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天朔和明星们的恩怨（与臧天朔有关的北京摇滚往事）

臧天朔和明星们的恩怨（与臧天朔有关的北京摇滚往事）崔健的“七合板”全是交响乐团的正规军，平时要跟团演出，并不自由，相比之下以臧天朔、王迪这些体制外乐手为主的“不倒翁”乐队倒是搞得有模有样。1984年，崔健成立了“七合板”乐队，7个队员全是交响乐团的同事，臧天朔跟总工会工人文工团比较熟，加入了文工团子弟搞的“不倒翁”乐队担任键盘手，乐队主唱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孙国庆。1981年，崔健被北京歌舞团的交响乐团录取，在团里吹小号，团里的活动并不多，崔健闲暇的时候偷偷去外国人出没的餐厅、酒店走穴。一年后，中学毕业的臧天朔也成了待业青年，在北京各专业文艺团体打短工，一样四处走穴，演一场的报酬5块钱左右。当时北京活跃着一支外国留学生和驻京外国人组成的乐队，名叫“大陆乐队”，这是当时中国最成型的摇滚乐队，很多第一代中国摇滚人看过他们的演出之后深受震撼，包括崔健。大陆乐队的成员之一，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艾迪，后来成了崔健乐队几十年的伙伴。北京的音乐圈子很小，文

臧天朔是不是摇滚歌手，这有争议，铁杆滚迷肯定是不认的。甚至臧天朔自己也不认：“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摇滚歌手。摇滚的特质是反叛，而我个人推崇的是人情味儿。”

但是臧天朔混过滚圈，而且是中国最早一批玩摇滚的，这是毫无争议的，他当过崔健乐队的键盘手，跟老崔一起演出的录像现在网上都能找到。

中国摇滚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年前。1979年冬天，万星、李世超、马晓艺和王昕波四个人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了 “万马李王”乐队，主要是翻唱一些披头士、Bee Gees和保罗西蒙的歌曲。他们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摇滚乐队。而如今，中国的任何一所高校都能找到这样的乐队。

这一年，18岁的崔健高中毕业，在家待业，15岁的臧天朔还在读书，他从6岁开始学钢琴，已经参加过不少的演出。

1981年，崔健被北京歌舞团的交响乐团录取，在团里吹小号，团里的活动并不多，崔健闲暇的时候偷偷去外国人出没的餐厅、酒店走穴。一年后，中学毕业的臧天朔也成了待业青年，在北京各专业文艺团体打短工，一样四处走穴，演一场的报酬5块钱左右。

当时北京活跃着一支外国留学生和驻京外国人组成的乐队，名叫“大陆乐队”，这是当时中国最成型的摇滚乐队，很多第一代中国摇滚人看过他们的演出之后深受震撼，包括崔健。大陆乐队的成员之一，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艾迪，后来成了崔健乐队几十年的伙伴。

北京的音乐圈子很小，文艺团体就那么几个，年轻人一来二去都熟了，因为常在涉外酒店演出，接触的外国人多，当时他们已经能听到很多西方的流行乐，平时聊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国外的音乐。

1984年，崔健成立了“七合板”乐队，7个队员全是交响乐团的同事，臧天朔跟总工会工人文工团比较熟，加入了文工团子弟搞的“不倒翁”乐队担任键盘手，乐队主唱是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孙国庆。

崔健的“七合板”全是交响乐团的正规军，平时要跟团演出，并不自由，相比之下以臧天朔、王迪这些体制外乐手为主的“不倒翁”乐队倒是搞得有模有样。

“不倒翁”乐队当时获得了北原公司的赞助，不但添置了电音设备，还在首都剧场包了一个场地，每天在那排练，可以说是当时北京最“豪”的乐队。崔健羡慕死了，没事就往首都剧场跑，蹭乐器，蹭排练。

做为内地第一支尝试用电声乐器演绎现代音乐的乐队。“不倒翁”引起了很多北京音乐人的关注，包括老一代的制作人祝晓明、谷建芬。当时乐队还专门还给他们准备了一场汇报演出。

