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今年的干旱是千年未见吗（鄱阳湖的困境与抉择）

鄱阳湖今年的干旱是千年未见吗（鄱阳湖的困境与抉择）8月22日，受连日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鄱阳湖进贤段水域滩涂在水流分支的冲刷下，呈现出“大地之树”景观（新华社/图）在2016年洪水年、2020年洪水年、2021年平水年，以及2022年的极枯水年，我们数次探访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只是窥见了这个综合复杂的生态中的片段。在农业长期在全省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的江西省，鄱阳湖流域在江西境内的面积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长江中游的鄱阳湖流域约有97%在江西境内，这使得江西省的经济和生态发展与鄱阳湖的联系分外紧密。另一方面，鄱阳湖的治理和保护、影响范围不限于一省，这个为了调整长江上游水利开发影响的举措，也可能给长江下游带来影响。在“长江大保护”时代，鄱阳湖的水利工程需要全局性的考量，而流域与人和各类生物也需要重新作为整体来考量。自2002年江西省代表团在全国“两会”上的“建坝”议案（《关于要求开展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建议书加快立

9月21日，江西九江，游客在位于鄱阳湖都昌县15多宝乡水域的明代石桥附近游玩（视觉中国/图）

什么是鄱阳湖？

以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闻名，却没有一个确定的面积数据。地处长江中游，承接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来水，作为过水性、吞吐型的季节性湖泊，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在2020年洪水年高水位时更新至4206平方公里，为近10年来最大，而枯水期最小面积则只有526平方公里。

20年来，鄱阳湖的水文节律正在改变，又因其生态名片、建闸讨论，总是处在风口浪尖，这些讨论正是与鄱阳湖相关的人与湖、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江西省与长江中下游省市、鄱阳湖流域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复杂关系的佐证。

自2002年江西省代表团在全国“两会”上的“建坝”议案（《关于要求开展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建议书加快立项进程的建议》），到2009年9月15位院士和专家给国务院写信反对，鄱阳湖工程引发的争议形成了舆论漩涡，科学界、环保组织、新闻媒体和有关部门纷纷加入讨论。在2009年江西省向国务院提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中，将“建坝”调整为“建闸”。方案此后又历经几次修改，逐渐淡化了涵盖防洪、发电、灌溉和航运的综合水利枢纽的诉求，转为建闸不建坝、调枯不控洪、拦水不发电、建管不调度的开放式全闸工程。

在长江中下游四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巢湖和太湖）的环保工作中，对其他三湖的关注多集中在城镇污水、工业废水排放的控制，而对鄱阳湖的关注点更多在于对生物多样性和各物种种群栖息地的保护：对淡水生物学家来说，鄱阳湖是陆地上的绿洲，江豚在长江的家园；对环境学家来说，鄱阳湖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际重要湿地、全球主要的白鹤和白鹳越冬地、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对水文工程师和大众来说，鄱阳湖是长江不可或缺的水文资源，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饮用水、水力发电、渔业、旅游等需求。

于是，在由建闸方案引起的关于鄱阳湖的讨论中，比起最受公众关注的候鸟、江豚，在这片湖泊旁出生长大的人们却是失语者，对他们来说，湖的恩典与危险相伴，渔业与农业是他们与湖最亲密的交往方式。湖泊有自身的水文节律，而湖域中的鱼、植物、越冬候鸟，则与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人，共同组成了缺一不可的生态系统。

在2016年洪水年、2020年洪水年、2021年平水年，以及2022年的极枯水年，我们数次探访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只是窥见了这个综合复杂的生态中的片段。在农业长期在全省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的江西省，鄱阳湖流域在江西境内的面积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长江中游的鄱阳湖流域约有97%在江西境内，这使得江西省的经济和生态发展与鄱阳湖的联系分外紧密。另一方面，鄱阳湖的治理和保护、影响范围不限于一省，这个为了调整长江上游水利开发影响的举措，也可能给长江下游带来影响。在“长江大保护”时代，鄱阳湖的水利工程需要全局性的考量，而流域与人和各类生物也需要重新作为整体来考量。

8月22日，受连日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鄱阳湖进贤段水域滩涂在水流分支的冲刷下，呈现出“大地之树”景观（新华社/图）

稻子怎么办

稻子一株株杵在田里，哪儿也去不了。

霜降之前，在鄱阳湖东北岸的农田，农民余咸屋正为他田里的稻子发愁。2020年鄱阳湖发生五十年一遇的洪水，稻子冲得颗粒无收，好在房子没塌；2021年平稳了一年，2022年又遇上五十年一遇的干旱。当我们再次抵达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的潼丰村时，54岁的余咸屋正和他的300亩庄稼一起杵在田里。他的脸在烈日下泛着油亮健康的褐色。“全麻了噻，灌不了浆。”他从田里递来一株稻穗。三分之一的稻田荒了。

掰开包裹的麻壳，掐开青衣，谷子轻轻一压就碾成了沫——原本是在寒露之后要灌浆成结实的谷子，余咸屋低头看了会手里的沫，“稻子只能在田里噻，人冷了还可以加衣服，稻子没办法穿衣服噻。”

过去三十多年，余咸屋的生活节律都跟随田里的庄稼走。在长江中游，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流域约有97%在江西境内，而在农业大省江西，鄱阳湖的东北岸是水稻产地。稻子是农田里的时间钟摆，从抽穗、扬花、灌浆凝成饱满的米粒，一株稻子种下，农民的整个生活作息也随之改变了。当城市以道路建筑提供了便捷的现代生活时，农村以袒露的广袤土壤让这里的人们与自然保持着最亲近的交往，庄稼则进一步扩大了这份恩典与风险。耕作不仅是为了丰收，余咸屋始终觉得，秧苗种下“好像一年里希望就开始了”。

