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起名有什么忌讳（古人起名字居然有这么多讲究）

古人起名有什么忌讳（古人起名字居然有这么多讲究）这个新办法就是缺笔转音。再后来大约是也认识到中国的历史实在悠久，文学作品史籍典章什么的太多，一个字一个字翻出来涂改也实在是不现实，因此后世的皇帝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山不转路转，人不改我改。于是从北宋后期开始，一直到明清之际，皇帝们的名字大多也一个赛一个地生僻难认：佶、昚、昰、昺、熜、垕、禛、詝、湉……这些除了在古人名字之外几乎再也用不上的生僻字成了皇家的香饽饽。毕竟，康熙皇帝为了自己的名讳，甚至把故宫后门的匾额都换成了神武门，皇帝们可不愿意老是把时间花在折腾这些事上，实在避不开的，比如乾隆皇帝弘历这样的，除了听之任之之外，也只能另辟蹊径。另有一部分人，父母的名字实在太大众化，而自己作为孝子孝女，又必须要做到“为亲者讳”。实在躲不开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个实用可行的新办法的。然而，西汉后期出了一位王莽，他上来之后，可能是为了方便区分一个人有没有前科，规定大家起名字的时候只准用单字，而有重大犯罪记

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墓碑上有“显考X公讳XX”的字样。“显”和“公”是对墓主人的尊称，“考”是父亲，“讳”是名讳的意思。而讳字在汉语中更加常用的一个用法，就是忌讳/避讳了。也就是说，死者的名字，作为立碑人的后辈，是需要避讳的。那么，避讳又有哪些讲究呢？避讳这件事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又只有中国人在乎避讳，外国人就不在乎呢？

据《公羊传·闵公元年》记载：“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也就是说，主要需要避讳的名字，往往是地位高贵的人、与自己亲近的人，还有公认贤能的人。而我们都知道，《春秋》是孔子的著作。换句话说，是孔老夫子第一个认为，人名这东西啊，还真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起，比如皇帝叫个啥，那我给儿子起名字也叫个啥，这要是传到皇帝老儿的耳朵里该多难听？运气不好碰见个暴君，把你咔嚓了也是可能的，因此倒不如躲一躲，反正汉字那么多，只要不违反起名的正常原则和逻辑，施展的空间也还多得是，所以干脆明文规定，让大家都绕着走；而且不光在起名字上，最好是日常生活中，也是能躲则躲；至于亲者和贤者，一方面是和避皇帝讳一样的道理，表示尊敬；二来也是后人为了表示对孔夫子的尊敬，把他的这个编书原则拓展到了古代先贤和自家长辈的身上。

“为尊者讳”主要出现在帝王和神明上。打个比方说，现在我们谁家起名字也多半不会叫“匡胤”“元璋”“玄烨”“伏羲”“颛顼”“共工”之类的。有人说不对啊，尧舜禹汤这些也是古代君王圣贤，二郎真君杨戬、托塔天王李靖也是超凡入圣的神仙，怎么历史上还有东汉邓禹、西汉陈汤、唐初李靖、北宋杨戬这样的名人呢？这好像不合规矩啊？那好，我们就来说道说道。

国人的姓名实际上在以战国后期到秦汉之交的分界线前后，风格是有明显不同的。在此之前的先秦，多得是在我们今天百姓看来不知所云甚至听来好笑的名字：诡诸、夷吾、黑臀、黑肱、宫湦、泄心、渐离、扶苏……到了战国后期，原本贡献出一堆奇葩名字的三晋大地反而画风最先转向现代人可以理解的方向：韩安、赵雍、魏增……随后一直到西汉后期，大家的名字逐渐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风格。

然而，西汉后期出了一位王莽，他上来之后，可能是为了方便区分一个人有没有前科，规定大家起名字的时候只准用单字，而有重大犯罪记录的就改成双字名。例如，王莽的侄子王宗谋反，就被迫恢复了本名“王会宗”：“宗本名会宗，以制作（法律）去二名，今复名会宗”；又如，大家熟悉的《三国演义》里，凡是有名有号的，基本上都是单字，而那些效力过黄巾军的，却往往出现双字名。而显而易见的是，单字名更加容易出现重名，比如三国名将邓艾、马忠都曾经出现过跟人同名同姓的情况。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避讳这种事自然是难以严格遵守的，因此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单字名的话，尽可能避讳，实在出现重名也不以为怪；而双字名的话，只要自己的姓名不和古代先贤先哲完全相同就好了，同名不同姓的事儿也不算罕见：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因此，避讳虽然有其严格的一面，但是也有相对宽松的地方。顺便一提，托塔天王本身就是唐初卫国公李靖历经民间神化之后的产物，那自然是同名同姓。

