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通临元晖墓志临帖效果图（李刚田通临元略墓志）
李通临元晖墓志临帖效果图（李刚田通临元略墓志）临帖难。一难把形式写准，二难把古帖中的精神捕捉住并在腕底毫端表现出来，三难在于得古人之形与神而赋以己意。我拙于对造型的把握，所以很难把古帖的形质准确再现，于是便说是意临，实际是对造型能力低下的自我掩饰，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至于我笔下的己意，却是“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般地顽固与我相伴，说是塑造自我风格，实际上是因难于再现古帖中的天趣而望洋兴叹，是无奈的自我解嘲。我所临的《元略墓志》，得意处是能以书写性的自由取代了石刻本的斑驳与艰涩，而叹息处是难以得到古帖中的天真烂漫，难以得到由于时代悬隔而感到的一种深沉与博大。书法中的笔法与笔势、精确与精神、己意与古意、天趣与雅趣是事物相互排斥又相互支撑的两面，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仓叟无才，奈何奈何！《元略墓志》形制虽不算大，但志文却有一千多个，这在北魏墓志书法中也算得是宏篇了。初看这本帖并无夺人眼目的出奇之处，在深入临习的过程中，才会生出与古人
李刚田通临《元略墓志》
文｜李刚田
临池
十几年前，我临写过北魏《元略墓志》。1998年荣宝斋出版我的书法集时，曾选入了我临写的《元略墓志》四条屏，落款中写道：“……岁次乙亥，时正酷暑，临北魏《元略墓志》第四过，未拘石刻之形也。”那件作品是在1995年夏天，在汗下如雨中我饶有兴致地钻进《元略墓志》中的成果，当时很得意，而今天再去看，却令人汗颜。北魏墓志或碑刻摩崖书体多雄强而有古趣，《元略墓志》在其中显得有点温润和平，似乎极平常，在林林总总的魏墓志大观中，粗略看去，《元略墓志》虽不能算是一只丑小鸭，也只能是一个扔到人堆里便找不到的灰姑娘。殊不知，一但钻进了这个不起眼的古代碑帖中，在挥运临写之间，你会感到临碑刻所少有的自然与轻松，顺乎自然地写下去，就能得到与原帖气息相通、互亲互近的感觉，不象临写其它魏碑，需要提起精神，认真寻找其中结构变形之中的趣味，而《元略墓志》之妙，正在于其平常之处，在于顺应毛笔书写的自然，顺应汉字结构的天成之美，顺应书写者自然放松的心态。《元略墓志》虽形制不大，但许多书籍上都有著录，是一通很有名的墓志书法，看来不会是浪得虚名的。
《元略墓志》全拓
1998年我在沈阳参加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审工作期间，参观了辽宁省博物馆。记得是在一个靠门边不起眼的位置，发现了这通声名显赫的魏墓志原石。《元略墓志》看去确实不起眼，大约只有两市尺见方那么大，青石，石质很好，由于长期流传，志石的边沿已磨得发圆发光有包浆了，但石面完好，一千多个小字密密麻麻地排列其中，但并不显得拥挤，散散落落，在章法的整饬中每个字都能舒展自如、活活泼泼。它被静静地放在门边人流经过的地方，但很少有人驻足向它投下目光，因为在博物馆许许多多的石刻中，它确实太平常了，当你没有去在字里行间、点画结构之中细细品读琢磨的时候，是很难体味其内在的那种风流与蕴藉，那种令人心醉的斑斓古秀之色，那种在字字统一又字字变化之间的移步换景之妙。
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元略墓志》普及型的单行本，是用杨鲁安先生所藏的善本印制的。每本5角5分钱，极便宜，我一下子买了三本，现将其说明文字抄录如下：“《元略墓志》，全称《魏故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尚书令徐州刺史太保东平王元君墓志铭》。志文正书，共三十四行，行三十三字。北魏建义元年（五二八年）刻，一九一九年在河南洛阳安驾沟出土。此志曾归固始许氏、武进陶氏，现藏辽宁博物馆。志石下半部稍有断裂残损。此志书法笔致遒丽隽美，清逸流畅，历来备受推重。我国现代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先生认为：‘《元略墓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自然趋势。’”梁披云先生所编《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对《元略墓志》的记录与此略同，对其评论是“书法遒紧峭丽”。吴玉如先生是有慧眼的，在大量的魏墓志之中，他独指出《元略墓志》是“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当我们亲自动手去临写这个帖时，这种感受就会十分真切。