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昌郡唐氏（由唐嘉会墓志铭来看晋昌郡）
晋昌郡唐氏（由唐嘉会墓志铭来看晋昌郡）二、晋昌郡望与迁居太原 《唐嘉会墓志》墓志出土于昭陵，具体出土时间不详。有盖，篆书，云：“大唐故殿中少监上柱国唐府君墓志铭”。一、唐嘉会墓志与问题的提出 唐俭是李唐王朝的开国功臣，“太原元从”的重要一员。作为隋唐之际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唐俭的发迹成为“晋昌唐氏”支系家族崛起并重新进入朝庭核心政治舞台的转折点。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唐俭有8子，3子未见其他史料提及，其余5子是嘉会、尚识、观、波若、授衣。嘉会有完整墓志遗存，尚识尚豫章公主，唐观仅见于《唐俭传》寥寥数笔的介绍，波若参与武后时期一次对突厥的用兵，授衣仅见于其子唐恕的墓志。除嘉会有墓志外，其余4人的生平经历基本不详。《唐嘉会墓志》内容丰富，近1100字，详细记载了嘉会的家世渊源、仕宦经历及婚姻状况。唐嘉会的两任夫人元氏和阎氏，其墓志内容同样完整、丰富。两任夫人的家世背景、婚嫁的时间节点及其所联结的政治网络关系，有助于
撰稿：陕西唐氏宗亲会
【内容提要】唐嘉会是唐朝开国功臣唐俭之子，其墓志信息丰富，涉及唐氏晋昌郡姓的形成过程与后世子孙的追溯。
【关 键 词】唐嘉会墓志；唐俭家族；关陇集团；晋昌唐氏
一、唐嘉会墓志与问题的提出
唐俭是李唐王朝的开国功臣，“太原元从”的重要一员。作为隋唐之际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唐俭的发迹成为“晋昌唐氏”支系家族崛起并重新进入朝庭核心政治舞台的转折点。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唐俭有8子，3子未见其他史料提及，其余5子是嘉会、尚识、观、波若、授衣。嘉会有完整墓志遗存，尚识尚豫章公主，唐观仅见于《唐俭传》寥寥数笔的介绍，波若参与武后时期一次对突厥的用兵，授衣仅见于其子唐恕的墓志。除嘉会有墓志外，其余4人的生平经历基本不详。《唐嘉会墓志》内容丰富，近1100字，详细记载了嘉会的家世渊源、仕宦经历及婚姻状况。唐嘉会的两任夫人元氏和阎氏，其墓志内容同样完整、丰富。两任夫人的家世背景、婚嫁的时间节点及其所联结的政治网络关系，有助于大家从婚媾门第角度更深入地探讨唐俭家族的崛起和政治立场。
《唐嘉会墓志》墓志出土于昭陵，具体出土时间不详。有盖，篆书，云：“大唐故殿中少监上柱国唐府君墓志铭”。
二、晋昌郡望与迁居太原
志主讳河上，字嘉会，以字行，自称晋昌人。两《唐书·唐俭传》则写作“并州晋阳人”，《唐俭墓志》及《唐俭碑》亦作“太原晋阳人”，父子墓志记载各异。唐俭之父唐鉴因无传和墓志传世，情况不明；唐俭的祖父唐邕《北齐书》有传，云“太原晋阳人，其先自晋昌徙焉”，表明了晋昌、晋阳两地居住的先后顺序。晋昌乃唐氏祖先更早居住地，晋阳则是家族某次迁徙之后的新落籍地。
《唐俭墓志》载：“(唐俭)以显庆元年(656年)十月三日薨于安仁里第。”这个府邸安仁里在唐长安朱雀门街之东1街，从北向南第3坊，为勋贵重臣的居所。由《唐两京城坊考》可知，当时寓居此地的皇亲贵胄有让皇帝李宪的外祖刘延景，薛王李业的舅舅王昕，唐玄宗之女万春公主和元载、张孝忠、杜佑等一朝权臣。唐俭跟随太宗打天下，从太原迁居长安，能够落户此处，拥有一处甲第，说明其入唐身份地位不低，且与李唐皇室关系密切。
长安安仁坊是唐俭家族入唐后的新居地，太原晋阳则是唐俭先辈长期居住的故地。太原地方志有载唐俭先辈的墓地，“北齐晋昌王唐邕墓在大韩村，应州刺史唐义墓在小韩村，太常卿唐鉴墓在小韩村，唐邕墓西南”。唐义，字君明，是唐邕的长子，隋开皇初卒，时任应州刺史；唐鉴，字君彻，是唐邕的次子，唐俭之父，卒年不详，曾任隋武贲郎将，戎、顺二州刺史。北齐灭亡后，唐义兄弟随父亲投降北周，官仕隋朝。从其家族归葬本乡来看，入唐前唐俭家族与中央政治不多，家族中所任官职也多为外官，非京官，这也说明其家族势力尚在晋阳一隅，未深入京师，地方基础较为稳固。三处墓葬相邻，表明此处应是唐氏家族墓地。