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小伙修复700岁古书（2012年男子路边淘来一本古籍）
南京小伙修复700岁古书（2012年男子路边淘来一本古籍）据摊主说，这些古书是从一个古墓里挖出来的，摊主也没有重视，就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所以王老板也没花多少钱就把书买了下来。有一次他路过早市，在路边摊上看到有人在贩卖一些古书，王老板虽然不做古书生意，但也对这些书起了兴趣，就停下查看。而后在一次拍卖会上，这本李致忠看过的古籍，果然拍出了2600万的天价。这部古籍到底珍贵在哪里呢？这位收藏家实际上是福建一位姓王的老板，在江西南昌和抚州市经营了一家古玩店。
2012年10月，著名古籍研究专家李致忠先生应邀来到江西，为一本古籍做鉴定。
当古籍收藏家小心翼翼地取出古籍时，李致忠却眉头一皱。
古籍是一些散乱的书页，被藏家用塑料薄膜包裹得十分严实，但是李致忠发现，这些书页都有被水泡过的痕迹，用塑料包裹，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会对古籍造成二次损伤。
经过观察，李致忠初步判定，认为这本古籍价值非常高，由于现场不好做进一步的研究，他只能先给收藏家交代正确的保存方法，然后再叮嘱藏家找专业的人士对书进行修复。
而后在一次拍卖会上，这本李致忠看过的古籍，果然拍出了2600万的天价。
这部古籍到底珍贵在哪里呢？
路边摊上淘出宝这位收藏家实际上是福建一位姓王的老板，在江西南昌和抚州市经营了一家古玩店。
有一次他路过早市，在路边摊上看到有人在贩卖一些古书，王老板虽然不做古书生意，但也对这些书起了兴趣，就停下查看。
据摊主说，这些古书是从一个古墓里挖出来的，摊主也没有重视，就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所以王老板也没花多少钱就把书买了下来。
等王老板把书拿回家一看，发现那本破旧的古书夹页里，还夹杂着许多散页，他仔细看了下这些散页的内容，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王老板是做古玩生意的，书上的繁体字对他来说不是难事，他仔细翻看之后，发现这些散页，极有可能是宋代出版的书籍。
想到这里，王老板就把夹在古书里的散页全部挑了出来，一共整理出97页书籍散页。
知道塑料能防潮防虫蛀，所以王老板就慎重地用塑料薄膜，把这些散页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
回到福建后，王老板因为生意出了点问题，资金周转不利，他就想起了这些散页，于是找到了江西省图书馆，想要把书卖给他们。
为了确定王老板手中散页的价值，江西省社科院的胡迎建先生又找到了古籍专家李致忠先生，请他帮忙做个鉴定。
2012年9月，正在北京的李致忠接到胡迎建的电话，把事情说清楚之后，就告诉他，王老板想带着古籍去北京请李致忠鉴定。
李致忠正好10月份要去江西出差，他还以为藏书者也是江西人，就回复胡迎建，让这位藏书者不要着急，等他到了江西再说。
王老板急着用钱，自然关心古籍的鉴定事宜，联系上李致忠之后，他还三次去电，向李致忠确认去江西的时间。
10月24日，李致忠抵达南昌的当天晚上，王老板便急匆匆地携带着那些散页，找到李致忠下榻的宾馆。
当王老板把散页从塑料薄膜中取出之后，看见书页上有被水泡过的痕迹，李致忠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不过他当时也没有多说，而是认真地研究起这些书页来。
仔细观察过书页的版式、墨色和字体后，李致忠心里对这些散页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
经过他的观察，这些散页刊刻的年代，基本符合北宋刊本的特征，因为当时没有专业工具确认，他只说出了自己的推断，并没有下定论。
鉴定完后，李致忠告诉王老板，如果这真的是北宋刊本的《礼部韵略》，这对于古籍界来说，将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此书的价值也不可估量。
为了保护古籍，他还郑重告诉王老板，要用宣纸把这些散页一张一张地放好，不要再用塑料裹起来了，如果想要修复这些散页，也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去做。
