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之子叶华明（叶挺之子叶华明）

叶挺之子叶华明（叶挺之子叶华明）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委任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和指挥闽、赣等地的红军游击武装。与此同时，由澳门来到上海不久的北伐名将叶挺受周恩来委托，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将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成下，9月22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全国范围的抗日救国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赣粤边区坚持了3年艰苦游击战争的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项英，审时度势地走出深山密林，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并在南昌发表告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公开信，宣布停止游击战争，将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要求各地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

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大革命时代的赵子龙”、“抗战时期的岳飞”。

抗日战争爆发后，共同的历史使命使叶挺和项英走到一起，担负起创建和领导新四军的光荣任务。

叶项二人相识约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那时，叶挺率领北伐军一直打到武汉城下；而项英作为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发动工人配合北伐军作战。但要说到真正在一块共事，是新四军创建之时开始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一声炮响，揭开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序幕。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成下，9月22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全国范围的抗日救国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赣粤边区坚持了3年艰苦游击战争的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项英，审时度势地走出深山密林，与国民党江西省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并在南昌发表告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的公开信，宣布停止游击战争，将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武装，要求各地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

与此同时，由澳门来到上海不久的北伐名将叶挺受周恩来委托，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将南方各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委任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和指挥闽、赣等地的红军游击武装。

其实国共两党就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但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中共中央认为，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不应轻易放弃。因此起初的想法是将各地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民团或独立大队等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抗日斗争。

而国民党则极力主张各游击队必须全部集中，由他们派员改编，然后统统调离江南，企图借改编之机吞并瓦解各地游击队。叶挺提出改编游击队的建议后，蒋介石未经与中共协商便抢先任命其为新四军军长，想借叶挺之手实现这一目的。

鉴于国民党的这一企图，党中央对项英发出的要各地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点编的公开信深感不安，担心项英上国民党的当，接连电召其速赴延安面议；同时，对叶挺被蒋介石单方面委任为新四军军长之事，也在慎重考虑，鉴于叶挺脱离党组织已近10年，且又长期流亡海外，有必要对其政治立场和态度作一考察，故也希望他能赴延安一行。

据此，项、叶二人立即分头赶赴延安。

在延安，两人亲切地见了面。项英亲热地拉着叶挺的手问长问短，并向他介绍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历程，以及各地游击队实行战略转变，准备下山集中改编等情况。

叶挺深深地被南方红军游击健儿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为即将领导这样一支久经战火考验的抗日队伍感到高兴。项英也为有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军长引以为荣。

短暂的相会之后，叶挺奉命先行赴武汉着手新四军的筹建工作。

项英与叶挺无论工作经历、作风，还是性格、脾气等，都有较大的差异。由于这些因素，使他们在共事不久，相互间便渐渐地出现了不太和谐的苗头。

1938年6月初，叶挺利用赴武汉向国民政府军委会申请解决经费之机，到中共中央长江局向周恩来等汇报工作，并诉说了工作中有职无权的苦衷和心中积郁的烦恼，希望成立一个新四军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周恩来等非常同情他的困难处境，随即以长江局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了叶挺的要求，并建议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7人组织之，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两天之后，党中央复电同意了这一建议。

然而，文字的东西往往难以改变成为现实。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新四军委员会实际上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以叶挺的工作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深感自己徒有军长之名，毫无用武之地，由此产生了离开新四军的念头。

8月间，叶挺致电长江局领导人，告之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

周恩来、秦邦宪等人得知后，立即来电表示挽留：“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的工作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

在周恩来等人的劝说下，叶挺虽然留了一段时间，但仍有离军念头，项英对此大为赞成。

于是，叶挺便离开皖南部队，回到广东家乡，担任了东江游击队指挥。

项英此举，并未得到周恩来等人的赞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在11月2日给项英的电报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如叶挺不回新四军，蒋介石不会另派新军长，从统一战线大局考虑，叶挺回来工作是有利的。至于军领导同志之间工作关系不良，可以改善，而且应当改善。

党中央及南方局领导的关心和调解，使叶挺深受感动。

当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电后，便立即于2月初经香港抵达南方局所在地重庆。

在同周恩来谈话中，叶挺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但也吐露了自己心中积郁已久的苦恼：因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工作起来困难很多；如果入党，就只有到八路军去，因在新四军蒋介石就会怀疑他，所以很为难。

周恩来完全理解他的苦衷，谆谆劝导说，党中央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去年春天还特意指示项英注意搞好与你的关系，最近又明确指出必须确定你在新四军中的实际地位和职权，新四军委员会也作了调整，项英改为副职，主任由你担任。

