层逆袭的人生故事。
快手科技创始人兼CEO 宿华
在谷歌工作期间，宿华曾经到硅谷工作了一年多，这位湘西伢子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目标。
“最大的冲击是发现两个社会，不说深层的结构，连表面的结构都不一样。2007年，北京的车没现在这么多，而硅谷遍地都是汽车。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之前那点儿出息是不是太浅了，我应该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能够更加有出息，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出息在哪儿。”
升职加薪，成家买房，美满的生活似乎像是一道既定的公式，近在咫尺，但宿华却感到一丝焦虑：为什么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还是不满足？人生中是不是存在一种更大的幸福？
相比满足“利己”的欲望，宿华曾试图用“利他”来实现幸福感，却也是在谷歌这段工作经历却给了他一记教训。
“我的技术很好，作为工程师，很多团队找我，从写网页服务器、做机器学习系统到进行大规模并行计算，只要你需要，我都能办到。那时候我好像是消防队员，到处帮人灭火，但现实很骨感，因为我的精力被分散了，所以到评职级的时候升不了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宿华离开谷歌进行了人生第一次创业，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出什么，结果惨败而归。次年，他加入百度，在其著名的营销系统“凤巢”做机器学习。
而后，宿华再度离职创业，成立小团队帮其他人解决技术难题。但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小团队的力量有限，天花板开始出现。
“我意识到，如果要利他，不应该凭借我个人的力量利他，应该以机制的力量、价值观的力量利他，利他最好的是能利所有的人。”
宿华认为，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让其掌握的与人工智能、并行计算、数据分析有关的能力，产生巨大能量。随后，他以创始人和CEO的身份加入快手团队。
快手是宿华的第三次创业，快手的形态很简单，它把每个人拍的生活小片段放在这里，通过推荐算法让所有人去看。
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快手背后的思路，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快手非常在乎所有人的感受，包括那些被忽视的大多数人；其二，做注意力分配时，希望尽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关注，哪怕降低一些观看的效率。
宿华认为，幸福感最底层的逻辑是资源的分配。快手要做的就是公允，在资源匹配上尽量把尾巴往上抬一抬，把头部往下压一压，让分配稍微平均一些。
当快手做资源分配的时候，尽量要保持自由。本质上是说，在契约、规则确定的情况下，尽量少改，别让人杀进去干预资源分配，尽量有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公平的规则或契约，如果觉得有问题也是先讨论再修改，而不是杀进去做各种干预。
（本文首发钛媒体，作者｜李程程）
以下是宿华为为新书《被看见的力量——快手是什么》作序全文：
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
宿华快手科技创始人兼CEO
幸福感的演变
从小到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幸福感对我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有很不一样的定义。
5岁时，我的幸福感核心是“要有光”。
我出生在湖南湘西一个土家小山寨，这个中国毛细血管末梢的地方，风景秀丽但闭塞落后。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天一黑什么都干不了。
没有电就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晚上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就在大树下听故事、看星星。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手电筒，不过电池也很贵，经常舍不得用，晚上出门就带个松树枝当火把。山里没有公路，家里酱油用完了，要走两小时的土路到镇上，再走两个小时回来，才能买到酱油。
当时我最渴望的是天黑之后有光，有光就能玩，很快乐。这是特别奇怪的一个幸福感来源。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很坏的习惯——睡觉不关灯，我怕黑，不开灯睡不着觉。我这个坏习惯直到结婚后才彻底改掉。
10多岁时，我的幸福感来源是“要考好大学”。
