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清净寺是什么建筑（泉州清净寺建筑形式考察记）
泉州清净寺是什么建筑（泉州清净寺建筑形式考察记）奉天坛基址经考古发掘共分10个层次，各时期的遗迹层层相因，相互叠压和打破，有属于各个不同时代的多组建筑遗存。根据各层不同的包含物、土色、痕迹现象和叠压关系判断，大体可分为6个时期的建筑遗存。今泉州清净寺的另一重要建筑遗存即奉天坛。原来也有不少人主张该坛的现存建筑，既是伊斯兰的建筑风格，且比门楼更为古老。但从1987年的考古发掘之后，对于这种主张便要作较大的修正了。从上述的引文中，可见各个时期的探研者对泉州清净寺建筑形式的认识都不尽一致。1987年，笔者因工作之便，对该寺的现存建筑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又对奉天坛基址地层1至7层全面揭露，虽8至10的三层仅限于局部揭露，但基本上对该基址地层堆积物及各时期建筑地面有了新的了解。因此，本文就现存的门楼和奉天坛建筑形式提出如下见解。伊斯兰建筑物一般有4个特点，即穹窿顶、光塔、米哈拉布、明巴尔等。其建筑形式系天圆地方，中国建筑特征则是以直线方形为主。笔
文/黄天柱
泉州清净寺（即艾苏哈卜寺，也曾称为圣友寺），是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中国伊斯兰教古寺，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建筑形式长期以来曾引起不少中外学者的探研，但至今意见尚未趋一致。1987年2月至7月间，笔者有机会亲自参加对该寺奉天坛（礼拜厅）基址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新的启示。今就该寺的建筑情况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诸家。
泉州清净寺始建之后，历经重修，现存在建筑物主要有门楼、奉天坛和明善堂三个部分。对其建筑形式，曾有各种议论：有的认为这个建筑物是在同一时期一次建成的，在没有任何反证前，照碑文的目前状况看来，它确是1310年(元朝)的东西(1)；也有说：“现存的（寺院），实为元时旧观，没有问题”，“门楣石上之雕刻所记，颇有宋式风味”(2)；吴文良则认为：“据说这种建筑是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城礼拜寺形状而建筑的”(3)，他还说：“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泉州清净寺的建筑情形，就总的方面看，它是一座外国式的建筑物，但若从建筑的各个部分及细部看，它确实混有浓厚的中国建筑艺术色彩，特别是那座门楼的穹窿顶的砌建是中国传统‘藻井’式建筑的一种变体”。(4)
此外，还有人主张是一座纯粹外国式的建筑。庄为玑等1980年查阅《伊斯兰大百科全书》，认为阿拉伯世界的一些中世纪教寺大门建筑与泉州清净寺相似，“如公元1193年建于阿勒颇的沙的巴哈特玛德拉萨寺；公元1237年建于阿勒颇的利巴特·纳希里寺：公元1299年建于开罗的宰因丁·尤素福玛德拉萨陵；公元1313年，建于毕斯坦的谢赫贝耶兹德圣殿。这些寺陵建筑物的正门，无论是门楼外形，入门穹顶的图案，蜘蛛网状尖拱小宝盖石刻的拼叠，以及甬道的建筑风格、式样，几乎与泉州圣友寺的正门一模一样。由此可见，圣友寺的正门建筑，乃中世纪阿拉伯地区所盛行的伊斯兰传统教寺形式，这其中也包括叙利亚在内”(5)
