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典范）
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典范）八十年代，季先生曾经在北大主持过一个“西域文化读书班”[1]，我也曾忝陪末席，受益良多。由此，与季先生往来较多，所以在季先生解读这个残卷的文字和研究相关内容时，时而让我查找一些西域语言文字资料，特别是于阗语资料。季先生的关于这部吐火罗语文献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西域文化很有帮助；他对古代西域弥勒信仰的考察，以及他翻译的与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内容相关的于阗语文献，对于我研究于阗的历史与文化，更是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一直关注和收集季先生有关这个残卷的研究成果。季先生当然十分清楚这部吐火罗语文献的价值，所以，在接到这批资料时，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却毅然决定利用早年在德国学习的吐火罗语知识，来解读这部“天书”。现藏新疆博物馆的这批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是1974年冬在焉耆七个星（锡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的一个灰坑内发现的，共44叶，双面书写婆罗谜文。八十年代初，新疆博物馆把这批写本的
本文来源：《季羡林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2001年
99年秋天，照例去北京国际展览中心看每年一度的国际图书展览，逛了一上午国内部分的书展，看到的都是一套套的重印书，感到人困体乏而又一无所获。转到国际展台的德国部分，眼前忽然一亮，一本朴素大方的英文书映入眼帘，书的封面上“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季羡林”这几个熟悉的名词马上吸引住我，翻开精装的封面，内封上写着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代如下：
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ang Museum China. Transliterate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i Xianl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and New York 1998.
这就是我一直盼望见到的季先生著《新疆博物馆藏甲种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的英文本，由季羡林先生转写、翻译和注释，得到德、法两国吐火罗语学者W.Wenter和J.J.Pinault的协助，由总部分别设在柏林和纽约的跨国出版公司Mouton de Gruyter于1998年出版，列入Wenter教授主编的《语言学的趋向丛书》（Trends in Linguistics），作为其中《研究与专著》 （Studies and Monographs）系列的第113种出版。
现藏新疆博物馆的这批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残卷，是1974年冬在焉耆七个星（锡克沁）千佛洞北大寺前的一个灰坑内发现的，共44叶，双面书写婆罗谜文。八十年代初，新疆博物馆把这批写本的照片送给季先生，请季先生解读。季先生很快辨认出这是用甲种吐火罗语（Tocharian A）所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从此，季先生开始解读这部“天书”。
说这部吐火罗语的著作为“天书”，一点也不过分。熟悉语言学的人都知道，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新疆发现几种灭绝千年以上的古文字材料，其中尤以吐火罗语最难解读，因为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支，而发现的地点却在印欧语系各种语言分布区域的最东端，其中不少词汇早已变形或消失，给解读带来极大困难。而熟悉新疆出土各种民族语言资料情况的人知道，相对于同时出土的死语言----于阗语和粟特语的材料来说，吐火罗语的资料要少得多，而且大多数是从新疆各地的寺庙和洞窟废墟中挖掘出来的，往往残缺不全，不像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些于阗语和粟特语写卷，长逾千行，而且完整无缺。季先生解读的这部“天书”，也同样是残缺的，每叶的左边都有约三分之一的部分被火烧毁，给解读造成更多的困难。
说这部吐火罗语的著作为“天书”的另一层意思，是因为它的价值连城，极富研究旨趣。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因为过去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较少，虽然经过近百年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通过这部残卷的解读，可以增加辨识的吐火罗语词汇，可以积累吐火罗语的语法形式，可以弄清一些吐火罗语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形式，进而可以讨论和检验前人关于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还牵扯到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引发的一个更大的学术争论问题，即印欧人的起源问题。其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对操吐火罗语的龟兹文化的认识，主要是通过汉文史料和僧人传记，而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却提供了比较完整的龟兹古代佛教著作的典范，使我们可以透过它来了解龟兹佛教的渊源、小乘佛教在龟兹的流行、龟兹译经的水平等问题。最后，因为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是一部剧本，而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出土过从吐火罗语译出的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这就给我们认识西域戏剧的形式、内容和传播途径，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季先生当然十分清楚这部吐火罗语文献的价值，所以，在接到这批资料时，虽然已经年逾古稀，却毅然决定利用早年在德国学习的吐火罗语知识，来解读这部“天书”。
八十年代，季先生曾经在北大主持过一个“西域文化读书班”[1]，我也曾忝陪末席，受益良多。由此，与季先生往来较多，所以在季先生解读这个残卷的文字和研究相关内容时，时而让我查找一些西域语言文字资料，特别是于阗语资料。季先生的关于这部吐火罗语文献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西域文化很有帮助；他对古代西域弥勒信仰的考察，以及他翻译的与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内容相关的于阗语文献，对于我研究于阗的历史与文化，更是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一直关注和收集季先生有关这个残卷的研究成果。
在这本英文书出版前后，我所知道的季先生前期研究成果发表在以下书刊中，现依出版年代顺序列之于后[2]：
《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6-19页。
《文物》1983年第1期，42-44页。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43-70页。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7页。
Tocha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 I Reykjavik 1987 pp.70-76。
