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家里的绿植（英国花园与植物采集的谎言）

英国人家里的绿植（英国花园与植物采集的谎言）英国人向来热衷于造园。莎士比亚《理查二世》中将英国比作一座“以大海为围墙”的花园。剧中，感时忧国的园丁种下了一列芸香，将之称作“忧愁的芳草”。这也是英国文学中常被征引的名段之一。英国作家凯特·福克斯指出，“园艺可能是这个国家最普及的业余爱好了”。2011年，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在清华大学国学院的讲演中，也颇费了一番唇舌强调“花园”之于英国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早在18世纪后半叶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前很久，英国人对花和花园的兴趣已经广泛而浓烈。”更为重要的是，英人的花园美学与其国民性密不可分，“体现了某种独特之处”。他援引佩夫斯纳《英国艺术之英国性》一书，指出：“英式花园……不对称，不中规中矩，而讲究变化多端。”有意思的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麦克法兰并未进一步详述这一特征的缘由，只是强调18世纪之前，英国园艺并无出色之处，人工雕琢痕迹明显，“谈不上奇崛”，在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园艺风格才

【深度解读】

作者：孙红卫（南京大学讲师）

2019年，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厦门博物馆、南海博物馆、成都金沙博物馆等地陆续举办了清代外销艺术展，其中绘画作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自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广州被钦定为唯一的通商口岸，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商贸往来便集中在珠江江畔的一小片土地上。这里的十三家洋行商馆成为中外贸易的枢纽。许多外销画便是以广州十三行景观为主题，描绘了清中期至鸦片战争前后珠江口岸的繁茂景象，为人们了解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外贸提供了一幅幅微观而生动的画面。细心的参观者会发现，这些十三行风景画中的景致因年代不同而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其中最显著之一便是关于英国行之前的花园。

英国人建造花园之时，清廷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1822年，十三行遭遇火灾，商馆毁于一旦。英国行在清理废墟之后，于门前广场建造了一座花园，后又企图扩建，招致广州官府反对。1831年，英国行的“违建”被拆除，园中林木也被连根拔除。不过，到了1834年，广州官府默认了英国花园的存在。此时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海军舰艇驶入珠江仅有6年。一边是山雨欲来的中华帝国，一边是在珠江江畔花园中闲庭信步的英国人。清帝国垂垂老矣，而列强环伺，蠢蠢欲动。

邱园中的中国塔 资料图片

英国艺术史家孔佩特《广州十三行》一著以近半个章节的篇幅巨细靡遗地记录了这段造园史。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章程”的签订，广州作为中国唯一通商口岸的枢纽地位成为历史，十三行也胜景不再。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场大火将十三行夷为废墟，英国花园荡然无存。不过，这一时期的大量外销画中都有对于这片园子的再现，或粗略或精细地记录了它的布局和形态，让我们一瞥园中景观。《南京条约》之前，十三行这片外贸飞地寸土寸金，商馆鳞次栉比，如晚清时期英国外交官巴夏礼所说：“房间与房间之间如此毗邻，门窗与门窗之间相对而开，几无隐私可言”。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单辟一片土地种植花草呢？这些向来标举实用主义的精明的英国商人，何以有如此的闲情逸致在异国土地上养花种草呢？是因为思乡心切，才把他乡作故园，将英伦景致移植到中国土地上吗？

自然，造园一事似乎无关宏旨。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有一座赏心悦目的园子，既可以陶冶性情，又可以暂缓对于故土的眷念。众人也多将园艺视作一种纯粹的审美对象，探讨内在于花园设计的艺术价值以及其结构形态的发展变化。然而，花园的筑建也指向了深层的文化意义。英国汉学家柯律格在《蕴秀之域：中国明代园林文化》一著中如此写道：“作为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花园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品。”对于花园的理解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文化传统，将之视作一种自洽而抽离历史的观赏对象。花园或园林概念本身及其所指处于动态的历史变化之中，并没有恒定不变的意义。

清光绪广彩十三行风景瓷盘 资料图片

英国人向来热衷于造园。莎士比亚《理查二世》中将英国比作一座“以大海为围墙”的花园。剧中，感时忧国的园丁种下了一列芸香，将之称作“忧愁的芳草”。这也是英国文学中常被征引的名段之一。英国作家凯特·福克斯指出，“园艺可能是这个国家最普及的业余爱好了”。2011年，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在清华大学国学院的讲演中，也颇费了一番唇舌强调“花园”之于英国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早在18世纪后半叶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前很久，英国人对花和花园的兴趣已经广泛而浓烈。”更为重要的是，英人的花园美学与其国民性密不可分，“体现了某种独特之处”。他援引佩夫斯纳《英国艺术之英国性》一书，指出：“英式花园……不对称，不中规中矩，而讲究变化多端。”有意思的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麦克法兰并未进一步详述这一特征的缘由，只是强调18世纪之前，英国园艺并无出色之处，人工雕琢痕迹明显，“谈不上奇崛”，在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的园艺风格才“大举侵袭”欧洲，对整个西方造园艺术带来了深远影响。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这一变革呢？实际上，麦克法兰引以为傲的“不规则的、自然天成的”英伦风格恰恰师法于中国。