从上述的引文中，可见各个时期的探研者对泉州清净寺建筑形式的认识都不尽一致。1987年，笔者因工作之便，对该寺的现存建筑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又对奉天坛基址地层1至7层全面揭露，虽8至10的三层仅限于局部揭露，但基本上对该基址地层堆积物及各时期建筑地面有了新的了解。因此，本文就现存的门楼和奉天坛建筑形式提出如下见解。
伊斯兰建筑物一般有4个特点，即穹窿顶、光塔、米哈拉布、明巴尔等。其建筑形式系天圆地方，中国建筑特征则是以直线方形为主。笔者认为，泉州清净寺门楼的大门顶第1进是莲瓣纹半圆顶，第2进系蜂窝纹半圆顶，第3进为拱拜式圆顶。早年有光塔，清康熙年间被大风刮倒。甬道两壁有米哈拉布的建筑形式，基本保持着1310年艾哈玛德或1350年金阿里重修时的中世纪伊斯兰教寺的建筑风格。但是，大门以辉绿石为建材，且雕琢比较精细，而2进、3进则以花岗岩为建材，雕琢不像大门那样细腻，较为粗犷，故推测大门在元代以后可能再经修缮。
门楼的建筑，由于施工地点在泉州，雇用当地工匠负责基建工程，也在情理之中，所以这座建筑免不了带有某些中国的建筑艺术手法。如第3进的拱拜式圆顶，在作圆时，其4角各架一斜梁，然后才逐渐收缩起圆，这与阿拉伯伊斯兰早期按圆周叠砌，一圈圈向上缩小的圆顶建筑风格是不同的。因此，笔者对门楼的建筑，既不赞同纯粹是外国式或纯粹是中国式建筑的主张，也不同意是中、阿混合式建筑的主张。则与一些学者同样主张是中世纪伊斯兰教寺的建筑风格，但又认为在某些建筑部位上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技艺。
今泉州清净寺的另一重要建筑遗存即奉天坛。原来也有不少人主张该坛的现存建筑，既是伊斯兰的建筑风格，且比门楼更为古老。但从1987年的考古发掘之后，对于这种主张便要作较大的修正了。
奉天坛基址经考古发掘共分10个层次，各时期的遗迹层层相因，相互叠压和打破，有属于各个不同时代的多组建筑遗存。根据各层不同的包含物、土色、痕迹现象和叠压关系判断，大体可分为6个时期的建筑遗存。
第一期建筑遗存，其层位即为第9层和9A层（第10层未见遗物，系次生土层)。第9层中部解剖，在距地表2.20米处，有较完好的建筑地面，系2层互相叠压的长方砖和方砖铺地。
8A层的建筑遗迹在奉天坛南墙基下，出现呈东西向一线排列的高1.22、径0.46米的无礎圆形石柱三根，相距3.74一3.96米。柱下硕石边长0.60、厚0.14米，距地表深1.62米。奉天坛基址东北端也发现一条南北走向，长5.75、宽2.65米的石铺路面，石路下为空沟，可通八卦沟，还有路面挡石、天井挡石、台面挡石等。西北部暴露有约1平方米与东北台面一致的方形红砖地面。
从层位上看，第9层建筑地面分别被8A层和中间的圆石柱所叠压，明显有早晚关系，我们认为均系宋代建筑。
第二期建筑遗存即第8层，系较紧密的棕褐色胶泥土，主要分布在东南大部。在靠东墙的中南部发现西段长10.5米、南北段各长8米、基宽0.75一0.85米，略呈长方形的石砌台基。台基内现存3个同一时期的石砌墩位，按对称原则，本应系4个，一个后期破坏成为瓦砾坑。南段台基的近西处又暴露一条长3.75米的向南分基，被奉天坛南墙基所压。在台基的西南部发现一口径2.20米的石构圆形4眼井。在台基的西侧发现与台基南北段相连的3段石基座，系比台基稍晚的续建物，但还属于同一朝代。笔者认为，这个层次应属于南宋，或延至南宋末期。
从上述发现的各种迹象看，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建筑均属宋代。而宋代的奉天坛则有4柱亭子的高台建筑，其南墙也并非如现存的8个长方形大窗，系用木柱接在石柱之上的大门门柱。可以推证当时的大门是在现南墙偏东部分，这种木接石的柱子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这个时期还发现3层砖铺地面、石铺地面、硬土路面及天井挡石、墙基、水井、瓦砾等建筑遗存。可见宋代的奉天坛是中国式的木、石、砖瓦建筑。还有过3次修建的地面及被火焚的痕迹，是跟现在的奉天坛完全不同的寺院式木结构高台建筑。文献中至今尚没有发现记载该寺在宋代修葺的资料，这次发现则可弥补该寺历史的不足。
