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和浙江风景比较好的城市（从蛮荒之地到近6000万人口大省）
江苏和浙江风景比较好的城市（从蛮荒之地到近6000万人口大省）2019年7月6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当地时间10：48（北京时间14：48），在此召开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传来喜讯：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蛮荒之地到“亩值一金”难怪有人开玩笑称，广东“最能生”，浙江“最吸引人”。按照这个趋势，明年此时，浙江说不定已经是6000万人口的省份了，从而有望挤掉湖北，晋升为全国人口第九大省。对于浙江这样一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小省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要知道，隔壁那个一马平川的“苏大强”，2019年才增长了区区19.3万人，还不敌余杭一个区（28.8万）。江浙江浙，在人口吸引力方面，原来是如此的不同。浙江的人口成就是如何取得的？这片从前中原诸夏眼中的百越蛮荒之地，又是怎样一步步成长为今日的人口大省、经济中心，吸引四方人才“孔雀东南飞”的？这要说起来，话就长了。
前两天，因为免费政策引来数万游客扎堆，搞得安徽黄山这个清明节过得一点不清明，挨了一脑袋“给战疫添堵”的板砖不说，还要忍受嘲讽：几万人就hold不住了？到底是小地方，没见过世面。
作为生活在千万人口大城市杭州的一只蝼蚁，三土敢说，最近每天堵在高架上的车主就不止几万人。
“杭州人口过千万”，这是开年这座城市最大的新闻。但它只是故事的开始。随着广州、深圳等城市人口数据的陆续公布，人们惊讶地发现，杭州的新增人口数量竟然超过了“华南双雄”广州与深圳，首次跃居全国第一。按照这个速度，到2020年结束时，杭州将超过苏州，成为长三角仅次于上海的人口第二大城市。紧不紧张，刺不刺激！
当然，杭州不是一座城的战斗。过去5年，浙江的人口增量始终保持单边上扬走势，去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13万。虽然在增长总量上仍不敌广东的175万，但刨去本地人自己生的，光看外地人净流入这一块（统计学上称为机械增长），浙江则以84.1万，历史性地反超广东的82.61万，成为“全国人口净流入第一大省”。
难怪有人开玩笑称，广东“最能生”，浙江“最吸引人”。
按照这个趋势，明年此时，浙江说不定已经是6000万人口的省份了，从而有望挤掉湖北，晋升为全国人口第九大省。对于浙江这样一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小省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要知道，隔壁那个一马平川的“苏大强”，2019年才增长了区区19.3万人，还不敌余杭一个区（28.8万）。江浙江浙，在人口吸引力方面，原来是如此的不同。
浙江的人口成就是如何取得的？这片从前中原诸夏眼中的百越蛮荒之地，又是怎样一步步成长为今日的人口大省、经济中心，吸引四方人才“孔雀东南飞”的？这要说起来，话就长了。
从蛮荒之地到“亩值一金”
2019年7月6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当地时间10：48（北京时间14：48），在此召开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传来喜讯：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由此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而良渚人，也成为比炎黄二族更早的中华先民。比如“三皇五帝”之一的天皇氏，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古越族，姓望，名获，字文生，继盘古氏以治，其治所在浙江良渚古城中的莫角山台址上”——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才怪。
不过，对于浙江这片土地来说，良渚人还不是最早的原住民。在他们之前，还有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和6000年前的马家浜人，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浙江北部环杭州湾一带。而南面的温台地区，在旧石器晚期或中石器时代，也有了人类活动，后来还相继建立过东越国、东瓯国。越国灭亡后，大批士兵曾南徙瓯越。
但即使有过吴越称雄的辉煌，也诞生了勾践范蠡等英豪，总体来说，直到秦汉时代，浙江相较中原，还是片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比如《太平御览》就记载，东汉永和三年（138年）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境今温、台两市）时，这里还是“地广千里，户不满万”。
较之这些局部的、未必准确的文字描述，更能直观感受秦汉时期浙江地广人稀的可能要数行政区划图了。
与北方中原地区的豫州、兖州、青州、冀州等几个州相比，地处东南的扬州面积巨大，包含了今天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浙江、福建、江西等好几个省。其中浙江所在的会稽郡（治所在苏州），又是当时辖境最广的郡之一。直到东汉中期，会稽郡才被一分为二，钱塘江以北部分划归新成立的吴郡，江南仍属会稽郡（治所迁至绍兴）。所以现在浙北如嘉兴等地，自称为“吴根越角”，是有出处的。
东汉中后期，全国行政区划图，东南枯草色区域便是扬州