花园并非英国的独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皆有自己的花园，风格取径多有不同，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审美与思想。在不同传统之间，又有交集和融通。1685年，威廉·坦普尔爵士在其著作《论伊壁鸠鲁的花园；或关于造园的艺术》中盛赞中国花园，认为“其美妙无与伦比，胜过世间一切花园”，引发了学习中国园艺的风潮。如果英国人的花园强调对称、比例与规整，那么中国人则推崇错落起伏与自然而然。这种美源自一种英国人闻所未闻的品质——“中国人有一个专门的词表达这种美感：‘sharawadgi’”。这个神秘的词语概括了中国园艺的精髓。关于这个词的来源，众说纷纭。据钱钟书先生考据，它源自中文“疏落位置或散乱位置”一词的音译，指向了一种杂乱而富有韵味的品质。整个18世纪，正是这种效法自然、不拘囿于人工的审美倾向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造园学中引起了重大变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造园学的追捧者之一钱伯斯爵士在邱园中建造了那座著名的中国塔，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写做了《中国人信札》。在英国人的想象中，这个遥远的君子之国无异于文明的典范。

清代广州外销艺术品展海报 资料图片

不过，到了18世纪末，马戛尔尼访华之后，英人对于中国园林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19世纪初，英国园艺学家J·C·鲁顿在谈及中国园林时写道：“中国园艺似乎沾染了其国民性格，以尚奇好异为特征。”中国园林中的怪木奇石所体现的独有的情致和美感被他表现为一种不健康的国民心态。鲁顿写作之时，英国人正在中国沿海虎视眈眈、意图不轨。此时的中国被视作征服的对象，而一个世纪前还被师法的造园术也沦为贬抑诋毁的对象。如柯律格所言，无论褒贬，西方关于中国园林的记录并不能反映真正的中国造园学知识，而是纯粹的西人之见。

从另一方面看，不论风格与设计的异同，花园首先是植物的集聚之地。虽然博物学家艾德蒙·威尔逊曾言“自然界太过缤纷复杂，不能变成一座花园”，人们还是热衷于搜集各类奇花异草，用来丰富花园植物的品类。1844年2月，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造访十三行，参观了英国行的花园，对其中的植物品类做了一番点评，罗列了棕榈树、车前草、木兰、大山朴、荔枝等植物。福琼此行的目的便是受伦敦园艺学会所托到中国采集植物。七年后，他将武夷山、松萝山以及宁波、舟山等地的茶树种子、茶树苗等偷运到了印度。到了19世纪末，印度等地取代了中国在国际茶叶贸易中的地位。在植物学发展史中，花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民间、私有的花园可能注重养花种草的怡然，那么官方的园子常常发挥了新物种收集、移植与培育的作用。

英国画家威廉·丹尼尔笔下的十三行景观 资料图片

英国花园特别是邱园无异于植物的集散地。看似“价值无涉”的植物采集与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亦步亦趋，标榜客观中立的科学研究与对殖民地自然资源的掠夺实则一体两面。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一著详述了这段采集、命名与掠夺中国植物资源的历史，将近代博物学的发展与殖民侵略的进程相互映照。在英国的殖民扩张、海外贸易中，植物学家的身影频频出现，而众多驻华外交官、传教士、商人也扮演了植物采集者的角色。一部殖民扩张史，同时也是一部植物在全球被发现、命名与扩散的历史。其中既有甘蔗、茶叶等被大规模播种的植物，也有檀香等被砍伐殆尽的植物。这些植物的迁移伴随了殖民者对于海外领地的改造。由此以来，孤立、封闭的地域被整合入欧洲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

麦克法兰所引数据显示，16世纪初，英国花园大约有200种人工栽培植物，但是到了1839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8000种。搜罗、采集与命名植物的博物学助力了英国探测、标注与控制世界的进程。那些土生土长的植物被赋予带有英国“发现者”名字的称呼，由此被分类、编目，纳入到英帝国知识体系之中，服务殖民与侵略，成为构建殖民秩序的起点。众多有公务在身仍孜孜不倦考察中国植物并将之运送回国的英国人从事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博物学，而是描绘一方土地的侦察术。他们无异于征服、驯化与掠夺的先锋。

来自东方的花草、林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既以东方情调点缀了帝国的花园，又以知识的对象进入到其植物志中。邱园这座闻名于世的皇家花园无异于谱写帝国植物志的中枢，在标本收集、辨识物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造园无形中与勘察地理空间、掠夺自然资源的殖民事业裹挟在一起，本身便具有超乎美学之外的色彩，也是近代英国殖民扩张的一部分。可见，造园术并非毫无功利的审美实践，它与博物学联系密切，而后者常常以看似客观的面目、科学的态度隐藏了欧洲霸权对于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关系。

到了19世纪50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行前的花园已经和后建的美国行花园连成一体。关于此时，孔佩特写道：“西方人多年来默默争取的——挪用从前存在争议的十三行至珠江的土地已经成功了。”若干年后，《香港植物志》于1861年在伦敦出版。该著编者乔治·班逊姆在卷首序言中详述了植物志所据材料来源，提及了亨利·汉斯、理查·兴斯等人。他们皆参与了英国在华南地区的殖民与商贸。其中，英国驻华外交官亨利·汉斯，于1844年也即《南京条约》将中国香港划为英国殖民地两年后，来港任职，先后担任驻华商务监督、驻黄埔港副领事、驻广州领事、驻厦门领事等职务，在华四十余年，为英帝国尽忠效力。他热衷标本采集，既亲力亲为，又鼓动英国在华人士参与，去世时留下两万两千多种植物标本。很多中国境内的植物命名中都有这位“发现者”的名字。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大开，英国人终于可以不再那么偷偷摸摸而是堂而皇之地拿走华夏花草，丰富英国的花园了。

《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09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