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道硬菜有哪些（春风大咖舌尖上的葛亮）

15道硬菜有哪些（春风大咖舌尖上的葛亮）在香港，不仅是粤菜的天下，《燕食记》中写，因为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外地菜系，落地为安，渐渐发嬗，日趋争锋之势。有的自成一统，如川湘、云贵，因口味一味霸蛮，始终难成大的气候。倒是江南一带的菜系，润物无声，且变化多端，荤可浓烈入骨，素则清浅若无，这便解了苏浙移民的思乡之情……”《燕食记》中有香港同钦楼，我们江浙人就会想到杭州有楼外楼、天香楼，苏州有得月楼。想来都经历百年风云，食里乾坤大，煎煮烩蒸之间，成百上千个人间故事，早已埋伏在炊烟之中。长篇小说《燕食记》作者葛亮，南京人氏，在香港教书、生活多年。葛亮以“我”，一个香港饮食史的观察者和调查者的学者身份在书中出现，讲到一个故事：“我”到香港生活之初想念家乡南京的盐水鸭，专门特地寄了家乡的盐水鸭去，“我”一品之下，品出了与记忆中盐水鸭味道的差异，一问才知道，这盐水鸭是原来师傅的儿子做的，于是母亲说我“舌头太刁了”，才品得出这一点点差异。一方饮食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张瑾华

“江南岭南风日好，世道味道总关情。“

这是《燕食记》中的一句话。

燕食，谓日中与夕食。我们所有人，不过是饮食男女。

长篇小说《燕食记》作者葛亮，南京人氏，在香港教书、生活多年。葛亮以“我”，一个香港饮食史的观察者和调查者的学者身份在书中出现，讲到一个故事：“我”到香港生活之初想念家乡南京的盐水鸭，专门特地寄了家乡的盐水鸭去，“我”一品之下，品出了与记忆中盐水鸭味道的差异，一问才知道，这盐水鸭是原来师傅的儿子做的，于是母亲说我“舌头太刁了”，才品得出这一点点差异。

一方饮食，养一方人。《燕食记》洋洋洒洒42万多字，细细读完，得花不少功夫。对葛亮来说，这一部“大书”，如果说是用了五六年时间写出来的，不如说是“熬”出来的，文风慢慢炖，慢慢熬，《燕食记》始成。

葛亮在《后记》中说：食在广东。“天下所有食货，粤东几尽有之，粤东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也”。广东人爱吃，会吃，饮茶和点心是岭南饮食文化最为接近民生的部分，广东人将谋生计也说成“揾食”，一句“揾食”，道尽了中国人的人生百态，中国人哪里不都是“民以食为天”呢？

《燕食记》中有香港同钦楼，我们江浙人就会想到杭州有楼外楼、天香楼，苏州有得月楼。想来都经历百年风云，食里乾坤大，煎煮烩蒸之间，成百上千个人间故事，早已埋伏在炊烟之中。

在香港，不仅是粤菜的天下，《燕食记》中写，因为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外地菜系，落地为安，渐渐发嬗，日趋争锋之势。有的自成一统，如川湘、云贵，因口味一味霸蛮，始终难成大的气候。倒是江南一带的菜系，润物无声，且变化多端，荤可浓烈入骨，素则清浅若无，这便解了苏浙移民的思乡之情……”

一不小心，作为杭州人，在《燕食记》中遇上了杭帮菜。到1970年代，这里头出名的，大约当属“杭帮菜”。“杭帮菜”以精致著称，且港地杭菜馆的主厨大多来头不小。像“云香楼”的韩同春，在杭州执业时已是远近闻名。一道“烟熏黄花鱼”，号称冠绝港九，甚而各国的外商，买办来港，必去尝试工。

读了《燕食记》，才知道原来杭帮菜在香港也曾如此风光。不由得浮想联翩。

而五举岳父家戴家开的餐馆，实际上来源于上海菜系。戴明义是上海人，妻子柳素娥是舟山人。所以素娥月子里，戴明义去上海十六铺码头买了大青鱼，一条鱼好几种烧法，其中做得一道菜，就有鱼圆汤。“花头经透来“。