《唐俭墓志》称晋阳旧籍而不载长安新寓，一是受家族影响较深，唐俭生于578年，至李唐政权建立时已四十有余，人生的大半都在太原度过，自然与太原晋阳有更多的情感纠葛与联系；二是与唐俭入唐的身份相关，唐俭属“太原元从”集团，入唐的最大功绩就是最早跟随李渊在晋阳起兵，唐氏家族全力协助李渊一路西进攻取长安。碑记“太原晋阳人”既是对唐俭突出贡献的认知和褒奖，也是史官及众臣对入唐身份的共识和历史定位。朝堂唐俭也自称“并州人”，说明尽管作为唐初的开国重臣，关陇军事集团的要员，入唐身份地位崇高，又与李唐皇室结成姻亲关系，身份尊贵；但唐氏一族还未完全融入长安城的上层社会，晋阳家族的影响力仍在持续发挥作用。
而唐嘉会并没有沿袭唐俭在墓志中的称谓，而作晋昌旧望。此后所见的唐氏家族成员，唐惠儿、唐孺人、唐恕、唐瑊等均称晋昌人。这一称谓变化当然隐含着明显的政治意义。
大家知道，晋昌是唐氏形成名门大族较早的郡望，在甘肃敦煌、酒泉一带。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西晋时期，鲁国邹人泰山太守唐台之子唐彬（235年－294年），因随王濬参与晋灭吴之战，功勋卓著；迁任右将军、都督巴东诸军事；又被征拜为翊军校尉，封上庸县侯；后任使持节、前将军、西戎校尉、雍州刺史。此时，安定乌氏（甘肃平凉）人，凉武王张轨（255年-314年）也在朝廷任散骑常侍，外放到西戎校尉唐彬府兼职征西从军司马，张、唐既同朝为官，又是同僚，过从甚密；张轨之女援附彬子（唐熙），又结秦晋之好。岂料唐彬于294年亡故，唐熙在长安多有岳父张轨关照。
七年之后（301年），张轨因为时世多灾难，便暗自图谋占据河西之地，为此占卜预测吉凶，得到六十四卦中的泰卦与观卦相遇合，便扔掉蓍草大喜道：“这是霸者之吉兆啊。”于是请求朝廷让其担任凉州（甘肃武威）刺史，公卿大臣们也推举之，认为其才干足能统辖远方。随后张轨携带家眷及女婿唐熙迁往凉州。
张轨在凉州八年后，便成为河西霸主。建兴二年（314年），张轨病逝，终年六十岁，朝廷追赠侍中、太尉，谥号为武公。长子张寔、次子张茂先后袭职，此时的唐熙之子唐郓清新俊逸，潇洒英俊，忠勇兼备，武艺高强，国王又是其亲舅舅，因此被派到晋昌郡（甘肃安西）去做守城大将，赐凌江将军。直到张骏时，公元360年，凉州老驸马唐熙亡故，凉州城中的唐氏家族陆续迁往晋昌（安西），直到公元376年，张氏凉国灭亡。现在中国唐姓最著名的郡望—晋昌，就是因唐熙后代聚居安西之缘故。
十多年后，后凉兴起，唐氏家族在晋昌的势力也越来越大。公元400年，唐熙的四世孙唐瑶已是北凉的晋昌太守，他联合周边五郡太守，推举敦煌太守李暠（李世民之祖）为护羌校尉、秦凉二州牧、凉公。凉州六郡齐力支持李家，改元庚子，建立了西凉国。皆因唐李早有联姻，唐瑶的孙女嫁给了李暠的四公子李翻，因此唐瑶家族成为挺李先锋。
公元417年，李暠亡故，李歆继位，因出兵攻打沮渠家而内乱，公元420年，西凉亡国。西凉虽亡，但晋昌郡仍是唐家人管辖之下，北凉国也默认唐瑶之子唐契为晋昌太守。公元421年，唐家女婿李翻的儿子李宝从敦煌逃到了晋昌，投奔舅舅唐契与唐和，晋昌唐家也自知势单力薄，随后西窜避难伊吾，向柔然称臣；在伊吾建立了“后西凉”。公元442年，唐契、唐和兄弟遭柔然逼迫，率部前往高昌。柔然派兵前来追击，唐契战死，唐和召集余众投奔车师前部王车伊洛。当时北凉残余势力沮渠安周屯居横截城，唐和率军攻克横截城，继而夺取高宁、白力二城，并遣使投降北魏。
正平元年（451年），唐和前往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朝见太武帝，太武帝施以厚礼款待，封镇南将军，封爵酒泉公。太安年间（455年―459年），唐和出任济州刺史，在任期间，保土安民，政绩斐然，世人称赞。这期间，唐氏家族陆续从凉州辗转至大同。皇兴年间（467年―471年），唐和去世，追赠征西大将军、太常卿、酒泉王，谥号宣。
