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东飚教授（谌东飚图书馆我爱你）
谌东飚教授（谌东飚图书馆我爱你）图书馆让我养成抄录书籍的习惯1966年下半年，文化革命“如火如荼”，学校早已停课。我想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丰富见闻，磨砺意志，于是发起组织“中国工农小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从长沙出发先到发生秋收起义的文家市，再沿当年的路线上井冈山，然后到瑞金。再从瑞金沿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准备渡大渡河、过泸定桥、爬雪山、穿草地，直到延安。临行时，除了准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外，还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的一些单行本打成包背在背上，我称之为背上的“图书馆”。一路上，白天行军，晚上除访贫问苦，与老红军、赤卫队员、农协会员座谈之外，就打开“图书馆”，取出书来读。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是，1966年的除夕我们到达湖南的道县。当地接待站给我们安排了团圆饭，饭后我来到接待站给我安排的住处——一间小阁楼里，打开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读起来。此时虽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寒气阵阵袭人，但读
近日，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举办“我与图书馆”征文活动，初亦未曾想起要参加，经友人鼓励后，我想图书馆是我此生最爱之一，的确也是可以写几句话的。于是打开尘封的记忆，把想到的散记于次。
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叫“图书馆”的地方
我出生在湖南安化县群山峻岭中的后乡，在小学读了几年书后，常常向喜欢谈古论今又有几本“耍书”(即小说)的村民借书看，大概到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西游记》、《水浒传》、《白蛇传》、《施公案》、《粉妆楼》、《五虎平西》等一批古代小说就都看过了。但还不知道什么是图书馆。
1960年我小学毕业刚进入初中不久，突患急性风湿性关节炎，双膝红肿，疼痛难当，不仅双脚不能着地，就连很轻微的碰摸都不能忍受。我母亲急得团团转，只好请人用轿子抬着我爬山越岭送到四十多里外的县医院。说来也怪，打了一针就不痛了，当晚我就能下地行走了。第二天，我这个第一次进城的十二、三岁的乡里伢子不顾腿痛尚未痊愈，央求母亲陪着去逛街。这就逛到了一个叫“图书馆”的地方，我想既然叫图书馆，里面一定像书店一样有很多书，但走进去却没看到一本书，只有几个人在查看目录本。我也拿起一本目录，翻看到了一本叫《警世通言》的书。我想这一定是讲人生修养、人生哲理的书，于是就让管理员借了出来。一翻看才知道是一部小说集。后来我知道了这是明代通俗小说家冯梦龙纂辑的古代最负盛名的三部白话小说集“三言”中的一部(另两部是《醒世恒言》、《喻世明言》)。我当即就被这部书迷住了，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我原本以为还可以在医院呆几天，把这本书看完的。谁知母亲当晚就对我说：医院我们可长住不起，既然你已经能走动了，明天我们就出院吧。我当时真恨腿痛好得太快了。第二天仍不死心，又到图书馆问能不能把书借走，回答是要交两元(当时可买20碗光头面)押金。我来住院时，亲友们这个三角、那个两角地送了我一些零花钱，正好有两元，于是我全部拿出来押上，把书带走了。后来由于山高路远，特别是我很舍不得这本书，当时有钱也没地方买，于是它就永远地留在了我身边。这本书虽然是几十年前看过的，但其中的不少诗词至今还记忆犹新。
这是我与图书馆的第一次交往，从此我就与图书馆(室)结下了不解之缘。
背在背上的“图书馆”
初中三年我仍然是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度过的，那里当然没有图书馆。学校图书室只有十几个平方，其藏书比我现在家里的藏书还要少。幸好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出版的当代小说还算齐全，自然我都通过眼睛收入到了囊中。初中毕业后，我考入湖南第一师范，那里的藏书丰富多了，我理所当然地成为阅览室里的常客。