读到此处，一个字，鲜。江浙人的味蕾动了。

细读《燕食记》，隐约就有一部上海滩野史，藏伏在那些美食的杯盘之间。戴家人，就是从上海来的移民。香港北角这地方上海人聚居多了，就有了上海味道。

就“吃鱼”一项，葛亮借书中人物娓娓道来：江浙一带的人爱吃鱼。靠海的温州、宁波人嗜吃海鱼，江苏一带河鱼吃得多，多数都是吃的一些细巧的江鲜、河鲜。

一部《燕食记》，同时也是一部近代到现代的香港人的移民史。

小小一只得月楼莲蓉月饼，葛亮将几十万字的江山、家族、时代、人性、命运裹入了其中，看得见刀光剑影，看得见姐妹情谊，看得见家族盛衰荣辱，看得见阶层变幻。月饼，早已不再是那一只软糯甜滑的莲蓉月饼。食与戏、中与西、家与国、新与旧之间，朱门达官，文人墨客，贩夫走卒纷至沓来，一个接一个历史的指缝间，步步惊心。

所以《燕食记》，也不仅仅是岭南人的《燕食记》，是中国人的《燕食记》。

有月饼，有蛇羹，有粥，有点心，有鱼有红烧肉，有兰花干有豆腐，有荤菜有素菜……葛亮说自己写书中这些菜品，有虚有实，还参考过《随园食单》等很多食谱。

围绕着食，是一代代的人，在时代中载浮载沉，悲悲喜喜。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过都是一道菜。

所以当厚厚500多页的饮食大书《燕食记》摆在面前时，你是很难拒绝的，对此中乾坤，甚至生出几分敬畏。

世界早已变了，所以一百年前的那一只莲蓉月饼，和一百年后的那一只莲蓉月饼，还会是同一只得月阁月饼吗？

据说三年疫情，香港的餐饮业遭遇了打击，书中的饮食江湖，和书外的现实世界，互相映照出时代的镜像。每一间茶楼饭肆，都逃不过潮起潮落，也都在这时代变幻的潮起潮落中，张起自己的生存法则。

在《燕食记》的最后，中西餐在港九遍地开花，各成派系，有如春秋战国。而在观塘这香港数一数二的工业区，一些工厂正在北上迁移，因为“地价低，厂房便宜，工人的人工也低”，这是一心只专注于厨艺的五举师傅不得不面前的问题。

大浪淘沙，在常与变的节律中，能留下来的，总是有它们的理由。正如葛亮说，“新的旧的，南的北的，本土的外来的，一边角力，一边碰撞，一边融合。”

葛亮借人物之口，说“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一代代的人们，桌上是“一盅两件”，端起茶盅，放下筷子。这日常生活中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的手势，是生存的真谛。半部岭南史，就在岭南人的燕食记之中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凡是构架到百年的长篇小说，都被认为是“有野心之作”，中国的百年，是几个大时代的岁月沧桑更替，是诸多大时代下的大大小小人物的人生浮沉，而似乎很多重要的历史现场，或许都离不开食物。

一部《燕食记》，熔金煮玉，以微观的“食”，打开了百年的浩瀚。而完成“匠传”系列后，葛亮并不愿意被读者们定位于“写匠人的那个作家”，葛亮目前生活在香港，在现实生活中是个相对简单的人，在大学的工作环境给了他相对独立的空间，平时除了教书与公务外，就是做研究和写作。

记者在小红书上看到有葛亮的读者说，曾在香港旁听过葛亮讲课，儒雅又帅气的葛亮教授对慕名前去的旁听生很是客气，这位读者还说，葛亮老师讲课非常生动，且幽默风趣。小红书博主的评价，从侧面可以看出葛亮对于年轻一代人的态度。

除了教学、研究和写作，近期葛亮也在进行有关“非遗”的考察与研究，希望将其中心得默化于文学创作当中。

他，仿佛一直在关注“旧物”，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也是一个不抗拒“潮”的人。

“和年轻人的讨论，给予我很多的启发。人的年纪增长是客观规律，长期保持心理的年轻态和对世界的好奇，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有益的。葛亮说，“从审美到个人的文学取向，我很尊重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青春成长的轨迹。尊重他们，也是对自己曾经人生阶段的共鸣。从教学相长的角度，确实也从我的学生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活力，在不断地提醒我保持对世界观察的现场感和敏感。对于如何审视文化传统及思考传统在未来的走向与可能性，年轻人的观念，会伴生着对新与旧的辩证。”

葛亮认为，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无论“留旧布新”还是“推陈出新”，都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需要更多切实可行的举措。

