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在你的心里留下我的影子（我在现场角落里）
请在你的心里留下我的影子（我在现场角落里）我，就这样开始了在武汉的生活。3月1日，我和两个同事乘坐北京开往南昌的G487次动车抵达了武汉。列车长非常热情地招呼列车员和乘警帮我们把行李搬到了站台，并一起向我们致敬，这使我有点受宠若惊。作为整趟列车唯一的一批在武汉下车的乘客，当我们沿着站台向出口走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从其他车厢透出的目光在反复地打量和分析着我们，这目光中，缠绕着迷惑和复杂的猜想......大年初二，正在昆明休假探望父母的我，给摄影部的领导发了这样的一个请战短信。就在按发送键的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1998年，那时，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我，因为沙漠之狐行动，也曾写过一封请战书。在那封信中，我幻想了自己在一次战地采访中被流弹击中的情形......22年过去了，现在我的心态已不再那么躁动不安，但让我惊喜的是：时间并未带走我对记者这一职业的激情，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依然能感觉到内心的激荡与澎湃。请战书发出一个多月后，召唤终
来源:新华社
我在现场，记录瞬间，成为历史。
↑3月6日新华社记者费茂华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采访。
“我申请取消休假，增援武汉！”
大年初二，正在昆明休假探望父母的我，给摄影部的领导发了这样的一个请战短信。就在按发送键的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1998年，那时，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我，因为沙漠之狐行动，也曾写过一封请战书。在那封信中，我幻想了自己在一次战地采访中被流弹击中的情形......
22年过去了，现在我的心态已不再那么躁动不安，但让我惊喜的是：时间并未带走我对记者这一职业的激情，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依然能感觉到内心的激荡与澎湃。
请战书发出一个多月后，召唤终于来了！
3月1日，我和两个同事乘坐北京开往南昌的G487次动车抵达了武汉。列车长非常热情地招呼列车员和乘警帮我们把行李搬到了站台，并一起向我们致敬，这使我有点受宠若惊。作为整趟列车唯一的一批在武汉下车的乘客，当我们沿着站台向出口走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从其他车厢透出的目光在反复地打量和分析着我们，这目光中，缠绕着迷惑和复杂的猜想......
我，就这样开始了在武汉的生活。
保护自己，就是保护整个抗疫报道
所有我遇到的同事，都在反复地跟我说着这四个字：“做好防护”！后来才明白，这种叮嘱不仅仅是同事之间的关心、呵护，背后还有更深的含义。
我们这个前方报道组的成员都住在新华社湖北分社院内和旁边的一个宾馆里，大家吃饭都在一起。我敏锐地发现：其实分社的食堂几乎就是整个湖北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每天，从各种医院、隔离点、医废处置厂出来的同事们汇聚在这里，解下口罩，享用早、中、晚三餐，其间还会谈一下工作、人生和理想。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如果有人没有保护好自己，作为密切接触者，整个报道组就将被成建制地隔离，整个新华社的抗疫报道，也只能另起炉灶！
所以，来到武汉的第一课：做好防护，这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要放到保证整个报道顺利进行的高度来看待！
同事们纷纷向我传授了他们的防护秘笈：大年初四就抵达武汉的才扬告诉我，外出采访时穿的衣服，不要穿进房间。于是，每次我从医院、隔离点这些情况比较复杂的地方回到宾馆的时候，就在房间外就把衣服脱了。在走廊里脱衣服的时候，我总是很紧张地看着墙上的摄像头，想象着有个工作人员每天坐在那些摄像头后面，看着我们在走廊里脱得光溜溜的，只剩下内衣内裤，然后一溜烟地跑进房间——这是怎样的画面！
↑3月13日晚，“摆渡人”小分队队员杨晖检查护目镜的佩戴情况。队员的防护措施同重症病房的医生一样，完成所有防护措施要经过12个步骤。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有很多生命“摆渡人”。“摆渡人”日夜在医院与医院之间，留观点与医院之间穿梭不停，转运新冠肺炎患者。
