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书法十大巅峰之作（钱君匋谈于右任及书法）

于右任书法十大巅峰之作（钱君匋谈于右任及书法）于右任的魏书，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魏书的传统写法，笔型字貌完全是北碑的再现，如“根深则果茂，源远而流长”一联，及“阎古古伏村杂咏之一”立幅，充分发挥了北碑的妙处。对联上的十个字，几乎要破纸而飞。立幅中的字，参差错落，稚拙可爱，北碑的结体谋篇，全被摄取。后期的魏书趋“于化”，如“每与同品得殊趣，期于今人崇古修”(图 2)一联，结构谨严，用笔精到，已有向行书发展的端倪。从这两个时期的字表明，于右任的魏书，和其他以魏书名世的书家所采用的笔型字貌，是无一相同或相似的，其气魄之宏伟，更属罕见。这些碑刻，对他研究魏书，起了莫大的作用。他凭着天赋，能够博采约取，融会贯通，加之勤学苦修，所走的道路，与书法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学北碑的赵之谦，后来以北碑名家的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李叔同、李梅庵、曾熙完全不同。赵之谦所书婉约劲挺，兼而有之；康有为凝练绵邈，炉火纯青；沈曾植古拙峻峭，得未曾

钱君匋，1907年生，1998 年卒。浙江桐乡人，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分会名誉理事，上海市政协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委员，君匋艺术院院长。

钱老毕生收藏书画印众多。1987年捐赠给桐乡君匋艺术院文物就达4083件，其中于右任的书法作品达48件。钱老与于老偶然相识后，就喜欢上了他的书法，并视同瑰宝。在钱君匋的《艺术与我》一书中就谈到了于右任及其书法。具体如下：

于右任，是现代一位杰出的大书法家。1879年（清光绪五年，己卯）生于陕西省三原县渭北高原鲁桥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伯循，字骚心，一字诱人，后来常用的右任两字，是从“诱人”谐音而来。他幼年失母，由伯母房太夫人送到外祖家抚养，7岁，受业于三水老儒第五先生（第五是复姓）。11岁，伯母认为乡间没有良师可从，又把他送到三原东关族三祖重臣公家，遂就读于毛斑香的私塾。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中了举人。这一年的冬天，陕甘地方官司府察觉于右任所写的诗篇，是在鼓吹革命，视为大逆不道，于是把他的诗篇入奏北京，等到他赴汴梁春闱的时候，逮捕令下达，匆促中幸得李雨田的协助，才得潜来上海。1904 年，他在上海参加光复会，旋即入同盟会，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运动。清政府曾下令将他驱逐出境，于是他流亡日本。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1912年，他任职南京临时政府。

第一次国共合作，于右任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和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一大”的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的紧急关头，于右任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赴苏促请冯玉祥返国，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完成“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部署。其后长期连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为国民党的元老。1964年卒于台湾，葬于其地。

我和于右任的相识，是由陈望道介绍的。陈望道为第一个将《共产党宣言》译述到中国来的人。于右任曾任上海大学校长，陈望道则是该校的教务长。他们当时的信念是一致的，所以非常莫逆。我在陈望道所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写诗，因此和陈望道相熟，后来也曾听过他的《修辞学》讲座，真是亦师亦友。由于陈望道夫人蔡慕辉主编《微音》月刊，邀我为她设计书面，这样一来，我们的友谊更增进了一步。

1931年 4 月下旬一天下午，我去找陈望道，他正好要到于右任那里去，便拉我同行。我们来到于氏的上海官邸时，碰巧他要出车赴江湾、吴淞一带去凭吊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场。寒暄之后，邀我们同去，于是我们也登上了他的车子，向江湾、吴淞出发。回来后他又留我们在官邸张灯便酌。酒至三巡，我不揣冒昧，开口向于老请求写字。他满面笑容地答应了，并在席间为我挥写了八尺巨联“时雨光万物，大云庇九州”（见彩图）。然后兴犹未已，又为我写了六尺联“险艰自得力，金石不随波”(图 1)。这是我第一次获得于右任的手迹。归来后，展玩再四，彻夜难眠。以后凡有机会，都不放过请他写字，前后获得 50 余件，再加上收购来的，不下 70 余件，我都视同瑰宝。

于右任的书法，以我的见地，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魏书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行书时期；第三个时期，是草书时期。于右任最初学书，是从赵孟兆页 入手的，写得极其纯熟而丰腴。在以科举取士的清末，知识分子学习书法，往往求其端正，以符合写考卷之用。于右任所以写赵孟兆页 的一体，是可以理解的。接着他改弦更张，专崇北碑，对北碑废寝忘餐、不遗余力地研究。这样他真正走上了学书的康庄大道。为了研究北碑，珍爱我国古代的书法遗产，保护古代的碑刻，他曾耗尽心血，多方搜求魏墓志、造像记等。在他的努力下，共收藏了魏墓志达 85 种，内有七对夫妇的墓志，他并以此名他的居室为“鸳鸯七志斋”。