这是葛亮关于“新”与“旧”的态度。

据他透露，他的下一部小说《浮图》就是关于学院题材，就取材的角度，也会体現新的面向。

终结了《燕食记》后再一次出发的葛亮，未来写作值得期待，他将在更多新的领域，做更多的尝试。

以下是钱江晚报记者与葛亮的对话部分——

对话葛亮

【腌笃鲜：我已经是“在场者”】

钱江晚报：有读者说，《燕食记》就像葛亮打的莲蓉，如果将《燕食记》比作一道大菜，您是烹饪出这道《燕食记》的大厨，您自己觉得用什么菜系里的什么食物来比喻最贴切？

葛亮：如果对杭州的读者打个比方，我希望这道菜是杭帮菜里的“腌笃鲜”。这道菜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同食材的混融，火腿、咸肉是“腌””，代表老的，经历了岁月沉淀和历练的，春笋、猪肉等是“鲜”，是新的，时令的。这一老一新在一起，所谓“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互相成就为“和合之味”。另外，这个“笃”字，是用小火焖炖的意思，是个时间的概念，要长久。这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有许多新与旧的元素，在时间的变革中砥砺与融合，在常与变中，共同造就一个时代。

钱江晚报：这是一本繁复的大书，仅从字数上说，就超过了40万字，书中内容包罗万象，以“食”串起百年风云，写这样一本书，您需要做哪几方面的准备工作，是不是需要案头功课和田野调查双管齐下？为了写成《燕食记》，你亲自去体验过多少家餐馆？

葛亮：想写一本关于饮食的小说，可说是经年的积聚。早在《朱雀》时，主人公许廷迈就是因一碗鸭血粉丝汤联系了与原乡的根脉。后又经历了《北鸢》、《问米》，这种感觉日益强烈。食物是日常，但其背后埋藏着莽莽的历史与幽微的人性，甚而是民族的文化密码。而这密码在不断的薪传与变革中，也在自我更新与递变，内有“活气”。

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也参考了大量关于饮食的典籍，比如《随园食单》、《山家清供》、《食宪鸿秘》等等，凡是有关于食物的部分都会注意到， 其背后不仅仅是食物，而是时代的投射。另一方面，做大量田野考察与访谈，这是关于人的部分，也是小说中的“活气”所在。我认为，小说创作最终还是要回归于人。所以特别重视与小说人物原型接触交流的过程，因为我们不可能仅依赖天马行空的想象去触碰到人物生命的肌理。与人物原型的交流从《朱雀》就开始了，当时做了大量的访谈，在写《北鸢》的时候也对自己家族的长辈展开过访谈与调查，这些工作都是一以贯之的，如果没有这些工作，我认为写作就是缺乏底气的。写《燕食记》这本书的过程是很愉悦的，你深入了一个行业和领域，也是延展知识结构的过程，进而是拓展世界观的过程，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是相当有益的。

钱江晚报：我以为《燕食记》是以细节决定成败的一本书，比如造一座大楼，里面的每块砖都不能出错，阅读的时候，我们外行的读者甚至容易将真实的历史与作者的虚构混淆的错觉，分不清哪里是真实，哪里是虚构。因为这本书里似乎采用了纪实的手法，作者“我”作为一个讲述者直接出现了，似乎更增添了某种真实度。写这本书，细节的准确是否很考验作者？比如除了餐饮业，您相关还写到了梨园，夜总会等行业，书中P447，1970年代本港夜总会的一张价单都收录在书中，您是如何处理细节的纪实与虚构两方面的衡量的？

葛亮：六年前我创作了《北鸢》。这部小说最初来自“非虚构”的意念。因先祖父著作责编的鼓励，我用去数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准备撰写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知识界发展历史的纪实性作品。但由于家中长辈亲友的陆续凋零，这个计划无奈中断，最终未能成型。这期间整理的上百万字的资料，却让我体会到了细节的力量。细于毫末，但又如此真实，真实得令人心动。大概因为这股力量的驱动，《燕食记》采用非虚构与虚构并置的结构，或呼应当年《北鸢》创作前那个写作计划的未竞之憾。