自阮元写了《北魏南帖论》、《南北书派论》，经包世臣、康有为极力鼓吹，碑与帖就形成了双峰对峙的两大派，以金石形式流传的文字与以二王尺牍为代表的书法流派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体系。若论用笔，碑派则说是方笔或圆笔，而帖派则讲求“起倒明灭”、“八面出锋”；若论结构，碑派则“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帖派则“江左风流，疏放妍妙”；若论章法，碑派是“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帖派则“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当然这是理论上的绝对化，在创作实践中，晚清以来许多大家则多是碑帖结合，如有赵之谦是七分魏碑、三分颜体和何绍基是七分颜体、三分魏碑的说法，就是指一种取法上的融会贯通。赵之谦、何绍基、康有为、于右任这些所谓的碑派大家，其实都或多或少、或显或晦地受到二王一脉帖派的影响，只是以碑派为主的调子和个性化的创造性面目出现罢了。
《元略墓志》形制虽不算大，但志文却有一千多个，这在北魏墓志书法中也算得是宏篇了。初看这本帖并无夺人眼目的出奇之处，在深入临习的过程中，才会生出与古人促膝“晤言一室之内”的感受，会有登上了驶入书法时光隧道的轮蹄，眼底有着一番不断变换的美妙风光。对帖濡墨，在今与古的对话间，在身与手的交应中，一方面关照原帖的形质与精神，一方面听任手中毛笔的自由与畅快。写得多了，写得快了，笔下渐生节奏感，心底渐生愉悦感，此时此刻，心中并没有所谓的碑派与帖派的界限，笔端也模糊了石刻文字与手写体的区分。此帖中不但有北魏拓拔氏金戈铁马的骠悍，字构中表现出腾扬欹侧的势态，又有着“萧然自有林下风”的江左风流，有着一种宽袍缓步的优游自在，其中有雄强又有清丽，有聚散又有雍容。细咀嚼，除了其楷书的主调外，揉合的还有篆书的结构，如“以”、“年”等字的写法便出于篆书，P16“左”横画左端上行的笔画，也是出于篆书结构；有行草书意，如许多散水的写法皆作行书勾连映带之势，P43的三个“未”字、P27“惋”字、P16“复”字皆有行书笔意；有写经书的意味，如P27的两个“是”字便非常明显；而更多暗含着隶书意味。《元略墓志》虽然已是成熟的楷书，但毕竟处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历史阶段，有着丰富的包容性，从中可以体会到多方意味，与后世唐楷的单一与纯粹大不相同。而正是这种丰富性、包容性，给审美留出一个较为自由的想象空间，给后世的书法创作提供了许多引发灵感的契机。
临帖难。一难把形式写准，二难把古帖中的精神捕捉住并在腕底毫端表现出来，三难在于得古人之形与神而赋以己意。我拙于对造型的把握，所以很难把古帖的形质准确再现，于是便说是意临，实际是对造型能力低下的自我掩饰，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至于我笔下的己意，却是“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般地顽固与我相伴，说是塑造自我风格，实际上是因难于再现古帖中的天趣而望洋兴叹，是无奈的自我解嘲。我所临的《元略墓志》，得意处是能以书写性的自由取代了石刻本的斑驳与艰涩，而叹息处是难以得到古帖中的天真烂漫，难以得到由于时代悬隔而感到的一种深沉与博大。书法中的笔法与笔势、精确与精神、己意与古意、天趣与雅趣是事物相互排斥又相互支撑的两面，鱼与熊掌难以兼得，仓叟无才，奈何奈何！
《元略墓志》中多异体字、碑别字甚至是错字，因是临帖，追求的是书法艺术，所以也就遵从原帖而不避错字。在临帖“进入角色”之后，也会生出如庖丁解牛游刃恢恢的快意，笔下也会偶生舛误，但为不破坏挥运中的那番可贵的“激情”，也就顺应了此种自然，于是笔下多有不谨严处，敬请道中师友多多指谬。
八十八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豫西的农村中发现了刻有元略墓志铭的这块石头，于是得到世人的珍视，引发了文人墨客们的种种赞美。设想如果这片青石如今仍未被发现呢？北邙的墓穴星罗棋布、层层叠叠而无卧牛空地，还有多少古人精妙的书法遗迹如今沉睡在黄土中呢？我辈比前辈有福缘，看到了许多前人没有看到的东西，而如今沉睡在地下的书法，会留给子孙们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附：我喜欢临帖
李刚田