进了房间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手和脸消毒，在这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有些过度了：我都是用的酒精。那酒精抹到脸上有强烈的刺痛感，而且睁不开眼睛。但我想，过度总比不够好吧！但没有想到，后来居然出现了副作用：不知道是不是经常用酒精洗脸的原因，我的眼睛得了麦粒肿，右眼一度几乎无法睁开。这也使得我不得不在房间里休息了一天。因为右眼一直流泪，还特别痒。而在外面采访的时候，绝对不能揉眼睛！
在房间休息的时候，我突然眼睛模糊，无法视物，吓得心里一抖，以为自己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就此要失去光芒，赶紧跑到浴室里照镜子：眼睛里全是血，顺着眼眶往下滴。我用水清洗了一下，应该是那个脓肿自己破了。第二天，肿开始消退，我又能继续快活的工作了。
一直在武汉坚守，并且一直反复进出红区的肖艺九告诉我，防护这件事要胆大心细：首先不要怕，哪怕是进红区，因为毕竟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例感染的，就是因为防护做得好；而心细很重要，手边要经常备上一瓶小的酒精，经常拿出来喷在手上，然后给相机什么的也擦一擦。他就是这样做的！
理论上确实如肖艺九所说，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上遇到了大难题：一个是我的身材，还有一个是我的相机！
↑3月6日，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医护人员护送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去做CT检查。
我身高接近1米9，好几次去情况复杂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合适的防护服，只能穿175甚至170的，有时候衣服无法覆盖我的全身：脚腕和小腿会露出来，甚至防护服的拉链无法拉到下巴上，露出脖子。而在拍摄的时候，稍微弯腰或者蹲下，就会有更多的地方暴露出来。在医院等地方采访的时候，防护要点是身上没有任何的皮肤暴露在外面。所以，不合身的防护服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漏洞，我只能用更加过度的酒精冲洗来弥补，然后深夜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3月4日，在武汉雷神山医院医学检验科，工作人员在对患者的血液样本进行检测。
穿防护服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窒息感和汗如雨下：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之后我不是静静地坐着，而是要来回不停地移动工作，有时甚至要奔跑。防护服不透气，而且N95口罩外加一个医用外科口罩同时再加上不停的运动，结果就是呼吸困难。有一次去采访一个治愈患者隔离点，时间比较长，从早上6点多到中午12点多，将近6个小时，其间我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窒息感：心中突然升起一种恐惧，我想，溺水的感觉或许就是这样吧！防护服另外的一个副产品是出汗：不是一点点，是整个身体被汗冲洗过的感觉。有一次去采访一个医疗废物焚烧厂，可能是因为运动过于频繁和激烈，同时焚烧车间里温度也比较高，我身上出的汗居然顺着衣服流到了裤子上，从膝盖往上的裤子全湿了，脱掉防护服走出车间的时候，真让人尴尬！
↑3月26日，从医疗废物处理车间拍摄结束出来后我的裤子，汗已经湿到了膝盖。
触景生情，感同身受，我想到那些每天都必须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工作的人们，他们需要怎样的信念才能坚持下来！
相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防护服采访完就扔到医废专用垃圾桶里了，但相机不仅在医院等情况复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而且跟着我一起回到房间。这些平时与我亲如手足的器材现在好像是埋在我房间里的地雷，还是生化的。没有办法，只能用大量的酒精喷在上面消毒。每次喷完，相机就如同在酒精里洗过一样——截止到目前，我已经用光了10多瓶500毫升的酒精，总的使用量超过了6、7斤。
每天采访结束回到房间，我都会蹲在房间一进门的角落里清洗相机，一边喷酒精一边心中默念：兄弟，委屈你了！希望你坚强一点儿！挺住！
