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的农家培养一个大学生有多难（农家子弟进入名校之后）
困难的农家培养一个大学生有多难（农家子弟进入名校之后）3.工人阶级背景的社会精英研究“第一代大学生”(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即父母均没有接受过四年制大学教育的大学生。艾力森·赫斯特(Allison Hurst)在《大学与工人阶级:什么让他们做到》一书中生动描绘了一个“项目女孩”(project girl)珍妮特(Janet)的处境，“与她的朋友们努力成为‘她们母亲一样的股票经纪人、她们姑妈一样的律师或者她们父亲一样的教授’不同，她的大学生活是为了不成为她的母亲、她的姑妈，她的父亲”。言下之意，对于工人阶级子弟而言，进入大学则意味着“子不承父业”，意味着成为与父辈不同的人。有研究者认为，工人阶级背景的大学生必须做出系统性努力，花时间和“正确的人群”相处，远离他们的家庭，扔掉旧朋友和熟人。莱曼(Wolfgang Lehmann)也指出，“从这些年轻人的述说来看，尽管他们偶尔有得意忘形，还是反映了一个更
进入精英大学(这里的精英大学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及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农家子弟的成长历程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在媒体的报道里，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那些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的形象则与此迥然不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上大学前到过最远的地方是离家50公里的地级市，上大学前未看过电影，很少有时间看电视”。他们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旅程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便同样取得了高学业成就，农家子弟的成长经历与典型的“清华学生”也有着天壤之别。
与不同的成长历程相伴的是迥异的情感体验。在这场以教育为马的阶层旅行过程中，农家子弟逐级攀爬教育阶梯的经历跨越了社会结构的不同面向，文化归属也呈现出种种复杂性。文化世界的核心是情感世界，文化归属的复杂性也伴随着情感世界的复杂性。托克维尔曾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强调，应当考察一个人“躺在摇篮的襁褓之时”以及“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本文试图基于向上流动历程中情感体验相关文献的梳理，以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为中心，探索对其情感体验做出新的理解的可能。
01、社会向上流动：以情感为中心的考察
西方学界与“社会向上流动历程中的情感体验”的研究有一个长长的历史。研究者们对“阶层旅行”“第一代大学生”“工人阶层背景的社会精英”的相关研究均涉及了向上流动过程中的情感体验，特别是阶层地位的变动对个体身份认同、文化归属以及家人关系的影响。
1.“阶层旅行”研究
在对社会向上流动过程中情感体验的研究中，“阶层旅行”是瑞典社会学家马茨·特朗德曼(Mats Trondman)在《阶层旅行的图景》一书中提出的独特概念，意指“社会和文化位置变动的旅程”。与主流的量化研究不同，“阶层旅行”隐喻了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人生旅程，这一视角更关注这场独特人生旅程中的主观体验。特朗德曼对瑞典二战后出生的16名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工人阶层子弟进行了深度访谈，他将这样一群“走向学术环境、被中产阶级社会所塑造、改变、代表和维护的工人阶层子弟”称为“阶层旅行者”(classtraveller)。
2.“第一代大学生”研究