第三期的建筑遗存即第7层和7A层、7B层等。
第7层的西北部，距地表深1.28米处发现一片方形灰砖地面及南北向排列的5个小柱墩和一段石构挡台基。
7A层发现有两段条石路面和22个石构柱墩。该建筑遗迹分布在西部、北部较广的地面，保存也较完好。其建筑布局略呈曲尺形，大致分为西、北两组。
西组建筑比北组略高5一10厘米，西、北、南三面延伸部分，被现存奉天坛墙基所破坏。铺地方形灰砖和红砖多被破坏，砖面距地表深1.42一1.50米，南部和中部均有残存。墩位呈南北向的东西二行排列，墩面置略呈长方形的硕石，硕石上仅存一个圆形石礎。
北组建筑南部紧依高台建筑，西部与西组建筑相连，东部、北部及中段局部被奉天坛东、北墙基和大磉墩所破坏。暴露部分有残存条石路面两段和呈东西向的2行石砌柱墩11个，墩上有长方形硕石和圆柱形礎石，其中有一块方形石板，中部雕覆盆式的礎座。本组建筑的铺地灰砖范围较大，除中部被破坏外，余多完好。该组的2段条石路面，1段在东南侧，残长5.15、宽1.48一1.52米，呈东西向，南依高台北墙下，东部被奉天坛东墙基迭压，西南被大磉墩破坏，北、西连接7A层铺地砖面，部分柱墩排列在该路面北侧，系北组的东南部过道。另1段在西侧，暴露长8.05、宽1.45一1.65米，呈南北向，东与北组铺地面相连，西部紧靠西组建筑，南部与第二期建筑残墙基的北段相连，北部被奉天坛北墙基迭压，该段路面系西组与北组建筑的中间过道。
7B层的建筑遗迹主要位于西南部，但因建筑面破坏严重，布局难以弄清。有2条南北走向，被7A和7B层所叠压的砖槽排水沟，以及4处局部略向西倾斜的红砖铺地面。从残存遗迹观察，该层建筑为东临高台建筑，北连8A层建筑，西、南延伸部分被现存奉天坛南墙和西墙基所打破。
根据本期出土遗物分析系为元代文化层，其建筑遗迹有石柱墩位和石礎27个，两段条石路面，两条砖槽地下排水沟及3层红、灰方砖铺地面，系东南部高台建筑周围续建而成的略呈曲尺形土木石相结合的中国式多开问住房建筑，其四周均超出现存奉天坛建筑的范围并发现火焚的遗迹。
从碑文及文献所能查到的资料看，元代修建仅有2次，即阿拉伯文碑上记于公元1310一1311年艾哈玛德所修甬道、寺门和窗户；吴鉴撰立的汉文碑及《金氏族谱》所载于公元1350年里人金阿里捐资与夏不鲁罕丁共修而“一新其寺”。然而，考古发掘则表明这一时期的建筑至少经过3次修建，可补史载之遗漏。
第四期的建筑遗存包括5、6两个层次。第5层在基址的西北部发现呈南北走向，打破一、二、三期建筑遗迹的小型磉墩11个和位于西北部（呈南北走向)、西南部（呈东西走向）、西部（呈南北走向）的残石基4段，以及瓦砾沟1条、瓦槽排水沟1条。有的基石被现存奉天坛北墙叠压，排水沟也被现南墙所截断。第6层仅见于基址北部中段，深度0.68一1.55米。包含物只有少量的青、白瓷片。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建筑遗迹，应在元末至明中叶。根据考古资料，唐代已发现极少量的青花瓷片，元、明烧制青花瓷器比较普遍。但泉州地区所发现的500多个古窑中，均未发现元代和明代早、中期的青花瓷窑，这说明在元代和明早中期，青花瓷器在当地并未被普遍使用，故这两个堆积层中未发现青花瓷片，是可说得通的。