只不过，稻子今年面临的水和天都不太对。“什么时节、什么温度我们都是掌握的。”余咸屋自认是个好农民，喜读新闻紧跟政策，也是村民信服的合作社大户。“但是像今年反常噻，超过38摄氏度的高温连续那么多天，有时候就是靠运气了。”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2022年的7月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7月之一，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异常强大到几乎绕地球一周，南半球副热带高压则控制着南美洲北部和中非南部。

在中国，长江流域遭遇了1961年以来的最大干旱，出现了严重的伏秋连旱。进入9月后，副热带高压依旧异常强大，江西、湖南等地持续缺乏有效降雨，而10月以来南方旱情仍在持续。据中国应急管理部统计，8月份旱情峰值时，中国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284千公顷。

余咸屋和他的水泵（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图）

江西省水利厅实时降雨数据显示，2022年10月31日22点-11月01日22点，江西省雨量前20位站点中，仅三站雨量超过4毫米。中央气象台预测，受台风“尼格”影响，11月1日至2日江西南部等地降雨会增多。不过据应急管理部11月1日消息，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11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认为，11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旱仍将持续或发展。

在鄱阳湖湖畔，余咸屋则在几个月里因涝旱急转而心焦。6月正值晚稻播种，他首先望着连日大雨着了急，县里乐安河的石镇街站水位甚至比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时还高，这让他精神紧绷地想起2020年那场造成颗粒无收的大洪水。而进入7月后情况锐变，一滴雨不落。8月13日江西省气候中心发布干旱橙色预警，8月原是稻子孕穗、抽穗、扬花的时候。稻子在田间接受调水灌溉和水分蒸发，日升月落，余咸屋穿梭在田间打桩、装好水泵灌溉，晚上回家吹风扇睡觉。“不知道稻子会不会烘着唷？”凌晨三四点，余咸屋想着田里的稻子睡不着，就下楼，在堂屋里坐着等天亮。

4月汛期开始，在鄱阳县县城，每天早上8点，鄱阳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能耕就打开手机，看水文监测部门联网更新的鄱阳湖及长江的水文数据，今年气温高到他家里9月吹空调的电费都有四百多元。8月时，全县农作物受旱面积达69.5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36%。但他觉得有赖县里的水库和水利工程，今年的农业生产大型灌区没有出现绝收现象。江西实施了鄱阳湖水库群的抗旱保供水联合调度，省内29座大中型水库补水4.56亿立方米。今年县里的农业指标是保证120亿斤粮产量，二季晚稻是关键。走访旱情时，王能耕看到山区里稻子绝收的小片望天田，稻子已经长出很高的秧苗，“土地的裂缝都很宽，长出的水稻都焦黄死了，一把火都可以烧一天的。”

8月13日，鄱阳县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8月24日提升至三级。王能耕说，县里8月初安排了600万元的抗旱资金发放到30个乡镇组织抗旱。随着旱情越来越严重，县里又安排了两笔资金，用于购买水泵等设备、修开渠道、打井，一个水泵就要3万元，共发放了520台（套）水泵。尽管鄱阳湖已进入枯水期，但滨湖农田的自救还是离不开鄱阳湖的补给。8月6日，鄱阳湖的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降至11.91米，到8月19日，星子站水位进一步降至9.95米，分别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低枯水期的纪录。水位继续跌，一滴雨都不下的时候，余咸屋和稻子、土地一起接受炙烤。

“原来8月份外湖（鄱阳湖）的水位很高，直接开闸就可以把河水引进来、再从沟渠灌到田里。今年鄱阳湖的水哗一下就下去了，我们沿湖沿河乡镇主要通过二级灌溉设备，把鄱阳湖的低水位抽到排涝站，老百姓再通过排涝站抽到自己田里，但后面鄱阳湖的水往往越退越远、越退越远。”王能耕说，不少农业大户用到了四级提水灌溉。

9月8日，在鄱阳湖畔的南昌市新建区铁河乡的一个电排站，工作人员从外河引水渠抽水灌溉农田（新华社/图）

只要涉及调水，资源分配就容易出现纠纷。本县辖区内的水库放水还好说，由乡镇统一组织协调各村庄即可。而穿过辖区、流向鄱阳湖的西河的上游水库位于安徽省。“安徽水库要先保自己的用水，所以也要和安徽那边协调，让西河每天流一点点生态流量，沿线很多乡镇都靠它的水，鱼虾和其他水生动植物也要生存。一断流，整个生态就全部破坏了。”王能耕有些担忧地提到，在鄱阳湖上游第一大河赣江，南昌市计划建设临时抬水围堰，以保障南昌城区供水安全。“上游一围堰，进鄱阳湖的水就更少了。如果干旱不下雨，还是会先保城市，保南昌几百万人吃水。”

“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的鄱阳湖既要保生态，又要保生活，还要保生产。”王能耕说。

2016年，江西省水利厅官网发布鄱阳湖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时隔六年，2022年5月9日，第二次公众参与开启，1200页的环评报告显示，鄱湖水利枢纽调度遵循“调枯不调洪”原则，在4-8月打开所有的泄水闸门，维持鄱阳湖泄（蓄）洪功能，在汛末和枯水期，通过枢纽调度，适当利用汛未期洪水资源，缓解枯水对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利用的影响。自2002年鄱阳湖工程提出以来，20年间方案由“建坝”调整为“建闸”，候鸟、江豚、江湖洄游鱼类、水质影响一直是公众讨论的焦点。此次环评公示，建设单位共接到142个电话、7128 封信件、53547封电子邮件，其中，来自滨湖地区的信息只占15条。

“我知道，就是湖口那个位置，十几年前就说这个事情，离这很近，大概几十公里路就到大桥那里。”在潼丰村一条流向鄱阳湖的小河边，余咸屋向西北方向比划着那个还不存在的闸，尽管他对工程的了解还停留在20年前第一次提的“建坝”的阶段。

