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关于日本的重要人物（略说隋唐史籍中的日本人姓名表记）
隋唐时期关于日本的重要人物（略说隋唐史籍中的日本人姓名表记）在上面的记载中提到的“阿每”、“多利思北孤”、“阿辈鸡弥”、“鸡弥”、“利歌弥多弗利”等究竟何指，历来有各种解释。因事涉繁琐考证，此处不予涉及。但在这里至少可以指出两点学界共识：一是上述这些称呼当为隋朝负责接待的官员根据日本遣隋使的自述而记下来的对音，二是所谓“姓”、“字”、“号”乃出自于隋朝的理解，与日本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下略）先看隋代的情况。由于篇幅关系，下面仅举出与日本遣隋使有关的例子（引文内的重点线由笔者所加，以下同此）。《隋书》卷81《倭国传》云：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中略）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歌弥多弗利。
之前我在拙稿《也说〈李训墓志〉中的“朝臣”》（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1.8。下面简称“也说朝臣”）中，主要从日本史的角度，在王瑞来教授《“朝臣”解》（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1.2）的基础上，对“朝臣”做了若干补正，重点阐述了在古代日本的氏姓制度之下，日本人姓名中的“氏”、“姓”、“名”三要素及其关系，指出日本“氏”、“姓”一体，“姓”须置于“氏”之后，可以省略“姓”，但不会省略“氏”的情况。以为“朝臣”既然是古代日本的“姓”之一，如果由当时的日本人在正式的文书等上署名的话，自然应该是遵循日本的规范。
拙稿“也说朝臣”乃一匆匆写就的札记，回头来看有不少未尽之言。当时由于考虑到在媒体的历史栏目刊文，篇幅宜短不宜长，因而与所述主题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关于两唐书等中国史籍中出现的诸如“朝臣真人”、“朝臣仲满”等记载问题，仅在前稿最后一段指出此问题当与唐人以及其后的历代中国人对于日本情况的认知程度以及误解有关，同时提示了涉及此问题的前出拙著以及我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表示以后有机会再加以申说，而未及深入展开。尔后被指“最核心的日本人入华后姓名变化问题，石文留下了一整组问号，却并未做任何解释”（阎焰《就〈李巡墓志〉中的“朝臣备”之名的思索》，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0.1.13）。有鉴于此，我感到似仍有进一步申说之必要，遂续草本稿，祈请方家不吝赐正。
关于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及其随行人员的姓名在中日两国史籍中的表记问题，历来已有不少研究，仅就二十世纪以降来看，至少杉本直治郎《阿倍仲麻吕传研究—朝衡传考》（育芳社1940年）、东野治之《遣唐使船》（朝日新闻社1999年）、王勇《唐から見た遣唐使》第1章第2节（讲谈社1998年）、铃木靖民《遣唐留学生井真成とその出自》（《遣唐使の見た中国と日本》60-79页，朝日新闻社2005年）、河内春人《東アジア交流史のなかの遣唐使》第5章（汲古书院2013年）、以及最近森公章《阿倍仲麻吕》（吉川弘文馆2019年）等论著都不同程度地讨论或涉及过这一问题。这篇小稿即在先行诸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对此问题的考察与思考，略说隋唐史籍中日本人名的表记问题，同时兼涉对《李训墓志》中的“朝臣备”之称的一些看法。
（一）
先看隋代的情况。由于篇幅关系，下面仅举出与日本遣隋使有关的例子（引文内的重点线由笔者所加，以下同此）。
《隋书》卷81《倭国传》云：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中略）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歌弥多弗利。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下略）