“第一代大学生”(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即父母均没有接受过四年制大学教育的大学生。艾力森·赫斯特(Allison Hurst)在《大学与工人阶级:什么让他们做到》一书中生动描绘了一个“项目女孩”(project girl)珍妮特(Janet)的处境，“与她的朋友们努力成为‘她们母亲一样的股票经纪人、她们姑妈一样的律师或者她们父亲一样的教授’不同，她的大学生活是为了不成为她的母亲、她的姑妈，她的父亲”。言下之意，对于工人阶级子弟而言，进入大学则意味着“子不承父业”，意味着成为与父辈不同的人。有研究者认为，工人阶级背景的大学生必须做出系统性努力，花时间和“正确的人群”相处，远离他们的家庭，扔掉旧朋友和熟人。莱曼(Wolfgang Lehmann)也指出，“从这些年轻人的述说来看，尽管他们偶尔有得意忘形，还是反映了一个更严重的与他们的惯习的“分离”。对于中产阶级学生来说，独立于父母，离开家，并不需要研究。而这些工人阶级男女生则根本性地与他们的社区、生活方式决裂。
3.工人阶级背景的社会精英研究
美国社会学家特纳(Ralph H.Turner)曾对社会向上流动可能造就的心理和人格特质，特别是赞助性模式下人格形成的过程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图明(Melvin，Tumin)注意到，底层工人阶级子女具有一种“向上爬心态”(mobility-minded)。一些研究还表明，阶层旅行还带来了自卑、羞耻和愧疚感。格兰姆斯和莫里斯对45名工人阶级背景、身处学术界的社会学家进行了研究，发现62%的被访者曾经因自己亲人或邻居而感到羞耻”。希金博特姆和韦伯研究发现，实现社会流动的黑人和白人都有一种“义务感”(sense of obligation)。社会向上流动还带来了人际困扰与文化归属问题，经历冲突、碰撞、取舍与煎熬，在不同阶级的文化里漂泊。法国作家埃尔诺的自传体小说《位置》以及美国新近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都真诚而细致地描述了通过教育向上流动过程中的种种文化冲突和复杂情感。
无论是“阶层旅行”“第一代大学生研究”，还是“工人阶级背景的社会精英”的研究，对底层子弟向上流动历程的探索的核心是他们的文化归属和相应的情感回应问题。
02、成长叙事作为研究方法
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情感体验分散在广阔而绵长的时空之中，印刻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很难获得情感体验的及时反馈。不过，情感经验不仅正在发生，也曾经发生并即将发生，存在于此时此刻，也存在于过往的言语、动作、情绪、感受以及由它们组成的故事中。情感体验的蛛丝马迹既可以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态中捕捉，也可以从行动者本人对过往的回溯，即从成长叙事中寻觅。
成长叙事不仅是文学、电影、电视等艺术作品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生活的日常。从本质上说，人类生活具有故事特性。叙事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或者方式”，每个人都在有选择地编织着自己的生命图像。叙事既是生命意志的表达，也可被视为一种方法，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身处的这个世界。通过布置课程作业(11篇)(自2011年起，康永久教授在自己教授的课程之初为本科一年级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要求他们写自己的教育自传，而后整理为包含46篇教育自传的书稿，其中有11篇为农家子弟自传)、邀请撰写自传(包括通过邀请信收集的自传9篇及邀请访谈对象撰写的自传3篇)、读者来信(在不同场合分享相关研究之后，有两位农家子弟来信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三种方式，共收集农家子弟自传25篇(编码方式为Z 性别 序号，其中男性编码为M，女性编码为F)。
在研究过程中(感谢当时的课题组成员吕雨欣、杨瑶、杨扬、许金星、黄慧真、汪子津、李婷婷、王智颖、张耀文)，我们还陆续对21位(编码方式为T 性别 序号，其中男性编码为M，女性编码为F)改革开放之后出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进行了深度访谈，聚焦于他们在乡与城、农村家庭与精英大学的穿梭中的家人关系和情感体验。每次访谈时长约为1~2小时，最长的有近8个小时(4次访谈)。