↑我在宾馆房间一进门的角落里自建的“隔离区”。从医院等环境里带出来的器材都在这里进行消杀处理。
这一场面，仿佛一个神秘的仪式。我不知道我的相机是否像我的脸一样会感受到针扎一样的疼痛，也不知道它们是否会像我的眼睛一样受伤，但我明显感觉到，相机好像出了问题，电池耗电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历史不是冷冰冰的文字，它充满了血肉和感情
疫情发生以来，武汉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里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甚至每一个变化，都是全世界对抗病毒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事件。
作为一个摄影记者，身处武汉这个人类对抗疫情的最前线，我工作的核心就是努力记录这些能够代表重要节点的瞬间，并希望这些瞬间能够成为人们回到历史的桥梁：成为摄影记者以来，我不止一次地幻想，自己拍摄的某些瞬间能够成为历史碎片的一部分，当人们看到这些碎片的时候，这些碎片能够把他们带回到一段历史之中，这是一个摄影记者莫大的荣耀。然而，这个梦想能否实现，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更有运气的原因。
↑3月3日，一名工作人员从盛开的樱花树下走过。由于学校进行封闭管理，我在这几颗樱花树旁等了一个多小时，只遇到了两个人。
但这是我的梦想，牵引着我一直为之努力。而且，我更希望自己记录下的不仅仅是新闻信息，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瞬间，一个个能够让人回味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可能只是滚滚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但这滴水是有温度的，是有感情的，是有生命的！
我抵达武汉的时候，这场“战疫”已经度过了最危险、最艰难的时期，随后，从3月初到3月中旬，疫情的发展度过了僵持期之后，呈现出整体向好的态势，随后发生的许多重要新闻事件都是这一个趋势的反映：方舱休舱、援鄂医疗队返回......
↑3月19日，在武汉天河机场，河南医疗队队员郭燕姿紧紧抱住丈夫王国晓。 夫妻二人都来自河南新乡，王国晓是医生，郭燕姿是护士长。2月9日，夫妻俩驰援武汉，随后，郭燕姿被分配到青山方舱医院工作，而王国晓则被分配到了另外一个区。从那以后，夫妻俩已有一个多月没有见面。3月19日当天，夫妻俩在机场重逢。
从2月3日，武汉市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改造成16家方舱医院，运行1个多月的时间里，共收治轻症患者1.2万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舟”。而从3月初开始，随着院治疗人数减少，方舱医院开始陆续“休舱大吉”。
3月9日，武汉市开放床位最多、累计收治病人最多、累计出院人数最多的方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在运行了34天后正式休舱。我和同事来到现场报道。
医院前的广场上，来自各地的医疗队载歌载舞，庆祝这一重要时刻的到来——方舱的休舱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传递出了曙光来临的信息。而为之奋斗了一个多月的医护人员，喜悦溢于言表，这种欢乐也让我深深感染。
拍摄完人们的庆祝场面、最后一个治愈的病人从医院走出、治愈患者出舱通道值守的医护人员和安保人员挥手告别这些重要的新闻瞬间之后，我和同事等候在医护人员的出口，看看还能等到些什么。
↑3月9日，最后一位走出江汉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武汉协和医院医生逯翀向方舱医院挥手告别。
大概五点左右，江汉方舱医院最后一个值班的医护人员、武汉协和医院医生逯翀走出了方舱。在方舱外，逯翀长时间地矗立，仿佛在回忆着什么。随后，她转身，向着方舱医院的大门挥手告别。
她不仅仅是与方舱医院作别，更在告别一段她人生中永远无法忘记的岁月：这段岁月中有激情澎湃，更有惊涛骇浪和化险为夷！
“今天休舱了，心情很激动。所有病人都安全离开了医院，方舱医院作为生命之舱，我们做到了！”逯翀在接受采访时嗓音哽咽地说。
第二天，我和同事又来到武昌方舱医院采访。这一天，武汉所有的方舱医院都将休舱。
在等待出舱的时候，方舱医院内一片欢乐与祥和：已经治愈的患者们，有的在独自玩手机、听音乐，有的在下五子棋，还有一位姓王的男青年，甚至邀请医护人员开始跳起来舞来......