据碑记及文献记载，元末虽未见该寺有所修缮，但有一则明代永乐年间(1403一1424年)徐迴逊“又以清净寺浅逼，更拓地架堂广之，今纪德遗碑犹有存在”(6)的记载（笔者按：徐迴逊纪德遗碑至今未被发现）。此外，正德丁卯(1507年)掌教夏彦高在马瑾、赵孩、马庆、干辅等地方官绅的帮助下也“鸠众重修”()。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建筑遗迹，应与徐迴逊的“拓地架堂”和夏彦高“鸠众重修”有关。从建筑遗迹分析，此期仍是中国式建筑，且遭受火焚破坏。
第五期的建筑遗存即第4层、4A层，以及现存奉天坛墙壁与10个大磉墩。
第4层分布较广，唯中、西南及东北局部地段被第3层及3A层破坏，深度0.25一1.44米。出土遗物有青、白瓷碗、盒残片及少量青花瓷片。其中有一件青花瓷碗座，圈足底部落款为“大明嘉靖年制”。本层的建筑遗迹在基址的东部及东南部发现3处6角灰砖铺地面，砖面北向南略为倾斜，距现墙的地流线深35一40厘米。
4A层主要分布于中部偏南地段，东南部及西北角也有部分存留，深0.70一1.40米。没有发现明显的地面或其他建筑遗存(8)。
这一时期的建筑还有现存奉天坛的四面墙壁和内距墙各5米，对称排列的10个大磉墩。
根据第五期地层关系和发现的建筑遗存，笔者认为属于明代晚期的建筑遗存。据资料记载，明代除上述的永乐年间徐迴逊和正德丁卯年夏彦高等拓建和重修外，还有隆庆丁卯(1567年)“塔坏，住持夏东升鸠众修之，太守万灵湖公捐俸以助”(9)的材料。又因万历三十二(1604年)和三十四年(1606年)泉州发生大地震和暴风雨，清净寺“楼栋飘摇，倾圮日甚”，在住持夏日禹率父老子弟请李光缙出面倡修，并得到家居的吏部郎丁哲初、泉州知府姜志礼、知县李待问的支持，由林日耀、夏日禹等人董其事，故于万历戊申岁(1608年)六月动工兴修，已酉岁(1609年)九月竣工，历时一年四个月(10)。
在第五期的堆积层中发现了少量青花瓷片，并有落款为“大明嘉靖年制”的青花瓷碗圈足底部，可以肯定6角灰砖地面是迟于嘉靖年间的建筑物，故认为应与隆庆元年(1567年)的修寺有关。这层6角灰砖地面，被现墙基所打破，并低于现墙壁的地流线35—40厘米，也可以肯定现存墙壁比6角砖面建筑为迟。
文献和碑记均记载1606年该寺受到大地震和暴风雨袭击而“倾圮日甚”，1608一1609年由林日耀、夏日禹请李光缙等人出面倡修，并得到地方官绅的支持而兴修。据李光缙描述修建后的奉天坛说：“下楼石壁，门从东人。正西之座日奉天坛，中圈象太极，左右二门象两仪，西四门象四象，南八门象八卦，北一门以象乾元”，与现存的奉天坛建筑形式完全一样。故笔者认为，现墙尚保持明万历三十七年修建时的格局，但石墙在后期有数次局部修补，特别是东墙南段和南墙东段更为明显。但是，此次发掘时并未发现明显的明万历年间的地层关系，因该地层已被清代和近现代的堆积所扰乱。
第五期建筑遗存中还有10个大磉墩，据李光缙的记述：“天开柱子，故曰天门，柱十有二，象十二月。”从地表上看，确有十二座墩位，但发掘时只有周围一圈的10座有墩基，中间2座仅地表置硕石及石礎，下无基石。发掘时还发现东南一座墩基底石下，压着6角灰砖残段，也证实了大磉墩比6角灰砖地面建筑为晚。大磉墩的高度与现存奉天坛石墙的地流线高度一样，故其与现奉天坛墙体属同一时期的建筑物是毫无问题的。
根据第五期建筑遗存中的出土物，结合历史记载分析，系属明代晚期建筑物，其建筑风格除门龛外，基本上属于中国式的，且保留至今。在本期中，夹杂着瓦砾、炭粒及红烧土，表明曾经发生过火灾，另一层次出土有大量瓦砾应是地震和风暴时倒圮的堆积。
奉天坛的第六期建筑遗存，有灰坑及瓦砾坑10个，还有灰沟和瓦砾沟各1条、小石墩6个，以及残石基1段。除小石墩和残石基外，余与建筑无关，地层属于清到近现代的堆积，按明李光缙所记，清净寺“上楼正东日祝圣亭，亭之南为塔，四圈柱于石城设二十四窗，象二十四气”(11)。但康熙廿六年(1687年)五月“泉州大风，礼拜寺塔圮”(12)。