综上所述，原在关中履职的唐彬之子唐熙因与前凉张氏政权的姻亲关系，举家迁至凉州，并定居晋昌。隆安四年(400年)，唐瑶已是晋昌唐氏中的杰出族领，能担任晋昌太守，说明迁居河西后，唐氏已充分融入当地的生活、文化氛围，并拥有与统辖本郡相匹配的地方势力，在河西地区已有一定的地方基础。唐瑶有二子，唐契、唐和，至少有1女，嫁与西凉皇室【注：唐氏与西凉李氏的婚姻关系，从近年出土的《李伯钦墓志》可得证实，志文云：“曾祖翻，魏骁骑将军、酒泉太守。夫人晋昌唐氏，父瑶，冠军将军、永兴桓侯。夫人天水尹氏，父永，张掖令。祖宝，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刺史、敦煌公。”】。西凉李氏被沮渠氏打败，“唐和与兄契携外甥李宝避难伊吾，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蠕蠕以契为伊吾王”。蠕蠕即柔然，是当时北方崛起的强大汗国。唐契兄弟能招集民众2000余家西逃伊吾，一方面说明唐氏在当地百姓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极强；另一方面选择向西逃而不是往东，且能率领几千人进入胡人统治地域，并被授予“伊吾王”的爵位，说明唐氏家族在边境地区平时就与胡人有较为密切的往来，熟悉西域的地理情况和社会环境，家族也有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能够被汗王看中并纳入麾下。《魏书·唐和传》记载：
经二十年，和与契遣使来降，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蠕蠕遣部帅阿若率骑讨和。至白力城，和率骑五百先攻高昌，契与阿若战殁。和收余众，奔前部王国。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斩安周兄子树，又克高宁、白力二城，斩其戍主。遣使表状，世祖嘉其诚款，屡赐和。和后与前部王车伊洛击破安周，斩首三百。
世祖遣成周公万度归讨焉耆，诏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和奉诏。会度归喻下柳驴以东六城，因共击波居罗城，拔之。后同征龟兹，度归令和镇焉耆。时柳驴戍主乙真伽率诸胡将据城而叛，和领轻骑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斩之，由是诸胡款附。西域克平，和有力也。
唐契兄弟在伊吾近20年，随着北魏的强盛，才遣使向魏主拓跋焘投降，并奉命率领部族一路西讨，平定高昌、前部王国、焉耆、龟兹等地的叛乱，结果“诸胡款附，西域克平”。唐氏对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正平元年(451年)，唐和及唐契之子唐玄达到平城（山西大同）拜见太武帝时，被“优宠”，并待为上客。唐和拜授镇南将军、酒泉公，卒后赠征西大将军、太常卿、酒泉王；唐玄达拜授安西将军、晋昌公。
从301年唐氏迁徙河西到正平元年(451年)“诣阙”授官，将近150年间，唐氏都在西域边境生活、经营，与五凉政权中的汉人政权前凉、西凉先后建立婚姻关系，并拥有自己的部族力量，能征伐西域各国并获胜利。“诸胡款附”，一方面是胡人慑于唐和的军事能力，只能归附求生；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唐氏家族在西域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使战败的胡人能心悦诚服。从血统上看，唐氏家族是地道的汉人，所知婚配对象也多是当地的汉人群体；从文化上看，他们是定居河西的汉人军事家族，以武力见长，因身处边境之故，通晓西域社会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带有一些胡族气息。也就是说，晋昌唐氏的家族特质是了解胡人群体、擅长与胡人打交道的汉人，包括日常生活往来和军事战争两个方面。这一点为历代中原统治者所赞许并利用，从归顺中原政权之后唐氏两代子孙的仕宦就可以看出：
表1可以看出，归顺北魏后，唐氏子孙官职多是郡太守或州刺史，而且所在州郡多是胡汉政权的中间混杂地带，如大夏郡、瓜州、凉州、绥州、盛乐郡等。从北魏至周、齐，边境长官的主要职责是军事防守和作战，两代子孙的任官特点体现了这个家族仍以武事为主，且征战对象是西北一带的胡人群体。