王老板点头应下，等李致忠回北京之后，他又把所有书页拍成影像，发送到李致忠的邮箱里，让李致忠做进一步的研究，之后又把修复古籍的重任交给了李致忠。
接到王老板的委托后，李致忠就把这些散页带到了自己工作的国家图书馆，经过4个月的仔细修复，这部古籍终于完整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第一次看见王老板手中的散页时，李致忠就判断出这些散页价值不菲，而后这些散页果然也卖出了天价。
当初王老板在路边摊上的一次“淘宝”，果真淘到了宝贝。
宋代的“新华字典”之所以说王老板淘到了宝贝，是因为他买到的这些古籍散页，既是“宋刻本”，又是“孤本”。
“宋刻本”指的就是在宋代刻印的古籍，明代的时候，宋刻本古籍就是学者和藏书家心中的珍品古籍了。
明崇祯时，藏书家毛晋为了搜集宋版书，开始按页计价，从那之后，古籍收藏界就流传着一句话：一页宋版一两金。
宋版藏书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是宋代才发明的，在此之前的书籍，以手写版居多。
所以宋代刊刻的书籍，不仅印刷精良，也因为刊印的都是之前的宝贵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只是经过上千年的传播，北宋时期的刻本已经非常稀少了，这也是明代藏书家毛晋重金求书的原因。
“孤本”中的“孤”，是独一无二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世流传的，只有这么一个份。
王老板手中的这些散页经过李致忠先生的整理之后，经过几位专家鉴定，被正式认定是北宋景佑年间刊刻的《礼部韵略》。
《礼部韵略》是一部韵书，宋代的科举考试，不但要考四书五经，也要这些考生临场做诗。
众所周知，古诗词在写作时不但需要押韵、注意每一个字的音调，同时还不能“犯讳”。
古代写文章或者说话的时候，遇到皇帝或者尊长的名讳，都要避开不说，说了就是“犯讳”，如果是考场“犯讳”，那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所以为了让考生熟知字韵，并且能有效避讳，就出现了“韵书”这样的专业书籍，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来说，“韵书”的作用，相当于一部工具书，这也是唯一一部被考官允许，可以带进考场的书籍。
《礼部韵略》就是由朝廷修订的韵书，因为科举考试一向由礼部负责，所以才被称为“礼部韵略”。
王老板在江西买到《礼部韵略》散页经李致忠修复之后，被装订为5本册子，根据书中的内容，李致忠等专家也推测出了这部古籍的成书时间。
根据成书时间，专家们将这部古籍命名为《景佑礼部韵略》。
在这部《景佑礼部韵略》被发现之前，存世的唯一一部《礼部韵略》是收藏在日本真福寺的一部宋刻本。
日本人也相当重视这部古籍，将它列为“重要文化财产”，这在日本文物界的地位，仅次于排名首位的“国宝级”文物。
只是日本真福寺收藏的《礼部韵略》残缺不全，少了168个字，几乎等于一个声部的内容，而且刊刻的时间比《景佑礼部韵略》还晚了20多年。
而江西发现的《景佑礼部韵略》，正好可以补齐了日本真福寺藏本缺失的部分。
而且宋景佑年间刊刻的《礼部韵略》，在海内外还没有发现其他藏品，是古籍中最为珍贵的“孤品”，其价值远远高于被日本人奉为“重要文化财”的那部藏书。
据李致忠介绍，这个“孤本”还有另一层珍贵的地方。
《景佑礼部韵略》成书之后没多久，宋朝丞相王安石主持变法，废除了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礼部韵略》这部书也就失去了实际作用。
等到《礼部韵略》被再次启用，已经是一百多年以后的南宋了，因为语言的变化，这部书的内容也经历了多次增删，早已不是原先的模样了。
所以《景佑礼部韵略》是未经删减过的最初版本，其研究价值相当高。
也正是因为《景佑礼部韵略》对于科举考试和举子的重要性，它也被专家形象地比喻为“新华字典”。
这部珍贵的宋刻本古籍现世之后，立即吸引了无数人，而第一个与古籍接触，最有可能收藏古籍的江西省图书馆，却遗憾地与他擦肩而过。
拍卖会卖出天价李致忠在南昌为王老板手里的古籍散页做了初步鉴定之后，王老板也将古籍的影印图片发到了李致忠的邮箱里。
经过深入的分析研究，李致忠越来越确定王老板手中的散页就是北宋版的《礼部韵略》。