非虚构的层面，“我”是一个研究者，带着一种好奇与来自家族情怀的驱动，投入了对历史的演绎。资料、访谈、田野考察，在这非虚构的链条，也部分复刻了我在写小说时所做的准备。其间很重要的部分，在于“格物”。这是提供小说在场感的前提，也是我在处理历史叙述时的重点所在。其实“格物”对我而言，意义远不止勾勒场景，落实细节本身。它是引领我进入历史情境的因由。换言之，借由这些历史的砖石，我搭建的是一个“在场者”观照下的模拟现场，以此去穿透我作为作者与历史间的重重隔膜。这个过程对我而言并不困难，相反是十分充实的。当然，不言而喻，这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因为这种查考具有相当的延伸性，细节是环环相扣，由此及彼的。换言之，落实的过程，也是不断发现的过程，并在其间构筑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这种建构系统的意识，可能也和我受到的学术训练有关。而且所谓“格物”，并非只是埋在故纸堆里作案头功夫，我也很乐意通过访问的形式去触摸历史，比较有温度。所以，如何“让读者重回现场”，对我而言，前提是我已经是“在场者”本身。这种感觉很微妙，处理虚构与真实，原无一定之规，而我则按照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进行。

钱江晚报：《燕食记》的方言也是一大特色，您是场景到哪里，就用到哪里的方言，既有粤语方言也有上海话等等，这是否得益于您对粤港和江南方言都很熟悉？

葛亮：一方水土一方人。我成长在江南，将其中的方言元素运用于写作，是自然的，也是乡情所致。写任何一个题材，首先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情感落点，《朱雀》是写南京、写家城，《北鸢》写家族。我在岭南生活了二十多年，需要有一个文本回馈它。既然要回馈，是希望体现在各方面，在语言的结构、气性的表达上，是全方位的一本岭南的小说。这是在《燕食记》中运用一部分粤语的原因。粤语本身是非常鲜活的语言，也有历史和渊源，所谓九声六调，保留了很多中古音。作为语言体系，它的精简与雅洁，有目共睹。

难点在于，把它写出来之后，面对的不仅仅是粤方言区的人，还要面对更多的，包括北方的、中原地域的读者。怎么把握其中的分寸，尽量体现对粤语的生命力和活力的善用的同时，又不影响非粤语读者的阅读体验，这个是需要去平衡的。

所以关于粤语，我是很自然地把它运用到整个创作过程中，有些还是需要加些注释，比如风土人情、在地典故、专有词汇的部分，特别是除了广府话，还用到一些四邑话，都进行了注释。另外，涉及比较老旧的粤语，这些元素要用得恰如其分，还需要请教一些长者。我希望这个小说读起来，广东人会很亲切，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广东以外的读者朋友去感受和理解岭南之美。

【水晶生煎：岭南这方水土，海纳百川】

钱江晚报：最后是如何从很多的历史和当下的故事中，确立了荣师傅和五举两代师徒作为主人翁，来讲述粤港百年风云？

葛亮：在我看来，有关食物的迭转，一定是大历史中最为具象的微观历史。荣师傅是时代的亲历者，历经北伐、抗日等大的时代节点。他的个人命运，混融着人间烟火，交游于不同人群，也是最有温度的历史折射。小说的后半部分由粤至港，我更重视主人公作为个体的流转。移民是考察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最主要的人群，食物又恰是很好的标本与容器，就此关注到本帮菜的厨师之家。其实我最早想写的就是戴明义这个人物原型，他是现实生活中我接触过的香港本帮菜馆的第一代的老板，带着上海的印记来到香港，他身上必然伴随着有关于民间文化非常艰难的挣扎，其间有很丰富的元素存在。我接触他的过程当中，又接触到了他的女婿，就是陈五举的原型。渐渐发觉，五举身上有更加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因为他原先是一个粤厨，但后来因为情感的因素，放弃了原先的厨艺之道。他在幼时拜在名师门下，身上是带有一种很深重的烙印的。这种烙印不光是技术层面的，同时也发生了重要的文化选择，所以《燕食记》里有个很关键的情节——“叛师门”，它既是一个关键的，带有戏剧性、转折性的情节，也是这个人‍一生的背负，这是他身上最为沉重的东西。从作者的角度，无论是考验人性，还是考察一种文化个体塑成，他身上的这种维度都非常丰富，所以他成为我写小说过程中重点参考的对象。就这个人物来说，很可体现岭南文化的包容感。这种包容感里面，含有不断的迭变和革新。

陈五举这个人物是个理想的文化样本。讲到他的个人选择，就像我们武侠的门派一样。少年任气，突然转投另外一门派，一方面新环境他是陌生的，另一方面对自己原本的手艺是难以割舍的。 他难得的一点，就是体现出了菜系和烹饪之间的融合感。他创制出来一些点心可说是粤式的，同时也兼有沪式的特点，比如说黄鱼烧卖、水晶生煎。我觉得岭南这方水土， 充满了各种丰富的可能性和发挥空间。海纳百川，就是巨大的文化的包容感所在。