“代表性”是质性研究常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代表性”。不过，我们还是将访谈对象明确为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大学之前为农村户籍、父母至少有一方为农民或农民工、在成长过程中明显感受到家境的限制、有相对较长时间(至少是小学阶段)村落生活经历的农家子弟。说到底，本研究并非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统计学特征的研究，而是对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情感世界的研究。有研究者强调，质性研究要追求的并非是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而是追求个案本身在理解具体问题时的“典型性”。如搁置某个个案对于具体问题的解释力，就农家子弟向上流动的情感体验这个主题而言，每一位农家子弟的故事都既是独特的，又是典型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的，“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经历了社会化过程的打磨，印刻了社会结构的暗影，突出地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某一个面向。
03、文化穿梭中的感情定向
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逐级攀爬教育阶梯的历程一般要历经农村小学、农村/县城中学、城市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的向上流动轨迹。这一漫长的求学之旅既是由乡入城跨越不同地域边界的过程，也是跨越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边界的过程。这既是一场阶层跨越之旅，也是一场文化穿梭之旅。
费孝通曾提出过一个常常被忽视的概念—“感情定向”。他在《乡土中国》中写道:“我用感情定向一词来指一个人发展他感情的方向，而这方向却受着文化的规定，所以从分析一个文化形式时，我们应当注意这文化所规定个人感情可以发展的方向，简称作感情定向”。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情感都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不同的文化情境会生长出不同的感情定向。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跨越阶层和文化边界的经历，决定了他们既不同于“子承父业”的农家子弟感情发展的方向，也不同于城市中上阶层子女感情发展的方向。因此，他们的情感世界很容易处于震荡之中，既会在城市和精英大学面临新文化情境的挑战，又要不断面对旧有的感情定向的拉扯。
1.匮乏和苦修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发现“钱”在不同阶层家庭中的意味，“一‘钱’一世界”。对于底层的孩子来说，钱不仅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占据支配性地位，也在他们的学校生活中如影随形。
我穿的是廉价打折不好看但耐穿的衣服，很少和家人一起外出吃饭，同龄城市孩子接触的mp3等电子设备也没接触过，只要是需要花钱的娱乐活动都没参加过。这些经历一度让我很自卑。大可想象一个衣着干净但是陈旧的孩子眼巴巴看着别人吃自己想吃的东西，自己想吃，但因为家庭经济原因经历着强烈的心理斗争，扭捏着衣角怕被人发现自己的窘态，直到别人已经吃完了东西黯然神伤到自我厌弃的样子吧。(T-F-11)
即便跨入大学之门，“钱”的困窘依然长期存在。农家子弟在精英大学面临双重限制，第一重限制是客观生存境遇的限制，另一重是由此带来的对个人心性的影响。农家子弟对钱的敏感能够促成学习的动力，但也同时限制了他们的身体应该出现在哪儿、可以出现在哪儿以及无法出现在哪儿。
“你就想，我现在的这种状况，让我去考一次托福，我都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钱。”(T-M-10)
