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奉化移民历史（浙江慈溪移民迁徙记）
宁波奉化移民历史（浙江慈溪移民迁徙记）又民国十三年《洋山霍氏宗谱》载道光七年（1827年）同里高午亭序云：“姚江霍氏，实宋南渡蠡公之后……姚殆其支，庶与邑之西城外名霍巷者，实迁姚始祖之故居。其支庶又在乌石山西南洋山后曰霍家塔，益昌益炽，地以姓名矣。旋又徙之坎镇几传，子姓繁衍，亦名其地曰霍家路，他若散处于岳字五灶与周塘者，皆霍家塔一本之所分。虽星罗而云布，实合派而同源。”元代至正八年《余姚周氏东水阁（在石人山）宗谱·序》载：“建炎间有讳兴裔者，举进士……随高宗南渡，子孙散处。厥后有徙于会稽之白塔，山阴之前梅，姚江之凤亭、上林，剡之开元，暨之枫江，海之洛塘，苏之吴江。其他分于……宁郡等处者，皆因宦、游、贾处而世于其土者也。”移民，从宏观上说，由战乱、戍边及自然灾害等导致，以逃避战乱地区而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主。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南迁，三北发生在第三次，即靖康之乱时期。慈溪大古塘一线先民多在此次人口南迁中落脚，笔者姑且作为三北移
概 述
翠屏山横贯现慈溪大部分区域，似一脉高耸的大海塘。北面沿海平原，原系杭州湾浅滩。五千年来，随着泥沙逐渐淤积，为移民提供生机，最早先民在横河童家岙展现。三北全由移民组成，今所见宗谱，先民多由宋代始迁来。而大开发则在洪武年间建浒山及观海卫卫所起，伴随大古塘牢固及海涂涨沙，明永乐初（1403年）筑新塘。而后600年间，先后四轮围筑海塘，四波大规模拓展陆地，人们生存有所保障，形成三波移民潮，终成富庶家园。
《观海卫志》卷一《建置·按》：“至宋，始濒海置向头、鸣鹤两水军寨，城之。”同上《风俗》载：“本卫原籍福建，国初调戍观海。故虽地坐慈溪，而民情土俗尚与闽类，音声至今不改。”（国初指明初）。与此相类，乾隆《浒山潘氏宗谱·序》说：“今在浒山者，自明初建城后，兄弟（文益、文皋）两人由瓯之乐清来此（戍守）而安家焉。”守军留下成先民，还有横河大山戚氏，相传戚家军抗倭屯垦繁衍而来，此属早期移民之一类。三北发展史与其说是海塘史，不如说是一部移民史，大规模移民贯穿始终。
南 迁
移民，从宏观上说，由战乱、戍边及自然灾害等导致，以逃避战乱地区而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为主。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南迁，三北发生在第三次，即靖康之乱时期。慈溪大古塘一线先民多在此次人口南迁中落脚，笔者姑且作为三北移民第一波，时间持续至潮塘修筑之前。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靖康之乱，北方各族家园被毁，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名建炎帝。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史称南宋。大批随行附属机构官僚、附庸、家眷，尤其军人、土豪、平民等落户南京至杭州一线，延伸至周边地区，生息繁衍。其主干为青壮年，变为南方一支难得的有识、有能之士队伍，及一批廉价劳动力，带来各种先进生产技能，开发山川泽林，增强军事力量，使南方面貌焕然一新。