钱江晚报：小说的主场设在香港，也从香港延伸到上海、广州、佛山、南洋、南京等很多地方，书中除了对粤菜有较大的铺陈外，也给了杭帮菜等各地菜系以展示的舞台，似乎各帮各派在香港美食界都有用武之地，仅美食一项，您有否统计过，《燕食记》中写到了多少种菜系，多少种美食？现在大致在香港是一种怎样的生态？

葛亮：写这部长篇小说是细水长流的过程，菜系和食物的出现，都顺其自然伴随着情节和历史的流转，这方面我未做过数量性的统计。香港是饮食的海纳百川之地，而且的确也新旧并峙。有像“同钦楼”这样的老字号，也有各类菜系的新式餐厅，且按照香港人的口味改良过。湘川沪鲁等菜系都有，是广东话里所谓的“新派”餐厅。比如上海菜，糅合了很多元素，保留了浓油赤酱的部分，又加入了淮扬菜的口味。所以，只有香港会出现一种餐馆被命名为京川沪菜馆，不是某一个品牌，而是代表着各地菜式的汇聚。比方说“金沪庭”就是这样的京川沪菜馆，里面糅合了各样不同的菜系，就是“fusion”的概念。这是很具香港的混融特色的。

【青鱼汤卷：饮食是一种人生态度】

钱江晚报：读了您一系列写“匠人”的小说，《燕食记》应该说此中的“集大成者”，您个人对“匠人精神”抱持一种怎样的态度，您认为是“守常”为主，还是：“创新”为主？

葛亮：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匠人。我们常感叹“匠”的式微。其实挽歌往往由局外人所唱。现在新的东西，将来必然成为旧的。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基因的变异，不见得是坏事。对于一个行业而言，可能会产生更为有生命力的变体。在我和这些匠人师傅的接触下来，他们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悲观。因为手艺更多是出于“揾食”（粤语，讨生活）的需要，并无很大的行业传承的压力。就艺术而言，这其实也在呼应“民艺”的理念，在“致用”的过程中传承与发展。所以其价值与意义，也是在于用的方向，这是青年一代产生心理认同感的方向，也是在当代得以传递的可能。

关于《燕食记》写饮食和厨艺之道，无论本帮菜还是粤菜的部分，实际上一直在讲承传。其中五举的徒弟露露，是个性鲜明的角色。露露的承传过程，一直伴随着挑战的意味。书中有个情节就写到了本帮菜比较典型的菜肴，青鱼汤卷。汤卷那个发色就是要白汤。这是一脉相承的做法。但露露就不按牌理出牌，露露加了椰奶。这个餐馆里的老客人很质疑。后来露露说，为什么泰国的冬荫功可以加椰奶，叻沙也可以加，只有你们的这个本帮菜不能加？ 民间是个大的文化考察范畴。对于传统与规矩，对于常变之道，五举给出一种答案，露露则更为辩证地给出了回应，她的出现是个意外，从另辟蹊径的角度检视我们的传统，检视在当代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钱江晚报：在时代变幻的大潮中，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书中荣师傅的“绝活”莲蓉月饼，对我们江浙人来说，在广式月饼进来之前，一代代吃了多少年的苏式月饼，年年中秋吃的都是，后来似乎苏式月饼式微了，送礼也都是广式月饼，莲蓉月饼确实也征服了不少江南人的味蕾，多少年下来，这几年我们又开始怀念苏式月饼，送人送的是广式月饼，我私下自己买的是亭趾火腿月饼，不是看看的，真的是贪吃的，这里面可能有饮食文化的不同，一部中华饮食史，有进进退退，有扩张、征服、退守、冲击、交融等等，这里面，您认为是“味觉”更占主导，还是情感体验比如乡愁、在地性等等更占主导呢？

葛亮：我觉得这两者本身是分不开的。我们中国文学的肌理里头，食物是可以用以言志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是国策方略，也是火候的拿捏得宜。以“吃”入文。 历朝历代都有书单可作辅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潮的《幽梦影》、张岱的《陶庵梦忆》、李渔的《闲情偶寄》等等，都是将饮食作为人生态度的一端。就拿粤菜来说，近代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支脉，谭家菜北上成为官府菜，太史菜南下入港，又离散民间。很难说个中关于文化地理的流转，必然代表着文化形态的扩张，但一定是在围绕食物的变革中，扩充了人们的味觉体验。如此，“乡愁”的意义就变得更为复杂而多元了，包含了个人情感体验的独特意义。所以我在《北鸢》里面写毛克俞在母校国立艺术院附近开了餐馆“苏舍”，菜肴都是“徽浙合璧”的。这就是他的乡愁，是他个人的来处与过往。这乡愁与文化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