“我记得我那时候特别穷，二两饭，一个青菜，不敢在食堂和大家一起吃，自己装饭盒带回宿舍吃。那时候还是觉得蛮自卑的，别人都吃那么好，我一个人装在饭盒里吃，就怕别人知道我吃得这么清淡。......我也考虑过向往爱情，你看我大学时候要钱没有，要什么没什么，我哪有资格去谈恋爱?恋爱是要钱的呀，难道都要男生来付吗?”(T-F-1)
相比于停留在父辈原有阶层，实现向上流动是一条艰难之路。那些想要得到的满足在当下永远无法满足，个人经常会产生强烈的匮乏感。生于法国底层家庭的安妮•艾诺(Annie Ernaux)，在其自传性质的小说《位置》中，曾细腻地描写了自己身上深深印下的“匮乏感”:
会在所有的话里，在这一句、那一句，我所说的话里，疑心其中带有羡慕、带有比较。当我说，“有个女孩子去过罗亚尔河的城堡游览”，立刻，我爸爸妈妈就发火，“要去，以后时间还多的是。你现在有这些，就应该很知足”。一直有所匮乏，仿佛见不到底。
由于曾长久地体验着“钱”的稀缺，对农家子弟而言，节俭是生存需要，也已成为他们的习惯和思维模式。但中上阶层生活又是一种由金钱搭建、盛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因而，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很容易把自己目前的生活视为一种不恰当的享受并因此心生不安。如此，在中上阶层文化情境中被视为正常的消费和享受，也很容易给他们带来内心的煎熬。对于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农家子弟而言，他们的学业成就高度依赖于自身的天分和苦读，依赖于学校和家庭一以贯之地将其认定为“读书的料”并予以相应的支持。为了避免堕落为“废材”，必须勤奋自律，排除一切干扰。而极端的苦修，经常带来个体极端的片面发展。有研究者感叹，劳动阶层子女“在教育这条道路上披荆斩棘，终于成为少数几个能够成功穿越荆棘的人。但当他们穿越荆棘之路时，却因为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而不能优雅地站立”。
确实，他们容易在正常的人际和娱乐活动中感到不安，在情窦初开中品尝自卑，在对成绩的焦虑和对成功的渴望中忘掉了生活本身，陷入自我压抑，甚至走上“成功与幸福相对立”的道路。
2.与公共机构的关系
农家子弟与中产阶层子女对教师的态度也非常不同。教师关注的目光对各阶层子弟都非常重要，但这种关注在班级授课制的制度情境下是稀缺品。学生像是运动场上的运动员，都在争相赢得教师关注的目光。在家庭中缺乏精神上的理解促使农家子弟在学校生活中格外渴望品尝到爱，他们也更能敏锐地感受到周围老师和同学对他们的态度。教师在他们心里的地位更加崇高，他们更需要被教师看见、注意和关爱，甚至只要有一丝关爱和理解，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蓝天万里和灿烂阳光。
“到了初中，一开学我就是老师们关注的对象。初中老师上课时，眼神总是在我这儿，而我，也丝毫不敢懈怠，紧紧跟着老师的思路。尽管有些东西老师没讲时我就懂了，但我还是会认真听，和老师眼神的交流让我觉得很幸福。那也一直是我学习的动力。老师的眼神就好像一颗心，他们交给了我，而我双手捧着，小心翼翼，生怕它受到玷污。......初中的学习中，我基本没有对手......最终来到了期盼已久的重点高中。”(D-F-1)
萨特提出过“他者理论”，认为“他人通过‘注视’使我的世界发生了位移，并占据了这个世界的中心位置”。......于是我从主体变成了对象，从自为变成了为他，我的超越性变成了被超越的超越性”。因而“他人即地狱”在这个意义上成立。但实质上，被注视并不仅仅有这种被超越的意涵，也可能会通过影响主体已有的自我认知，真正引向主体意义世界的重建。教师带有欣赏、鼓励和支持意味的目光能够重构农家子弟的自我认识，将他们从对家境的困扰中解脱出来。
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发现在中产阶级协作培养养育模式下成长的孩子往往能够获得一种优越感，而工人阶级家庭成就自然成长养育模式下成长的孩子则在历经教育制度的体验中得到了一种形成中的疏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不同的教养方式为“儿童及以后的承认提供了一种感知，让他们感觉到什么对于自己是舒服自然的”。与此相应的是，农家子弟面对师长时经常是羞涩局促的，而且往往被动地等待教师的关注，“经常就像名花名草，等着别人来赏识或提携”。一位刚刚从农村中学考入市里重点高中的农村女孩在访谈中说(出自2016年博士论文研究过程中在重点高中的田野调查)：