无论听闻多年的工程是否会动建，余咸屋觉得应该先解决眼前问题，毕竟鄱阳湖每一年的水文变化，湖边的村民们是最直接的承受者。退水露出的草洲已经有人种植作物，但不成功。

2022年10月中旬的一天，正午过后，三位来自河南的老板请余咸屋来介绍湖，他们想在村里河滩承包土地种植草皮，运到大城市做绿化，但对鄱阳湖的涨落不了解，问了几次，“我就想问，鄱阳湖还淹不淹啊？”

“我们江西的鄱阳湖是中国的第一大淡水湖，每年6月开始涨水，五条河慢慢流到湖里……”但说起这三年的大旱与洪水，又具体到每年的旱涝急转，余咸屋陷入了长达几分钟的沉默。沿着这细细支流要流到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方向，本地人和外地人在烈日下一起疑惑地眯起了眼睛。

10月14日，江西九江，一列动车组行驶在九景衢铁路鄱阳湖特大桥上（视觉中国/图）

江西的生态名片

寒露刚过，正是田里稻子灌浆的时候。在鄱阳湖畔，当人和稻子熬了三个月的旱情之后，越冬候鸟感时而动，陆陆续续从北方起身，来到鄱阳湖。

鄱阳湖的枯水期持续了100天后，星子站水位降至历史最低点6.72米，水面面积缩减为丰水期的7%。外河退出了广袤的河滩，有的长出十几公分的草在风中飘扬，有的在数月暴晒中裂成硬砖。二季晚稻杵在田里，谷子还不饱满，风一吹就和田里窸窸窣窣的虫声一起摩挲出声响。这片土地还在等待霜降，余咸屋用手掌掂了掂稻穗，想象它们最后灌浆得沉甸甸的样子，“再等一等，还在灌浆。”

2022年10月1日，长江流域上游三峡水库给下游补水，鄱阳湖水位短暂升至极枯水位8米以上，但很快回落，每天降幅达十余厘米。

“一会儿讲低枯水位，一会儿讲水位恢复，水位刚刚升高了一点大家好像都在转了，说水位在恢复了。但水位增加那一丁点是不是有效的，对生态有没有起作用，这个是很关键的。”戴年华说。他是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省生态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长期研究鱼类、鸟类与生态环境。每天早上到办公室后，他便上网，在搜索栏输入“鄱阳湖”“候鸟”“江豚”等浏览消息，一发现伪生态科学消息，总要纠偏，并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了《鸟多就一定生态好吗》《生态文明月话鄱阳湖最美水上公路的生态问题》等科普文章。

10月19日，戴年华跟随江西省水利科学院水资源与水生态环境研究所二十余人前往鄱阳湖考察，越野车长驱直入，一路到湖区“肚脐眼”蛇山，这里是三市四县交汇处，上游赣江南支、抚河、信江和饶河的来水也在这里汇集，本是弹丸孤岛，现在和四围的草洲沙洲连成广袤荒地。枯水期才开了个头，湿地已经见底。站在干涸的黄土上，戴年华拿出手机导航时，见到自己身处一片蓝色的广袤湖底，不远处，几辆车在干旱的湖底飙车，车轮带得土灰飞扬。

第二天傍晚，他们抵达最后一处考察地，太阳正在落山，一大群雁和白鹭飞来，一两千只。“你觉得它们在干嘛呢？”戴年华隐约感到不对劲，“缺青草和小鱼，它们到这里没东西吃，就到外面去，只是把这个稍微安全的地方当作夜宿地。”

鄱阳湖干旱，候鸟行为也将随之发生改变。水位降低后，湖底薹草提前长出，很快纤维化甚至枯萎，雁类的食物没了；土地龟裂导致沉水植物减少，白鹤和天鹅的食物也缺了。即使是地势稍高的堑秋湖——又称碟形湖、秋子湖，即鄱阳湖湖盆中由于泥沙沉积不均而自然形成的浅洼地，形同碟子，再经人工加高堤坝形成，是候鸟的主要觅食地——也有近半数彻底干涸。

9月开始，一些县市通过引水保持秋子湖水位，戴年华当时得知补水到了1.5米的水位，但在考察的路上一看，苍鹭能站在湖中央。“它们的腿大概二三十公分高，那就说明水还是高温蒸发和渗漏得好厉害。”他说。

再早一些，8月份，提出“碟形湖”一词的南昌大学教授、原江西省副省长胡振鹏来到吴城国家级保护区，调查湖区两块试验地，把第一批薹草割掉，等它们再次生长出来正好可以作为雁类食物。但不行，因为土壤水分不足，一个月后他再去看，其中一片长出了稀稀拉拉的新草，另一片还没萌芽。

“鸟的日子肯定没有以前好过。”戴年华说，“它们估计也想不明白，去年来的时候还好得很，怎么现在没有了？”

上世纪60年代，中国长江中下游是候鸟的主要越冬地。江西鄱阳湖，湖南洞庭湖，江苏太湖、洪泽湖，安徽巢湖、升金湖，湿地遍布，粮水丰盈。但在近几十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过度开发，长江流域的许多湿地已经退化。201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长江中下游水鸟调查报告》显示，一些原先较好的水鸟栖息地已经丧失。

白鹤，便是受影响的极危候鸟之一。在世界范围，它们曾分布于从日本北海道至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辽阔苔原，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增加，栖息地急剧缩减，一度被认为仅在伊朗境内剩余9-11只，濒临灭绝。直到1981年在江西鄱阳湖西岸发现了一百多只。三年后，国际鹤类基金会创始人乔治·阿基博带队到鄱阳湖考察，观测到白鹤1350只，其中幼鹤119只。那被认定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野生白鹤群。