唐俭一系的祖先唐纯(字玄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派往太原担任太守，并定居太原晋阳的。唐纯之子唐岳担任北魏肆州刺史，肆州设立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领永安、秀容、雁门3郡，北邻魏都平城。唐岳之子唐灵芝任魏寿阳令，生活在北魏、东魏更迭之际，《太平寰宇记》卷四〇“并州·寿阳县”条引《后魏风土记》的记载：“晋末山戎内侵，太原之户来向山东，戎即居之。”说明永嘉以来，寿阳这个地方成为戎夷南侵过程中的居住之地。又载：“真君十年(449年)迁戎外，徙寿阳之户于大陵城南，置寿阳县，属太原郡。”到了太武帝时期，将戎人集中迁于大陵城之南，并专设寿阳县。寿阳县就是一个胡汉杂糅的场所，西南距离并州仅150里。唐灵芝能被任命为县令，管理县内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之人，说明唐氏本身就具备与胡人、汉人双方沟通往来的背景和能力。
因此从本质上说，唐俭家族自晋昌迁居太原，只是从河西边境迁到了河北的边境，家族的性质及特征并未发生变化，统治者对其身份认同与能力期许也没有发生转变。已定居太原的唐氏，家族的仕宦特点和能力体现是对晋昌时期的家族文化进一步继承的结果。晋昌是家族文化的源，太原是流，《唐俭墓志》称太原，是对入唐荣誉的强调和申明；唐嘉会之后的墓志称晋昌，是基于对家族本源的深刻认识。
三、“世仕云朔”与家族文化
《唐嘉会墓志》详细记载了其任官经历，制表如下：
《旧唐书·职官志》卷四三载：“凡千牛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备身，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充。”太子千牛备身即太子千牛。因父唐俭功绩卓著，唐嘉会与多数高官子弟一样，起家卫官，担任宿卫侍从太子之职。轮番期满，即应举考第，根据考试成绩由吏部授予相应的职事官职。东宫通事舍人是唐嘉会的第一任实职，正七品下，比一般读书文人的起点高得多，这也是士家子弟的特权。仔细分析唐嘉会的官职经历，有一点值得注意：太宗朝和高宗朝分别有一次担任某道行军之职。其余时候，遵循高官子弟的快速升迁途径，担任京官中的清要之职，如尚书员外郎、郎中；下放地方历练，担任重要州县的佐吏、长官，如长史、司马、县令、刺史之职。除此，表格还体现了一条清晰的迁转路径：尚衣奉御—奉膳大夫—殿中少监，在殿中省内一步一步升迁，品级越来越高。殿中省负责皇帝的生活起居，外出游幸皆随侍左右，虽不常参政议政，但属于皇帝身边的贴身近官，可以说是高级官员迁转过程的“中转站”。显然，仕宦履历中的两次临时行军官职，显得比较“突兀”。
贞观年间唐嘉会的“交河道行军铠曹”之职，应指十三年十二月开始的对高昌的讨伐战争。《旧唐书·侯君集传》载：“高昌王麴文泰时遏绝西域商贾，太宗征文泰入朝，而称疾不至，诏以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讨之。”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全权负责进攻高昌事宜；唐嘉会仅署“铠曹”一职，负责铠甲等武器的调度安排，并不参与实际作战部署。高宗朝兼职“玉河道行军司马”，翻检史籍，并无“玉河道”相关记载，查相关史事，可能与咸亨年吐蕃争夺于阗一事有关。于阗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南沿，西域南道的西端，处于东西交通的要冲，也是安西四镇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史籍载其国“有玉河，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境内3条河也因此被命名为白玉河、乌玉河和绿玉河。玉河道应就是高宗针对吐蕃的侵略行径而专门设立的军事官职头衔。唐嘉会担任行军司马一职，主要协助总管处理军务、练兵修甲。两道行军之职都是一种临时性的差遣职务，应对帝国周边随时可能出现的叛乱和侵扰。射策乙第的唐嘉会，从官职履历来看，并不擅长武事，为何会被派遣到西域跟随作战呢?