“我觉得自己一点优点都没有。第一，长得没有别人好看。第二，家庭没有别人好。第三，成绩没有别人好。第四，优柔寡断。不会规划好，觉得处处不如别人。......因为我上课很少积极发言，所以我每次想发言的时候，都会盯着老师看，盯着老师的眼睛看，跃跃欲试的感觉，但是老师还是会找举手的同学。我注视老师，老师就不会注视我。于是在下面小声说，小到老师听不见。”
农家子弟在由乡入城的求学路途中，在一次次有意无意的比较中难以自信，天真已被艰辛的生活干扰，有负担的爱让他们陷入重重焦虑，和父母撒娇更是不可能的幻梦。城市中产阶级子弟的家庭氛围偏向个人中心，在家庭生活中有更多的空间展露个人感情和个性。在学校里，他们也更有可能放松地展露自己的天性，赢得老师的喜爱。而农家子弟则很难尽情绽放出自己可爱的那一面，很难自信起来，更多地陷入自我压抑。T-M-3在自传中写道:“有时对于老师提的问题熟稔于心，也不主动回答，心中默念让老师点名。”这种对教师关注的渴望就这样常常陷入被动的等待。
事实上，农家子弟也并非是全然被动的。学校生活中最佳的装扮，也是他们能抓住的那根最重要的“救命稻草”，就是成绩。他们也很清楚成绩和老师的关注、欣赏是紧紧绑在一起的。因而，他们常常用埋头苦学、取得优异成绩的方式赢得教师的关注。但这种连接常常是脆弱的，一旦成绩出现震荡，他们就很容易落入自卑的境地。
“到了高一的时候也是，班主任也挺以我为中心的，到了高二、高三那种心理的跌落，一下子就内心找不到支撑了。现在我知道高中初中那时候的心态也特别不好，但这种支撑能支撑着你，虽然知道是不好的东西在那儿，但至少能，力量不管好坏，至少能支撑着你。到了高二、高三，那种力量突然没有了。我觉得高二、高三我都差点患精神病，你知道吗，到现在想起来那段岁月太黑暗了。”(T-M-2)
一旦进入大学之门，仅仅依靠学业上的苦修吸引教师的目光就变得困难重重。结果，他们常常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精英大学的文化氛围，就像布迪厄回忆起自己在巴黎高师的学习经历时所说的，“在高师学习的每时每刻，我都难以遏制地感到不自在”。
3.生计方式与情感表达
中上阶层家庭相对经济收入高，很少为生计发愁，父母也拥有较多闲暇。中上阶层子弟对家庭生活的描述就常常具有一种诗情画意的惬意和自如，家境优渥保障了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发展兴趣爱好，“赏识”“参观”“游玩”“培训班”“发表文章”“表演”“公园”是生活中的日常。他们时常被“鼓励”和“宠溺”，感觉到“满足”(摘录自康永久教授主编的书稿《成长的密码—90后大学生教育自传》)。
农家子弟的生活世界则与此有云泥之别。相比于中产阶层，农家父母的时间、精力大量用在维持生活上。农家子弟能够感受到爱经常是沉甸甸的，裹挟着生活的艰辛和负重。他们在家庭中很难享有中产阶层家庭中相对轻松、自由的爱。
“我妈基本上属于默默干活的那种。默默做饭，默默收拾，默默上山去。......真的很想和她一起聊天。我在家的时候，就特别希望下雨，下雨时她就会在家，哪怕只是静静坐在她身边，我们也会觉得特别开心。”(T-F-9)
“有一次是我叔叔的一个领导，开车来接孩子，正好顺便把我带着。那个时候有那个轿车，其实是很洋气，而且比较少的。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对话，那个孩子，也不是说奶声奶气的，就是说很明显那种家境比较好的孩子，家里有电脑，说他爸爸只会上一个网站之类，讲了一路......”(T-M-5)
总的来看，乡土社会中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常常是内敛的，而现代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家庭则提倡亲密而轻松的亲子关系，鼓励感情的直接表达。这样两种不同的感情发展方向根源于家庭的生计方式以及与之相连的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在逐级跨越学业阶梯的过程中，农家子弟的文化世界与其原生家庭更容易渐行渐远。在相对内敛和向内收缩的情感互动模式之下，父母和子女间情感的表达往往受到压抑。
“一般都是他们主动，就是我爸主动跟我打电话......情感上的状态永远是这样，没有了解很多。或者就是说在图书馆待着呢，随便讲了几句就挂了。我爸会觉得我特别忙。现在其实跟本科完全是不同的两种状态，本科时候还挺浪的，就没怎么好好学，那样跟他们说，觉得特别羞愧......现在真的是在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你没有跟他讲，自己很多东西没有认真地跟他们沟通，会觉得自己蛮不孝的，又不知道从哪里跟他们讲。......从小到大都不会，我不会跟他们讲我不开心的东西，报喜不报忧......如果我不是这样的家庭，像他们爸妈那种，白领那种，我就不需要考虑这么多。”(T-M-21)