在上面的记载中提到的“阿每”、“多利思北孤”、“阿辈鸡弥”、“鸡弥”、“利歌弥多弗利”等究竟何指，历来有各种解释。因事涉繁琐考证，此处不予涉及。但在这里至少可以指出两点学界共识：一是上述这些称呼当为隋朝负责接待的官员根据日本遣隋使的自述而记下来的对音，二是所谓“姓”、“字”、“号”乃出自于隋朝的理解，与日本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
此外，在《隋书》为首的中方史籍中虽然没有出现其使者的名字，但据《日本书纪》卷22记载，大业三年（607）日本遣隋使叫“小野臣妹子”（ 推古天皇十五年七月条。石按：小野＝氏（Uji）、臣＝ 姓（Kabane）、妹子＝名），而“唐国号妹子臣曰苏因高”（推古天皇十六年四月条。石按：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对隋朝亦称为“唐”或“唐国”）。
关于隋为何将“小野臣妹子”即小野妹子称作“苏因高”，目前一般的解释是沿袭20世纪初饭田武乡《日本书纪通释》之说，将此视为“小妹子”的对音。即推测其是从作为“氏（Uji）”的“小野”中取一字“小”作为姓，省略作为“姓（Kabane）”的“臣（Omi）”，汉语对音作“苏”；而用“因高”来表记“妹子（imoko）”的汉语对音。也就是说，“苏因高”三字只是分别取自于氏（Uji）和名，没有涉及“姓（Kabane）”。从上文史料来分析，其虽说隋朝称其为“苏因高”，但从各种情况来分析，隋朝此称呼来自于小野妹子自称的可能性则很大。
由上述几个事例我们可以知道，隋代对于日本人名的表记形式，都是采取音译的方式，这与从汉魏时期以来对于来自日本列岛的使者名字的一贯处理方式是一致的，《三国志》卷30《东夷传/倭人》中提及的“难升米”、“都市牛利”等使者名就都是音译。同时，我们也可以据此了解到，隋朝对于当时日本人名构成的三要素似乎并不清楚。
《隋书》卷81《倭国传》书影（百衲本）
（二）
接着再看看唐代的情况。首先要举出来的便是两唐书的记载。《旧唐书》卷199上〈东夷传/倭国条〉即通称《旧唐书·倭国传》载：“其王姓阿每氏，（中略）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显然与隋代同样，沿袭音译传统，只记载王，不提使者的姓名。但在其后的〈东夷传/日本国条》即通称的《旧唐书·日本国传》（按匆匆而就的前拙稿“也说朝臣”误指王瑞来先生文此处误记，谨致歉意）中，却出现了使者的姓名，其云：
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下略）
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下略）
同一内容在《新唐书》卷220《东夷传/日本》即通称《新唐书·日本传》中也有记载，其曰：
长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太宝，遣朝臣真人粟田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唐尚书也。
开元初。粟田复朝，（中略）其副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下略）
在上引史料中，分别出现了“朝臣真人”、“朝臣真人粟田”、“粟田”、“朝臣仲满”、“朝衡”等姓名记载。其实不仅两唐书，在《唐会要》卷100《日本国条》、《通典》卷185《边防/倭条》以及《太平御览》卷782《东夷/日本条》等文献中也都有类似记载。关于其所指何人，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根据迄今为止的研究，一般认为前三种称呼（朝臣真人、朝臣真人粟田、粟田）是指经过日本经过七世纪后半期的内政改革之后，702年向唐朝派出的第一批遣唐使的执节使粟田朝臣真人，即通常所说的粟田真人；而后两种称呼（朝臣仲满、朝衡）则是指跟随717年来华的遣唐留学生阿倍朝臣仲麻吕，即人们熟知的阿倍仲麻吕。
《旧唐书·日本国传》书影（百衲本）
《新唐书·日本传》书影（百衲本）
在这里，至少下面几点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是须注意到上面各种称呼都源自于唐代史籍，换言之都是中国史书中的说法，其实际并不符合日本表记姓名的规范。关于这一点，我在拙稿“也说朝臣”里已有所论列，可以一并参照。此外，上述两唐书的记载还将随行的青年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一般认为其入唐时19岁，一说16岁）误认为是遣唐使的“偏使”即副使，可见其误解还颇深。