扬州为什么这么大？想想今天的内蒙、西藏、新疆就明白了，在当时的中原人眼里，浙江这嘎达也是边疆，住着的多是作为少数民族的越人。至今，浙江还保留有许多古越语地名，比如上虞、诸暨、义乌等。这些有别于汉地名称的地名，究竟是什么意思，很多已不可考。我们只知道，在古越语里面，称“盐”为“余”，像余暨（萧山古称）、余杭、余姚，大概都与盐业有关。余姚还好理解，但并不靠海的余杭呢？有知道的读者欢迎给我们留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北方氏族大举南迁，有数据称人数达到90多万，约为当时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原先地广人稀的浙江，开始出现了“土地偏狭，民多地少” 的情况 宁绍平原更是“亩值一金”。一些居民不得已而向未曾垦殖的东南水网沼泽地区移民， 如山阴县即“徙无资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 垦起湖田”。这也是浙江历史上由于人口压力而开垦湖泊之地的最早记载。
反映到行政区划上，到东晋时期，除了原有的会稽郡，浙江范围内又多出了东阳、临海、永嘉等郡，可见当时浙中南地区也逐渐得到开发。按照《宋书·州郡志》的记载，到东晋太宁元年（323年）永嘉郡（今温州地区）建立时，有户6250，口36680。考虑到当时豪族地主隐漏人口，以逃避赋税的情况十分普遍，实际人数应该远不止于此。
（东晋时期扬州行政区图，图中带下划线的豫州、徐州、幽州、兖州等原本位于北方，永嘉南渡后，为了安置北方侨民，政府在长江南北和荆扬等地设置侨州郡县，以其原籍地加以命名，但会在名称前加一个“南”字，如南徐州、南琅琊郡、南临沂县等）
这股人口南迁的浪潮持续了几百年，期间经历安史之乱的冲击，南北方人口逐渐趋于平衡。待到靖康之变衣冠南渡，人口重心终于完成了南移。在此过程中，浙江人口即将迎来第一个一千万时刻。
人口大爆炸时代的“山海经”
浙江人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宋朝。
那是一个连历史学家汤因比都愿意生活的时代，也是浙江发展的高光时刻。而其前奏可以上溯到晚唐，那时北方藩镇割据，朝廷的用度开支极大部分就已仰赖江南。这也是北宋开国后为何定都开封，而不是西面洛阳的一个重要考虑，因为“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荆湖之运漕”，江南财富通过大运河可直抵中枢，省去了转运的麻烦。
随着江浙地区取代关中而富甲天下，各地民众纷纷“浙漂”讨生活。到北宋末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 ，全国共计二千零六十四万三千三百零七户，其中两浙路为一百九十七万五千零四十一户，占全国总数的9. 69% 居诸路之冠，成为天下人口最多的“省份”。
刨去如今属于沪苏两地的平江府、镇江府和嘉兴府中的华亭县 浙江部分的户数为一百六十六万二千七百四十四 占全国总户数的8%左右。
什么概念呢？时下浙江人口虽然多达5850万，但除以14亿的总数，比例只有4%刚出头。也就是说，北宋时浙江在全国的人口权重是现在的两倍。难怪身为“省会”的杭州，会被宋仁宗御诗亲封“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
待到害死岳飞的那位高宗皇帝白马渡江，南宋建立，“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浙江人口迎来了一波大爆炸。不仅杭州这些中心城市“辇毂驻跸，衣冠纷集”，在它们外围，还出现了大批新型市镇。如越州的龙山市，秀州的金山市、广阳市等，年商税额都在1000贯以上，而杭州的浙江市更是高达26446贯，与部分州级城市相当。
人口的剧增带来商业的繁荣，而商业的繁荣又进一步刺激人口的聚集。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曾记载：“临平、汤村等镇市，因南渡以来伉为行都，二百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而绍兴的山阴、会稽两县，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到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的190年中，人口增长了1.4倍。
只是，这种人口的激增与聚集，在空间分布上并不平衡。
当时，大量的人口集中在约占全省面积四分之一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温黄平原以及一些小盆地里。而广大的山区，依然人口稀少，就是到了南宋时期，浙江的人满为患也仅是就平原地区而言 只有少数选择向山区移民。
以首都临安府为例 咸淳年间——也就是郭靖、黄蓉在襄阳打保卫战的时代，其下辖九县中，钱塘、仁和、盐官三个平原县的人口占到全府的64.26%，而余杭、临安、富阳等六个山区县却只占35.73%，前者的人口密度接近后者的五倍。
人口的激增，加上分布上的不均衡，使得平原水网地带的围湖垦田情况愈演愈烈，几乎到了无湖不围的程度。像杭州的临平湖、西湖，余杭的南下湖、北湖，都遭到了局部围垦。而浙东地区的夏盖湖、广德湖，以及诸暨原有的七十二湖，更在这一时期被围垦殆尽，围湖垦田逐渐发展到了废湖为田的地步。
这中间，围垦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的莫过于绍兴的鉴湖。根据“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鉴湖图序》的记载，对鉴湖的围垦起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0年）。初时围垦规模尚小，到宋神宗庆历年间（1041一1048年）所垦湖田也不过四顷。尔后，围垦速度大大加快，南宋时达到高潮。乾道元年（1165年）的一道诏书中就提到：“绍兴府开浚鉴湖，除唐贺知章放生池旧界十八余顷为放生池水面外，其余听从民便，逐时放水，以旧耕种”。最后，整个鉴湖竟被围出湖田二千多顷，除了若干低洼地区蓄水成为港汊河道外，已全部被围垦成了农田，活脱脱一个现实版的沧海桑田故事。