读书的时候，我随父母到了县城。在这个小县城，最有名的除了县长，就是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每年7月，县城唯一的也是最繁华的电影院门口就会张贴考上大学的学生名单。
高考是个很好的制度，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推进了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因此很多地方越穷越重视教育，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考上清华大学的。
20岁出头时，我的幸福感叫作“要有好工作”。
刚上大学时，老师教育我们说，有一个师兄特别厉害，刚找到一份工作，年薪10万元。我当时就觉得，能找到一份年薪10万元的工作，是很厉害的事情。后来听说谷歌薪水高，我就去谷歌面试，谷歌给我开出15万元的年薪，比我最厉害的师兄还多50%，那一刻我非常满足。一年之后又给我发了期权，后来翻了倍，我觉得自己幸福感爆棚。
快到30岁时，我的幸福感是“要有好出息”。
在谷歌工作时，我跑到硅谷待了一年多，最大的冲击是发现两个社会，不说深层的结构，连表面的结构都不一样。2007年，北京的车没现在这么多，而硅谷遍地都是汽车。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之前那点儿出息是不是太浅了，我应该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能够更加有出息，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出息在哪儿。
2008年金融危机刚发生的第二个月，我离开谷歌去创业，想让自己的想法得到验证，看看我到底能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或者能够收获什么。干了一年多，惨淡收场。
第二年我加入百度，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在做“凤巢”机器学习系统时发现，我掌握的跟人工智能、并行计算、数据分析有关的能力是可以产生巨大能量的。
升职加薪，成家买房。但我一直有些焦虑，为什么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却还是不满足？我的想法在某一个时间点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我以前的幸福感来源于自身，我要怎样，要有光、要考好大学、要有好工作、要有好出息。都是怎么能让自己有成就感，让妻儿开心，让父母有面子，这些当然都是实实在在很幸福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人生中是不是存在一种更大的幸福？后来我发现，相比于满足自己的欲望来利己，更好的方向是去探索怎样利他，如果有能力成为一个支点，让更多的人幸福，自己的幸福感会成倍地放大。
利他不是简单地帮助某个人做成某件事，这也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我在谷歌工作时，心态就是以我个人的力量能够帮到所有人。我的技术很好，作为工程师，很多团队找我，从写网页服务器、做机器学习系统到进行大规模并行计算，只要你需要，我都能办到。那时候我好像是消防队员，到处帮人灭火，但现实很骨感，因为我的精力被分散了，所以到评职级的时候升不了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去百度验证过我们的技术能量以后，我就继续创业了。我们的小团队做了很多类似雇佣军的事，到处去帮别人处理技术问题，把我们的能量放大，但后来我们发现也并不能帮助很多人。我意识到，如果要利他，不应该凭借我个人的力量利他，应该以机制的力量、价值观的力量利他，利他最好的是能利所有的人。这就不能以己度人，需要广泛理解更多人——他们的公共痛点在哪里？幸福感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幸福感能够得到满足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要能够找到所有人幸福感提升的最大公约数。
快手的独特之处
快手的形态其实很简单，它把每个人拍的生活小片段放在这里，通过推荐算法让所有人去看，但背后的思路和其他创业者会有点儿差别。
第一，我们非常在乎所有人的感受，包括那些被忽视的大多数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为13%，还有约87%的人没接受过高等教育。从这个维度看，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关注的对象，偏差非常大，因此我们做了更多的选择，让那87%的人能更好地表达和被关注。
第二，注意力的分配。幸福感的来源有一个核心问题，即资源是怎么分配的。互联网的核心资源是注意力，这一资源分配不均的程度可能比其他资源更严重。总的来说，整个社会关注到的人，一年下来可能就几千人，平均两三天关注几个人，所有的媒体都看向他们、推送他们的消息。中国14亿人口，大多数人一生都得不到关注。