其二是在以两唐书为首的隋唐史籍中，记述上述日本使者及其随行留学生的姓名时，显然并没有采用之前的隋代以及唐初所习用的音译形式，而是直接从其姓名中取出一部分来加以称呼。这种转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变化？其背景如何？是偶然现象还是常态？对于这些问题，管见所及，目前似乎还没有见到很有说服力的解释。
其三是唐朝官员否知道他们的全名是由“氏”“姓”“名”三要素构成的？就我的考察结论而言，以粟田真人为例，从唐代史籍中同时出现的“朝臣真人”、“朝臣真人粟田”、“粟田”这三种称呼以及其后直呼其“粟田真人”（《宋史》卷491《外国七/日本国》）的情况来看，可以基本断定，唐人应该是知道其全名叫做“粟田朝臣真人”，通称“粟田真人”的。这一点从两唐书中对日本遣唐使的其他人名的表记也可以得到佐证。例如收载于《朝野群载》卷20的唐宪宗元和元年正月廿八日的《高阶真人远成告身》中记载给“日本国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镇西府大监高阶真人远成”授予唐朝官职“中大夫试太子中允”时，就明确记载了其包括“氏”＝高阶、“姓”＝真人、“名”＝远成在内的三要素，而在《新唐书·日本传》中则只称其广义上的姓“高阶真人”。
上述三点是我们考虑这一时期日本人名表记的一个重要前提或背景，因篇幅所限，在这篇短文不能一一展开讨论，下面仅围绕第一个问题做一初步观察。
关于隋唐史籍中对于日本人名等的种种误解，其实很早就已经有人指出。江户时代前期文人松下见林（1637-1713）以三十余年之功，汇集并考订中国以及朝鲜史籍中的日本记事，撰成的名著《异称日本传》就是其显例。该书在抄录了上述两唐书有关“朝臣真人”的记事之后认为其失实，松下见林批评道：
今按：……，大失事实，姓粟田朝臣，名真人，官民部尚书也。此官姓名人为入唐使。……粟田复朝，亦非也。……今不据国史正之，则千古之间，淄渑不分，孰为夫子矣。（卷上1）
今按：朝臣真人，粟田朝臣真人也。见新书。……又按，阿倍仲满者，我朝先觉，事迹粗见文苑英华下。（卷上2）
对于上述中国文献中的这些记载以及误解，后来日本也陆续有人尝试作出解释。譬如比江户时代中期国学者山冈浚明（1726-1780）在其编纂的《类聚名物考》卷34中，就明确推断阿倍仲麻吕在唐被称为“朝臣仲满”、“朝衡”当来自于日本的“朝臣”之姓（近藤活版所1903年版546-547页）。
进入二十世纪，前面提到的杉本直治郎（1890-1973）的名著《阿倍仲麻吕传研究——朝衡传考》（育芳社1940年，勉诚出版2006年手泽补订本），在之前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对阿倍仲麻吕进行了全方位集大成的研究。其仅围绕阿倍仲麻吕在唐改名的问题，就花费了数十页的篇幅，旁征博引中日双方史籍，从语音语源等各个方面详尽地梳理并考证了相关史料。归纳杉本氏所论要点，大致如下：
杉本氏认为，就“阿倍朝臣仲麻吕”这一名字而言，固然“阿倍”是氏、“朝臣”是姓，但也可以说姓“阿倍朝臣”。然而四个字的姓在中国显然太长了，需要简化。可是“阿倍”日语发音Abe，这一发音用汉字表示时，也可以写成 “安倍”、“安部”、“阿部”等，容易引起混乱，故用“朝臣”做姓，因为“朝臣”在汉语中是作为普通名词经常使用的词汇，唐人容易理解。另外，对于唐人难以理解的“麻吕”（按日本汉字亦将二字合一作“麿”），则根据其发音（maro）而选择了音近的“满”字，加之日本史籍中对于“仲麻吕”也可以表记为“仲满”，例如“藤原仲麻吕”又被写作“藤原仲满”（《续日本纪》卷29神护景云二年六月庚子条、卷34宝龟八年八月丁酉条），于是便形成了“朝臣仲满”这一名字。至于“朝衡”，“朝”当来自于“朝臣”，“衡”则来自于“仲”，进而推测或也可能是“朝臣阿衡”之略，即取自殷商名臣阿衡之意，反映了阿倍仲麻吕的慕华思想。总而言之。是阿倍仲麻吕到唐朝时自己改了名字（详参同书166-184页）。
对于杉本氏上述见解，尤其是“朝”来自于“朝臣”的看法，我没有异议，但略有疑虑。我的疑问主要在于，上述改名的主体究竟是阿倍仲麻吕，还是唐朝方面？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在12世纪初藤原仲实编纂的《古今和歌集目录》的《安倍朝臣仲麻吕一首》之后有如下记载：
国史云，本名仲麿。唐朝赐姓朝氏，名衡，字仲满。性聪敏，好读书。灵龟二年，以选为入唐留学问生，时年十有六。（下略）
上面史料中所说的“国史”究竟何指，虽有不同意见，但属于12世纪初藤原仲实编纂的《古今和歌集目录》以前的日本史籍则无疑问，可信度很高。长野正氏认为其当是《日本后纪》中散佚的延历二十二年三月六日条的引文（茂在寅男、西岛定生等编《遣唐使研究と史料》279页，东海大学出版会1987年），对此我表示赞同。从上述史料来看，阿倍仲麻吕的唐名显然来自唐朝所“赐”。
