栈桥简短介绍英语（难忘的记忆还记得栈桥的）
栈桥简短介绍英语（难忘的记忆还记得栈桥的）1984年，观象山封闭建设山头公园。此时青岛港的英语角，早已水到渠成地在栈桥东侧公园内落户好几年了。杨朝平老先生时不时会出现在周日英语角现场，淳于金章先生常常带着学生参加活动，更多在这里值守的杨朝平先生的儿子杨光先生成了栈桥英语角的组织者。1985年淳于先生远赴英国，暂别黄海之滨。1980年，以百里挑一的比例和成绩考入山东外贸畜产公司工作的淳于金章先生对于英语有着极大的热情。随后的几年，他义务辅导着几名英语学习者并利用清晨的大好时光，指导他们在空气新鲜的前海沿儿朗读英语。之后赶在八点前、跨过三个路口，他再到湖北路的公司上班。那时朗读的成段文章，来自1981年创刊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于是在栈桥有一群朗读China Daily的中学生成为游客驻足与攀谈的对象，慢慢在这里培育下了岛城英语角的一颗种子和幼芽。有了学习的气氛，还得有学习的环境，英语角应运而生。照片上的“栈桥英语角”，算是见证城市
栈桥英语角旧影（王挺摄影）
日前，“青岛城市档案论坛公众号”编辑发布了一组王挺先生九十年代前后的摄影作品，其中《栈桥英语角》的照片一下子勾起往事回忆。
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改革开放的号角正在吹响，社会上掀起一股学习外语的热潮。根据当时的实际条件，学习途径以广播英语、广播日语为主。打开收音机，每天的清早、午时、晚间，都有重复播讲的外语学习节目。主讲老师的声音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其中对北外张冠林广播的《英语》记忆尤深。
观象山公园
有了学习的气氛，还得有学习的环境，英语角应运而生。照片上的“栈桥英语角”，算是见证城市发展的珍贵记录。说起英语角，应最早发端于观象山。在山顶球形天文台的东侧一小片树下空地，杨朝平先生为积极发起者。说是发起者，不免具有组织性，实际上称“站台”似更恰当。观象山是周围居民晨练的地方，除去山的背面靠近观象二路有一处篮球场外，前后山坡还有不少平整出来的小片空地，供人们在此活动筋骨、锻炼身体。讲英语的地方，就在这样的一小片平地上。
此时在观象山的英语角，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学习者相互言语交流的英语角，充其量就是一处讲话的地方，而且以戴一副眼镜、穿着蓝黑中山装的杨先生一人说话为主。围观者远远多于实际的说话者，而讲话除去杨先生一人使用英语并夹杂着汉语解释外，谈到的内容往往与当时国情不符，比如说外国不用粮票、布票之类。由此不少人认为像杨先生这样，是特立独行或是头脑异类。
上世纪80年代的栈桥海滨
1980年，以百里挑一的比例和成绩考入山东外贸畜产公司工作的淳于金章先生对于英语有着极大的热情。随后的几年，他义务辅导着几名英语学习者并利用清晨的大好时光，指导他们在空气新鲜的前海沿儿朗读英语。之后赶在八点前、跨过三个路口，他再到湖北路的公司上班。那时朗读的成段文章，来自1981年创刊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于是在栈桥有一群朗读China Daily的中学生成为游客驻足与攀谈的对象，慢慢在这里培育下了岛城英语角的一颗种子和幼芽。
1984年，观象山封闭建设山头公园。此时青岛港的英语角，早已水到渠成地在栈桥东侧公园内落户好几年了。杨朝平老先生时不时会出现在周日英语角现场，淳于金章先生常常带着学生参加活动，更多在这里值守的杨朝平先生的儿子杨光先生成了栈桥英语角的组织者。1985年淳于先生远赴英国，暂别黄海之滨。
这个报刊亭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
栈桥东侧的公园，东西逾百米之长，南北二十几米宽，六角蜂砖的地面显得整洁利落。公园内有一家国营照相馆的户外摄影服务点、一个中国人民邮政的报刊售卖亭。英语角的位置，就在这两处木屋夹起的中间地带。星期天的早上八九点钟，身着西装的杨光先生就会出现在这里。杨先生自己讲、鼓励大家开口讲、推出学习明星讲，成为英语角初始阶段的内容和方式。有时会发放简单的油印材料，有时会有粉红色的整张大纸贴出的海报，有时还会有台放在石凳上的录音机飘来几段动听的音乐。
杨光在栈桥讲英语（任锡海摄影）
当时杨先生在河南路、糖果冷食厂南侧的一栋居民宿舍的二楼家中，办有英语学习班。在西镇一中上学的初中生张晨，是学习班的学员，于是多次英语角的讲话明星就是张晨同学。这种户外的、自发却略有组织的英语学习活动，因前临地标栈桥，一段时间在张贴的海报中还会出现个“栈桥大学”的字眼，自然而然在读音上趋同于英国的剑桥大学。
首见“公园大学”之称（任锡海摄影）
1987年，岛城摄影家任锡海先生拍下了杨光先生在栈桥讲授英语的图片。这时有了“公园大学”的提法，而其父杨朝平先生已过世。在几颗松树间悬挂的宣传展板中，“与青年朋友共勉之”的一份学习鼓动与倡议顿时映入眼帘。他写道，“人的一生，应该象一粒不幸而飘落入巨岩缝隙内的松子”，“历经炎炎烈日”、“狂风暴雨”、“破土而出，成长为一颗茁壮的劲松……”走过路过读过，英语学习者定然信心倍增。从落款“杨光（彼得）”中，还首次看到他有Peter的英文名字。