农家子弟的父母还能够或多或少关照他们的生活，但已经越来越无力关照他们的学业和精神世界。农家子弟深知父母帮不上忙，说出来自己的困扰只会徒增父母的烦恼，也困于无法及时回馈。而他们的父母则困于缺乏对子女身处的那个生活世界的了解，经常无力为子女提供适切的支持，只能尽量少打扰子女的学业。这样，彼此间爱的表达常常是沉默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容易陷入双向压抑的境地。说到底，这样一种关联很难承载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关系，想象中的共同体对个性的压制也容易造就过重的心理压力，无论是父母和子女都会不时陷入无助和失落。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意味着某种道德承诺的背弃，可能导向潜在的道德风险。“命运共同体”既可能是一个充盈着无限能量的城堡，也同时是一座布满裂缝、甚至危若累卵的大厦。
04、感情定向的重叠交织
农家子弟所经历的新文化情境的挑战和旧有感情定向的拉扯，既会阻碍他们与同学、老师建立一种联合生活，也可能会危及他们与家人之间的关联。
如若他们长期处于匮乏和苦修之中，延续原有家庭生活中的生活习惯和消费态度，就很难在精英大学和城市生活中收获顺畅的人际交往;
如若他们完全内化了城市生活和现代社会流行的一套消费主义观念，这不仅很难做到，即便做到也要面对极大的心理负担和道德风险;
如若他们依然被动等待重要他人的赏识，不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就很容易在人际交往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亟需转变面对公共机构的心态，主动参与更广阔的学校和社会生活，从自卑、局促和边缘感中脱离出来;
如若他们完全被中上阶层的亲子关系所吸引，自然就会对自己原有的家人关系产生难以言说的埋怨。越是停留在向内收缩和压抑的状态，感情上的疏离就愈加难以挽回。
布迪厄在《实践感》中讨论的惯习和资本之间可能存在的错位现象也与此有关。他在讨论阶级惯习和个人惯习的关系时指出，个人在过往经验中形成的惯习可能不符合当前所属阶级的惯习，这种错位现象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中尤为明显。布迪厄称这种错位现象为“滞后效应”(hysteresis effect)。社会学家唐纳德•杨在研究种族问题时曾提出了一个“种族内群体的美德转变为种族外群体的罪恶”的过程。或者，更通俗地、更具有启发性地讲，在种族关系中，这个过程被称为“无所适从”(damned-if-you-do and damned-if-you don’t)。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穿梭的个体也会出现文化错位的情况，造成情感上的矛盾和冲突。在另一个文化情境中的经验会影响他们对当下情境的判断、态度和表达，甚至会陷入无所适从。
文化不是外在之物，也会形塑人们的情感表达。进入新的文化情境必然伴随新的感情定向的冲击，意味着新的感情定向和旧有的感情定向的矛盾和冲突。对于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而言，他们的困扰往往是保持旧有的感情定向还是接纳新的感情定向之间的矛盾。矛盾意味着必须选择，选择则意味着可能性的丧失。可以说，城乡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形态以及相应的感情定向的分野是造成农家子弟求学过程中诸多困境和情感震荡的重要原因。逐级攀爬教育阶梯的农家子弟需要不断面对所在场域的文化与自己原生家庭文化疏离的那一面，在感情定向的矛盾和冲突之中融入城市和精英学校的文化氛围。
费孝通曾借助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说法，认为感情本身是一种紧张状态，发动行为的力量。如果一种刺激和一种反应之间的关联，经过了练习，已经相当固定的话，多少可以说成为自动时，就不会发生体内的紧张状态，也就是说，不带着强烈的感情。感情常发生在新反应的尝试和旧反应的受阻情形中。旧有的感情定向会被新的感情定向或抑制或激励或阻断，但并不一定是新的感情定向驱逐旧有的感情定向，也会生出感情定向的重叠交织。