《古今和歌集目录》的《安倍朝臣仲麻吕一首》书影（群书类从本）
结合唐朝给“蕃将”尤其是“入朝蕃将”赐姓赐名的背景及情况（参见马驰《唐代蕃将》第3章，三秦出版社1990年）来看，我十分赞同河内春人先生的意见，即一介留学生在唐朝自己随便改名的可能性极低，阿倍仲麻吕改名的主体应该在于唐朝方面，其契机或者说其前提则是由于阿倍仲麻吕将要担任唐朝的官职，才由“唐朝赐姓朝氏，名衡，字仲满。”（参见河内春人《東アジア交流史のなかの遣唐使》167-168页，汲古书院2013年）。
若再联系到其后的752年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朝臣清河”被唐朝改名—“清河”被改成了“河清”（ 《日本纪略》延历二十二年三月丁巳条的“唐改河清”，以及《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五年八月甲子条引唐肃宗“内史宣敕曰，特进秘书监藤原河清”）的事例来看，尽管目前尚缺乏直接史料的支持，但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即若要说起“朝臣”、“河清”这两个名字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则在于不仅两者都可以作为普通汉语名词来加以理解，而且也都非常吻合唐人（中国人）的心理及思维方式。“朝臣”在汉语中的意思自不待言，正如东汉蔡邕《独断》所云：“公卿、侍中、尚书，衣帛而朝，曰朝臣。诸营校尉、将、大夫以下，亦为朝臣。”简单说来就是朝廷官员之意；而至于“河清”，则是只有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古代中国人才会具有的一种想法。根据以上情况，说包括前述粟田真人被称作“朝臣真人”在内，其“朝臣”、“河清”等唐名均来自于唐朝所赐，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在此基础上进而言之，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或者说规律，即上述被唐朝赐名的日本人也都同时被唐朝授予了相应的官职。例如：
1.在两唐书中被称作“朝臣真人”，长安二年（702）入唐的遣唐执节使“粟田朝臣真人”，被武则天“授司膳卿，放还本国”（《旧唐书·日本国传》，《新唐书·日本传》、《唐会要》同）。
2.而同年入唐，被唐代史书称为“朝臣大父”的副使“巨势朝臣祖父”则被授予太子率更寺的“率更令”（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五“日本国使臣朝臣真人，长安中拜司膳卿同正；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岑校］朝臣大父 罗校云：辩证引作‘副使朝臣大父’，今本夺‘副使’二字，当据补。”）。
3.开元五年（717）作为留学生入唐的阿倍朝臣仲麻吕，两唐书记载其“仕历左补阙、仪王友。”（《旧唐书·日本国传》，《新唐书·日本传》、同）。根据杉本直治郎的研究，其至少还担任过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卫尉少卿、秘书监、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潞州大都督等唐朝官职。
4.天宝十一年（752）入唐，被唐人改名为“藤原河清”的“藤原朝臣清河”，被唐授予“特进”（《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第三引唐僧思讬《延历僧录》之《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大日本佛教全书本74页）或“特进秘书监”（《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五年八月甲子条引唐肃宗敕）。
5.贞元二十年（804）入唐的日本遣唐使判官“高阶真人远成”（石按：通称“高阶远成”），于元和元年（806）正月廿八日被唐朝授予“中大夫试太子中允”（《朝野群载》卷20载《高阶真人远成告身》）。