我们在做注意力分配时，希望尽量让更多的人得到关注，哪怕降低一些观看的效率。从价值观上来讲，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实现公平普惠的。注意力作为一种资源、一种能量，能够像阳光一样洒到更多人身上，而不是像聚光灯一样聚焦到少数人身上，这是快手背后的一条简单的思路。
用户主导的社区演变
建设短视频社区，最重要的是底层的价值。这些在社区里如何体现？
这几年时间，快手社区的氛围或观感、体验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作为社区的维护者，最大的特点是尽量不去定义它。我们常做的是把规则设计好之后，用户凭借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的想法，以及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去完成社区秩序的演变。实际上，快手在历史上的每一次转变，都是用户驱动的，我们负责在旁边观察，看他们哪儿高兴哪儿不高兴，哪儿对哪儿不对，哪些地方破坏了价值，哪些地方又适应了时代需求。
这里分享一些用户主导社区演变的故事。
第一个是陈阿姨的故事。2013年，当时的社区、媒体都追求精致，但陈阿姨不一样。她曾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长相还可以，但不爱打扮。因为离家特别远，又失恋，人生地不熟。她每天在快手上拍各种各样的段子，特点是自黑，暴露自己的缺点，讲自己哪儿做得不好，又被人欺负了，等等。她发现，在社区里其实不用靠颜值或者打扮得很精致，只要大家觉得你很真实、你的生活很有温度，就会认可你。大多数留学生只展现自己光鲜的一面，而陈阿姨却勇敢地把自己过得不好、做得不好的地方展现给大家。所以在快手社区里形成了一种风格——这里非常讲究真实有趣，以及真善美三方面价值，对“真”的要求会很高。
第二个是张静茹的故事。当年她还是初中生的时候，在快手上有很多网友喜欢她，她拍的很多小视频传到微博上，很多网友会问她是谁、在哪儿。因为转发量大，她的粉丝就会在微博上告诉别人，她是快手用户，名字叫什么，账号是什么。她验证了社区内部的内容如果散播到外部去，反过来可以把外部的人引进来的观点。从她开始，快手很多粉丝会把她的视频到处散播，形成反馈，散得越多，认识她的人越多，反过来会有人去快手上找她。她的粉丝越多，忠粉、铁粉就会越高兴，喜欢她的人就变得更有力量了。
第三个是黄文煜的故事。黄文煜是个情商很高的人，拍了大量视频去关怀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女生。他会从星座、血型各种维度去表达观点。那个时候大家发现，快手上不仅可以自黑，不光是真实，也有更多关心别人、关心社会、关心这个世界的其他人，整个社区的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最近两年，大家感受比较直接的社区变化和直播有关。快手上有大量的人，对直播的理解非常深刻，也非常需要这种实时互动，所以我们上线直播功能的时候推广特别顺畅。
我们发现快手直播和其他平台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点是快手上的用户把直播当作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当成工作。快手上很多人是下班后直播，比如，我关注最久的一个婚礼主持人，他每次主持完婚礼都是半夜，所以他每次会半夜开直播或者拍短视频。他的视频系列叫“到饭点了”，因为他每天半夜12点下班去聚餐。我睡得晚，每天都要看看他今天吃什么，每次聚餐都是主人请客，每次吃的东西都很好，而且还不重样，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还有一个在酒吧跳舞的女孩，我也关注了好几年。她每次上班前一边上妆一边直播，下班后就一边卸妆一边直播，和大家聊聊天。很多人在现实世界中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你也想象不到她的心理世界是什么样的。你可能会以为她是一个生活混乱的人，其实她有家有口，在酒吧跳舞是她的工作。她拍下了很多自己真实的生活，或辛酸，或高兴，她都愿意和大家分享，分享出去就会很开心。
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个妈妈，她的孩子特别小，把孩子哄睡着之后，她就开始直播，因为孩子睡觉时间短，她也不能出远门，她一个人在家里陪孩子，最渴望的就是有人陪她聊聊天。开直播聊到一半，孩子一声大哭就醒了，说一句“我儿子撒尿了，我去给他换尿布”后，直播就关了，可能才直播了不到10分钟。在她看来，直播、短视频都是和这个世界连接的一种方式，也是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认可的一种方式。
