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序列长度用什么荧光标记（ESHRE2022）

dna序列长度用什么荧光标记（ESHRE2022）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PRS）的概念，通过计算特定性状或疾病相关的基因变异的加权和，用来评估计一个人出现某种生理/心理特征或罹患某种疾病的风险。一、会议中，Nathan Treff教授分享了关于“多基因风险评分的PGT：有临床应用前途的技术”的讲题，对此话题，您有何观点看法？李敬 医学博士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农工党员。2003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七年制专业，师从陈子江院士，2010年至今工作于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擅长遗传病、复发性流产、妇科内分泌疾病、不孕症等诊断治疗，参与多项RCT研究，在SCI及中文期刊发表多篇文章。山东省老年学学会第一届遗传与衰老预防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济南医学会第三届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clinical scholars 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结业。会议纪

ESHRE2022

2022年7月3日至6日，第38届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学会（ESHRE）在意大利米兰举办。为了更好地将ESHRE 2022会议中最前沿的学术进展传递给国内生殖领域医生，会议期间，医说生殖媒体平台作为生殖领域的权威媒体，携手欧加隆（ORGANON）密切关注会议热点，每日实时邀请国内专家针对大会前沿话题进行采访、解读。

今日，我们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李敬博士，针对ESHRE会议中“多基因风险评分的PGT：有临床应用前途的技术”、“多基因风险评分的PGT：局限性和伦理问题”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专家简介

李敬 医学博士 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主治医师，农工党员。2003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七年制专业，师从陈子江院士，2010年至今工作于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擅长遗传病、复发性流产、妇科内分泌疾病、不孕症等诊断治疗，参与多项RCT研究，在SCI及中文期刊发表多篇文章。山东省老年学学会第一届遗传与衰老预防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济南医学会第三届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clinical scholars 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结业。

会议纪要

一、会议中，Nathan Treff教授分享了关于“多基因风险评分的PGT：有临床应用前途的技术”的讲题，对此话题，您有何观点看法？

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PRS）的概念，通过计算特定性状或疾病相关的基因变异的加权和，用来评估计一个人出现某种生理/心理特征或罹患某种疾病的风险。

对多基因遗传的常见疾病或者性状而言，单个基因变异的遗传影响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对于疾病预测毫无价值可言。但是如果能够将所有相关的基因变异都考虑进去，叠加所有遗传变异的微小效应，是不是就能够预测一个人罹患某种疾病或具有某种特征的遗传风险呢？不孕不育患者有些可伴随基因异常，为更好地优生优育，因此多基因风险评分的PGT提上日程。

有文献提出，多基因胚胎筛查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疾病取决于选择策略，且常见疾病的全基因组预测也日益进入研究领域。

可用于胚胎健康评分疾病列表包括：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冠状动脉疾病，心脏病发作，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乳腺癌，睾丸癌，前列腺癌，基底细胞癌，恶性黑色素瘤，精神分裂症等。

胚胎健康研究可降低成人发病风险，ASRM道德委员会提出，“生殖自由的争论在伦理上允许PGT-M对于严重程度或外显率较低的成年发病的疾病”。

多基因风险评分的PGT存在的未来的挑战包括：扩大教育培训和了解此技术机会，扩大样本人群，降低成本，需进行长期随访。

总之，多基因风险评分的PGT需受到调控，PGT-P适用于高加索人、亚洲人和非洲人，胚胎健康评分排名可显著降低疾病风险，4组独立演示效用，PGT-P显示正多效性，使用PRS进行胚胎选择不会降低着床率，伦理上需要获得生殖自主，未来需扩大教育培训和了解的机会。

二、会议中，Guido De Wert教授分享了关于“多基因风险评分的PGT：局限性和伦理问题”的讲题，对此话题，您有何观点看法？

众所周知，多基因遗传病的发病机制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很多的多基因遗传病，我们对于其背后的机制尚未完全揭示清楚，所以存在着很多的局限性。

第一，本技术并没有考虑到环境因素对于后期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例如本技术是基于既往人群、大数据分析得出的以代表人群作为基准数据，去推测胚胎的结果。代表人群与胚胎经历的早期实验室这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其准确性可能会存在问题。

第二，多基因遗传病在不同人群、不同种族之间是存在差异性的，如果没有各个种族，各个国家地区的大数据人群，不适宜将一个种族的人群数据外推到另一个种族。

第三，多基因遗传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其存在不具有二元性，即非阳性阴性，其结果是一串连续的数字，例如超过某个数字就一定是高血压，这是我们人为的诊断，而事实我们测量的结果是一系列连续的数值。那么对于这种cutoff值附近的人群数值，基于此类人群得出的基因型，对于预测胚胎其准确性是有争议的，无法外推到胚胎情况。

最后，我们对于何种疾病可以选择做PGT-P，对于何种性状可以选择做PGT-P，存在相关伦理问题。有些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其即便是后期发生、发展而来，但是通过积极生活方式的调整，生活方式的干预，也可能对于这种疾病的管理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是否有必要去采用这种花费高、早期干预技术来进行阻断？另外，现在有文献报道，对于一些非疾病的性状比如智商进行选择，所谓的人群优化、种族优化是有悖于伦理的，将来如果不加以限制，不加以管理，会不会成为一个滥用的技术？以上几点是多基因风险评分的PGT主要涉及到一些伦理问题。

三、请您对今日的热点内容进行一下归纳总结，并与广大生殖医生分享一下心得体会。

在临床实践的工作当中，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可能和既往的医学模式产生了冲突，或者是一些不太关联的情况。比如新冠这一类传染性疾病，随着核酸检测的及时、准确、高效，可能在有临床表现之前，就可以发现并阻断此类疾病，这也对传染病的防治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策略。对于我们生殖领域，多基因遗传病在既往概念里没有办法实现一级预防、实现胚胎阶段阻断的，但是现在随着大数据、随着测序、随着更多算法的应用，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所以在临床当中我们要保持一种不断学习、永远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态度，才能够更好地为我们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明日精彩预告

明日将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李红真教授为大家带来关于“卵巢反应的预测”、“辅助生殖技术中的最佳促性腺激素剂量”、“FSH及其受体的多态性”以及“LH及其受体的多态性”的精彩解读，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