民国续谱《姚江梅川沈氏宗谱》载咸丰宗谱序：“第念我族，自宋宣教道五公迁浒山，以迄于明季，屡遭兵燹，谱系荡焉，无存。”又近见《慈溪境内沈氏宗族来龙去脉》一文：“沈氏祖先之一的沈昇公简介中写道：‘公昇，字文昭，宋进士，右都御史。遭靖康难随驾南渡。’”并说：浙江的沈氏，大约在宋代（1127—1279年）由河南沈丘县（周口市）一带迁移至浙江省吴兴、长兴、潮州（湖州）、桐乡以及安徽、江西、福建省交界处落脚。
元代至正八年《余姚周氏东水阁（在石人山）宗谱·序》载：“建炎间有讳兴裔者，举进士……随高宗南渡，子孙散处。厥后有徙于会稽之白塔，山阴之前梅，姚江之凤亭、上林，剡之开元，暨之枫江，海之洛塘，苏之吴江。其他分于……宁郡等处者，皆因宦、游、贾处而世于其土者也。”
又民国十三年《洋山霍氏宗谱》载道光七年（1827年）同里高午亭序云：“姚江霍氏，实宋南渡蠡公之后……姚殆其支，庶与邑之西城外名霍巷者，实迁姚始祖之故居。其支庶又在乌石山西南洋山后曰霍家塔，益昌益炽，地以姓名矣。旋又徙之坎镇几传，子姓繁衍，亦名其地曰霍家路，他若散处于岳字五灶与周塘者，皆霍家塔一本之所分。虽星罗而云布，实合派而同源。”
诚然，也有他地迁来者。如《迁徙传》载：“自宋一世祖辅成公，由常州安上乡徙家会稽余姚云柯之柏山，迄今源远流长，支衍派别或为梅山祖，或为弹河沿祖，或为从山祖，或为曲塘祖，或为竹山宏桥祖，其为始祖尚难悉数，而况迁徙者，更属于靡穷耶！”
另外，南迁中有一支特殊人群——堕民。横河有家谱记13-14世纪多从附近县或周边迁来。堕民之说分：唐“乐师被遣”说，宋“叛宋降金”说，元朝贬宋皇室功臣子孙为“堕贫”说，明贬元将士“愿世为汉人奴”成丐户等。如南宋初，金兵大举南侵，宋将焦光瓒率部不战而降。金兵既退，焦部为时人所不齿，被贬为堕民。又元灭宋后，将皇室罪俘遣送至浙江多地，贬为堕民，不与平民杂居，形成堕民村，受封建奴役。明太祖朱元璋定户籍，编其为“丐”。三北习俗中，有俗称“大堕贫”者，女人在婚嫁中做伴娘，平时多以剃头为业；男的组成乐队，当吹鼓手、抬轿等。清雍正皇帝曾颁诏堕民除籍为良；民国元年，孙中山通令堕民与其他百姓“一体享有公权、私权”。
此均为三北早期先民。
下 迁
朝代更替，三北沿海多有倭寇骚扰，遭受鸦片战争及其长毛敌军之战祸，日军侵占，但无大规模战争发生。明代起实行新涨海涂“子母传沙”政策，家族树大分枝，于是形成第二波三北移民，持续至嘉庆元年修筑五塘之前，三北人口不断增长。
其背景为明成化七年（1471年）修筑潮塘后，发生“军灶争地”事件，由绍兴推官周进隆调解，筑周塘界分，南为军队饲马草场，北为灶丁卤场。然后，嘉靖帝后期的1560年，周塘东侧重现“军灶争地”，朝廷管理盐政的鄢懋卿来姚履勘，树界牌分际。此后，余姚旋出台《姚灶成规》，强调“子母传沙”“直甲分丁”及其“三则八涂”课税政策，保护灶丁利益，调动母沙户主筑塘围陆积极性。
此次移民多由当地南面及周边土著自发下迁，开发荒涂淋卤，涂老地淡后垦殖木棉豆麦。