相信确立新的制度后能够解决工作困难与关系。叶挺对新四军怀有深厚的感情，提出辞职也是迫不得已。周恩来推心置腹的一番谈话使他深受感动，当即愉快地表示愿意回新四军工作，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期望。

1939年2月中旬，周恩来偕同叶挺离开重庆，经桂林转赴皖南，经过十多天辗转奔波，于当月下旬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向军领导成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尊重并确定叶挺在新四军地位的指示，并多次找项英谈话，要项英搞好同叶挺的关系。

周恩来严肃地批评项英说：“像叶挺同志这样一位很有军事才能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又是北伐战争年代的名将，他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是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而不信任。他留在党内，不如留在党外工作，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像这样热爱党的事业的好干部，你不能团结，那还要团结何人?”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尊重军长，搞好团结。叶挺也决心尽力改善与项英的关系，同心协力投入新四军的抗日大业。

1941年1月4日晚，叶、项率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开始北移。

可惜为时晚矣，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已从容地做好了包围袭击的准备。第三天黄昏，当我军按计划继续移动时，突遭顽军主力部队的拦击。

于是，一场亲者痛仇者快的血腥杀戮由此展开，是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部队陷入重围的情况下，项英对部队行动的决策畏首畏尾，举棋不定，以致痛失突围的时机。1月7日，叶挺决定集中全力坚决打下星潭，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出去。

但有人提出应与项英商量再作定夺。在项英主持召开的军部领导人紧急会议上，叶挺重申了自己的意见：选择政治、军事素质较强的部队组织三个主力团，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突破敌人包围，向国民党顽军总部后方之旌德、宁国挺进，然后转向江南，与陈毅、粟裕的部队会合，待机过江。

但是，项英对叶挺的方案迟疑不决，认为这一举动过于冒险，担心万一拿不下星潭，部队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叶挺激动地说：“现在不是冒险不冒险的问题，更不是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时代，可以打不过敌人就走。现在我们被顽军重重包围，你想走也走不掉了。只有坚决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才能保持这支队伍。”

1941年1月9日，这是皖南事变中战斗异常酷烈的一天。危急之下，项英一时不能把持自己，带着少数几个干部和随从悄悄脱离部队钻入山沟准备打游击去了。

这使指挥部队突围的千钧重担全部落在叶挺身上。他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一面部署顽强反击敌人的进攻，一面向党中央紧急报告。

随后，党中央又连续发来回电授命叶挺全权负责部队行动。

叶挺临危受命，亲临前沿阵地指挥部队与敌浴血奋战。然而，由于前期一误再误，此时已无法挽回危局。12日晚，我军在石井坑一带苦战数日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使周围阵地相继失守。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将士血战七昼夜除少部分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接着，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在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

1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有利于民主力量的发展，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

叶挺“皖南事变”后被软禁在湖北恩施时境况，据有关资料记载：

叶正明住在城里读中学，每星期回家一次；叶华明和叶扬眉也在附近上了小学。

为了不耽误孩子们上学读书。叶挺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劳动。两个‘勤务兵’不正经干活，也做不好饭，叶挺只好自己来做。

华明和扬眉能帮他拔拔猪草，放放鸡鸭，但他们在家的时间很少，能做的事也不多。为了尽量地节省一些开支，叶挺还要自己缝补衣服，领着孩子们自己打草鞋穿，叶挺还自己种烟草，自己晒烟、搓烟、卷烟来抽。

几个孩子在学校里被人称为‘小共产党’，校方的歧视和同学的欺侮，常使他们受委屈。正明因为跟同学讲过八路军、新四军打日本的话，又拒绝写‘悔过书’曾被留一次级；华明因为没有合格的书包和衣服，也被罚过跪。

叶挺为了保护孩子，不再多跟他们讲政治问题了，但却告诉孩子们，不写悔过书是对的，一个人从小就要有骨气，就要不怕恶势力。为了使孩子回家后得到一些温暖和安慰，每逢星期天和放假的时候，叶挺就想办法为他们做好吃的，带他们出去逛书店，或到郊外去野游、游泳，尽量把生活搞得活泼一些。

叶挺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要被别人所左右，坚定自己的信念，立下壮志，努力学习，同恶势力做斗争。

叶挺虽然对孩子们管教很严，其实他很疼爱孩子们。他总是甘愿做好他们的保姆，像其他父母一样悉心照料他们的生活。叶挺还是孩子们的好朋友。

在孩子们的眼中，叶挺始终是个好父亲。孩子们直到现在还依稀记得，父亲时常给他们买书，挑选好的读物推荐给他们。父亲还常带他们去野外观察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

叶挺还教育孩子们从小锻炼好身体，将来才能有所作为。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慈爱的父亲却离开孩子们那么早。

滚热的眼泪无法阻挡，千人万人的眼泪流成了长江，这天大的损失啊，怎样补偿?