但，光围湖垦田还不能完全解决浙江人的吃饭问题，于是，沿海的尝试淤海造田，在钱塘江河口 余姚、慈溪以北 从北宋庆元三年（1197年） 筑浒山大塘到清末，先后筑新塘七条，垦区向北延展了约三十公里；背山的则开始拓山耕田，并创造出了今天令许多摄影爱好者趋之若鹜的梯田景观。
借助这些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特殊时期不惜竭泽而渔的方法，浙江人口终于在宋元之际，实现了从0到1000万的跨越。
这个天国不太平
浙江人口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清朝中叶。
此前的几百年间，浙江人口走出了一波诡异的下降曲线，从元明之际的1000万上下，直降至清初的270万左右。对此，历史学家给出过几种解释，除了人口隐匿导致的统计失真外，经济上的重税压榨、政治中心的北移、以及海外移民潮的兴起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浙江的人口。
记得凤阳花鼓里有句唱词，“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不知是出于对劲敌、吴王张士诚的仇恨，还是全国一盘棋的考虑，夺取天下后的朱元璋，一面在北方休养生息，又是分田，又是免租，一面却对大本营的江南课以重赋。
洪武朝中期，全国税粮总计为2943万余石 其中浙江缴纳了275.2万余石 约占十分之一弱。延至清初，光嘉善一个县的赋额总数就多过顺天府（北京市）、贵州省，而就面积论，嘉善还不到顺天府的数十分之一、贵州省的数百分之一，故有“善邑粮赋之重甲于全国”之说。许多农民由于不堪负担 纷纷 逃亡他乡。
等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批江南士人又跟随北上，形成了与晋、宋两朝衣冠南渡正好相反的迁徙浪潮。这种权力中心对于人口的吸附作用，或许也能够解释，今天的北京无论怎么赶人，就是难以瘦身的原因。
同时，随着“隆庆开关”，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诸省掀起了一波向外移民的高潮，总数估计有50万之多。这些移民以商人、僧侣居多。如日本镰仓建长寺的喜江禅师 就是杭州天目山中峰明本的法孙，而园觉寺的名僧文溪清章，则是从宁波象山渡海而去的。
就这样，逃的逃，走的走，出海的出海，浙江人口一降再降。直到清朝康熙雍正时期，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两项国策的实施，浙江人口这才止跌反弹。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 达到3738.6万的历史高位。不过就全国比例这点来说，浙江再也没能回到宋朝的水平，跟明代刚建立时18%的巅峰数值更是相去甚远。
虽然“人口第一大省”的桂冠不再，但畲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的迁入，也给“浙江人”增添了新鲜血液。大家知道，今天的浙江拥有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景宁畲族自治县。但畲族并非浙江原住民，而是18世纪开始陆续从福建、广东等地迁入浙江的。开始数十人为一群，后来数百人为一群，或聚族迁入浙南山区定居，至清末已近十万，至今丽水仍是畲族主要集居之地。
但有道是“水满则溢 月满则亏”。鸦片战争后，浙江人口的增长势头戛然而止，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更使江南地区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浩劫。
（地处浙南的温州，成为浙江少数未被太平军染指的城市，因此在战时涌入了大批逃难的浙北民众，为其后来崛起为浙江人口第一大市奠定了初步基础）
天平天国运动对浙江的破坏有多大，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从1860年到1864年，虽然运动波及浙江的时间仅三四年，不到整个起义的三分之一，但全省人口减少超过一半，浙北杭嘉湖绍诸府更是锐减60%以上。
杭州城在被太平军占领的三年间，城内人口从81万减少到7万。而湖州府更惨，从接近300万骤降到只剩下9万人，人口损失97%。直到150多年后的今天，当地常住人口才勉强恢复到战前水平。所以现在的湖州，土著极少，市区三分之一的人都与河南移民有关。而德清等地，由于土民消亡殆尽，战后一开始，新市以南几乎不闻湖州口音，全是绍兴话。
对比上面两张图发现：150多年过去了，湖州人口只是回到了原点
相比这些冰冷的数据，时人的描述或许更加触目惊心。1864年，左宗棠挥军入浙时发现：战后“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 ，杭州城乡是一派“断瓦颓垣，篙蓬没路，湖山佳胜，遍地腥膻”的荒凉情形。
太平天国运动改变了全国的人口分布，也重塑了江南的城市格局。拥有租界庇护的上海开始取代苏杭，成为江南新的经济中心，宁波、舟山等地出现了一波闯荡上海滩的风潮，从而为后来民国时期政商领域“浙江帮”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随着战后苏北、河南、 两湖、 安徽、 江西等地客民的大量涌入，带来了许多新的农副产品和生产技术。如嘉兴在1860年代以后水稻品种明显增多 所种“河南早” 、“江山早” 、“八十日头” 、“洋籼”等，“盖客佃各就其本籍选择而来”，这大大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复苏，全省的人群结构也因为这批人的到来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很多老浙江的儿时记忆里，左邻右舍当中似乎都有几位苏北阿婆、绍兴大嬷，她们操着不同的方言，做着各自的家乡小吃，为我们的童年带来过不少欢乐。这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培育了后来浙江开放包容的性格，成为今天城市吸引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浙江的新隐忧