在上述可以确认的五个赐姓改名的事例中，四人是日本遣唐使官员（执节使、大使、副使、判官），只有阿倍仲麻吕是留学生。四名遣唐使官员均是名义上的授官，只有阿倍仲麻吕是实授。但不管是虚授还是实授，结果是都被授予了唐朝官职。而同时这几个人也都被唐朝赐姓改名，两者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之所以被赐姓改名，恐怕正是是因为唐朝要授予其官职。阿倍仲麻吕作为一个年轻留学生，之所以与遣唐使官员等人同列，被唐朝赐姓改名，其根本原因恐怕也正在于此。
（三）
让我们再次回到“朝臣备”的问题上。
如上所述，我之所以对“朝臣备”之称抱有疑问，认为其难以成立，主要就是觉得这一称谓缺乏令人信服的合理性解释。在上文讨论的基础上，下面将我的疑虑与主要看法简单总结如下：
其一，其不符合日本氏姓制度下的姓名署名规范。理由详见前出拙稿“也说朝臣”，这里不再重复。
其二，从唐代入华日本人姓名表记的角度而言，如上所述，遣唐使以及随行留学生应该自己是不能擅自改姓名的，其唐名当来自于唐朝方面。但是，从史籍中的实际事例来看，凡是受到唐王朝赐姓改名者，无论是将其日本的“姓（Kabane）”＝“朝臣”作为中国的姓，还是给其改名“河清”，或是将其人在日本的广义“姓（Sei）”如“高阶真人”作为中国的名字，其至少都有两个特点是一致的。一是对象都是日本遣唐使官员（唯一的例外只有阿倍仲麻吕一人）；二是包括虚授和实授在内，无一例外所有人都被唐王朝授予了官职。在上述这两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显然是第二点，即其是否被授予唐朝官职。
在此前提之下，如果说“朝臣备”就是日本遣唐留学生“下道朝臣真备”的话，那么就会有很多问题难以解释。
从学界迄今为止对于“下道朝臣真备”＝下道真备，即后来的吉备朝臣真备＝吉备真备的研究来看，一般认为其生于695年，717年入唐时已经满23岁（宫田俊彦《吉备真备》1-20页，吉川弘文馆1961年），早已超过了唐国子监14-19岁的入学年龄限制，况且其出身于日本下层武官（其父“右卫士少尉下道朝臣国胜”）家庭，也不符合唐国子监有关对学生父祖官阶要求的所谓“门荫”入学的规定。这一点与同期入唐的阿倍仲麻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石按：阿倍入唐时19岁，一说16岁，其父乃是“中务大辅正五位上船守”，即相当于唐朝的五品官员）。因而对于下道真备究竟是否进入国子监学习，不少研究者都表示怀疑。从下道真备在唐留学长达十九年之久来看，我赞同王勇教授的意见，从开元七年（719）唐玄宗发布敕令，放宽对国子监管辖的四门学的入学限制，并增加八百名额的情况来看，下道真备应该进入了国子监学习（参见王勇《历代正史日本传考注/隋唐卷》176-180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
但是，鉴于下道真备在唐漫长的留学期间的状况，不仅唐代史籍，而且在日本史籍中也没有任何史料提及（石按：日本史籍中所见到的记载，都是他733年回日本以后，尤其是746年改名“吉备朝臣真备”以后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下道真备在唐朝留学期间没有被唐廷授予过任何官职。既然如此，从前述事例来看，唐朝自然也就不会给其赐姓“朝臣”了。（石按：据《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第三引唐僧思讬《延历僧录》之《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云，下道真备在变成“吉备真备”，并于天宝十一年（752）作为遣唐使副使再度入唐以后，也曾与前述藤原清河一起，被唐朝授予“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卫尉卿”的官职。但这乃是其留学结束回日本十八年之后的事情，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时期无关。）
其三，根据传世文献史料来看，717年与下道真备同期入唐的留学生除了阿倍仲麻吕之外，还有一位名叫“大倭忌寸小东人”，后来改名为“大和宿弥长冈”＝大和长冈。此外再加上2004年公布的《井真成墓志》中的“井真成”。就现有史料来看，至少上述四个人有名有姓，同期在长安留学。那么其他几个人在唐期间的姓名情况如何呢？
关于“大倭忌寸小东人”＝“大和宿弥长冈”（大和＝氏、宿弥＝姓、长冈＝名），通称“大和长冈”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根据日本史籍的记载来看，其生卒年代为689年—769年，717年随遣唐使作为“请益生（短期留学生）”入唐时已经28岁，估计为此行留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人。史籍中只记载了他何时入唐，却没有记载他何时回到日本的。有关其在唐留学期间的情况，不仅在唐代文献中没有留下只字片语，在日本史籍中也没有任何记录，只有其曾精通律令的记载（《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三年十月癸亥条），因而推测其在唐主要学习律学，期间姓名无考。