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碑帖，其中贮存着数千年古人的辛勤与智慧。在“细将磨洗认前朝”的寻幽探胜中，使人感受着历史文化的深邃与厚重。这无数的碑帖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又是一座使人留连往返的艺术迷宫。我喜欢临帖，从小就临，老了还在临。临帖成了我一种学习方式、休闲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临帖可以入静、入神、入化。可以忘忧、忘我、忘世。可以取诸怀抱，与古人晤言一室之内，在笔势往复之中，品味那种隔了时代的美。这种美是遥远的，却是可以触摸的；是变化的，却是永恒的。
小时候家里的字帖多是原拓本，也有一些神州国光社等出版的石印本，在这些帖中，只有字形难见神采。家里有许多的字帖，在大人的视线中，可以翻着看，大多是装裱成册页的原拓剪贴本，大人要求看字帖前洗净手，帖要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人要正襟危坐，气不盈息，帖要轻翻。小时候虽然看过许多本帖，知道书法是个大千世界，书法是个时光隧道，书法是深渊又是大海，是神秘的又是可以直面的，但始终对书法是懵懵懂懂。看的虽多，大人安排临写的不过是一两本而已，如钟绍京的小楷《灵飞经》，颜真卿的大字《麻姑仙坛记》等等，要求天天临，反复临，临得越像越好，要使帖中的字成手下的习惯动作，要融化在心中，甚至记忆在肌肉中。这种临帖是机械枯燥的，清晨五点钟，不论寒暑，在当庭的小麻桌上临上一个小时的字帖，感受着在树枝间跳动的小鸟蹴下的晨露，直到晨曦翻过屋脊照到院子里的花草上，临帖与读诗才算结束。在这单调、枯燥中，幼小的我已经感受到临帖入静的愉快，在自然空间的清凉世界中，在与古人促膝交流之间产生许多遐想。
“文革”时期好像离去不远，但屈指算来已过去了四十余年，时光忽忽，岁月催人，华发渐生，尽在不知不觉之中。那时字帖属“四旧”，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扫的办法就把旧书和字帖堆成一个小山一把火烧掉完事，可怜我家的许多字帖就是这样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了。但总是有野火烧不尽的地方，劫火遗存的字帖在书法爱好者之间相互借阅。但那是不能声张的事，字帖悄悄地借、悄悄地还，一旦让一些戴红袖标的知道，毁掉字帖是小事，可怕的是会危及到人。当时没有复印机，有时借到一本好帖，就用透明纸把它双钩下来，干一个通宵，天亮时把字帖还给主人，如是，慢慢我竟又积累了上百本双钩的克隆版古帖……那时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是扭曲变形的，记得“文革”后期时已有书法展，那是书写毛主席诗词的书法展，重要的是书写的文字内容而不是书法艺术形式，千万不能写错字，写错了关键字是要以反革命罪论处的。一位作者用简化字颜体大楷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毛主席的诗，不料开会时一位仁兄突然发难，说颜真卿是封建帝王的看门狗，你为什么还要写颜体字，尤其是竟然用封建帝王看门狗的字体写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的诗，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反革命行为！这种定罪方式让人哭笑不得，但当时又绝不可以作任何解释，好在大家对他的发言不以为然，此事作罢，空吓出这位作者一身冷汗。如今年青人听起来这是天方夜谭，但这确是那时活生生的现实。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一个席卷全国的群众性的书法热潮悄悄地兴起了，而且至今三十年来持久不衰。与书法艺术一代振兴相伴的是书法字帖出版物的日新月异，从最开始的制锌版单色印刷，到后来的激光照排四色印刷，从最开始用双胶纸，到用铜版纸、亚粉纸，一直到近年走俏的使用纯质纸、轻质纸等等，字帖的印刷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在不同时段里逐步提高编辑手段和印刷技术的过程中，将传承的历代碑帖以不同的编辑理念和不同的印刷质量出版了好几个轮回，而市场依然兴旺不衰。如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买了黑白版双胶纸印刷的孙过庭《书谱》、米芾《苕溪诗》、《蜀素帖》、黄山谷《松风阁诗》之类的字帖，而且曾认真反复临写，早已“破卷”，对帖中的字形结构乃至用笔的执使转用早已熟记在心。但如今彩版精印出版了，还要将这些传承的经典字帖再买一遍，这并不是为了拥有、收藏好的版本，而是真为了实用。过去买黑白版的字帖，主要是把握古人的字形结构及点画形态，而今买四色精印的字帖，除了以上所说的形而下的功能之外，重要在于感受古帖中所传达出的古典气息、文化气息，甚至能感受到古代书家的气质秉赋、人格魅力，坐拥书城，留连竟日，能使心境入静，思接千载，宁静八荒！当然，也有一些碑帖出版物属垃圾类，如一些装潢豪华的礼品书，内中选取的版本及制版的质量却极差。好在此类书在书法专业圈子里没有什么市场，只不过是领导干部和老板经理办公室中非常阔气的大书架中的填充物而已。