这些都是我们社区里发生过的故事。对于一个社区来说，我们呈现内容的形态、人们表达自己的方式，以及表示理解、赞同或者反对的方式，必然会随着社会、网络速度和一些秩序的进化而演变，所以我们还在演变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在城市上班，有的在草原养狼，有的在森林伐木，每个人的生活看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同的人生活状态会非常不一样。大家都在不停地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冲突、矛盾等，生活充满着挑战。
我爱拉二胡，曾经拉到半夜两点，隔壁卖豆腐的大爷早上碰到我说：“娃娃，你昨天拉得不错。”那时候听不懂这句话是说我吵到他们了。我生活在小镇上，不会有人骂我，他家做豆腐，锅炉烧得咕噜咕噜响，我也没有骂过他，这体现了民俗社会的包容性。
我关注了快手上一位拉二胡的大爷，他发的所有视频都是他一个人在拉二胡，而且拉二胡的时候左右都是反的，右手握弦，左手拉弓。可以看出，这是前置摄像头自拍的。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常年都在自拍，就说明没有人陪伴。对这样一个老人来说，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天黑的时候没电没光，害怕孤独，害怕没有人陪伴。但是他运气比较好，很早就发现了快手，因为普惠的原则，我们会尽量帮助每个人找到他的粉丝，找到会喜欢他、理解他的人。在快手上，这位大爷找到了9万多粉丝（截至2019年10月），其中就有我。每天晚上七八点，这9万多粉丝里恰好有二三十人有空陪着他、听他拉二胡。他只想有人陪陪他，骂他拉得臭都行，那也比没有人理他要好。
老人的孤独感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这个问题的解决难度非常大。快手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方案，并且是一个通用化的方案，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而是针对这一个群体的，孤独感是很多人感到不幸福的重要原因。
再讲一位侗族小姑娘的故事，她来自贵州天柱，本名叫袁桂花，但在快手上她取了一个洋气的名字，叫“雪莉”。最早她是在快手上发很多展示乡村生活场景的视频，她自己修的茅草房子、自己做的弓箭，她找到曼珠沙华，即红色彼岸花，漫山遍野都是，受到很多粉丝的喜欢，因为很多城市里的人接触不到这些田园风光，这就是所谓的诗和远方。
她18岁高考失利，回家务农，白天没事了就给大家拍点儿视频上传。后来发现有很多粉丝喜欢看她和她生活的场景，很多人说要去看她，但她说家里破破烂烂，没有地方可以住。有一天，她在家旁边找到一个池塘，池塘旁边有一个山窝，山窝里有一个半圆的地方，她说要不我在这里给你们造个房子吧。她开始给粉丝们造房子。这个姑娘啥都能干，她有一次发了单手切砖的视频，还能扛一根原木到屋顶上。
本来她经历了很大的挫折，上不了大学，走不出生活的农村，但是快手给了她一个机会，她走不出去，那就让别人进来。桂花现在是村里最厉害的人，带着全村的人造房子。她不只是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带着全村的人干，卖家乡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宣传村里的田园风光，改善整个村子的生活。
大家可能会认为桂花是一个孤例，实际上中国约87%的人没接受过高等教育，大多只能留在家乡找出路、找机会。怎么找？当快手把注意力给他们时，他们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案，改善生活。桂花一开始只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慢慢开始可以照顾家人，现在可以带动家乡发展旅游业。桂花是根据个人和粉丝互动的情况，自己来运作这个方案的。
当我们把注意力以普惠的方式像阳光一样洒向更多人的时候，这些人会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个性方案，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张家界导游小哥周天送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的老家就在天门山的西南角，张家界附近。周天送为人特别热情，他在快手上拍摄视频介绍张家界的自然风光，冬天的雪景、树上结的冰、清晨的云遮雾罩，大家非常喜欢，他也因此涨了很多粉丝。因为粉丝多了，所以他自己创业成立了一家公司，现在手下有几十个人。也是属于87%群体的他，将快手和当地的风景、当地的资源结合，找到了出路。当注意力分配更加普惠的时候，就可以帮更多的人创业。快手的普惠理念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但并不是快手选择他来做这件事情的，机会是他自己抓住的。
小远是一位来自安徽凤阳的小姑娘，在合肥的大排档里唱歌。我在快手上关注她快4年了，看着她一点点地变化。最早的时候，我们在评论里问她：“小远，你的理想是什么？”她回答：“我的理想就是今天能够唱10首歌，差不多能挣两三百元，养活自己。”到2018年的时候，我又问小远同样的问题，她说她要给她的妈妈买一套房。三年里她的理想变了，从养活自己变成要孝顺妈妈。