泉州灵慈宫边黄才梓言及，其家谱(文革中被毁)曾记载清初暴风，清净寺塔之铜钟被刮走，砸坏其屋，该铜钟一直保存到民国期间，这段记述，也可与《泉州府志》记载互为印证。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陈有功都督泉州时“重兴清真教”，“增坛一座”。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修的《郭氏族谱·义募修清真寺引》（抄本），记有乾隆年间（约于乾隆四十三年至五十一年间）“已未会元、榜眼哈国龙举荐白奇郭拔萃及郭朝阳，相继修茸，故兹寺巩固奠定以永”。
清嘉庆二十三(1818年)，福建全省陆路提督军门漳州总镇西蜀马建纪坐镇时，曾在泉州清净寺大殿北边，另建一小拜殿。同治十年(1871年)四川盐亭人江长贵任福建省陆军提督，督署设于泉州，并许出资重修大殿及讲堂，工竣后，聘请马阿訇主持其事。民国八年(1919年)山东唐柯三任厦门海关监督，亲到泉州清净寺视察，原计划募款建寺，未果。1936年，清净寺阿訇张玉光募筹大洋四百余元，在寺里建汉式三间二层楼，作为培养一班伊斯兰教人才的教室、宿舍之用(13)。新中国建立后，也曾数次对门楼、奉天坛墙及明善堂进行修整，即为今之寺字现状。
泉州清净寺建筑形式，虽然目前诸家意见未尽一致，但通过前人的不断探索，特别是1987年奉天坛的考古发掘，基本面貌已遂趋清晰，故笔者借此机会综合前人之见，又提出几点个人见解。
泉州清净寺门楼的建筑形式系中世纪伊斯兰教寺的风格，但某些建筑部位则带有中国建筑的传统技法。虽其后几经修缮，仍大体保持元代修建格局。
该寺奉天坛的建筑形式历来争论热烈，通过这次田野考古发掘得出的结论则与前人意见大相径庭。然其现存墙体，虽经后人数度修缮，尚保持明代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修建的形制。对于该坛历代的修建情况，笔者认为：
(一)从考古发掘的层次和所发现的建筑遗迹看，奉天坛自宋到今的改建则不止如文献记载的次数。据文献记载（包括碑记在内），该寺曾于1310至1311年艾哈玛德和1350年金阿里等在元代2次修缮；1403年至1424年间徐迴逊、1507年夏彦高、1567年夏东升、1608年林日耀等明代的4次扩修。然而通过发掘，发现地层中的建筑遗存保存有宋代3次，元代3次，明代4次等修建地面，这些资料可以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再从奉天坛的地基看，早期的建筑是在低洼处，但每经一次修建，都不同程度地把基礎加高，故宋代的最底层地面距现地面相差两米多的高度，且早期的排水系统大多排入北面的八卦沟里。然各层的基址互有迭压，早期的建筑基礎不少伸延出现墙基之外，可见该坛早期建筑物并不限于现建筑之范围。
(二)奉天坛的另一迹象，即在各个时期的层次中，都或多或少发现有木炭粒（块）、灰烬、红烧土的堆积物或包含物。故笔者认为，奉承天坛早期建筑不仅曾受到如文献上记载的风灾、水灾、兵灾、地震的破坏，更严重的则是受到火灾的毁坏，也可从中证实其早期的建筑物多以木结构为主。
(三)关于奉天坛的现存建筑，在此之前，大都主张是宋元的遗物，有说现存的（寺院），实为元时旧观，没有问题”(14)。也有说“这个建筑物是在同一时期一次建成的，……它确是1310年（元朝）的东西”(15)；还有人说“除礼拜厅的屋盖今已无存外，其他建筑部分仍旧保存着中世纪时代伊斯兰教寺的建筑形式”(16)。又奉天坛墙上阿拉伯文古兰经句石刻，曾经赵振武鉴定，认为“系八百余年前之笔风，今人无能书者”(1)。也有人以此为据，引证为现存建筑的年代。看来主张奉天坛尚保存宋元旧观的人却非少数，但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和李光缙万历三十七年重修碑记所描述的建筑形式，都可证实现存奉天坛确是明代的遗物。