演出完谷建芬他们之间开了一个会，要把“不倒翁”乐队给收了。但乐队成员想，好不容易搞起来的乐队，就这么被收了，有些不甘心，而且一旦被收，就成了体制内团体，就要被管着，这帮自由惯了的年轻人可不干。

乐队当时是想多排点外国歌曲，然后南下深圳，以演出求发展，一时搞得轰轰烈烈。期间臧天朔创作了《心的祈祷》，已经是一个有作品的音乐人了，这在当时的北京地下音乐圈算是厉害的。

这么多人的乐队想生存非常困难，当时的演出市场很小，基本接不到活。不倒翁乐队在成型的一年多里就接过两个活，一次是在西单的一个冰淇凌店里面演出，一次是在天津一个楼顶的啤酒屋。

因为赚不到钱，一部分队员被谷建芬他们收编进了体制内乐团，一部分人南下深圳走穴，乐队就散了，臧天朔则留在北京自由发展，继续给各个乐团打短工。

崔健的“七合板”乐队运气也不好，他们用团里的乐器排练，还自己出版了一张以翻唱为主的磁带《梦中的倾诉》（里面只有两首原创歌曲，其中一首是崔健的《艰难行》）。磁带在圈子里流传之后，有关部门找他们谈话：“你们搞这种音乐，要干什么？”

交响乐团女书记跟崔健他们说：“你们要么在团里老老实实干，要么退团，把乐器交回来。这乐器都是国家的。”

85年6月，成立了一年的“七合板”乐队解散了，工作之余，无处可去又郁闷无比的崔健默默蹬着自行车，去中央音乐学院旁听音乐理论，听完课回家写歌。崔健的厉害之处在于，虽然之前靠扒磁带改歌词出了几张山寨专辑，但他早早地意识到原创的重要性，之后一年多的时间，他写了13首歌。

处于半失业状态的臧天朔一度想去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找了作曲家关峡（后来曾担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跟他学作曲、和声。本来想走古典方向，后来关峡建议他走流行创作，这期间，他创作了《朋友》这首后来唱了一辈子的歌。

一直到这个时候，臧天朔还只是一个键盘手和一个不太成熟的作曲人，他成为歌手还是后来的事。

1986年，国际和平年，郭峰等人组织了一场主题为“让世界充满爱”的百名歌星演唱会，随着崔健的《一无所有》在首都体育馆的一声惊雷，1986年5月9日这一天被普遍公认为中国摇滚乐的生日。在这场中国乐坛前后十年间规模最大的演出之后，崔健火了。

在此之前的北京地下音乐圈，崔健虽然很被看好，但远不是一枝独秀。有潜质的人很多，比如同样参加了 “百名歌星演唱会”的孙国庆、王迪、丁武；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的常宽；英语娴熟又能及时获取西方摇滚资料的曹平、曹军兄弟；还有出自音乐世家的年轻人高旗、何勇；当然还包括能弹能写还能来事的臧天朔。

“一无所有”之后，北京音乐界的气场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被惊到的主流人士默不作声，似乎在等待“上头”发指令；地下音乐圈则暗自兴奋，有的人羡慕嫉妒恨，有的人决心奋起直追。

崔健的分量迅速变重，曹平再也不好意思说“崔健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了，后来担任黑豹乐队主唱的秦勇则说：唱完《一无所有》，别人就只能跟崔健走了。

看到跟自己差不多同时起步的崔健火了，臧天朔心里也不是滋味，跟圈内人聊起崔健，不无嫉妒地说： “崔健看不起我？我剁了他的手！”——他很在意地以为崔健看不起自己。

崔健的走红，也确实刺激了臧天朔，1987年，他出版了个人专辑《冲入禁区》。这张专辑封面上，还没有发胖、尚有青春期特征的臧天朔一身黑色休闲西装，留着寸头，表情酷酷。

