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环境保护宣传图（红星深度为黄河环保让路）
黄河环境保护宣传图（红星深度为黄河环保让路）拆解场没有围墙。最外侧，原在黄河里乘风破浪的渔船被密密麻麻排成一排，阻挡着众多像刘付利一样的窥探者。“好多人不愿意来看，伤心！”刘付利边走边说。或许因为有记者跟随，他在拆解场门口便被保安拦下。他一边给保安递烟，一边陪着笑脸说好话。终于，得到了站在路边看几眼的许可。如今，环保形势日趋严峻，2017年4月15日，黄河渔家乐被画上了休止符：郑州市境内的黄河浮桥、南裹头、花园口三处渔家乐聚集地，渔船被当地政府征收，小浪底库区的渔民也接到了当地政府限期上岸的通知。渔民上岸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刘付利的渔船如今躺在临时拆解场里，柴油机被扔在一旁5月23日下午，黄河大堤旁，生病多日的刘付利背着家人，再次来到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的渔船临时拆解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
在黄河上，有一群祖籍江苏、户籍河南的渔民，被称为“水上吉普赛”。他们沿袭千百年来的传承逐水而居、以船为家，足迹遍布长江、淮河、黄河流域，他们从运输打鱼到打雁，再到河南郑州经营黄河渔家乐，在时代的洪流中劳作繁衍。
▲黄河渔民孙贵友一家，很多像他们一样的黄河渔民曾经都以船为家。 《中国国家地理》马宏杰摄，红星新闻经授权使用
黄河渔家乐，这曾经是河南郑州的一张旅游名片，也是渔民刘付利等人的生活来源。
如今，环保形势日趋严峻，2017年4月15日，黄河渔家乐被画上了休止符：郑州市境内的黄河浮桥、南裹头、花园口三处渔家乐聚集地，渔船被当地政府征收，小浪底库区的渔民也接到了当地政府限期上岸的通知。渔民上岸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
▲刘付利的渔船如今躺在临时拆解场里，柴油机被扔在一旁
5月23日下午，黄河大堤旁，生病多日的刘付利背着家人，再次来到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的渔船临时拆解场。
或许因为有记者跟随，他在拆解场门口便被保安拦下。他一边给保安递烟，一边陪着笑脸说好话。终于，得到了站在路边看几眼的许可。
拆解场没有围墙。最外侧，原在黄河里乘风破浪的渔船被密密麻麻排成一排，阻挡着众多像刘付利一样的窥探者。“好多人不愿意来看，伤心！”刘付利边走边说。
在摆放渔船的场子里，倒数第二排，他停了下来，死死盯住并排放着的3艘船，表情落寞——那本是他养家糊口的工具，“柴油机都是新的。”他指着倒在船尾的一块铁疙瘩说。
▲昔日在黄河上乘风破浪的渔船，如今静静地躺在临时拆解场中
他也多次与保安协商能否将柴油机拉回去发电用，却又苦笑着自嘲：“船都被征收了还想要柴油机？”
风吹过，路边的杨树叶哗哗啦啦地响。刘付利打了个激灵，退出几米后弓身加速朝船跑去，一跳，斜身爬上了一米多高的船尾。他不再说话，在船尾走来走去、走来走去，49岁的他仿佛又回到了大河上……
01
载入史册的辉煌往事
和失去船的“船老大”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跟随父母离开淮河到黄河，粗粗算来，刘付利一家已在黄河上生活了40年。
现任郑州市惠济区北郊农家乐渔家乐协会副会长的他，是黄河渔民部落中公认的“船老大”。“我们这群人不喜欢被人叫‘老板’，因为跟‘捞板’谐音，船翻了才‘捞板’。”他解释，渔民至今有自己的忌讳和坚持，“每月农历初六，不管再穷，家家户户都要割上肉买上香烛，要到河边祭河神。”
▲站在原本属于自己的渔船上，刘付利的心情很复杂
救人、抢险，有骨气
刘付利称黄河渔民部落的人为“出门人”。“与人为善手脚干净，可以穷，但有骨气。”他说，这几十年来在黄河上讨生活，“部落的人”几乎每家都从河里救起过落水的人。