在大排档唱歌的女生，家境往往很困难。4年间，她最大的变化是自信了，这个自信写在她的脸上、写在她的言谈举止中。这个自信是怎么来的呢？有时候粉丝说，小远，你今天眉毛画得像毛毛虫一样。她就知道自己画得不好，第二天就画细一点。有时粉丝又会说，小远，你这条连衣裙不错，看着挺苗条的。她就知道什么样的衣服会显身材、适合自己。在这种互动中，小远一点点改进自己，互动多了，她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信。
注意力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自信。当我们把注意力给更多的人时，就可以让他们在跟人的互动中变得越来越好。当然这种变化不是快手定义的，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介质，让人们去相互影响，自己找到自己应该怎样改变的路径，这里面就有千千万万个小远。
快手里面也有很多名校大学生，高学历的有博士，还有国外名校的毕业生和老师，身份标签很光鲜，但不具有代表意义。我上面讲述的这些故事其实是关于中国今天的大多数人，是对社会真正有借鉴意义的代表案例。
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
我给快手团队提出一个使命，就是提升每个人独特的幸福感。为什么要说“独特的”，我认为每个人的幸福感来源是有差别的，他们的痛点不一样，情感缺失的原因不一样，有的人因为孤独，有的人因为贫困，有的人渴望得到理解。那么快手怎么去做到这一点呢？
幸福感最底层的逻辑是资源的分配。社会分配资源的时候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即头部人很少，但得到的资源很多；尾部很长，但得到的资源非常少。就像《圣经》说的：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老子》也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快手要做的就是公允，在资源匹配上尽量把尾巴往上抬一抬，把头部往下压一压，让分配稍微平均一些。这样做是有代价的，总体效率会下降，这也是考验技术能力和执行能力的时候，如何让效率不下降，或者说下降得少一点。
当我们做资源分配的时候，尽量要保持自由，本质上是说，在契约、规则确定的情况下，尽量少改，别让人杀进去干预资源分配，尽量有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公平的规则或契约，如果觉得有问题也是先讨论再修改，而不是杀进去做各种干预。我觉得幸福感的来源核心在于，我们在做资源分配的时候，在资源平等和效率之间，在效率和损失可以接受的情况下，自由和平等这两者可以往前排一排。
我的幸福感从何而来
最后回到我的幸福感这个话题。前面说过，我选择利他，并发现最好的利他是能帮到全社会的人，能够找到天下人幸福感提升的最大公约数。我相信注意力的分配是其中一个计量方式。
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因素影响人的幸福感，注意力的分配是我们今天找到的一个因素，我们还会持续去寻找其他的因素，这是我对自己幸福感来源的定义。
有人可能问我，作为快手的CEO（首席执行官），你是不是全天下认识网红最多的人，我的答案特别简单：恰恰相反，我是全天下认识网红最少的人之一，我关注的网红我一个也没有见过。因为我担心，当你掌握了资源，又制定了资源的分配规则时，会成为一个非常有power（权力）的人，就会有人因为利益来找你，请求资源倾斜，破坏机制。
权力使用的早期你会感觉很爽，享受使用权力的快感，非常像《魔戒》里的情节，戴上魔戒的瞬间你可以变得很强大，可以操控很多人和事，但是时间一长，你所有的行为就被权力定义，实际上是这个魔戒在操纵你，是权力在操控你。这是我心中特别恐慌的事情，为了防止这件事发生，我做了很多机制性的建设，建了很多“防火墙”。
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做更多的事情，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让更多的人变得更加有幸福感。今天我们处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时代，互联网能够跨越距离的限制，让人和人之间更快、更便捷地连接起来。我们有大规模计算的能力，有做AI（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能力，这是世界上很多人不具备的能力。我们应该发挥好这种能力，去帮助那些不掌握这种能力和资源的人，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也能够变得更好。这是科技革命带来的进步和效率的提升，把效率产生的增量反哺到国民身上，这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希望未来也能够一起探索把这件事持续做下去。
（本文首发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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