民国《余姚乌山胡氏（河东）宗谱·下迁》载：“乃自明季世迄鼎革初，族人因乘鱼盐之便而利更饶于种棉，遂于海滨之地，迁而就之，更迁而下之，骎骎乎去其故土者半焉！”又《余姚浊溪胡氏宗谱·迁徙传》开篇概说迁徙原因：“人情莫不故土是安，迁于他所者，必各有不容已之情，与不得已之势。或宦而迁，或贾而迁，或因业而迁，或因山水风土之美而迁，或失其基业流离播越而迁，甚或遣戌从军挈妻子负羽书而迁，迁不一。”正文记：“惟我始祖不器公派，分七房。”若长房：海惠公之次子公亮公徙居保德村，十世祖鼎公之子普隆公徙居保德村，十一世之瑜公之次子成忠公徙居保德村，小荣公与从兄钦公同徙居坎墩五灶，十二世祖廷相公之次子伟杰公住浒城西门外新塘头太字地，十三世祖适道公之子明泉迁居坎墩周家路岳三灶，太贵公之次子德树迁居坎墩大泥路，如亨公之子裕承住讨饭塘南水云浦浦东，翼安公之子南金、南山、南岩住长河市西下垫桥路，十四世明潮之长子占林住坎墩周家路，景邦之次子维忻住胜山大湾，国渠之子徐友住浒城东门外孙家塘头，国海之子徐福住慈溪沈师桥高垫街后，十五世春阳之子日升居姚城东门外……又若二房，直到若七房，不乏迁居外县、外省者。接着说：“至于卜居本邑，相违不过数十里，亦作迁徙论。盖族大则支繁，支繁则或守本土，或处他乡，不克聚族而居，固势之无可如何者也。”
上述先民“南迁”后，又多下迁者。浒山潘氏迁至坎墩潘家弄，梅川沈氏迁至坎墩沈家甲，余姚周氏迁至坎墩周家路，霍氏迁至坎墩霍家路，朴树下孙氏由浒山孙家塘头迁至坎东六灶，许氏迁至宗汉二塘头和坎墩直塘许家，费氏由浒山东门外迁至坎东一灶……不胜枚举。周塘及二塘线移民，大多由周边居民下迁而来。
东 移
东移则是指由山阴一带迁徙而来。时间在嘉庆年间起，持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第三波。
嘉庆元年（1796年）至二十年，五塘、六塘相继修筑，离三塘、四塘连筑相隔一个甲子。此前下迁者毕竟有限，本已土地富余，出现大量涂地无人顾及，一片荒芜。为逃荒流浪者、三北外围失去生活根基而走投无路者、穷则思变者等提供生机。
东移波浪式推进，靖康之乱南迁者先落户杭州周边，一个半世纪后人满为患，再东移至绍兴周边。《慈溪境内沈氏宗族来龙去脉》载：大约在元末明初至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吴兴、长兴、桐乡一带沈氏因生活所迫，部分又向东迁移至绍兴孙端曹娥江边镇塘殿树下居住从业种田、烧盐（煎制食盐），而另一部分沈氏则从吴兴一带迁移至现慈溪市沈师桥一带居住下来。
居住在绍兴镇塘殿楝树下的沈氏，一面种田，一面煎盐，还有部分人在杭州湾搞外海运输。发觉余姚北海边滩涂宽阔，海水咸度高，煎制食盐产量高，于是每年春耕后的四月初，青壮年便去姚北海滩涂上搭“息舍”（后俗称火洞舍）淋卤，把卤水用海船运至孙端煎盐，年复一年地劳作。
清乾隆年间（约1736年），曹娥江孙端镇塘殿村段出现大幅度塌方，土地耕种面积锐减，人口众多，加上去姚北运卤不便等，“殿元公前辈带领着屠姓、娄姓、陈姓等人，扶老携幼来到了余姚北海涂边——马家路五塘一带居住下来。一边靠海捕鱼虾蟹，一边制卤水，并用泥板制盐。到咸丰年间则改用木板（盐板）晒盐。”成为后五塘下一带先期东移移民，与海共舞。
民国《余姚六仓志》载：至清雍正朝丁摊于地，而地之业户皆系邑土著。乾嘉以来丈地分丁，近数十年山会（绍兴山阴、会稽两县）客民入境，愿赁卤地刮泥摊晒蒸卤为业，六仓丁户悯其穷无所依。
来源：太阳老师
作者：费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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