这个形象在当时来看虽然也算时尚，但是算不得前卫，也没有任何摇滚的感觉，与专辑的名字不太相称。当然这也可以理解的，以当时的环境，如果不搞成这种主流健康的封面造型，恐怕专辑也出版不了。

这张专辑融合了爵士、Funk、民谣各种风格，加上臧天朔粗糙而浑浊的嗓音，貌似具备了某种先锋特征和创造精神，但是抒情和慢板的成分更多，摇滚反叛的气质相当微弱。《冲入禁区》公开出版的时候，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在制作之中，因此，也有人认为它是大陆第一张摇滚乐专辑。

《朋友》这首歌被收录在这张专辑之中，但因为专辑反响平平，这首歌当时并未出名。

同年臧天朔与原来“不倒翁”乐队的部分成员加上几个新人又组了一个新乐队“白天使”，在出版了《爱的挣脱》这张专辑之后，因为音乐理念不合，乐队解散。

在崔健的感召之下，中国最精英的摇滚一代悉数登场，黑豹、AOD、呼吸、唐朝、面孔各大乐队纷纷亮相，乐队成员来回变换，令人眼花缭乱，“白天使”之后，臧天朔又加入了“19八9”乐队。

虽然摇滚乐队风起云涌，能挣钱的并不多，崔健办了北展个唱，随后推出《新长征路上摇滚》专辑，正式确立摇滚老大的位置，从此身价倍增，其他的乐队基本都是惨淡经营，完全靠着一股热情在支撑。黑豹签约滚石，唐朝签约魔岩那都是两年后的事了。

像臧天朔这样的乐队，基本上靠走穴维持，由于乐队成员很多是“不倒翁”时期的老队员，配合默契，加上充当“经纪人”角色的队员李季从深圳混了两年回来，走穴经验十分丰富，“19八9”乐队成了北京夜场最火的乐队。

当时的夜场演出喜欢冠之以“派对”的名义，以西餐厅、涉外宾馆为主，比如马克西姆、友谊宾馆、国际饭店，乐队租套设备、演一晚上能挣个几百。有的时候派对规模大一些，还拉上别的乐队一块演。

那时候刚有啤酒城这个概念，西单开了个啤酒城，臧天朔他们老在那喝酒，一看没什么人，不好玩，就跟那里的经理说，我给你们弄200个人来喝酒怎么样？负责人一听就疯了，200个人你能弄来？臧天朔他们就开始谈条件：乐队在这儿演，要卖票，票钱乐队收，卖酒的钱归啤酒城。

谈妥之后，去几个高校还有外交公寓发了点广告，最后来了四五百人。

搞了两次，因为折腾太晚，加上来的外国人很多，就被有关部门叫停了。

后来乐队自己开了两个俱乐部，在俱乐部驻场演。先是在译制片厂租了个车间，一开始还不敢叫俱乐部，起了个特别文艺的名字叫钛金实况演奏室，然后自己发广告，结果是场场爆满。

后来制片厂领导知道了这事，“晚上在这儿造，什么牛鬼蛇神都来了，这不行”，就把场地给收回去了。

之后又租了天坛电影院的场地，起名字叫幸福俱乐部，一开起来又是爆满，这里成了摇滚乐的一个活动基地，除了臧天朔的乐队，整个北京的乐队都来演过。

俱乐部开了半年，越做越大。有一次一个派对叫“耳朵和眼睛”，还把当代行为艺术给加进来了，在高校打了广告后，卖了一千多张票，这事就惊动了市文化局，活动当晚执法队来了一百多号人，把人赶走，把俱乐部给封了。

俱乐部关了，但作为一个能攒活儿的人，臧天朔在圈内的地位还是提升了不少。

虽然走穴是为了生存，但对很多乐队来说，有这样的演出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除了崔健，当时没有哪一支乐队有能力开独立演唱会，1990年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现代音乐会，是很多摇滚乐队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