这些碑刻，对他研究魏书，起了莫大的作用。他凭着天赋，能够博采约取，融会贯通，加之勤学苦修，所走的道路，与书法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学北碑的赵之谦，后来以北碑名家的康有为、沈曾植、郑孝胥，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李叔同、李梅庵、曾熙完全不同。赵之谦所书婉约劲挺，兼而有之；康有为凝练绵邈，炉火纯青；沈曾植古拙峻峭，得未曾有；郑孝胥倜傥锋利，信笔得之；李叔同静穆闲逸，不食人间烟火；李梅庵盘曲滞涩，方正不阿；曾熙流丽典雅，潇洒过人。而于右任的魏书，能够包括婉约劲挺，凝练绵邈，古拙峻削，倜傥锋利，静穆闲逸，盘曲滞涩，流丽典雅，且能在字里行间，表现出大气磅礴，有翻江倒海之势。在学北碑的诸家之中，就这一点已经超过别人而自立门户，雄视书坛，光辉万丈，使见者惊叹不已。于右任手下的笔墨，对北碑的妙处能继承，能创新。他的笔型字貌所流露出来的个性，特别显著、强烈，因而成为有名的“于体”。

于右任的魏书，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魏书的传统写法，笔型字貌完全是北碑的再现，如“根深则果茂，源远而流长”一联，及“阎古古伏村杂咏之一”立幅，充分发挥了北碑的妙处。对联上的十个字，几乎要破纸而飞。立幅中的字，参差错落，稚拙可爱，北碑的结体谋篇，全被摄取。后期的魏书趋“于化”，如“每与同品得殊趣，期于今人崇古修”(图 2)一联，结构谨严，用笔精到，已有向行书发展的端倪。从这两个时期的字表明，于右任的魏书，和其他以魏书名世的书家所采用的笔型字貌，是无一相同或相似的，其气魄之宏伟，更属罕见。

于右任不满足于仅仅以写魏书为能事，在魏书的后期渐渐步向行书，他的行书，笔型字貌很多含有魏书的意味，又不同于古来以行书名世的书家，而另立门户。他写行书的时期不太长，就过渡到草书。但所留下的作品，极其丰富，而且炉火纯青，功力深厚，其气势的磅礴，更不用说了，真所谓力能扛鼎。如“险艰自得力，金石不随波”(图３)一联，用笔结体都使观者惊慑，此联各字有王家书味，但仔细分析上联“险艰”两字的用笔完全来自北碑，“艰”字的结构左高右低，中间空得很多，更具北碑的神韵。下联“金石”两字，北碑的意趣特显。试看其它书家，是否有如此用笔的？又如“古石生灵草，长松栖异禽”一联，写作年月在前一联之后，用笔结体又有变化，尽管以王字为法则，但每一笔都溶化北碑在内。这种超越的书气，可谓难得之至！再如匾额“思源堂”(图４) 三字，写作年月更迟于前面两联，在缚不住的气势下，显出优哉游哉的潇洒风度，但仍不脱北碑遗意。于右任的书法由此渐入草书的时期。

草书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于右任的草书，其根底在北碑，所以他的草书，用笔结构不脱北碑的奇丽、野拙，又兼有三种草书的特点，这样便形成了被人们所艳羡、喜爱的“于体”，驰骋书坛，影响深远，为五百年来所难得。

于右任初期的草书，仍旧延续着他写魏书、行书的那种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有旁若无人的样子。如“典文集威凤，明德登大鱼”(图５)一联，及“清思抱明月，高怀对古松”(图６)一联，都有横扫千军之势，气魄过人，真若关西大汉，抱铜琶铁板，歌大江东去，令人叹为观止！又如“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的诗轴(图７)，写法较前面两联，又有所不同，颇见蕴藉含蓄。这个时期是他草书的前期。他后期的草书，渐入宁静恬淡的境界，一变横扫千军的风格，由此更上了一层楼。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立轴，给人的感觉是一潭止水，平静闲适，达到了信手拈来，皆成佳构的顶点。到了台湾以后，他的草书更见高雅，脱尽早期的特征，似乎是出于孩童之笔，仙姿缥缈，不可捉摸，随意挥洒，心旷意远。

于右任研究草书，早在 1927 年前后就开始，1931 年发起组织草书研究社，出版《草书月刊》，致力于草书的标准化、规范化，把历代的草书作了全面的整理，制定了四条准则：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经过他的不断研究和甄别淘洗，攫取前人的精华，使形体多变的草书结构规律，纳入定型归类。他以《千字文》为依据，写成了《标准草书》，于 1936 年出版。这是我国书法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一件前无古人的壮举！

于右任于北碑有精湛的理解、认识，能博采约取，融会贯通，又有早年学赵孟兆页 书法的底子，故反过来研究王字，写行书，其传统全被掌握，再转到草书，自然又有独特的面貌。总的说来，于右任的书法，无论魏行或草书，都成为自己的一体，即“于体”。1964年，于右任于台湾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