至于井真成，尽管还有不少谜团尚未解开，学界意见也不尽一致。总的来说，大多数意见认为其乃是717年与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大和长冈同时入唐留学，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36岁时病逝于长安。因此一般推测其出生于698年，与阿倍仲麻吕同龄，比下道真备小4岁，估计也应该进入了唐国子监学习。
关于“井真成”之名，则是日本史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虽有各种解释，但共同都认为这个名字应是一个唐名。关于其原名为何，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其应该是由“葛井连真成”（葛井＝氏、连＝姓、真成＝名）而来，即从“葛井”中取出“井”字作姓（东野治之说）；另一种意见主张当是来自“井上忌寸真成”（井上＝氏、忌寸＝姓、真成＝名），由“井上”的首字作姓（铃木靖民说）。详细可以参见《遣唐使の見た中国と日本―新発見「井真成墓誌」から何がわかるか》（朝日新闻社2005年）一书中收录的两位教授的论文。
无论“葛井”或“井上”，两者都是当时活跃于今大阪中南部地区的渡来人氏族，两说都有可能，这里我们对此姑置不议。这里只想提请大家注意一点，即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是主张取自于其“氏（UJi）”＝（“葛井”或“井上”），而不是从其“姓（Kabane）”（“ 连”或“忌寸”）中取一字来做唐姓。这显然与前述阿倍仲麻吕被“唐朝赐姓朝氏，名衡，字仲满”的做法很不一样。其原因究竟为何，因无史料佐证不得而知，然倘若容我大胆推测的话，窃以为其或许与井真成生前不曾得到唐朝授予官职，但却在去世后被唐朝廷追赠“尚衣奉御”这一官职有一定关系。
那么，下道真备在唐留学期间使用的姓名究竟是什么呢？根据《续日本纪》景云元年条、宝龟元年条、延历十年条、以及《日本纪略》、《公卿补任》以及正仓院文书等各种日本史料的记载来看，下道真备的原名并不叫“真备”，而是叫“真吉备（Makibi）”，即其全名为“下道朝臣真吉备”，通称“下道真吉备”。因而一般推测其717年入唐以后，将其名减少一字，由“真吉备”改成了“真备”，而日语发音不变，仍作Makibi，换言之也就是说，“真备”已经是其唐名（参见前揭宫田俊彦《吉备真备》2-3页）。
由于在唐代史籍中，没有关于下道真备姓名的任何记载，所以我们目前不能得出肯定性的结论。但仅就上述诸点——（A）下道真备并非遣唐使官员、（B）其在唐留学期间不曾得到唐朝授予的任何官职、（C）下道真备的同期同学阿倍仲麻吕已因被唐朝授官而被赐姓“朝臣”、（D）下道真备的同期同学井真成之名的“井”姓，来自于其在日本的“氏” — 等情况来综合考虑的话，我们似乎至少可以说，下道真备在唐以“朝臣备”之名行世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关于这一点，其实从其后的事例也可以得到一些证明。例如746年下道真备改名吉备真备，752年作为遣唐使副使再度入唐以后，在唐人笔下，明确被称作“吉备朝臣真备”（《日本高僧传要文抄》第三引唐僧思讬《延历僧录》三《胜宝感神圣武皇帝菩萨传》，大日本佛教全书本74页）。但另一方面，在贞元二十年（804）跟随日本遣唐使入华的留学生中，留下姓名者只有一位，即在日本史籍中称作“橘朝臣逸势”（橘＝氏、朝臣＝姓、逸势＝名），后来与空海、嵯峨天皇一起被誉为日本平安时代三大书法家之一的“橘逸势”（？—842年）者。而在两唐书中对其名却记曰：“留学生橘免势、学问僧空海……”（《旧唐书·日本国传》）、“学子橘免势、浮屠空海……”（《新唐书·日本传》）。一般认为这里的“橘免势”当是“橘逸势”之误。也就是说，橘逸势作为一名既非遣唐使官员，又不曾被授予唐朝官职的日本留学生来说，唐人只称其“氏（Uji）”＝“橘”与“名”＝ “逸势”，而不称其“姓（Kabane）”＝“朝臣”。此亦可作为一个旁证。
（己亥岁末初稿，庚子立春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