从家族历程分析认为这是晋昌唐氏家族风气和特质被沿袭并进一步体现的结果。这一点从唐俭身上也可以清楚看到。《唐俭墓志》记载了唐俭为李唐王朝所做的几件大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晋阳起兵至入主长安的过程中，唐俭随太宗一路征讨的事迹和功绩，包括揭露独孤怀恩逆谋，救高祖于危急时刻一事；另一类则记载了唐俭受命出使边境并成功复命之事，内容如下：
又马邑人高满正，以城附于突厥，命公拥节申命虏营，舌电飞甘，辞锋纵辩，狐关以之褰祲，雁塞由是肃清。因以境外，便宜置太和等五镇，断凶奴之左臂，树中国之藩篱。寻兼黄门侍郎，余并如故。进封莒国公、食邑三千户，实收共赋六百户。转卫尉卿，寻为遂州都督。
既而有隋遗孽，远托单于，招诱汉人，近萦榆塞，连兵左衽，亟扰爟烽，由是命公喻其君长。于时颉利北遁，种落犹繁，息马休兵，阴图后举。公张旃出境，约使入朝。李靖总戎，闻其弛备，遂便远袭，因破其庭。上又令公追迎颉利，分裂其界，皆为郡国。歼彼旄头，繄公是赖。寻转鸿胪卿，迁户部尚书，加位光禄。
武德六年(623年)，时刘武周已死，突厥可汗扶持武周旧部苑君璋和高满政，继续在云朔一带驻兵侵扰。当时苑、高二人正在马邑城，高祖遣使喻之。《资治通鉴》卷一九〇《高祖纪》有更详细的记载：
六月，戊午，高满政以马邑来降。先是，前并州总管刘世让除广州总管，将之官，上问以备边之策，世让对曰：“突厥比数为寇，良以马邑为之中顿故也。请以勇将戍崞城，多贮金帛，募有降者厚赏之，数出骑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无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计，曰：“非公，谁为勇将!”即命世让戍崞城，马邑病之。是时，马邑人多不愿属突厥，上复遣人招谕苑君璋。高满政说君璋尽杀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从。满政因众心所欲，夜袭君璋，君璋觉之，亡奔突厥，满政杀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今据墓志才知当时前往的使者有唐俭。正是唐俭等人的出使劝说，高满政才决心背弃突厥，使得唐朝能够重新占领马邑，达到“断凶奴之左臂，树中国之藩篱”的效果。文中提及的刘世让，也是唐俭的亲信。独孤怀恩谋逆的计划正是由身在狱中、脱身不得的唐俭告知世让，并密遣之上奏高祖的。刘世让是京兆醴泉人，唐俭是太原晋阳人，世让对北方边境情形的认识，对于马邑所处位置对突厥南侵的重要战略作用的分析，极有可能是来自唐俭。唐俭是军师，机敏善辩、擅长谋断，刘世让是武将，骁勇善战，二人配合，一人主戍，一人喻降，最终成功夺回马邑。
另一件事是贞观四年(630年)李唐与突厥的战争。唐俭前后出使两次，一次“说诱之，因以隋萧后及杨正道以归”，成功说服突厥遣返杨家遗孤。返朝后，太宗特地询问唐俭有关颉利的情况，是否可图取。在获得肯定回答之后，一边再派唐俭和安修仁二人持节慰谕，示以威信；一边任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候机迎击颉利。结果李靖军队大获全胜，俘虏男女十余万，并诛杀颉利之妻隋义成公主，“复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阴山北至于大漠”。唐俭之后也被授予鸿胪卿之职，正是统治者看到了唐俭在与外邦人打交道方面的才能和经验。
太宗朝的几次对外讨伐活动如吐谷浑战役、高昌战役，都可以看到唐俭在其中斡旋的身影，经常扮演战后持节抚慰的官员形象。高昌一役中，唐嘉会亲身跟随侯君集前往高昌，唐俭则受命前往邻国薛延陀，商议合攻高昌之事。唐俭一生多次出使塞外，太宗称其“言辞辩捷，善和解人”，这一点固然是作为出使之人必须具备的语言才能，但绝不仅仅只是这个原因。晋昌唐氏迁居太原的这一支系，家族被授予的使命正是其入朝北魏所处背景的延续。作为汉人家族，晋昌唐氏在军事上的武功、边境防守的经验、与胡人生活的经历，都是胡汉政权发生争斗时，最为中原统治者所关注和侧目的。