1966年下半年，文化革命“如火如荼”，学校早已停课。我想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丰富见闻，磨砺意志，于是发起组织“中国工农小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从长沙出发先到发生秋收起义的文家市，再沿当年的路线上井冈山，然后到瑞金。再从瑞金沿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准备渡大渡河、过泸定桥、爬雪山、穿草地，直到延安。临行时，除了准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外，还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的一些单行本打成包背在背上，我称之为背上的“图书馆”。一路上，白天行军，晚上除访贫问苦，与老红军、赤卫队员、农协会员座谈之外，就打开“图书馆”，取出书来读。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是，1966年的除夕我们到达湖南的道县。当地接待站给我们安排了团圆饭，饭后我来到接待站给我安排的住处——一间小阁楼里，打开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读起来。此时虽远离家乡，举目无亲，寒气阵阵袭人，但读着列宁那精辟的论述，却也其乐融融。这本小书就是在这里读完的。
图书馆让我养成抄录书籍的习惯
图书馆借来的书不仅不能长期存放，而且不能作记号;学生时代又没钱买书，想把书中的好东西留存备查，只好靠抄录。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我曾一字不漏地把《毛泽东选集索引》、《孙子兵法》等书抄录下来。恢复研究生考试后，我报考的专业是古代文学，当时我虽已有了微薄的工资可以买书，但出版界还来不及出版大量的古籍，所以要看的书主要还是靠到图书馆借。《诗经》、《楚辞》、汉赋中的许多作品，我都一篇一篇的抄录下来，连注解都不放过。几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也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摘录。书一经抄录，就有了很深的印象，对自己作研究很有好处。后来我虽在我的专业领域有了比较丰富的藏书，但这个抄录的习惯一直保留着，读自己的书时遇到有价值的地方，我也总是随手记在卡片上。
到韶山医院图书室求书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考入湘潭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一次在长沙到湘潭的长途汽车上听两个陌生人谈到：1966年“文革”前夕，湖南省有关部门将中华书局出版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分配两部给韶山，韶山既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专门的图书室，就把这两部书放在韶山医院的图书资料室。而韶山医院的人既不需要看这种书，也看不懂这种书，便准备让出一部来。我听了心中大喜，当天已来不及赶往韶山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往韶山医院，果然买到了这部书。这部书是清朝人严可均花了27年心力编辑的，全书分四大册，另有《篇名目录及作者索引》一册，共574万多字。它收集了唐代以前所有的存世单篇文章，能给我的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我为此高兴得几天没能好好睡觉。
图书馆与我的古籍整理
我先后整理的古籍有：《中国古代奇书十种》(主编)、《初唐四杰集校点》(独著)、《山海经校译》(独著)、《明诗三百首》(独著)、《后汉书今注今译》(参著)、《三国志今注今译》(参著)等10余部。整理这些古籍，没有图书馆是不能成功的。这里我仅举两例。
在校点《初唐四杰集》时，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底本，曾在我校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和湖南师大图书馆反复查找。最后发现并确定采用《四库全书荟要》本。此书是乾隆皇帝下旨在《四库全书》的基础上，再精选一部分著作汇集而成，可谓“四库中的四库”。当时只誊写了两部，分别存放于皇宫和圆明园专供皇帝阅读。存放于圆明园的那部毁于英法联军大火，存放于皇宫的那部，日军侵华时转往重庆，后又转往台湾，一直没有与世人见面。直到1978年，台湾世界书局将其影印出版，又几经辗转传到大陆，大陆才知道有这么一部书。此书由于是专给皇帝看的，不仅校对精严，而且完全是移录原书，不像收入《四库全书》中的书是供世人查阅的，编者认为不妥的文字、段落甚至篇章，就进行抽改或删除。有了这个本子，就为正确校点《初唐四杰集》奠定了基础。
对《三国志》进行今注今译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比如其中的《刘廙传》记载：魏太子曹丕写信给刘廙(曹丕的下属)“命廙通草书”，刘廙回答：“初以尊卑有逾……不敢修草。”这段话仅从文字来看并无古奥之处，翻成现代汉语也很简单：“本来我认为尊卑有别……(我作为卑者)不敢练习草书。”但为什么草书只能为尊者所用，卑者不能用呢?其中有什么文化背景呢?虽然翻译时不一定要翻译出来，但我作为翻译者却不能不了然于胸。于是我在原长沙电力学院图书馆查遍了相关书法理论、书法史著作，费时一、两个月，才大体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东汉初以来出现一种草书，叫章草，这种字体与隶书有别，它略带后世的草书风格，但笔画之间、字与字之间互不勾连。它受到汉章帝的追捧和提倡，臣下写奏章都以章草为之，于是这种字体的尊贵身份就凸显出来了。刘廙所谓“不敢修草”的“草”，指的就是这种草体。