1955年1月18日，由张爱萍将军指挥的一江山岛战役打响，这是解放军陆、海、空首次联合登陆作战。随后，浙江军区所部乘胜追击，于2月25日先后进占披山、大陈和北渔山岛，26日拿下南麂岛。至此，浙江全境易帜，一个动荡的时代宣告结束。
在全省变天的两年前，也就是1953年，新政权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浙江的总人口为2241.57万人。跟鸦片战争前的3738.6万相比，在经历了近代一百多年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岁月后，全省人口减少了1500万。不过，第三波的人口高峰，此时也已悄然拉开序幕。
与各地一样，从鼎革之初到70年代，除了三年特殊时期外，浙江的人口增长也处于毫无节制的状态。所不同的是，从1962年开始，浙江人口出生率便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这种差距一直持续至今。 这个问题在当时还不要紧， 但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増长的“三低”阶段，出生率过低的问题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
说起出生率的下降，不能不提曾经被列为国策的“计划生育”。以1973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为标志，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到1978年，浙江全省的人口自然増长率已由1970年的2.02%降至1.234% 。
（从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直到1982年，浙江人口才恢复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水平。由此看来，前30年无节制的生育并非如此前认为的那样，导致了总量失控，而顶多只能算是人口的恢复式增长）
好在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实施为浙江源源不断地输送来大批内地务工人员。这些人的到来，不仅弥补了本地劳动力的缺口，还推动浙江朝着6000万人口大省的方向大步前进。身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的温州，便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
历史上，僻处浙南的温州，在人口方面向来不及浙北的杭绍嘉等市，但得益于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的崛起带来的人口吸引力，以及本地人强烈的生育意愿，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开始，温州常住人口就一直领跑全省，直到2016年才被杭州反超。
然而，相比广东，本地生育率低下，以及由此伴生的老龄化程度过高、性别比例失调等深层次隐忧，始终困扰着浙江。
从最新的数据来看，就连过去最爱生、最能生、也最敢生的温州，如今也生不动了。2019年出生率仅有1.06%，已低于1.094%的全国平均线。要知道，我国目前的平均出生率已跌至全球156位，可见温州的生育问题有多严重。加之传统经济面临转型，曾经省外流动人口首选目的地的温台地区，如今却遭遇人口持续净流出。
从2011到2018年，温、台两市分别累计净流出人口42.9万和12.3万，两市流动人口占全省比重从2010年的31.1%下降到2018年的19.2%。仅2016年以来，流动人口总量就减少了三分之一。这对于浙江“铁三角”之一温州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显然是一个警讯。
与温台相反，受惠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杭州、宁波两市人口却持续高速增长。2019年，不仅杭州新增人口全国第一，宁波也以34万位居第四。其中中高端人才的净流入率分别达到13.6%和8.5%，高居全国第一、第二位。就连一旁的小弟嘉兴，过去一年常住人口也多了7.4万，领先包括南京在内的“苏大强”所有城市。
这种人口数量的回归，势必带来经济座次的调整。我们看到， 杭州2019年城市GDP排名上升一位，宁波、嘉兴上升三位，而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结束时，杭州GDP有望超过苏州，成为长三角名副其实的“第二城”，这些背后的推动力说穿了都是人。人心向背，这个词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上，同样说得通。
只是，光靠外地人口的涌入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情况下，这种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没人知道。随着今年下半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启动，各地人口格局或将面临一次不小的洗牌。但对于正朝着6000万大关冲刺的浙江来说，反思现有人口政策，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加大生育奖励力度，或许才是当务之急和长远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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