“有一次看春节联欢晚会，当时我姐也在家，我们就在一个小屋子里面看。看的时候中间不是总有煽情的地方嘛，就是有个地方好像是，都给爸爸妈妈倒一杯茶什么的，反正是先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好像特别感动，然后我也跑去给爸爸妈妈倒一杯茶，但是呢我爸就说，我不喝，我不喜欢喝，就类似的。就是说他们很不适应你这种情感表达，你这种情感表达就是很别扭的，不是一种......(问:正常)对。在村庄里人们就不太能接受，不太适应这种类型的表达。”(T-M-5)
“一想到知识学历仅为初中水平的父母却意志坚定、毫无怨言地辛辛苦苦将子女送入高等学府学习，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再去要求他们什么的勇气。作为子女的我们只能说是在学业上更加努力，不辜负父母这么不容易的付出。......我会表达我体会他们的辛劳，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在这样的一个较劲的过程中，有时我会很难过，如果我没有接受到高等教育，我也许就不会在青年时期和父母之间产生这么多的冲突，且大多都是因为价值观和思考方式的不同。我会觉得自己很不“懂事”，但我仍不愿意去放弃对自己所理想的亲子关系的追寻，至少我现在是一直在这么做的。”(T-M-21)
在向上流动和文化穿梭的过程中，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唤起另一个文化情境内隐的种种价值。当另一种文化从远处袭来，就会如同回音一般，激荡他们的内心。这种感情定向的重叠交织既会造成与当下情境的疏离，也可能同时蕴含着创生出新的情感互动形式的可能。但在新的情感互动形式确立之前，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感情定向的冲突和重叠交织最容易造成农家子弟内在的无所适从和情感紧张，这其中内隐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德风险。
05、讨论
布迪厄在《继承人》中指出，底层子弟只有两条路可以选。第一条路，像“家伙们”那样抵制学校制度，最终复制父辈文化，延续底层命运，“不断把自己固定在被支配的状况上”。第二条路，在一场“文化移入”中取得成功，进入精英大学，最终被中上阶层的文化所同化。这就是他所说的底层子弟命运的“二律背反”。
在这场跨越文化边界的向上流动旅程中，农家子弟所历经的情感震荡充分说明后一种出路是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的，至少并不像布迪厄所说的那样笔直。“子不承父业”的生命历程和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复杂性就在于此。农家子弟的文化形态和感情定向不会停留在农村社会和家庭，也不会随着求学阶段的演进而完全被城市中产阶级文化所同化。阶层和文化穿梭促成感情定向的重叠交织，要么因抵制而被淘汰，要么因顺从而被同化并不是农家子弟的必然出路。
当然这种文化穿梭带来的情感震荡并不仅仅体现在农家子弟，也体现在从县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甚至潜藏在所有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个体的情感体验之中。一些国内研究者也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任振夏关注了一个来自城市普通家庭的90后大学生对其家庭文化的重构。在那里，子女成了父母的“第三只眼”、家庭的“经纪人”，也终结了某些传统家俗。子女虽很“爱”父母，并不“喜欢”他们。在快速现代化的大潮下，父母成了“时间的移民”，自己唯一的孩子可能不会再回来。
威利斯曾直截了当地断言:“通过创造我们的文化世界，我们成为了我们自己”。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究竟如何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世界，如何面对情感定向的冲突和矛盾，又是如何成为他们自己、如何参与到这个世界的重建，本文对他们情感体验的探索仅仅只是开了个头。要揭开农家子弟借助学校生活实现向上流动过程的神秘面纱，缓解现实中的诸多痛苦，还有待重新审视不同文化内隐的道德规范，进一步深描这一复杂的社会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