鄱阳湖的鹤群，是从俄罗斯雅库特出发、沿着东部路线来的，除此之外，便只有从西伯利亚向南穿越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国境一路去往印度、伊朗的中、西线鹤群。但2002年之后，印度已经找不到白鹤踪影；2006年之后，伊朗境内也仅发现一只白鹤孤独越冬，它被取名Omid，意为“希望”。

候鸟死在干涸的河床（本刊记者 孟依依/图）

如今，在全球范围内，白鹤的数量不足5600只，而到鄱阳湖区越冬的已占到全球数量的87%，其中的80%依赖鄱阳湖畔的稻田和藕田取食。近年来，鄱阳湖的白枕鹤和白头鹤逐年减少。

候鸟也逐渐成为衡量生态的显著指标。在江西省的宣传或外界对其的描述中，候鸟是生态的名片，生态则是江西的名片。2003年12月，英国的菲利普亲王和丹麦的亨里克亲王曾专程来到鄱阳湖观鸟，将蔚为壮观的鹤群称为“中国的第二长城”。2019年，白鹤被确立为江西省“省鸟”，并在年底举办第一届国际观鸟周。

人们总是希望能把候鸟留下来。只要是关于候鸟的消息，都能成为新闻报道。“每年都是，‘鄱阳湖第一批越冬候鸟来了’，然后‘最后一批白鹤飞走了’，‘最后一批白鹤飞走了’，‘最后一批白鹤又飞走了’，一样的新闻发三遍。”戴年华开始纠偏，“我们现在搞生态文明建设，宣传鸟是最容易的，我不反对，但不要让鸟变成少数部门刷政绩的一个显示器。”

白鹤腾空而起，翱翔在辽阔的天际，而在地上，人们成群结队地追逐、观赏。尽管，它们与人类并不亲近，往往隔着几百米就会被惊扰。

要观鹤，人们必须带上望远镜，穿着雨靴冲锋衣徒步去湿地，避免对鸟造成打扰，小心翼翼地远远瞧上一眼。当几百上千的壮观鹤群在鄱阳湖高空掠过又降落在湿地时，追逐的人们才会重新感受到自然的辽阔，才会意识到，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生活的不只有自己。

戴年华也爱观鹤，背着他的数码相机，他每年都参与各类鄱阳湖科考并拍摄大量图片，有时外地来的鄱阳湖研究团请他去指导，问他鄱阳湖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去，他就一本正经报地名，“其实我是想跟着去观鸟。”他常看到关于候鸟的错误新闻报道，“拍到照片，‘白鹤来了！鄱阳湖候鸟变多了，生态变好了！’”戴年华总结这些年常见的候鸟新闻逻辑，说起今年的一篇类似新闻，他又五官一皱，“候鸟整体数量的增多不能直接说明生态的变化，而且那张照片里的也不是白鹤，是白琵鹭。”

2022年8月6日，星子站水位降至11.91米，鄱阳湖进入枯水期，那时的湖还来不及太干涸，戴年华觉得湖能慢慢自然修复。

到10月，戴年华在考察鄱阳湖沿岸的南矶湿地、吴城湿地、都昌市棠荫岛等地时，更深切感受到干旱的影响，见到鱼虾螺蚌等水生动物死亡，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遭受严重威胁，水生植物、湿地植物和依赖湿地的水鸟等所受影响难以估量，“鄱阳湖也可以慢慢自然修复，但时间会更长。”

9月6日，鄱阳湖提前进入极枯水期，位于江西省庐山市的鄱阳 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实时水位显示已跌破8米（视觉中国/图）

由江入湖，由湖入江

星子水文站地处鄱阳湖主湖通往长江的入江水道，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星子站就是鄱阳湖的标志性水文站，测量着整个鄱阳湖的丰枯。

2016年10月，鄱阳湖洪水过后，这年的枯水期又提前，我在星子站附近遇到渔民张丁元，他当时一边捕鱼，一边做湖面大船的摆渡生意。湖边泊着许多渔船，湖面不远处的采砂船正在作业，湖砂在岸上被堆成一座座砂山，等待卡车来装运到开往江苏、安徽等地的货船，货船再把湖砂运往当地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在庐山市大塘村，像张丁元一样兼职做其他营生的渔民并不少见，也有年轻渔民直接转行去做采砂的水上运输。

2022年10月，我们再次抵达星子县的鄱阳湖段，湖面干净了许多，货船也少了，一条渔船不剩，只有水岸线边一溜钓鱼的人。62岁的张丁元成了庐山市南康镇群防联治巡湖队的一员。

2020年长江大保护推进，实行十年禁渔。张丁元那艘只用了三年的船——他自己买了一吨钢板，请造船厂的三位师傅打了十天——拿尺一量，12米，二等船，连带柴油机一共3万块钱，渔网60块一斤，他拿到补偿，从此上岸。

不再打鱼的张丁元（本刊记者 孟依依/图）

张丁元仍然习惯把十年禁渔称为“休港”——这是为了保护鱼的繁殖期和越冬期、千百年来渔民和鱼互相适应和相处的时间节律。现在他宁愿自己去菜市场买鱼吃，也不愿意钓鱼，“我们打鱼的人没有这个兴趣。”在河边巡护时，他的工作是喊人遵守“一人一杆一线一钩”的规定，然而即便是钓鱼，依然有人使用违禁渔具，这让张丁元感到不可思议，一个钩子上来回几排钩子。

沿着湖水入江方向，往下游约三十多公里，在另一个渔民村，53岁的王第友庆幸自己现在不打鱼了。

王弟友在巡湖（本刊记者 孟依依/图）

2016年，王第友低价出售了自己的渔具，开始做一名江豚巡护员。我们在临湖的姑塘湖堤防汛哨所见到他，哨所是只有两间屋子的平房，浑身漆成浅蓝色，一路蔓延到前面空地的两只天蓝色江豚雕塑——尽管江豚是灰黑色——两行红色标语立在屋顶上：“长江禁渔，为全局计，为子孙谋。”“保护江豚，留住微笑。”10个巡护员轮流值岗，王第友是巡护队队长，每天都要来。

