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最后结局（赛德克巴莱中的寓言与和解）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回到文本内部，回到电影本身的叙事逻辑与表意策略，探讨在两岸少数民族叙事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差异？作为参照，笔者将引入同样讲述少数民族反侵略故事的大陆电影《红河谷》（1997）进行讨论。

作为两岸少数民族电影的代表作，《红河谷》与《赛德克·巴莱》虽然讲述了主题相近的故事，却在外来者/本地人、西方/东方等对立结构之下，呈现了完全相反的叙事视点，视点的内外差异指涉着海峡两岸文化语境之不同。“主旋律”依托于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因而《红河谷》需要时刻回应“汉族”的位置问题，汉人可以视觉缺席，却必须文化在场；相反，台湾本土意识由于缺少“现代国家”这一环，便可以将故事中有关“汉族”的表达空间压至最低，基本不出现，这样，魏德圣以部落头领莫那鲁道为中心的叙事形态也就显得十分“内部”。

然而，正如杰姆逊所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的文本，总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大众文化受到冲击的寓言。”作为民族寓言，《红河谷》与《赛德克·巴莱》虽视角迥异，却共同讲述了关于“和解”的故事，这里的“和解”或许正是两岸乃至全球化时代共享的文化症候。

在《红河谷》中，导演渴望的是汉、藏、英三方和解，故设置了丹珠死前在悬崖上高唱圣洁藏歌的情节。一方面，丹珠的自杀成全了格桑与雪儿的跨民族绝恋，也成全了汉藏团结。汉族/雪儿与藏族/丹珠的矛盾，是以一种自我抹除的方式实现了“和解”。为什么她们能够和解呢？因为外部敌手（英国）产生了。另一方面，当丹珠与远处的藏民们高唱藏歌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组极富煽情意味的蒙太奇，跨民族跨阶级的一张张虔诚面孔（江孜保卫战其实并无汉人参与，并且主力是处于阶级社会中上层的僧官），他们深情地望向丹珠，而英军也放下枪默默聆听，仿佛侵略者的灵魂也被洗涤净化。

而在《赛德克·巴莱》的结尾处，日本军官望着山地美丽的樱花，他抒情地说道：“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不战死便自尽，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台湾山地，见到我们已经消失百年的武士精神？是这里的樱花开得太艳红了吗？”所谓“人性”的超越式弥合力量尽显无遗，它可以跨越阶级，跨越民族，可以让侵略者“反认他乡是故乡”。

然而，“和解”（reconciliation）真的可能实现吗？这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的情感立场。正如陈光兴所说，“新的历史契机不在容许我们停留只在政治正确的立场表态上，或是卡死在简单的左右对立问题上，我们必须在‘历史内部’的紧张关系中进行思考，看清楚当下历史条件的限制与可能性，特别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情绪结构问题是相当关键的动力之所在。”

走到文本之外，我们需要面对这种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这就是为什么《部落记忆》等口述历史文本有必要一次次用“出草”来替换“反侵略”。在此处，“出草”可能不仅仅是第三世界少数族群的文化仪式，它更是民族主义的策略，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真正书写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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