当然，贯彻千年的“为尊者讳”还远不止这些。早先的帝王是非常头疼自己的名字该如何避讳的，连带着下面的臣子也为此手忙脚乱，焦头烂额：楚州更名荆州（秦庄襄王子楚）、正月又叫了元月（秦始皇政）、恒山郡变为常山郡（汉文帝刘恒）、韩信的谋士蒯彻在死后被改叫了蒯通（汉武帝刘彻）、蔡昭姬变成了蔡文姬（晋文帝司马昭）、建邺改名建康（晋愍帝司马邺）……这些还不算，唐太宗李世民偏巧有个满大街最难避讳的名字，大将徐茂公（名世勣）被赐名李勣（ji），杜牧的《阿房宫赋》只敢写“人（民）亦念其家”，当年和李唐作对的王世充，在唐人所著的史书里也变成了王充，和写《论衡》的大文学家傻傻分不清楚，连六部之一的民部，也被迫改叫户部，一直叫到满清覆灭。后来大约是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太难避讳，唐太宗自己也下诏说：“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因此同时代的大书法家虞世南才得以幸免，不再更名。

然而到了宋朝，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宋太祖赵匡胤可能是认为自己的名字不比“世民”常用，因此，两个亲弟弟也一样要避讳，名字里的“匡”都变成了“光”。后来宋太祖去世，二弟光义做了皇帝，心说这避讳的大事，皇帝大哥做了，我可不能不做，于是三弟光美又被迫改叫了廷美，出现了三兄弟名字完全没关系的奇观。

再后来大约是也认识到中国的历史实在悠久，文学作品史籍典章什么的太多，一个字一个字翻出来涂改也实在是不现实，因此后世的皇帝们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山不转路转，人不改我改。于是从北宋后期开始，一直到明清之际，皇帝们的名字大多也一个赛一个地生僻难认：佶、昚、昰、昺、熜、垕、禛、詝、湉……这些除了在古人名字之外几乎再也用不上的生僻字成了皇家的香饽饽。毕竟，康熙皇帝为了自己的名讳，甚至把故宫后门的匾额都换成了神武门，皇帝们可不愿意老是把时间花在折腾这些事上，实在避不开的，比如乾隆皇帝弘历这样的，除了听之任之之外，也只能另辟蹊径。另有一部分人，父母的名字实在太大众化，而自己作为孝子孝女，又必须要做到“为亲者讳”。实在躲不开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个实用可行的新办法的。

这个新办法就是缺笔转音。

读过《红楼梦》的都知道，贾府史老太君的外孙女林黛玉作为女一号出现在荣国府里的时候，她的教师曾说过，林黛玉凡是遇见“敏”字，都读作“密”音；写在纸上的时候，又缺一两笔。显然，这个办法不是林黛玉想出来的，而是一以贯之的，故而教师不以为怪。

最早这么做的是史学大家司马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太史令，给儿子留下了不少的珍贵史料。但是在他之前，也有名字里带“谈”字的，因此司马迁犯了难：不改吧，于父不孝；改了吧，有点歪曲史实的嫌疑。最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司马迁在提及古人张孟谈、赵谈的时候，统一把“谈”写成了“同”。而后世的史学家则是有样学样，《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为避父讳“泰”，将人物郭泰改写为郭太。到了唐初，“世”字缺笔的写法也成为了一种引领后世潮流的做法。

这君王父母的讳都避开了，圣贤方面也不能不考虑。到了北宋，理学兴起，对祖师爷孔夫子那是一个推崇，不仅孔子名“丘”字少写一短竖，还要用红圈圈起来，读的时候要读作“某”（日后《三国演义》中，武圣关羽的名字除了自我介绍的时候出现过一次之外，其他也一律写作“某”或以字“云长”相称），连丘姓也被增添邑部，改姓为邱，并且要读作“七”的音。

当然，最惨的还是唐代史官刘知几，在生前乃至有唐一代，为避玄宗“基”这个音，所有人以字称其为“刘子玄”；结果到了满清，为了避讳康熙皇帝，又被改为“刘子元”，导致很多人在查阅史料时出现了混乱和疑问。

除了人名地名之外，日常俗语中也藏着许多我们往往会不加注意的避讳：山东济宁及周边地区，称鲤鱼为“红鱼”，就是为了避讳孔子独生子孔鲤的名字；夜壶的别称“虎子”，在唐初为了避高祖李渊祖父李虎的名讳，改称“马子”（所以这个词用来形容人是有侮辱性的，也就只有在早年的港片里黑社会用这个词）；湘西一带的百姓，把斧头称为“猫头”，就是为了避讳当地土家族的传统信仰白虎神的“虎”字。此外，当地的樵夫和矿工又因“猫头”谐音“冇得（没有，得不到）”，认为不吉利，因此改称斧头为“开山”。连山都开得了，还怕打不到柴，挖不到宝吗？

最有趣的当属广东人。求财若渴又颇讲究迷信的岭南民间有着很多外地见不到的忌讳：“猪舌”“猪肝”到了这里因为谐音“折”“干”，被嫌弃不吉利的本地人改称“猪利”“猪润”；而夏季时分的广东街头，如果你看到有水果摊写着“士多啤梨”，切记不要提它在其他省份的名字“草莓”，不然肯定会招来白眼：“乜（什么）霉啊？”看看，他们为了避开这个字，宁可使用英文的“strawberry”的音译，可以说是非常讲究了。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刘臻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