午后出湖，船行四五十分钟里，遇到了三次江豚出水，我们远远地看到水面上冒出一点灰黑色，又很快消失。“今年江豚多了。”王第友说。白鲢也不时从水面跃出，一条撞上发动机，猛一下跃上船尾后挣扎出了血，混白的鱼身比发动机还大不少。

王第友家三代打鱼，“很辛苦，早上基本上四五点钟起床，要赶在早市前去收网，拿到市场去卖，晚上基本上六七点钟要放完（网），第二天早上4点再去收。”每当说起渔民生活，他黝黑的脸就不由皱起来，听起来并不怀念。

在鄱阳湖，这条入江通道水深鱼多，以前不少外省和上游县的渔民也来打鱼，9月过来，次年3月走。他们常常成群出动，驾驶大型的渔船到鞋山湖附近落脚，在湖面结出一个村庄。这些“游牧”渔民和本地渔民很少交集，只顾打鱼，在湖面上两方碰到，又容易起争执。竖桨好比起烽火，信号一起，大大小小的木船撞在一起。

这些游牧渔民还带来了“先进”的捕鱼技术，迷魂阵、定置网、电网，“还有超声波什么的高科技，你去找他们，他们就说，你不捕别人也捕走了。”王第友觉得这样不对，“很小的鱼也打起来卖了做饲料，很可惜，原本可以长很大的。鱼虾没有了，生态全部破坏了，白鱀豚我就没看到过了。”后来，渔网抽上来，棍子鱼、气泡鱼（河豚）、金鲷就再也没有了。再后来他改做巡护员，光清理渔网就清理了三年。再到今年，鄱阳湖干涸露底，还出现了四条长达几公里的地笼。

9月16日，江西九江，一市民在长江九江段裸露的江岸边垂钓（人民视觉/图）

据原江西省鄱阳湖渔政局发布的《鄱阳湖渔业资源利用与保护对策研究》，2000到2006年，鄱阳湖平均年鱼类捕捞产量3.36万吨，2006到2009年平均年鱼类捕捞产量2.9万吨。鄱阳湖湖区渔业种群和结构近年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10年鄱阳湖监测到的鱼类种数为84种，2013年监测到的鱼类种数减至约六十种，这比有记录的133种少了约73种。

鄱阳湖湖面一度拥挤，小渔船几乎没有落脚处。除了游牧渔船，还有采砂船。

2002年起，《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自此长江干流的采砂活动受到很大的约束和管理。而从1996年开始，江苏、安徽、湖北等长江沿岸各省陆续出台了禁止长江干流内的一切采砂活动的规定，大量采砂船进驻两个通江大湖，鄱阳湖和洞庭湖。鞋山湖地处江湖交界处，转运便利，采砂船格外多。王第友还记得那些热闹场景：“一条连着一条，想过河都过不了。”

连睡觉时，也能听到柴油机运转的噪音。“江猪子就变少了。”王第友说，江猪子是当地对江豚的称呼。“以前晚上它们到岸边上来吃鱼，会有呼吸声，像人呼吸一样的，呼——呼——”在王第友的认知里，它们是河神一样的存在。当渔民的时候，一天清晨他去收网，看到网里有一只江豚，就把网扯破了放它走。

采砂船上的人上下岸靠渔民摆渡，送一趟就是两三百，有时候他们还会叫王第友一起上船去吃饭。相比起争鱼的渔民，这些外来者有着更迷惑人的客气。王第友称他们为“老板”，“老板一般对我们都还算好，比较客气，我们也一样对他们好。”

湖砂昼夜不停地被采砂泵从湖底抽起来，河道变宽，河床下切，“打了两到三年之后才知道，如果打得深的，河床会往下掉。”水质也会变差，湖口县石钟山地处鄱阳湖和长江交界处，一向江湖两色，只不过以前是湖清江浊，现在是江清湖浊。

2013年，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赖锡军等研究员利用现场和遥感观测数据，发现星子县附近5公里的水道在2002到2007年之间，水域面积共增加了7.3平方公里，北面近10公里的水道宽度从200米增加到800米。而比较从1998到2013年湖口形态的变化，鄱阳湖入江水道三个区域的湖底平均高度受采砂影响，在15年间分别下降了9米、3米和7米，水道的横截面积分别增加了120%、100%和75%。“好多湖洲都被采没了。以前湖口水道窄得多，现在水道又宽又深，鄱阳湖向长江排水能力增强，是导致鄱阳湖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赖锡军在2016年的采访中这样告诉我们。

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砂石开采国和消费国，使用了全球大约60%的砂石。2011至2013年的三年间，中国的混凝土用量超过了美国在20世纪100年间的使用量，而砂石是混凝土的主要成分。

南昌大学教授胡振鹏长期从事水文学与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等研究。关于采砂，2022年胡振鹏在《鄱阳湖冲淤演变及水文生态效应》中写道：“入江水道在自然冲刷和采砂活动的双重作用下侵蚀严重 明显改变了湖口站和星子站之间的水位关系。”

胡振鹏说：“鄱阳湖采砂，2018年的时候定了就是不准采砂。这两年有点慢慢开口子。我就担心像前几年一样，一开就乱，一管都死。应该真正做到三定量，一年到底允许采多少吨、在哪个地方采、什么时候采，把这三个敲定。”

外来者与本地人的冲突、采砂的屡禁不止、各部门的职能分散又交织，说到底，鄱阳湖是公共资源，有限并且有一定的开发自由度，但容易陷入公地困境而被无序、过度开发。戴年华在考察时看到，三个人在萎缩的保护区湖里抓鱼，因为涉及鱼，他反映给农业农村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说这个属地管理，保护区没人上班，他又去找林业部门。戴年华说：“自然保护区归林业部门管，但水的水生动植物归农业农村部门管。现在鄱阳湖的问题就是条块分割，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项目化，项目利益个人化。谁都管，谁都不管。”