1946年4月8日。一个悲惨的日子。叶挺与王若飞、秦邦宪等人乘美军飞机前往延安，不幸遇难身亡。普天同悲，挥泪如雨，百身莫赎，万民无语。

叶挺将军像彗星行空、凤凰趋火那样，发出了辉煌灿烂的异彩奇光!

叶挺将军生前共有九个孩子，到他遇难时还剩下五个，分别是儿子叶正大、叶正明、叶华明、叶正光和女儿叶扬眉。

叶正大生于1927年，父亲遇难那年他已成人，而他的两个弟弟叶正明和叶华明则被送到河北张家口，寄养在聂荣臻家。聂荣臻与叶挺的交情一直可以追溯到1927年，当时，他们在发动八一南昌起义时即已相识成友。

1928年，聂荣臻与张瑞华在香港结婚时，叶挺也正好旅居香港，经常互相来往。除了手足情谊外，聂荣臻夫妇自己只有聂力一个女孩，所以他们也乐意为朋友收养遗孤。

由于聂荣臻夫妇的鞠育，由于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照，叶挺将军的遗孤如今都学有所成，在政界、商界和文艺界分别表现出色。

叶正明、叶正光目前身居厅局级职务，叶扬眉自幼爱好文学，前一段时间曾担任《深圳特区报》文艺部主任、《深圳采风》杂志主编，如今则在家中专事《叶挺传》写作。

1946年，叶正大被送到东北的一个俄文学校学习；1948年入党并被保送到苏联。也许因为父亲是死于飞机失事，所以他选择了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设计系。

1955年，叶正大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后进入沈阳112厂当技术员，后来任主任设计员、副主任设计师。

60年代，他被调到国防部第六设计院，先是担任其中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又升为研究院副院长，主管全国飞机研制工作。目前，叶正大已获中将军衔，其职务是国防科工委下属的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叶华明在北京101中学毕业后，读了一年留苏预备班，补习俄语，于1953年被派到苏联的航空军事学院学习。

1959年回国后分配到国防部第五设计院工作。第五设计院刚成立不久，没有管理经验，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当时叶华明向聂帅反映：科技人员也要像士兵一样列队

去饭厅吃饭。聂帅当即指示说：“不能像对待士兵一样管理科研人员。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特点，知识分子们总要看书吧?”此后，聂帅专门给五院制定了守则，建立了保证科研人员专心从事研究工作的机制，并为科研人员建立了图书馆。

1983年，深圳特区的发展形势喜人。叶华明便脱下军装，到深圳担任科委主任。

1990年，他又出任深圳先科激光公司董事长。先科激光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企业，引进荷兰飞利浦公司的先进生产技术，是我国目前唯一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在广东省、深圳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先科激光公司视察。叶华明作为公司董事长迎上前去，和邓小平热烈握手。

有人介绍说，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

邓小平亲切地握住叶华明的手问：“你是叶老二吧?”

“不是，我是老四，”叶华明伸出4只手指回答说。

“呵，我们快四十年没见面了。”

“是的，我那时是小孩，现在五十多岁了。”

“你弟弟叶正光在哪里工作?”邓小平对革命的后代十分关心。

叶华明回答说在海南岛。

当邓小平在贵宾厅听取了关于公司情况的介绍后到激光视盘生产车间时，许多职工在过道两侧热烈鼓掌欢迎邓小平的到来。

邓小平问：“这些职工多大年纪：”

陪同的叶华明在旁边回答：“大多数是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由全国各地招聘来的，大部分是科技人员。”

在激光视盘生产车间，当叶华明介绍公司每年要生产一部分外国电影激光视盘时，邓小平敏锐地发问说版权如何解决。

叶华明告诉他：“按国际规定向外国电影公司购买版权。”

邓小平听了表示满意，称赞说：“应该这样，要遵守国际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

我认为：叶华明之所以选择脱下军装，选择走一条企业兴国的道路，这些历程与他多年来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以后，他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当中，不断摸索，以求更新。

在经济特区深圳树起了科技兴国的楷模。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娱乐中，经常会发现先科产品就在我们身边。叶挺大将军，作为父亲对叶华明的影响是巨大的。

叶华明牢记父亲的教诲，做一个有骨气的人。他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