Studia Indogermanica et Slavica. Festgabe fur Werner Thomas zum 65.Geburistag
Munchen 1988 pp.141-151。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23-39页。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14期，1989年，250-259页。
《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36-43页。
《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4-15页。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71-74页。
《知の邂逅：佛教と科学——冢本启祥教授还历记念论文集》，东京佼成出版社，1993年，93-99页。
《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4页。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3-8页。
《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8年，212-216页。
《中亚学刊》第5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4-8页。
季先生前期发表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的成果，主要是用中文写成。后来考虑到吐火罗语研究这门学科的国际性，加上Wenter教授的鼓动，最终决定用国际学术界最通行的语言----英语来发表全部转写、翻译和注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英文新书。
这本书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一、《导言》，介绍残卷的发现经过、外观，提示E.Sieg与W.Siegling在《吐火罗语残卷》（Tocharische Sprachreste）中发表过的《弥勒会见记》残卷、回鹘文残卷和翻译，以及汉、藏、于阗、粟特、巴利、梵文中的内容相近的文本，概述第一、二、三、五幕的内容，最后是一些技术性的说明。
二、《残卷的转写、翻译和注释》，这是对44叶，88面残卷文字的全面整理，由于编者的精心安排，书中的转写和翻译都是页面相对排印的，十分便于读者对照，而注释则附在每一面翻译的后面。
三、《索引》，包括焉耆残卷中出现的所有词形和它们出现的叶、行数索引，根据词根分类列出的所有动词词形及含义索引，其他所有非动词词汇的释义索引。
四、《图版》，用铜板纸印制的残卷全部88面图版。
可见，这是国际学术界典型的古文书整理考释之作。《导言》提示基本情况和前人研究成果，以及残卷内容；转写、翻译、注释构成全书的主体；词汇索引是古代语言研究的著作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像吐火罗语这种没有真正的词典的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图版可供其他学者核对本书的转写。
现在，这部英文大著已经收入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文集》第十一卷，题作《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书前有汉文部分，只有《导言》，没有转写、翻译和注释，但《导言》中关于本书性质说明，对Maitreyasamiti与Maitreyavadanavyakarana两者区别的辨析，叙述巴利、梵、于阗、粟特、回鹘文中的弥勒资料，以及讨论弥勒信仰在印度的萌芽和在新疆的传播，都比英文本要详细得多，如讨论于阗文资料时，根据R.E.Emmerick教授的英文译本，把于阗文《赞巴斯塔书》（The Book of Zambasta）第二十二章，即于阗文本《弥勒授记经》全部翻译成汉语，还加了一些Emmerick原书所没有的注释，对中文读者十分方便。我想，如果季先生把全部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都译成汉文，集中出版，对于国内研究西域历史、语言、宗教、戏剧的学者，都是十分有益处的。
读完季先生的这部大著，掩卷沉思，不由得浮想联翩。
自从1983年开始，季先生就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一职，除了在组织上和指导思想上推动敦煌学的健康发展之外，季先生还身体力行，以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的研究，开拓了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
所谓“敦煌学”，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经洞出土的写本文献，以后逐渐扩大到石窟、壁画、汉简乃至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遗存的古代文物，新疆吐鲁番、和田、库车等地出土的文献，理所当然地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从八十年代初以来，国内学人把敦煌学看作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奋起直追，希望在敦煌学领域里打个翻身仗。现在看来，中国学者在主要利用汉文史料从事研究的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历史、经济、法制以及敦煌本地历史地理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必再“伤心”了。但让人忧心的是，敦煌学的范围极其广泛，我们在佛教、道教、摩尼教方面，在于阗语、粟特语、藏语文献方面，都和国际学术水准相距甚远，而国内庞大的敦煌学研究队伍中，仍然有许多人固守那些汉文世俗文书，炒冷饭，使得国内的敦煌学研究，正在日益走进困境。
在1988年北京召开的敦煌学研讨会上，季先生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种看法获得国内敦煌学人的认同，但要真正去体认这句话的丰富内涵，不妨读一读季先生这部英文著作。季先生以古稀之年，克服重重语言障碍，用国际通行的英文，解读“天书”般的吐火罗语文献，在向来被认为是研究西域古代语言文字中心的德国出版这本专著，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推向了世界。
我总是觉得，在季先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学术传统和中国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他以中国人文精神，感化我们奋发向上；他用欧洲学术传统，教导我们精湛谨严。
注释：
[1] 参看拙文《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文化读书班”侧记》 《人格的魅力----名人学者谈季羡林》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6年7月 241-245页。
[2]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些前期研究成果，是因为本书第17页“焉耆写本残卷的前期刊布”只列出八篇，尚不足以代表季先生工作的全部。我曾在《公元十世纪沙州归义军与西州回鹘的文化交往》（载《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 北 1991年）一文598页注[78]中列举了十一篇，以后在把这篇文章转成英文“The Relationship of Dunhuang with the Uighur Kingdom in Turfan in the Tenth Century” 交法国突厥学家哈密顿祝寿文集（De Dunhuang a Istanbul Hommage a James Russel Hamilton. Silk Road Studies V ed. by Louis Bazin et Peter Zieme，Brepols 2001）发表时，又增补了若干，以便让西文读者全面了解季先生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