晋昌唐氏除一部分人随唐和、唐玄达迁往中原地区之外，还有一部分留在本家河西，并向四周扩散移居，到达更远的高昌等地。从吐鲁番出土的砖志墓表来看，姓氏为唐的墓表数量不少。以《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一书为例，就收集了近20块，信息都极为简要，仅透露表主的卒年、官职、姓名、死亡原因、葬地等，很难据此勾勒出他们的家世渊源和生平经历。这些墓表使用的年号，以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高昌之役为界，640年之前使用高昌年号，之后使用李唐年号，以使用高昌年号居多。根据墓表体现出来的高昌唐氏的婚姻对象，有河西的著姓令狐氏、张氏、辛氏，也有高昌本地的大姓鞠氏，说明徙居高昌的唐氏已基本土著化，充分融入当地人的社会生活。
有一块墓表尤其值得注意，题为“高昌延昌廿九年(589)唐绍伯墓表”，内容如下：
延昌廿九年已酉岁，二月朔甲午，十日癸卯。追赠虎牙将军唐绍伯之墓表
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我们找到生活年代大体一致、姓名一致的另一位唐氏，二人极有可能就是同一人，父祖世系如下：
翼，字保相，后魏凉州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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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字休彦，和州郡守、安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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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伯，隋朔州总管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其担任过隋朝的朔州总管，最终却葬在高昌，并且有高昌国主追赠的虎牙将军之职。按学者观点，虎牙将军仅是将军戎号中的小号将军，官品排在第八，并不高。据此推测，原本镇守西北边疆的唐绍伯前往故地河西，因突发情况无法重返中原，只能留在本地并另侍新主，依靠家学本领仍担任一些武职，最后葬在高昌，并获得武官追赠。
这些留在河西本地并进居高昌的唐氏族人，是对晋昌唐氏家族文化身份的双重性的最好说明。而唐俭家族，是迁居中原的晋昌唐氏支系中的典型代表，传承到唐俭一代，家族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大的转变。这一点才是唐俭家族除却开国功臣、李家世交的身份优势之外，能长久跻身唐廷核心圈的根本原因，也是唐氏能被关陇集团核心成员接纳并深与结交的重要原因。许敬宗代表官方意志所撰写的《唐俭墓志》，其中一句墓志铭这样说道：“避地参墟，隆家晋野，世仕云朔，气凌诸夏。”“世仕云朔”是对晋阳唐氏政治参与的地域定位，反映了这个家族自北魏中后期以来一直承担着的边地防守使命；“气凌诸夏”重点强调了唐氏家族身上带有的胡族文化气息，在对胡作战中比纯粹的汉人武将更能发挥优势作用。这两句话是对迁居太原之后唐俭家族的身份的最佳概括。
四、婚媾门第与政治抉择
唐嘉会墓志记载了先卒的夫人元氏，是“洋州使君务整之第二女”。元氏有完整墓志，出土地点也是在昭陵，夫妻二人陪葬在唐俭墓侧。墓志铭曰：“初笄二六，作嫔三九。”元氏12岁成人，年龄偏小，但也符合史籍常载的古代女子成人的年龄范围。到27岁才出嫁为妇，属于比较晚嫁的一类。元氏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因病卒于万年县安仁里第，晚于唐俭一年，第二年正月先葬于万年县南原。到仪凤三年(678年)唐嘉会卒于官舍，才一起合葬到昭陵。墓志称：