为了确定古籍的价值，他约了自己的好友，国内古籍收藏与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韦力先生一起鉴定。
再次来到南昌之后，李致忠还约上了江西省图书馆的领导。
大家坐定之后，王先生就诚恳地提出，自己确实是因为资金周转问题，所以不能无偿将古籍捐献给图书馆。
他这次来，一是想请专家给古籍估价，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到场的专家能帮他修复这个古籍。
听到李先生的话，江西省图的领导直接给出了500万的估价，在场的两位专家也表示认可。
价格虽然给得十分有诚意，但是王老板急着用钱，江西省图书馆却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老板将古籍带走。
一起参与鉴定的民间收藏家韦力先生，来之前原本也对古籍感兴趣，但是李致忠先生在邀请韦力之前就约法三章，请他只做鉴定，不谈买卖。
作为国家图书馆的研究员，李致忠先生也有“私心”，他实在不愿意看见古籍文物流落到市场上，所以也曾经劝过王老板，希望他能将古书捐献给国家。
但是王老板是个生意人，当时也急等钱用，所以只能委婉拒绝了李致忠，等古籍修复好之后，就将它取走了。
李致忠再次听到《景佑礼部韵略》的消息，是在发现古籍的几个月之后。
2013年秋，北京匡时拍卖中心发出一则消息，称他们将在当年的“秋拍”上，公开拍卖那部北宋《景佑礼部韵略》的孤本。
为了吸引海内外收藏家的注意，匡时拍卖不仅专门为这部古籍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还邀请了十多位古籍界的专家，召开了一场专业研讨会。
这十多位古籍专家的鉴定结果无疑给这部北宋古籍孤本打了保票，所以拍卖会一开始，当主拍人宣布了800万的起拍价格，第一个竞标的价格直接飙升到了1500万。
经过现场激烈的角逐，这部北宋《景佑礼部韵略》孤本，以2600万的天价被南京图书馆拍下，加上佣金等费用，这部古籍的成交价为2990万人民币。
一部“破书”拍卖出这么高的价格，但是对于拍下它的南京图书馆来说，却简直是如获至宝，他们称这部古籍为“二百年来古籍界的最大发现”。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林世田主任也认可南京图书馆的这个评价。
他说现存的宋刻本古籍，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北宋刻本的四部诸书传世不超过20部，从稀缺角度来讲，这部书的价值也相当高。
而且这也是目前传世最早的《礼部韵略》，其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也非常高，如今能以高价将它收藏在我们自己的图书馆里，避免中国的古籍再流落他处，这本身就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李致忠先生当时劝王老板捐献古籍的初衷，虽然他在劝人时存有“私心”，但这私心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古籍的文化人普遍会有的“私心”。
对于从事古籍保护的专业工作者来说，古籍最终被南京图书馆收藏，也是给了古籍一个完美的归宿。
结语王老板从事的古玩生意中，一直有一个“捡漏”的说法：收藏者凭借自身积累的经验，发现那些不起眼的文物的价值，低买高卖，从而赚取高额的利润。
当初以极低的价格买下那些破烂的古书，后来却卖出了2600万的高价，从这方面来说，王老板的这次“捡漏”相当成功。
而《景佑礼部韵略》从发现到“名花有主”，虽然中间也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是就像匡时拍卖中心董事长董国强说的一样，那么多的收藏人整理古籍、收藏古籍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过程，对于中国的文化界来说，这也是一件幸事。
参考资料：
1.二百年来古籍届最大发现：北宋刻本《景祐礼部韵略》
2.李致忠.珍贵典籍的重大发现：北宋刊本《礼部韵略》[J].文献 2013 (第2期).
3.北宋孤本《礼部韵略》面世优于日本藏本，青年网，2013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