在方舱的一角，我突然发现了两位医护人员，她们就在那里坐着，互相依偎着，像是一尊雕像。
这一刻，我的心情复杂而激动：愉悦，心痛以及无法名状——她们终于可以稍微地休息一下了。她们在这一个多月中经历的所有惊心动魄、所有拼搏奋斗、所有疲惫不堪，在这曙光已至的时刻全化作了这一瞬间的互相依偎——这一刻，时间仿佛也为她们而停止。在她们身后的窗户上，阳光正努力地透进来。
我拍了几张照片，没有问她们的名字，轻轻地走开了。
↑3月10日，在武昌方舱医院，两名青海医疗队队员等待出舱时小憩。
在角落里，闪亮着耀眼的光芒
3月9日，就在人们庆祝江汉方舱医院休舱的现场，在欢乐的海洋旁边，在隔离区内的一角，我发现有三位女士静静地站着，远远地看着。她们防护得非常严密：防护镜、防护服加上隔离衣、靴套......外面还有一件黑底黄色条纹的背心。当我把镜头对准她们的时候，她们显得异常地开心，并且立刻高兴地摆出“心形”的造型，随即又转身把背心后面的字展示给我看：厕管中心！原来她们是负责厕所的保洁人员。
↑3月9日，三位负责厕所保洁的工作人员在庆祝江汉方舱医院休舱的现场。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三位女士并没有特别的关注。活动结束后，在医院的一个设备存放区躲雨时，一个负责值守的保安跟我说起了这个方舱医院里他最敬佩的人：除了医生，就是那些负责厕所的保洁人员。
“因为说这个病毒会通过粪口传播，所以医院的每一个患者上完厕所之后，这些保洁大姐就要进到厕所里去冲洗！你想想，你在家上厕所，你妈妈会这样给你冲厕所吗？”保安的提问让我胸中也升腾起敬佩与感动：在这场“战疫”中，有多少不被我们关注的普通人，做出了多少非凡的努力。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角落里散发着光芒，终于使这场“战疫”能够从至暗时刻走向天方即白！让人们从绝望迈向希望！
我返回到雨中，走到刚才看到这三位女士的地方，想去再给她们好好拍几张照片，但她们已经消失不见，只有雨依然在不停地下。
在武汉、在湖北、在全中国，我相信有无数像这三位保洁大姐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可能很少被人们所关注，但他们的故事，与那些直面病毒与死神的医护人员一样精彩，一样让人感动。
送菜员“小马哥”马增辰也是有一个散发着光芒的人：新冠肺炎疫情使大部分武汉市民都基本足不出户，也使“小马哥”的的睡眠时间减少到每天只有4—5个小时：每天他要给7、80位用户送菜，这些用户分散在武汉市的各个区。“小马哥”每天从凌晨两点左右开始忙碌，一直要到晚上9、10点钟才能把菜全部送到客户手中，最晚的一次竟然到了夜里12点多才结束送货，然后休息两个小时，又开始工作。这样的生活，从春节前一直持续到3月初我采访他的时候。
而且，因为所住小区的封闭管理，我采访“小马哥”的时候，他已经在小区外的面包车上住了20多天，吃住都在车上，洗脸、刷牙和洗澡只能在公司的厕所里完成。
“现在干这个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每天接触这么多人，风险很大。但是居民吃不上菜怎么办？只能靠我们！”“小马哥”对我说。
↑3月7日，入夜之后，马增辰在自己的面包车上进入了梦乡。此时，一轮明月爬上了半空。
马增辰所在公司有多个仓库，仅他直接服务的仓库就有300多个送菜员。正是成千上万像“小马哥”这样的普通人，用自己散发的光芒维持着武汉这座城市的正常温度。
与“小马哥”相比，王鹏的工作危险性要更大一些：他虽然不是医护人员，但与可怕的病毒之间，却也只有一层防护服的距离。
王鹏是武汉汉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一位普通员工，他每天都要把成千桶的医疗废物送进焚化炉：无论是来自雷神山还是火神山，也无论是来自方舱还是金银潭，或是同济、中南，无论是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用过的针管、纱布、棉签，还是医护人员脱下的防护服、隔离衣，到了王鹏和他同事手里，这些医疗废物只有一个归宿：送进焚化炉，让这些沾满了病毒的医疗废物化成灰烬，再也无法危害人间。
↑3月26日清晨，在等待运送医疗废物抵达的时候，王鹏（右二）和同事一起聊天。这是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最清闲的十几分钟，因为运送医疗废物的卡车还在从医院到这里的路上。