九零现代音乐会如今已经成了中国摇滚史的一段传奇，它是中国摇滚乐队的第一次集体公开亮相，它的意义不输于94红磡。臧天朔也参与了策划、组织。

1990年2月17日，常宽的宝贝兄弟、崔健的ADO、臧天朔的19八9、女子乐队眼镜蛇、丁武的唐朝、高旗的呼吸6个国内顶尖的摇滚乐队依次登台，演唱了他们为数不多的作品，整场演出持续了两小时，演唱了近30首歌。

在整个演出中，几乎所有人都从头至尾站着听完了整场演出，呼喊声此起彼伏，盛况空前。

演唱会上臧天朔并没有演唱《朋友》而是带来了一首极度狂躁的《五阴炽盛》，这几乎可以被看作是臧天朔作为真正意义的“摇滚歌手”的最佳演出。

这场演出之后，崔健开始了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为第11届亚运会集资义演”，这次巡演影响之大，有如暴风席卷之势，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迄今最成功的摇滚乐巡演”。巡演之后，老崔的地位已经无法撼动，摇滚这把火则从北京烧到了全国。

借着老崔烧的这把火，臧天朔和他的乐队也开始了全国巡演，但是运气并不是太好。

在河北省体育馆，包括臧天朔在内，北京去了5支乐队，1万人的体育馆只来了不到5000人，其中一半还是送的票，最后赔了两万块钱，人还被扣了。这个体育馆之前是赵本山在那演，当时文化部门领导说你们拿那么多东西来还赔钱，赵本山四个音响演了20场，场场爆满。

后来又去了沈阳体育馆，也是赔钱。成都搞了一次，又不成功，回到首都体育馆搞了个中国奥运之梦大型摇滚音乐会，赔的也很惨，有家公司说是给十万块钱冠名，结果给了十万块钱的八宝粥。

演出不灵，臧天朔很想去跟崔健学学，刚好老崔乐队重组，臧天朔就接替王勇担任了键盘手。臧天朔的主要目的是“偷艺”，学习崔健的演出排练过程和运作模式，老崔有时脾气不太好也就忍了。

崔健属于口无遮拦，排练的时候配合有误马上张嘴骂娘，鼓三儿（张永光）就是这么摔鼓槌走人的。臧天朔有天赋，总抢人一拍，老崔也是厉声：干tm神马呢你？臧天朔马上起立向大家道歉，态度特别好。

臧天朔参与了崔健乐队1992年的北展演唱会，担任键盘手和和声，93年跟老崔、窦唯出演了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这个电影的女主角是俞飞鸿，女神年轻的时候就很文艺。

不久之后，臧天朔退出了崔健乐队，自立门户。那几年，他在摇滚方面的创作已经越来越少，而崔健、窦唯、何勇、张楚等人进入了创作高峰期。

臧天朔非常清楚，自己的创作能力跟这些人没法比，他也不甘心做个键盘手，流行音乐的广阔天地才是他的江湖。

1994年，中国摇滚歌手集体大爆发，一年之内，推出了四张神级专辑，分别是何勇的《垃圾场》、崔健的《红旗下的蛋》、窦唯的《黑梦》、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而臧天朔和摇滚渐行渐远。

1994年的12月17日晚，香港红磡体育馆，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开唱，这是中国摇滚乐的巅峰时刻。关于这场演出的盛况与传奇，网上有详实的资料。

但是巅峰过后，往往是满目疮痍。之后的1995年被看作是中国摇滚走向大衰败的开始。这一年，唐朝乐队贝斯手张炬因车祸去世，追悼会上，唐朝乐队丁武、赵年、刘义军首先默哀，背后的音乐是《梦回唐朝》。接着，张楚、何勇、臧天朔等人排成一排，集体三鞠躬。张炬的人生戛然而止， 中国摇滚，属于他们的时代，提前宣告结束。

还是这一年，臧天朔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我这十年》，主打歌为8年前发表过的《朋友》。《我这十年》当月销售突破15万张，《朋友》连续8周在北京音乐台/北京广播电视报、中央电视台“东西南北中”排行榜第一。

《朋友》这首歌从此响彻大江南北。属于第一代摇滚人的时代已经落幕，属于臧天朔的江湖时代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