曾祖文，隋尚书右仆射；祖行如，毛州司马；父务整，祥州刺史。纂轩开魏，焕乎国牒。仪台莅岳，熏彼家声。夫人幼禀贞和之量，宿弘慈媛之德。皎如寒雪，穆若春风。处桃李而无言，冠松筠而表性。居契图史，动鉴盘盂。爰降外姻，来仪君子。年微笄龀，质备工容。拥箒承颜，既为妇则；移居作训，还成母范。
“爰降外姻”道出了唐氏与元氏早先结成姻亲的事实。根据开元年间新立的唐俭碑，可以进一步梳理出两家通婚的始末。唐俭碑文云：“夫人河南元氏，考行儒，毛州司马，封莒国夫人。”唐俭墓志却不载，说明显庆元年(656年)唐俭卒时，夫人尚在世，到开元年间子孙另立新碑时，才重新补充进去。比较两方墓志，可以发现唐嘉会所娶元氏(名万子)为母亲元氏的亲侄女，二人为表兄妹关系。也就是说，唐俭父子二人都娶了元氏之女，而且是亲上加亲，说明两家可能存在世代联姻的关系，这一点值得注意。
元万子墓志称曾祖文，祖行如，对照史籍，应指北齐宰相元文遥，《北齐书》有传。文遥一生历事三主，与赵彦深、和士开同时蒙被宠遇，历官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尚书左仆射。其传末云：“(子)行恭弟行如，亦聪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行如，即行儒。唐氏与元氏的通婚，最晚可以追溯到唐邕、元文遥的朝廷同僚关系，二人均为高齐的重臣。唐俭娶元氏，按古代男子成家的年龄来算，大致在隋开皇末至仁寿年间，说明此时，唐氏家族虽然随着唐邕投降北周并出仕隋朝，但婚姻对象仍是延续旧有的社会关系。从唐邕长子唐君明的例子更能清楚看出：
士文从父妹为齐氏嫔，有色，齐灭之后，赐薛国公长孙览为妾。览妻郑氏性妒，谮之于文献后，后令览离绝。士文耻之，不与相见。后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忧，娉以为妻，由是士文、君明并为御史所劾。士文性刚，在狱数日，愤恚而死。
从库狄士文的墓志可知，士文卒于开皇十四年(594年)，唐君明居母忧娶士文从妹之事应也发生在开皇年间。库狄士文，“父伏敬，十州刺史，章武王”；“祖干，太宰，假黄钺”。库狄干，《北齐书》有传，云“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污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北魏末年，南迁至云中，投靠尔朱氏，再转随高欢，是高齐的开国功臣之一，并且娶了高欢的妹妹。北齐灭亡之后，唐君明仍娶库狄干孙女，还是在母忧的情况下，说明两家之前的交往关系就很不一般。从地缘上看，一个本家在晋阳，一个是迁居云朔并葬在忻州的鲜卑人，生活环境和文化习俗存在不少共通之处，加上两家父祖辈一同仕齐，在政治上很容易产生交集。唐君明娶库狄氏，是对家族旧有政治、地缘关系的继承。
唐俭的父祖辈唐邕、唐鉴、唐君明最终都归葬太原本乡，唐氏的家族根基在入唐前并没有发生改变。从婚姻关系上看，唐君明执意娶库狄氏之女，唐俭在隋时的婚姻对象也是生活在太原的元氏之女，说明唐氏在入唐前的社会交际圈、婚姻圈是基于地缘和原有政治关系纽带的。入唐后，大致在贞观年间，唐嘉会仍娶元氏，是对之前太原唐氏婚姻群体的强调和继承。可以说在这一时刻，已居住朱雀街的唐氏还没有完全放弃太原本家的根基，试图通过婚姻关系来维持家族一直以来在当地的社会人脉关系。
直到高宗朝，唐氏的这种婚姻策略才有转变的苗头。可以相信，这与贞观末年至永徽年间的朝廷格局变动密切相关，仅“废王立武”一事，对关陇集团整体命运的影响就尤为深远，更何况身居中心、参与其中、对政治时局更为敏感的唐氏。
显庆二年(657年)，元氏病卒，唐嘉会不久即娶了第二任夫人阎氏，即阎立德之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元氏无子或早夭，唐嘉会墓志中提及的“嗣子尚食直长从心等”，不见载于元氏的墓志，而载于阎氏的墓志，说明从心等子嗣是第二任夫人阎氏所生。墓志内容如下：