说到临帖，确实是我的一种爱好，在临帖中使我得到娱悦，在心平气静中与古人促膝交流。但我却又是一个无才华的临帖者，说到实临，我手下的造型能力、模拟能力较差，每每努力临象而临不象；说到意临，我又是个心中缺乏想象力者，每每又囿于原帖，跳不出古人设定的藩篱。我佩服曹宝麟先生临帖，他有耐心、有定力。一次在书法学习班为学员作临帖示范，他顺手拿过学员手中的米芾《蜀素帖》原大对临，几十个小字他写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行笔很慢，很注意古人用笔的变化细节，临出的效果可以说是形神兼具。孙过庭《书谱》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这“察之”需要观察力，“拟之”需要表现力，我临帖“察之”缺乏定力，而“拟之”又缺乏动力，临帖心存惰性，手有惯性，所以我总是想临象而总临不像，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惭愧之馀，就特别佩服曹公。比如我临王铎、临何绍基、临梁启超、临王羲之《兰亭序》、临敦煌残卷、临钟繇《荐季直表》、临米芾《苕溪诗》、临杨凝式《韭花帖》、临明人张羽书等等，皆属于努力临象而临不象者，其中有着努力克制而又顽固表现无处不在的“我”，真是无可奈何。但我看王铎临古、董其昌、何绍基临古以及当代人林散之、沙孟海、游寿等人所临的古代法帖，也都有几分象，又有几分不象，也都顽固地表现着自我，大概临帖就是如此，临得太像原帖了，如雕版印刷、如泥塑僵尸，全无自然可言，临之何用？如临得全不像古人，全是自我，那又不算临帖，只是抄帖中的文字，是用古人的戏台唱自己的戏，所以似与不似之间全在一个“度”的把握，是古人形质与自家笔性的合一，是古人气韵与自己精神的融合。有人临不象，就说是“意临”，其实这是自欺欺人，是掩耳盗铃，临不象就是临不象，何必掩饰，好像是自己能临象而故意不临象。而“意临”，不管你有意或无意，自己的“意”总会自然流露出来，何必刻意于“意”！
在原帖的基础上表现己意、表现创造、表现时代气息，这话没错，但又大而无当。当具体到一种碑帖、一种临法、一件作品时，则会清晰而具体。例如我临北魏《阳平王墓志》、《元略墓志》、《元腾墓志》等，对原帖的突破处在于一个“写”字，在忠于原帖字法结构的同时，不囿于原帖刀刻斧凿之貌，而以毛笔自然挥运代之，以二王一派帖派用笔和唐人写经的写法运用于写北魏墓志体，表现亦碑亦帖的新貌，既有魏碑体空间结构的势态之美，又有二王尺牍书笔势贯达中沿时序展开的韵律之美。我临写的汉简与汉碑，则力求在简牍中融入碑刻的庄重与谨严，在碑刻隶书中注入简牍隶书的自然率真。
然而也有设计性，在临帖中注入创作意识，如临《张迁碑篆额》，字作两行，左右逼边，中心留出空白带，这是受篆刻章法的启示而作，作品不落款，中间空白处上部钤“刚田临池”大印代之，以取得构图上的醒目，这是受绘画构图的启示而作，用宿墨书写，增加用笔轻重和用墨浓淡燥润的变化，以作为此石刻线条较为单调的补充。如写北齐摩崖写经隶书，取用行书章法，字形大小错落参差而充满篇章，使整幅作品有着美术意味的纹饰感，形式具有现代性，而书体仍是纯正的汉人意味，方幅的中上部钤一朱红名印，形式上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临汉《阳泉使者舍薰炉铭》，受原铭文拓本启发，章法上用横幅，上部逼边，下部参差变化，留出空间，追求作品的意味古与形式新的和合统一，再加上用笔轻重及用墨浓淡的变化，力求自然放松的意态。临《秦官官印文》一幅，努力表现秦印印文篆法在整饬中求变化的特点，每印语后加朱红圈点，行间又加徒手画出的朱丝栏为界，在古意盎然中暗藏构图的美术性效果。独字草书“铸”（出自《三希堂法帖》中）和隶书“幕”（出自《张迁碑》中），受日本少字数派作品影响，加强用墨变化，利用字形结构而营造整幅作品的构图。有些作品又利用特殊纸张材料来获取临帖作品的新形式，如临《楚王 鼎》铭文用泥金纸，临《中山王 壶》 用泥银纸，临《武威汉简》用仿古纸，这三幅临帖作品又都用单行竖条拼接的方法，通过用纸材质和章法形式的特殊性，使古奥的书体寓存于新的作品形式之中。
碑与帖、新与旧、书与画、写与做、外在的现代形式与内在的古典意味都涉及到了，但我的临作总的表现在技巧上重毛笔挥运的自由书写性，在意味上重所临对象特有的古典气息，在审美上自然表现出一种对静穆安详的追求。
临帖是学习，更是一种享受；临帖是被动的，更是主动的；临帖是书法，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