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四学士是苏轼的徒弟吗（苏门4学士里3个词风与他截然不同）
苏门四学士是苏轼的徒弟吗（苏门4学士里3个词风与他截然不同）二、张文潜在诗词的法度技巧上，黄庭坚的歌词语言善于取用古人陈言而加以陶冶点化，化腐朽为神奇。在承袭前任的构思和意境上，他又能自如的重新发挥和形容，所以苏轼对他的评价是“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四学士里，如果从诗歌的影响和成就来说，黄庭坚的名气最大。纵观北宋诗词的风格，黄庭坚词风个性突出，自成一派，具有大家风范，因此也常有人把他和苏轼并列一起称为“苏黄”，成为北宋诗词的代表性人物。黄庭坚一方面坚持从唐诗里汲取营养，一方面又努力独辟蹊径，开创自己的特色，写出不同于别人风格的作品，非常注重文学创作形式上的突破。他曾经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风格上的追求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黄庭坚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创作上非常用心用工，虽然追求标新立异，却不放弃精益求精。他重视谋篇布局和句法结构的出奇变化，讲究字眼的锤炼，重视意象奇特，选择新颖比喻用词，执着于险韵的押韵。
欧阳修之后，在北宋文坛具有旗帜地位的就是大作家苏轼。苏轼不但诗词写得好，在培训文学青年方面也非常热心，这一点和欧阳修很像。由于他对文学后起之秀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文潜这四个人很赏识，又因为这四个年轻人同时又在馆阁任职，所以在当时文坛上，把这四个年轻人称为“苏门4学子”。
这四个人的虽然学问出众，但和他们的老师苏轼一样，都被宋徽宗下诏写进“元祐奸党案碑”的文字里，政治上称为北宋党争的牺牲品，作品被北宋王朝一度禁毁。但无论在政治上多么不得志，他们立身处世的高风亮节却受到人们的敬仰，他们的作品虽遭禁毁，但却在社会民众之间传颂。
那么，苏轼门下的这4位学士在创作上都是什么风格？谁的风格最接近苏轼呢？
一、黄庭坚
四学士里，如果从诗歌的影响和成就来说，黄庭坚的名气最大。纵观北宋诗词的风格，黄庭坚词风个性突出，自成一派，具有大家风范，因此也常有人把他和苏轼并列一起称为“苏黄”，成为北宋诗词的代表性人物。
黄庭坚一方面坚持从唐诗里汲取营养，一方面又努力独辟蹊径，开创自己的特色，写出不同于别人风格的作品，非常注重文学创作形式上的突破。他曾经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风格上的追求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
黄庭坚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创作上非常用心用工，虽然追求标新立异，却不放弃精益求精。他重视谋篇布局和句法结构的出奇变化，讲究字眼的锤炼，重视意象奇特，选择新颖比喻用词，执着于险韵的押韵。
在诗词的法度技巧上，黄庭坚的歌词语言善于取用古人陈言而加以陶冶点化，化腐朽为神奇。在承袭前任的构思和意境上，他又能自如的重新发挥和形容，所以苏轼对他的评价是“点石成金，脱胎换骨”。
二、张文潜
如果说“苏门四学士”里最关注民生的作家，一定是非张文潜莫属。张文潜擅长诗歌，他虽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但他学的却不是老师苏轼，而是唐朝的白居易和张籍。他关注民生疾苦，写了大量反应穷苦老百姓生活现实的诗歌，具有唐代新乐府运动的精神和特点。
因为他的风格侧重于民生疾苦，所以在语言上力求平易自然，通俗易懂而又热烈，达到诗歌创作上“词浅意深”的境界。尤其是一些写景抒情的近体诗，他以景传情，信手沾来，如行云流水一般。
在诗词的风格上，张文潜和黄庭坚正好相反，所以他的诗词虽有平易近人的妙处，但也有锤炼不精、不耐寻味的缺点。
三、秦观
秦观是“苏门四学士”里是最擅长写词的。如果说黄庭坚是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那么，秦观就是词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这一点在北宋文坛上也得到大家一致公认。
苏轼对北宋的诗歌进行变革，创造独具一格的豪放派诗歌形式，成为北宋最有代表性的文坛前辈。秦观虽然深受苏轼的影响和指点，作为“苏门四学士”的人，但他很少受到苏轼豪放派创作风格的影响。
秦观以词见长，他在充分展示自己诗词创作的艺术才华时，注重汲取前辈创作精华的同时，保持自己的创作风格。他特别善于以清新婉美的语言，创作出意境深远的歌词，有时苍茫迷离，有时凄清明丽，细腻的意境总会渲染情绪，感觉幽美至极。
秦观的诗词往往会流露出一丝伤感的情调，这一点受柳永的影响颇大，所有很多人笑称秦观虽是“苏门”人，但却最像柳永。
四、晁补之
“苏门四学士”里最像苏轼的不是黄庭坚、张文潜和秦观，而是晁补之。
晁补之创作诗歌是有诗意的学习苏轼，不少作品写的坦荡磊落，意境大胆毫无羁绊，敢于言真意切的抒发自己的情怀，和苏轼的创作风格极为接近。他的诗歌很少用一些婉词媚语，即使写男女之情，也很少让人看到艳媚柔靡之词，语言清新辞色。
当时有人指出苏轼的诗歌虽然豪放深远，但不能入律歌唱，晁补之当即反驳说“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有曲子中缚不住者”。可见他对苏轼词的创作精神是多么了解，后来有人主张想学苏轼的诗词，先要从学习晁补之的诗歌入手。
“苏门4学士”里，3个词风与他截然不同，最后1个有意识学苏轼，但他们的命运却和苏轼相同。宋哲宗绍圣初年，贬逐变法派人士，苏轼别贬到惠州，后来又流放到海南岛。四学士也被录入“元祐奸党案”，先后被朝廷贬黜，最后或在流放中死去，或在长期赋闲中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