夫人姓阎氏，河南河阴人。曾祖庆，魏侍中。祖毗，周附马都尉，隋殿内监、大安康公。或貂蝉业重，光膺侍帝之荣；金木运迁，高视封侯之贵。父立德，皇朝工部尚书、赠并州都督。八座从班，曾芬扇于台阁；九州居牧，鎒礼镜于泉壤。夫人鼎门基构，璿闺羽仪，俄封秀容县君。既而光盛烈于母仪，冠崇班于子贵，又封延寿太夫人。万钟之养，方极于温清；千月之期，溘随于箭漏。以载初元年十一月八日，遘疾终于神都安业里，春秋五十有四。即以其年腊月廿五日，权殡于合宫县之龙门乡。孤子从等，衅结风枝，裴霜露。惧共埃之有变，勒翠琬之无穷。
“孤子从”是指唐嘉会的嫡子从心。唐从心有一子唐晙，娶太平公主之女。“光盛烈于母仪，冠崇班于子贵”，说明阎氏因为子孙从心等人的显贵，被朝廷封为延寿太夫人。从墓志可看出阎氏的家世，父亲是唐初著名建筑师阎立德，曾受命营造唐高祖山陵、太宗昭陵，督建翠微、玉华等宫殿，在兴建宫室、陵墓方面深得太宗的器重。祖父阎毗，是北周附马，娶武帝宇文邕的女儿清都公主。曾祖阎庆，原镇守在云州盛乐，魏末随高欢南下，最后入关归附西魏，深受北周历代皇帝的重视，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入唐的阎氏仍保持高官和与皇室通婚的身份地位，阎立德另一女阎婉，嫁与太宗的爱子濮王李泰；阎立德本人也官至六部尚书，卒后获赠并州都督；其弟立本更是在高宗朝拜右相，任中书令。唐嘉会在元氏卒后，再娶阎氏，一方面两家都是当朝高官，阎立德担任过尚衣奉御，唐嘉会也担任过，政务往来沟通较多，两家交情深厚；另一方面阎氏祖上就在云中盛乐，与太原晋阳地缘关系密切，阎夫人更是被封为秀容县君，从文化认知上看，两家也有相似性。这些都或多或少影响了唐氏把阎氏作为婚姻对象的政治考虑。
唐阎两家在显庆年间联姻，或许还意味着唐氏对未来朝廷政治走向的更深层次考量，以及整个家族可能即将实行的某种政治转变。与太宗亲子联姻的阎氏，从北周至唐，已发展成为长安根基深厚的显贵大族，阎立德史传亦称“雍州万年人”，说明阎氏在京城上层社会已根深蒂固。而唐氏，至显庆年间，入住长安仅30年，家族功臣唐俭虽是为数不多且能全身而退的太宗朝重臣之一，许敬宗称其为“望华国老”，但种种迹象表明，贞观末年，唐俭与太宗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永徽初，唐俭致仕，不再参与朝政，高宗也给予这位开国功臣应有的荣誉和地位，光荣退休。显庆元年(656年)唐俭亡故，家族新一代掌门人唐嘉会登上舞台，基于当时新的政治格局及对日后家族发展方向的考量，唐嘉会决心与当朝显宦阎氏联姻。此举说明唐氏家族的目光从最早的太原地方势力转向了长安都城的上层社会，并以此建立家族在京城的政治网络关系。后来朝内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都有俭公后裔的影子，自此唐俭家族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唐廷上层社会的争权斗势之中。
五、结语
从地域空间来看，自西晋末年至隋唐之交，唐俭家族大致经历了东鲁—关中—河西—太原—两京的迁徙过程，这也是晋昌唐氏郡姓形成及固化的基本脉络。晋昌唐氏郡望的确认与强调，其中所折射出的对祖先功业地域符号的追认，与陇西李氏姓望亦存在有某些政治联盟认同及文化血脉关联性的隐性暗喻；所以唐朝的得名不仅是因为李氏先祖被封为“唐国公”，也与晋昌唐氏倾力相助西凉国君李嵩有关，是对李唐执政者的提醒和省悟。
唐俭以开国元勋身份入唐，随居长安，与李氏父子的莫逆之交及世亲联姻，使得初唐时，唐氏家族一跃成为以李唐为核心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唐嘉会以唐俭元从功臣子嗣身份得以陪葬帝陵，足以证明初唐制定的功臣陪陵制度仍在延续。众所周知，初唐陪陵制度对功臣的礼遇和褒荣，具有强烈的政治符号及象征意义。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