“其实2011年我是比较悲观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来采访，当时我跟他们讲，我说江豚肯定保不住了。”戴年华说，这当然也是故意喊话。2022年，在江西省与中科院的合作项目“鄱阳湖水系濒危水生动物保护创新研究示范”中，戴年华参与了长江江豚科学考察，9月中下旬，船从湖北宜昌至湖南洞庭湖，走了10天，多次目击到江豚种群。

和王第友一样，戴年华也感到长江干流的江豚增多，更感到长江水质与生态环境的改善，“2022年，鄱阳湖江豚的数量肯定不到四五百头，有些人就很担心，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只要长江流域的江豚有所增加就是好事。鄱阳湖不是江豚最后的避难所了，就说明长江好了，它们又可以回归长江。”

胡振鹏（本刊记者 孟依依/图）

洪与旱之间，湖变了吗

如何与湖相处，沿湖生活、傍湖生产的人始终在摸索。

1954年，在离鄱阳湖岸仅有500米的星子县，6岁的胡振鹏直面洪水带来的生命威胁，那年是由大范围、长时间的梅雨引发的长江全流域性特大洪水，鄱阳湖洪水湖面(21米的水位)是5050平方公里。

而洪水退去，湖又展现出它丰饶的一面，湖的高水位让渔民们捕获了一船又一船鲜鱼，县水产品收购站动员大家来剖鱼洗鱼。在胡振鹏的幼年记忆中，“我妈妈去剖鱼，能分到鱼鳔和鱼的腮帮肉，还有鱼油，鱼籽是高蛋白，中午也吃晚上也吃。那个时候穷，家里炒菜是鱼油，点灯也是，每天家里腥得不得了。”

1968年，20岁的胡振鹏从九江市一中下放到鄱阳湖边的垦殖场，在“以粮为纲”的方针指引下，湖区纷纷争地扩粮，胡振鹏所在的垦殖场一个男性劳动力要负责15亩水田，收成后再担粮送去粮库。垦殖场洪涝频发，第二年就堤坝塌坡，有经验的老农组织人运草袋，胡振鹏则跳进泥坑不眠不休填埋了36个小时，等终于填好后上来，人倒在两个大草袋上睡着了，当时田里毒虫在他左胳膊小臂留下一道几公分的疤痕。

到1973年，25岁的胡振鹏担任星子县朝阳公社农民水利技术员，主要任务是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管理和维护。当时鄱阳湖的水患严重，一方面是围湖造田让湖的蓄水量变小，另一方面，有限成本要分摊到更多的围护长度，工程质量受影响。每年4月进入汛期，他便忙着采运卵石、粗沙和草袋等为接下来的夏天防洪做准备，一旦湖水水位超过防汛警戒线，就要日夜守在堤坝查险情。

10月14日，江西九江，鄱阳湖的松门山-瓢牙头深水坑水域，工作人员在岸边实施长江江豚饵料鱼应急投喂（视觉中国/图）

洪水一直是鄱阳湖沿湖地区人们的心患。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长江流域森林乱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而提升河床，而中下游围湖造田、乱占河道又减弱江湖的蓄水能力。1998年大洪水造成4150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它像一场示警，自此，长江流域开始对采砂、渔业等实施系列整治措施，而鄱阳湖作为长江流域的中游地区，也重新调整当地人与湖的关系。

当年，在鄱阳湖西北岸的星子县，渔民张丁元和家人从近湖的花桥乡搬到地势高的大塘村。在鄱阳湖东北岸的鄱阳县，农民余咸屋所在的整个村子往后退迁400米。江西在沿江沿湖区域实施退田还湖，九十多万居民从湖区搬迁，鄱阳湖面积则由1998年的3950平方公里恢复扩大到丰水年份可达4350平方公里。

而这些年关于鄱阳湖的讨论，已经慢慢从洪转成了旱。近年来的枯水期提前，以及异常天气下的旱涝急转，是否意味着作为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鄱阳湖已经失去了正常的丰枯节律？

据2022年江西省水利厅公布的《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环评》），2003年后，每年9月到次年3月的多年平均水位比2003年前下降0.93米，10月份则达到月均降低2.05米。与此同时，鄱阳湖的特征枯水位的出现时间明显提前，鄱阳湖的河湖相转换特征水位10米、入江水道归槽水位8米开始出现的时间分别提前了27和11天。水位低于10米、8米特征枯水位的持续时间分别延长43和19天。

“鄱阳湖水资源形势的改变已成为常态。”三峡工程环评验收报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六大课题”研究报告等工程资料中如此描述。

2017年7月，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共同印发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指出，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状况形势严峻，“中下游湖泊、湿地萎缩，洞庭湖、鄱阳湖面积减少，枯水期提前。”

与此同时，鄱阳湖的植被结构也在变化。在30年间，鄱阳湖损失了近四百平方公里的沉水植被。胡振鹏介绍，1983和2013年两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的植被调查结果发现，30年来鄱阳湖水生植被呈退行性演变，沉水植被面积减少37.7%；种群结构简单化，沉水植物群落从七种物种变成五种。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第一生产力，沉水植被能吸收氮磷元素，并为鱼和鸟类提供食物。胡振鹏提出鄱阳湖可能从“草型湖泊”向“藻型湖泊”转变的担忧，即沉水植物很可能被藻类取代。同在长江流域，太湖已经是藻型湖泊的案例，2007年暴发严重的蓝藻污染，影响无锡居民的生活用水。