至于奉天坛的建筑形式，也有几种看法，有的认为“它很可能已把宋元时代的外国建筑形式改变了，这在我们对该寺的履勘、发掘后，已得到了证实”(1)。还有不少人赞同为伊斯兰教式的建筑，直到现在还有人主张现存的奉天坛屋盖是阿拉伯式石砌大圆顶，更有人引用李光缙《重修清净寺募缘疏》中所描述“堂以西为尊，叠叠重重，规制异人间之庙宇。昂昂哙哙，革仿天上之楼台”，并肯定是“生动地反映了大殿屋顶的造型属于阿拉伯伊斯兰的圆拱顶形式”(19)。笔者则认为，在此次全面发掘中，从各层次所暴露自宋至明各时期的建筑遗迹和包含物中分析，无疑是中国式的建筑。
所谓“规制异人间之庙宇”，即其建筑不同于一般寺庙有中轴线的山门、大雄宝殿或戒坛、藏经阁，以及左右两翼的建筑形制。而“晕革仿天上之楼台”之说，按中国习惯所指的天上仙家的楼阁亭台，即为大屋架飞檐翘脊的中国古建形式的楼台结构。这又与李光缙所述北楼周围的布局——“易居为洗心亭，除灶为小西天。庭空月碧，楼影徘徊，亭光翼之，若增一胜”(20)互为印证。故认为用李光缙之记叙引证奉天坛是伊斯兰教式石砌大圆顶的主张是错误的。
那么，奉天坛的屋盖是何种形式呢？从奉天坛四周有距墙各5米的10根等距离石柱看，加上李光缙形容似“天上之楼台”及地下出土物多为瓦片、瓦当之类的建筑用料，却未发现阿拉伯式圆顶石的任何构件。再从极不牢固的墙基看，它所承负高大的石墙已有超负荷感，根本无法再承受高大的石砌大圆顶的重量。李光缙曾记载“中圈象太极”，故笔者对明代奉天坛屋盖形式，则侧重于木构重檐鸡笼式藻井的中国风格古建筑。20多年前，曾有人主张，“李光缙的《重修清净寺碑记》在于说明当明朝时候，阿拉伯人在泉州比较少，回教徒大多数是中国人。因此，重修清净寺大殿时，采用中国式是极其自然的事情”(21)，笔者认为具有一定道理。
注释：
(1)、(15)(法)白参：《泉州清净寺碑记》。
(2)、(14)中国建筑研究所：《中国古代建筑史》。
(3)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1957年。
(4)、(16)、(18)吴文良：《再论泉州清净寺的始建时期和建筑形式》，《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1期。
(5)庄为玑、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寺址的新研究》，《泉州文史》1980年4期。
(6)《泉州府志》卷61“乐善”。
(7)明正德二年的《重立清净寺碑》。
(8)有关地层参考林公务、林聿亮：《泉州清净寺奉天坛基址发掘报告》（油印本）。
(9)、(10)、(11)、(20)参考李光缙、宗谦甫：《万历三十七年重修清净寺碑记》。
(12)《泉州府志》卷73“祥异”。
(13)、(17)张玉光：《回教入华与泉州回教概况》，《月华》第9卷第1期，1937年。
(19)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研究概述》，《泉州社联通讯》1985年2期。
(21)庄为玑：《泉州清净寺的历史问题》，《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4期。
(发表于《考古》第1期，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黄天柱文史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