图书馆与我的三部专著
大致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我筹划写《中国散文史纲·近代卷》。此前，关于近代散文的发展史，在一般文学史著作中都只以几千字的篇幅作简单的勾勒。要理清近代散文的发展轨迹，难度很大，原因是当时近代不少作家的作品尚未结集出版，而且很多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近代散文家如魏源、龚自珍、包世臣、曾国藩、冯桂芬、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秋瑾、陈天华以及太平天国诸领袖，多出生或主要活动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他们的文献资料多藏于湖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处。所以有一、两年时间，我辗转于这几个图书馆之间，赖它们提供给我丰富的资料，使我得以在学界首次清理(不能说理清)了近代散文发展的轨迹。《中国散文史纲》后来获得湖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
我的第二部专著是《文通》，是专门研究古代散文文体的形成、演变以及古代散文的写作、修辞理论的，同样需要参考大量的文献资料。筹划这部书时，古代文学学科列为长沙电力学院八个重点学科之一，长沙电力学院图书馆特许我们可以不限量、不限时地借书。图书馆古籍室珍藏了一套《万有文库》，我一次性地从其中借出二十来本，在家中使用了两三年才归还。多亏有了这些书，我才顺利地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
我的第三部专著是《颜延之研究》。颜延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为了弄清颜诗用典的许多相关问题，我曾对唐代以前诗中用典的情况进行过一番考察，这需要牵涉大量的总集、别集。这项研究的时间跨度很长，前后历时近3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包括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十余家图书馆为我的研究提供过帮助，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
图书馆促使我告别手写时代
大概在七、八年前，我又一次来到国家图书馆。进入检索大厅，只见数十台电脑前人头攒动，他们都在通过电脑检索并借阅图书。其时我还是个电脑盲，根本无法措手。于是上楼进入一间阅览室，发现这里也是电脑检索，我茫然不知所措。这时一位年长一些的管理员上来，问我要不要找一位年青人帮我查阅，我连忙点头称是。当时真是惭愧，与图书馆打了几十年交道，到头来居然不知道怎么借书了!有了这次“奇遇”，我下决心要学好电脑。现在，我不仅能熟练地运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而且能直接用电脑写作。今年刚完成的一部数十万字的专著就是直接在电脑上敲出来的。
现在我常常徜徉在我校图书馆，不是用脚走，而是用手动。我校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已比较丰富，利用起来方面、快捷，所以在查阅的同时又可从中享受快意人生!
图书馆(室)伴随我走了将近半个世纪，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对图书馆的感激之情无法言表，我只想对她说一句：我爱你，老伙计!
( 本文作于2008年12月21日，原题《图书馆伴我走过五十年》，分两期刊载于《长沙理工大学报》，2009年3月2日、9日。)
(作者与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友人”、时任长沙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成松柳教授的合影，2022年1月)
作者简介
谌东飚(1947-)，湖南安化人，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专家，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先后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兼系主任、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全球汉诗总会理事。
主持或参与十余部古籍的整理，主要有《山海经》(校译，1996)、《中国古代奇书十种》(主编，1997)、“初唐四杰集”(校点，2001)、《瞿鸿禨集》(“湖湘文库项目”，校点，2010)等。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散文史纲·近代卷》(1994)、《颜延之研究》(2008)、《文通》(与周玉华合作，2008)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