而渔业在鄱阳湖几十年的变化，正是人与湖关系变化的注脚之一。鄱阳湖湖区渔业品种和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整个鄱阳湖湖区的渔民也在锐减。中国渔业年鉴的数据显示，2007年，鄱阳湖湖区渔民从业人数为88.67万人，2011年则为46.62万人，进入2020年，这个数字为0。

湖泊以更漫长的时间维度在衡量人类。从物质贫瘠、开采无序的时代行进到相对丰饶、注重生态的时代，人类在逃避灾害追求稳定这件事情上收获了成果，2020年南方大洪水比1998年的更凶猛，但受灾已比二十多年前减轻，141人死亡或失踪，直接经济损失617.9亿元。

只是，面对复杂的湖泊与自然，“我们的了解还是太少了。”胡振鹏说。

9月17日，江西九江，市民在鄱阳湖千年孤岛落星墩游玩（视觉中国/图）

矛盾的聚焦点

湖泊与自然的复杂，加之社会经济等因素，使鄱阳湖湖口建闸一事难有定论。2022年5月9日，江西省水利厅发布《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这被认为是鄱阳湖建闸的信号，再次将公众视线拉向一个耗时20年的充满争论的水利项目——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

1983年，鄱阳湖开展第一次大规模综合考察，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支持，组织了全省17个委、办、厅、局和地市以及39所科学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六百多位科技人员实地考察。20岁的戴年华第一年工作就参加了那次考察，每天捧着一幅地形图、拿着指南针满鄱阳湖跑，每月一次、每次一周多乘坐3匹马力的小挂机渔船，从南昌县幽兰出发，经余干、鄱阳、都昌一路到永修吴城。

四年后科考结束，中共江西省委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编写了项目的理论总结《鄱阳湖研究》，书中写道：“如何发挥鄱阳湖南纳‘五河’、北通长江的连河湖的调蓄作用，使之在洪水泛滥时不成灾，在枯水季节能蓄水供水？修建人工控制工程是较为理想的方法。”于是研究提出了三种人工控制方式，包括只调洪的局部控制模式、湖口建闸（用于发电、航运、补给枯水径流等）的全控制模式和功能分散的分控制模式。局部控制模式由于没有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被首先排除，然后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对后两种方案进行综合评价，其中，权重最高的因子是防洪效益和发电效益，权重最低的是水质、地质和鱼类产卵场。最终，全控制模式胜出。

于是，在2002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江西省40位全国人大代表向大会递交“一号议案”，内容包括建大坝蓄水，并保持最低水位18米。大坝既防止洪水倒灌，又可用于发电、供水、航运、水产养殖和水上旅游娱乐等兴利调节。

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振鹏持反对意见，他坐不住，连夜写了5000字的信给时任省委书记。胡振鹏的电脑里还保留着那封信，信中详述了两个观点，“第一防洪问题上没有大局观念，鄱阳湖防洪的作用是长江下游无法替代的，一定要自己挑起这个担子，如果你不兜，放到安徽去，放到江苏去，人家淹成什么样子，这个我们作为公民都要有觉悟。第二，那时候没有那么强的环保观念，蓄到18米对湿地生态是毁灭性打击。”

最终议案流产。水利部直接否决，书面答复江西：工程规模巨大，虽有明显的综合效益，但也存在负面影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7年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构想提出，形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同年底由国务院正式批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省第一个被纳入国家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划，与以往规划的意义不同。

在这份规划中，包括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坝”方案调整为“建闸”，最重要的防洪功能取消，只调节枯水期水位。但工程并未直接作为规划的重要部分获得批复，而被要求剥离出来单独论证，“重点研究、适时推进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发改委的文件中写道。

2009年9月，15名院士和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表示“十分关注江西省拟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一致认为该工程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及长江流域历史发展规律”。他们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存在“六大问题”尚未解决，包括水量调度、候鸟栖息地与食物链、水生生物迁徙、水环境质量等。为此，江西省发改委牵头组织双方座谈，最终发现，江西内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且当时的研究基础不足，工程仍无法一锤定音。

接下来的几年里，江西方面专门设立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六大课题”研究工作，征求长江中下游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的意见，建闸水位逐渐从18米降至14米，再降至10米，并“保持4-8月份闸门全开敞泄，江湖连通，长江与鄱阳湖水流和物质自然交换不变；9月份下闸蓄水后，湖区水位并不是始终维持在高水位”。在此期间，水利枢纽的设计和调度权也逐渐移交至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鄱阳湖虽主要流经江西，但最终要纳入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发展框架中进行讨论。这个历经千百年的湖泊已经演变成中国的肺叶，要在肺的管道上做搭桥手术，牵一发而动全身。

鄱阳湖加闸之事一有动静，就会引起争论。政府、学界、环保组织、新闻媒体以及公众都卷入其中，在2016年，工程来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有关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认为建闸是必要的。11月23日，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发布《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工程计划总投资130亿元。建闸信号强烈，引起极大反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江豚保护行动网络联合发起鄱阳湖问题研讨会，多位专家呼吁暂缓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进程。

这场论战持续至今，支持者如胡振鹏，不断论证着近几年枯水期的提前、延长，及其对流域内的生态与生产造成的重大影响，希望以水利设施的方式来改善现状。在未来几年，长江上游水库群将继续蓄水。“第一次环评之后，中科院的科学家看双方对立这么严重，反对意见这么多，到底鄱阳湖怎么搞才有用，就牵头组织三十多个科学家进行了四五年的调研。最后给国务院出了一个报告，报告里面说鄱阳湖工程还是必要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长江清水下泄，河床还在不断冲刷，这一趋势是不会逆转、不会停止的。”胡振鹏说。