上了大学以后，英语口语成了专门的一科，这时才第一次真正加入到英语角方式的学习行列中。星期日到栈桥参加英语角前，头脑中要先准备好几个问题，记着怎样去问别人和怎样回答别人。思路上还要提前组织好几个语句、整理出一小段言语，以便能够维系彼此间的这种说话练习。当然最重要的一步还是，如何在众人面前张开嘴、把想说的话几乎是不经思索地大胆背出来。
经历过的，方知不易。有时这种不易，会在顺利过关之后逐渐抛到脑后。殊不知，哪个长大的孩子，没穿过开档露底的裤子；哪段成长的历程，不会遭遇屁滚尿流的囧地。当一门外语成了一身不可或缺的技艺时，回过头来可别再轻易忘掉前前后后走过的到底是怎样的一段过程和记忆。
中国人学外语，最大的难题是缺乏语言环境。作为特定场合下的全英语状态，英语角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话题不完全那么西式、语音算不上如何标致、表情未免不够自然自信、体态语言也还相对呆板单一，但毕竟这种方式的学习和学习的这种尝试打破了以“读写”为侧重点的书面英语（written）的传统学习路径，从而逐渐过渡到兼顾“听说”能力的口头英语（spoken）表达上来。这让语言更多地发挥出其交流和沟通的原有功力。
栈桥公园的“德语角” （孙立摄影）
当栈桥英语角规模越来越大时，不知从什么时间开始少了杨光先生的身影。参加英语角的人群除了大学生居多外，还有不少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外贸从业员、货代公司业务员等等。其中还不时出现几位老者，虽然其语音语调不是那么规整、用词还惯于保留Chairman Mao、comrade这样的时代语汇印记，英语角俨然成了外语学习的一方天地。以九中外语学校为代表的中学生，开始融入这一学习潮流之中。以日语、德语为一角的语言小群体，时不时成了外围汇集的目的地。
1985年的紫竹院公园（网络图片）
教育资源丰厚的京沪大城市，其英语角活动各具特色。1988年暑假，在北京参加了几次紫竹院公园的英语角。从公园的东门进去走不远，就看到一片小山坡上站立着说英语的人群。京城的大学多，参加英语角的人数多，学生的比例自然也大。当1991年深秋出差专程再访时，先前英语角的汇聚地已无半点儿踪迹。
1993-1994学年，在上海参加位于鲁迅公园和人民公园的英语角，至今记忆犹新。九十年代初的沪上，两座大桥业已建成，内环高架则刚刚开工。从东北端的“五角场”乘坐公交车到西南角的“金沙江畔”，历时两个多钟头，与火车开到苏州的时间等同。但每个周日的两处英语角，不管你身处何方，仍是人人到场、济济一堂，无疑是城市文化的醒目地标。
走进鲁迅公园南门右拐，是鲁迅纪念馆前的一片空地，这里便是英语角活动的场所。因为公园北门之外是远近闻名的“上外”，来参加英语角的大学生居多。尤为特别的是，儿童开口讲英语的比例更是不在少数。SISU一词频繁流行于谈话间，后来才晓得是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的缩写。其时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已升格为“大学”，原先的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弃用后就选了这个新词。以“外国语”为名的国内其他大学，大多在其对应的英文翻译上慢慢仿效着都改成了studies。中国人把“学习”外语，真的做成一门“研究”的学问。
海德公园的Corner 网络图片
十余年前，客居英伦。怀着对英语角的溯源心理和对革命导师的崇敬心情，专门探访过海德公园里的Speakers’ Corner、演讲者之角。据说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在这个著名的“演讲角”讲过话。当盛传的大不列颠图书馆内思想家来回踱步思考留下了一串地毯印迹的说法逐渐被马克思的双脚在阅览室座位下磨出的凹痕替代时，这演讲角是否是当年马克思生活在伦敦的那个激情演说、慷慨陈词的英语角也就值得细细回味一番。
再仔细端详这张“栈桥英语角”图片，扯上横幅的场景可能是活动的后期了。随着英语学习方式和渠道的拓展、加之栈桥公园实行设岗收费，栈桥英语角逐渐隐缩退却了。像是海边的潮起潮落、半空的云卷云舒，转眼二十几年过去。屈指一算，也该是a quarter of a century了。
本文作者为青岛火花收藏爱好者张勇先生，近年专注于青岛火柴工业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转载请注明！
对于很多青岛人而言，有一个地方在每个人的青年时期曾经留下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记忆，青葱岁月，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相约栈桥东首，以另一种语言品味人生，这就是“栈桥英语角”。这里，有你的记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