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邙山。一艘载着17个人的小木船沉了，刘付利和在一旁打鱼的其他渔民，衣服没脱就跳到河里救人，“我手里拿着船桨，一桨拉上来3个人。”
但这还不是刘付利最引以为傲的事。
2003年黄河河南段兰考蔡集重大险情抢护，他带领南裹头渔村的39名渔民，驾驶十几条渔船前往决口处参与抢险。“在那儿待了35天，还沉了一条船，最后受了表彰。”5月23日下午，距离黄河约300米的南裹头广场旁的“刘三渔家乐”里，刘付利激动地对红星新闻说。
“船老大”上岸后病倒了
“刘三渔家乐”，是在渔船被政府征收之后，刘付利拿着政府赔付的钱，租用当地民房，把原本开在河边渔船上的渔家乐，搬到了岸上。
上岸后，半辈子都住在船上的刘付利病倒了。“以前在河上，我每天都得喝斤把酒。”刘付利说，现在别说喝酒，就是抽烟也得受儿子的“监管”。
话音未落，他儿子刘刚走了过来，叮嘱他少抽烟，“你这还输着水呢！”常年在黄河滩地上风吹日晒，父子俩俨然已北方壮汉的模样，张嘴却还是地道的吴侬软语。
“我那小孙子刚学会说话，也是一口的老家话。”刘付利说，他们说的是老家江苏盐城的话。
70余年的漂泊，并未改掉这群人的乡音。
▲昔日黄河浮桥边撒网的渔民，以后这样的场景可能不会再有了
02
“故乡”和“异乡”
被一条渔船承载的家
刘付利说，部落里渔民的户籍多是河南信阳息县或驻马店正阳县，“落户河南，纯属偶然。”
“都是躲日本人时跑过来的。”5月24日上午，刘付利的舅舅、77岁的王贵彪向红星新闻回忆，当年日军侵华，他们从老家江苏盐城四散逃亡，大多数沿着淮河逆流而上，“也有跑到长江那边去的。”
▲因为渔船被征收，刘付利的堂兄刘付海闲来无事在家补网
捕鱼、运输、挣工分
王贵彪一家当时流落到了江西、安徽一带的河上，本来打算落户到安徽望江县，1958年前后听说亲戚们都在河南信阳，就也落户到河南了。来河南之后，他们在淮河上不光捕鱼，还要为国家运粮食、煤等物资，“那时候公路还没修通，运输主要靠航运。”
刘付利的表姐夫孙贵强对此也有印象，“那个时候我也就十五六岁，我们被编进了‘船民公社’，一条船能拉七八吨东西，男劳力在运输船上干一天计10个工分，女劳力9个。”他还记得当年运输船靠岸，自己上县城听大鼓书的情景，“那时候年轻，不知道发愁是啥。”
▲孙贵强指着老照片，给红星新闻讲述自己过去在黄河上的英雄事迹：2003年，南裹头渔民参与黄河抢险，孙贵强在事后接受电视台采访
▲孙贵强向红星新闻出示自己的身份证
1964年，船民公社的社员到农村，开始了捕鱼为生的生活。“一年四季打鱼，冬天船被冻住了还要下水。”王贵彪说，他就是那几年身体吃亏了，现在无法走路，只得靠拐杖。
啥苦都吃过，哪儿有活路去哪儿
采访中，不少渔民都提到，他们的长辈在解放军当年渡淮河时提供过帮助。
年逾90的季春华是黄河上渔民中年纪最大的人。如今，他跟随小儿子季少军生活在新安县境内的小浪底库区里，也是目前为止能找到的“渔民支前”的在世亲历者。“当时在安徽霍邱县，给解放军用渔船搭了浮桥。”季春华告诉红星新闻。
“我们这群人，啥苦都吃过。”刘付利说，从他记事起，部落里的人便颠沛流离，“哪儿有活路就去哪儿。”1969年，刘付利在驻马店宿鸭湖出生，四五岁随父母来到黄河，辗转山东、河南兰考、中牟等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在邙山段的黄河谋生。
“那时候鱼多雁多，为了保护农作物，冬天捕不成鱼，一行人拿着雁枪打大雁，直到后来国家限枪，1997年枪被收走了。”刘付利说，当时他家里只有一艘小木船，10口人都挤在上面，忙活一年的收入“也就刚能顾住生活”。
“1995年，我为了方便卖鱼，买了辆飞鸽自行车。”刘付利回忆，当时家里很穷，为买这辆278元的自行车他砸锅卖铁、还借了别人200元。刘付利的堂兄刘付海也说，当时家里8口人挤在2条不足7平方米的小木船上，“肉挨肉，冬天还好些，夏天能把人热死。”
▲说起未来，渔民刘付海（左）满是担忧，他的身后坐着王贵彪
03
远去的黄金时代
从旅游名片到污染治理对象
2000年前后，在郑州市惠济区政府的支持下，刘付利牵头，拉着11家渔民开始在南裹头经营渔家乐；2002年就发展成了500名渔民参与的大产业。“在被政府取缔之前，光南裹头就有800多名渔民参与到渔家乐的经营中”，这十几年被刘付利看作黄河渔民的“黄金时代”。