王鹏和同事的工作是将医疗废物倒进焚化炉，然后再将已经倒空的塑料桶挪到一边消毒——看似简单的工作危机四伏：装有医疗废物的塑料袋虽然已经扎好了，但里面的针头等器械经常会把塑料袋扎破，而且，有些塑料袋口系得不紧，在塑料桶翻转的时候，里面的医疗废物会散落开来——这些，都会给王鹏和他的同事们带来巨大的危险。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我们不用直接接触那些医疗废物，就把桶推到上料系统上，它自己就倒进焚化炉里去了！”王鹏对我说。
理论上确实如王鹏所说，但是我在现场看到，在将医疗废物倒进焚化炉的时候，有的塑料袋自己打开了，里面装着的医疗废物散落开来，需要王鹏将它们捡起来再扔到焚化炉里去；还有的塑料袋不知为何，就是倒不进焚化炉里去，王鹏和同事只好伸手进去把装有医疗废物的塑料袋取出来！
“这个工作说小了，是养家糊口；说大了，我也是在为这个社会服务！而且，现在在这个疫情中，我这个工作的意义更大，只要医院的病例不清零，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停！”王鹏对我说。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大义凛然，王鹏和同事们觉得自己只是在完成一份正常的工作，虽然他们从疫情开始发生至今已经两个多月没有休息过，而且每天两班倒，每个班要上12个小时，但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忙碌着，默默地在焚化车间这样一个危险但几乎无人关注的地方发着光。
↑3月15日，一位身穿自制“防护服”的女士上街买菜时从黄鹤楼下走过。她说她近两个月来，只出过两次门。
↑4月1日，在武汉的一个社区里，人们在隔离墙内打打羽毛球。
无数的保洁大姐们、“小马哥”们和王鹏们，他们默默无闻、普普通通，但同样是这场“战疫”中的“战士”。正是有他们的努力，正是有他们散发的光芒，让武汉这座城市的心脏继续跳动，血液继续流淌，让这座城市继续保持着温度，保持着体力，保持着活力！
而这些普通人里，也包括那些默默呆在家里，足不出社区的人们——在这场旷世的疫情中，成千上万的人都在为了战胜病毒，而做着自己的努力。
他们都是角落里，耀眼的光芒。
↑4月2日，在武汉黄鹤楼附近的武汉西城壕社区，一位女士在练习模特步。
↑3月19日，在河南医疗队驻地，工作人员、志愿者和酒店职工鞠躬感谢即将踏上归程的河南医疗队成员。
这确实是一场旷世的灾难，波及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影响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就在我来到武汉后不久，80多岁的老父亲因病住院：他其实在我回家休假时，身体就已经出现了不适，当时因为疫情复杂，没有到医院及时就诊，就自己买了点药吃。没想到时间拖得有点久，变严重了。现在经过住院治疗，已经出院，但症状依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
我没有把自己来湖北的消息告诉父母，因为他们年事已高，不想为他们增添无谓的烦恼与忧愁。我年少时就离家求学，然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朋友圈与父母也几乎没有什么交集，所以，非常幸运的是，他们至今不知道我在湖北的事。而我想，我在武汉的这些经历，正是他们所担心的。
有一次我母亲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好在医院采访，手机在防护服里无法接听。过了两个多小时我打回去的时候，我母亲立刻就问：你是不是在武汉？怎么不接电话！我搪塞了几句，不知道她是否相信了。
希望他们一直不知道此事，等到我结束报道，再找机会向他们解释。
更希望他们能够健康、平安！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安然度过这场灾难！
↑3月14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负责新冠病毒肺炎患者转运的云南医疗队队员姚红军伸手触摸刚刚发芽的柳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