反对者如让候鸟飞公益基金，认为论证并不充分，“据《环评》5.5.6.2，在丰水年，工程运行将使鸟类的适宜栖息地在目前的基础上大幅缩减，其中白鹤栖息地缩减33.01%、东方白鹳栖息地缩减65.30%、鸻鹬类栖息地缩减70.01%、鸭类栖息地缩减61.04%。也就是说，白鹤的越冬栖息地将缩减三分之一，东方白鹳的越冬栖息地将缩减三分之二。这样大幅度的栖息地损失，即使仅在部分丰水年发生，对全球仅剩数千只的濒危种群的存续也会造成严重威胁。”复旦大学教授陈家宽则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争议的实质是长江大保护与大开发的博弈。

争论的交锋点在于建闸是否会过度影响鄱阳湖水文和生态环境以及与长江的关系，那什么样的江湖关系更为合理呢？

在2022年5月发布的《环评》中，关于调枯作用的精确描述最终被确定为：恢复1949-2003年的江湖水文关系，即恢复到三峡工程首次蓄水以前的多年平均水位。鄱阳湖建闸的一个原因即抵消三峡大坝对湖区的负面影响，这也成为反对者与支持者的最大公约数。

认为鄱阳湖仍然存在不少生态问题和管理问题的中立者如戴年华则提醒说，鄱阳湖是一个由水、草（植物）、鱼（水生动物）、鸟、人与湖等组成的自然-社会复合湖泊湿地生态系统。这意味着，这些年对于候鸟、渔业、江豚的保护讨论，既然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不能一味地夸大一方，否则哪方也保护不了。在开发与保护之间需要取得平衡，“亟需保护的肯定要抓起来，全保护是最好，但一个前提是，你也要留出老百姓的出路。”

戴年华认为，即使工程开建，仍需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落成并运行，但还有很多问题近在眼前，如十年禁渔后的堑秋湖生态修复，可以减缓鄱阳湖冬季低枯水位的生态影响。

2022年9月初，在长江下游，上海的咸潮提前到来，水库取水困难。10月初，入海口城市的一些居民开始囤水，好在最后供水正常。

余咸屋在他的稻田里（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图）

湖的节律

霜降之后，到了一年的丰收时刻。

在鄱阳县县城，新一季的粮食产量还在统计中，王能耕对最终收成预估不错，只是担心县里农户在这三年受的影响，“特别是那些种粮大户，你不能打消他的积极性，今年受损失了，明年他可能就不种了。他们的积极性是真的要扶持，所以要尽量地去支持他们。”

在鄱阳县的潼丰村，余咸屋开始忙着收稻子。收了稻子，才能把买农机的赊账还了。在农村，撑住门面很重要。1998年洪水之后，他从祖父和父亲选择的渔业转到种田，2016年，他开始做农村合作社时，早年去深圳务工的小学同学富裕得可以当投资人。余咸屋的下一代不再以湖为生，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成了教师和军人。

而作为以湖为生的人，余咸屋自认对自然的无常有承受力，只是连着三年确实难以消化，2020年的洪水情况是五十年来鄱阳湖最大的洪水，2022年则是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旱情。有时候他忍不住诉苦：“我再没有别的能力，我年纪不够了，是吧？”就像2020年他对我们不断讲述洪水过后的损失与赔偿。只是一走到山间的70亩水稻田，他又兴致盎然地开始介绍稻子的耕种技术，“实际上我作为一个农民，我的眼光是挺独特的。”

“合作社是为了国家的后勤保障来提供稳定粮食，就是靠我们这一批人噻，我们踏踏实实做实事的人。”余咸屋说。

结束了江豚考察、结束了围湖走访、结束了候鸟观察之后，10月下旬，戴年华在回到南昌的第二天清晨，写下两千多字的观察与建议，分别发给江西省的农业、林业有关部门，涉及科普宣传的则发给媒体等，他认为眼前的堑秋湖生态修复问题亟待解决。我们在2022年对他进行的两次采访之间，他已经参加了九三学社关于鄱阳湖的研讨会，又去了夏秋冬连旱鄱阳湖西线科学考察，当见到退水的河滩上的大量死鱼，研究了这么多年鱼的他还是心痛，“小鱼很笨的，急退水时来不及跑的。”

2016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依然像今年一样津津乐道着1980年代科考时坐船采集银鱼样品的事。40年间，他对湖的感受也在发生变化，湖所蕴含的世界比最初感受到的辽阔得多。“候鸟会用翅膀选择。”戴年华觉得人类还是应该多做一些观察研究，为以后积累一些经验，“鸟类有些东西我们人类是没办法解释的。鸟飞到哪里去，鸟想什么，我们真不知道，我们也没必要知道得太多，不要杞人忧天。”

在广袤的鄱阳湖流域，几十万只候鸟还在继续到来，它们成群拂过鄱阳湖流域的上空。“那天鹅也比较好看，来的几百只小天鹅，它们是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飞来的，我在电视《人与自然》知道的。”余咸屋有点不好意思地补充，“我飞机都没有坐过。”

沿湖生活至今，余咸屋觉得万物是“有灵的”，也会在野生雉鸡面前，提醒我们轻轻地放慢步子。“你看它好不好看？你慢慢走，它也不会慌，”他快乐地总结，“水就像我们的家一样。”

又是一年，余咸屋看着千亩稻田从青色慢慢过渡成金黄色，在秋风中泛出波浪。“看着稻子肯定很高兴噻，我晚上不睡觉都惦记着那个地方，从这样一个小小的萌芽，到变成橙黄色的稻子，一棵接着一棵，就像抚养小孩子一样的。你肯定都是有感情的，如果没有感情，你就没有那么陶醉。”他用手比着高度，就像刚才抚摸两岁外孙的头。

稻穗已经灌浆，看上去沉甸甸的。在风中，稻田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赣江的南昌水利枢纽建设已经在进行，鄱阳湖工程也在继续修改环评报告，而长江的上游还在修建新的水库，风再次拂过稻田，橙黄色的稻子依然一无所知。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孟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