他没料到的是，如今，他们的黄金时代也跟黄河水一样，离他们而去了。
▲渔民的船被吊上岸 《中国国家地理》马宏杰摄，红星新闻经授权使用
过去：一张旅游名片
黄河河道一直向北移动，渔民们的渔家乐离黄河主河道越来越远。郑州市惠金河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贺纲领也向红星新闻证实，作为频繁变化、游荡性滚动的黄河主河道，近几年一直在往北走。
黄河河务世家出身的贺纲领，对以刘付利为代表的黄河渔民群体非常了解，对渔民上岸后的担忧也表示理解：“除了打鱼做饭，渔民们没有别的生存技能，不会种地更不会打工，他们中90%都是文盲，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贺纲领说，在惠金河务局所辖的32.14公里河道中，南裹头片区的渔家乐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最多的时候光南裹头就有六七十条船，在一定时期，这里是惠济区旅游的一张名片。”
现在：渔家乐一去不返
然而随着环保压力的增大，近年来公众对黄河渔家乐这种经营形式也颇有非议。河南当地媒体也曾对渔家乐的环境污染及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问题进行了报道，政府对渔家乐的管理也越来越严格。
不少渔民并不否认渔家乐经营之初对黄河的污染。“但在后期，我们为了长久经营，也同当地的城管部门协商，由我们出资对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刘付利对红星新闻说，他们也不想成为污染母亲河的罪人，即便如此，曾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04
为环保彻底让路
渔家乐变身农家乐
当地媒体5月7日报道称，作为河南省今年整治黄河渔家乐的重点区域，惠济区政府已投入2500万元用于渔家乐船只征收及房屋拆工费用。目前，共排查出经营船只180艘，已签订协议167份，完成率为93%，已吊出渔船118艘，完成率为66%。
▲失去渔船的渔民如今住在窝棚里
后续安置和扶持政策
针对渔民的具体困难，惠济区政府采取了“有偿征收经营者船只，后续帮助其就业创业和解决生活中相关问题”的思路，有针对性地进行化解。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第一步征收经营餐饮船只，保留渔民居住房屋；第二步待渔民租住到新的房屋后，再对渔民在滩区搭建的房屋依法予以拆除，同时给予一定的拆工费。
对于后续的安置问题，报道中援引惠济区政府工作人员的话称，教育局还将解决渔民子女上学问题，人社局帮助开展就业培训相关工作。同时，对部分想继续经营餐饮的渔民，由工商局、商务局及相关镇、街道办事处帮助其寻找合适店面，办理相关手续及提供扶持政策。
由于肩负着类似于“部落首领”的重任，刘付利在船被拉上岸拆解之后，也曾拖着病躯先后两次回户口所在地，想看看信阳那边有没有让他们回去谋生的可能。当年父辈落户的船民公社早已改制成了航运公司，“他们比我们还困难。”
渔民从水上来到陆地
拿着政府征船的补偿款，刘付利等部分渔民在远离滩区的地方租民房，又开起了“农家乐”，月租近一万元。“每天一睁眼就欠人家几百块。”刘付利说，因为失去了渔家乐的特色，如今农家乐的生意并不好，“现在最好的一天还没有在船上最差的时候来的人多，人们都是吃新鲜，失去了特色，我们的竞争力就大不如前了。”
有了新生意，刘付利仍然舍不掉自己的船，他几次不顾家人劝告，偷偷跑到拆船厂，一坐就是半天，“瓜离不开秧，渔民离不开船，还是不太习惯。”
5月23日那天被保安拦下后，刘付利觉得，他应该与自己的船见不了几面了。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丨段睿超
编辑丨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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