钱江晚报：因为从《北鸢》开始的鲜明的写作风格，到《朱雀》、《瓦猫》等等直到这部浩繁大书的《燕食记》，应该是您写作的一个高峰阶段，我们可以在一堆作品中很快认出葛亮的作品，是否有人说过，因为作家葛亮是这样一种文化世家的出身，因此必然是这样一种风格，这也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您由此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写作被标签化？

葛亮：这方面我倒不太担心。我觉得自己的写作风格，还是比较多元的。当然写作会有一己内部的生长体系，有些一以贯之的东西，这是一个创作者的辨识度。另一层面，我记得初学写作时一位作家前辈对我说，好的作家应该是让读者捉不住的。这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很早我就有意识地在各方面不断尝试和挖掘。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几本长篇小说，给读者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感觉我一直在写城市的历史与时代的变幻。城市会为成长于斯的人带来与生俱来的审美经验，这是必然的，我的创作也不抗拒乡土。相反，我觉得乡土空间里有许多沉淀与迷人之处，是城市所不具备的。从文化地理的角度，香港地区近乎乡土的空间，主要是在新界和离岛，保留了独特的人文传统，包括一些古老节庆。在审美体验的层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维度。我去年创作的《侧拱时期的莲花》，切入新界元朗的农业发展历程，算是对香港近现代社会发展历史的另一方向的梳理。完成“匠传”系列后，晚近的小说《浮图》，有关学院题材，就取材的角度，也会体現新的面向。

【莲蓉月饼：写作就是对笔下人物将心比心】

钱江晚报：《燕食记》40多万字，不温不火，不徐不急，从头到尾写得相当静气，我感觉是否只有心特别静的作家，才能不心急地一笔一笔勾陈，跟丹青高手一样，也像书中师傅教徒弟怎么打莲蓉月饼的莲蓉，必得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这在当下有些浮躁的写作圈是尤为难得的。您平时在生活中是否是一个生活很简单的人，写这本书时候的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状态？写作《燕食记》时，是否会让自己的身心全然进入另一重时空里面了？

葛亮：是的，我在现实生活中相对简单。大学工作环境给我相对独立的空间，除了教书与公务外，就是做研究和写作。而且我不算是个多任务型的人，一般就是一段时间内投入地做一件事。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沉淀之道。可以让自己在纷繁的现实中安静下来。写《燕食记》，和笔下人物共同经历命运起伏，或者完成彼此生命的渗透，这是很幸福的事。

钱江晚报：可以说“正气”也是葛亮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字里行间，真诚，深情，端庄，包容，对人性的刻画，也以是向善为主，在书中，不少主要人物身上是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我们很少在您的小说中看到泥沙俱下的东西，您个人的精神特质和趣味，是否影响着您的写作风格，一种趋于温和、典雅、干净的文字风格，或者说更倾向于用文学表达美好的方面？

葛亮：文学是关于现实的艺术，自然也是写作者表达价值观和审美观念的平台。世界是多维度的，每个写作者都有他自己观察和理解的面向。历史的发展是大势，我倾向表达其中的人之常情的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顺境或逆境，选择都会是个关键的主题词。作为写作者，我希望对笔下人物将心比心。人有七情，也希望在我的作品中皆有呈现。除了喜乐，必然也涉及到艰难的部分。关于其中的跨越，有挣扎也有不得已。文学的意义便是表达对人物的共情的同时，也体现对现实世界的真诚应和。

作者简介

葛亮，作家、学者。原籍南京，现居香港。文学博士，任高校中文系教授。著有小说《燕食记》《北鸢》《朱雀》《瓦猫》《七声》《戏年》《问米》《浣熊》《谜鸦》，文化随笔 《小山河》《梨与枣》等。作品被译为英、法、意、俄、日、韩等国文字。

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华文好书”评委会大奖、首届香港书奖、香港艺术发展奖等奖项。长篇小说代表作两度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 。 作者获颁“2017海峡两岸年度作家”、《南方人物周刊》“年度中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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