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经怎样赞美孔子（倪培民孔子后孟子荀子）

司马迁曾经怎样赞美孔子（倪培民孔子后孟子荀子）战国时代的庄子（左图）和墨子（右图）非常重视儒家学说战国时代的庄子和墨子非常重视儒家学说《孔子：人能弘道》（修订本） 作者：倪培民，译者：李子华，策划、责编：王思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1年1月，定价59元【正文摘编】73岁的孔子“栖栖一代中”，他一生都在弘道——聚徒教学是弘道，周游列国是弘道，整理经典也是弘道。

倪培民，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曾任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会长、国际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等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并善于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党的建设。刚刚过去的春节，大家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温暖和温馨，而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重要途径。

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终身教授倪培民为英文读者撰写了《孔子：人能弘道》一书并被译成中文，该书不仅还原了一个复杂、更富人性和持久生命力的鲜活孔子，更从中西哲学比较和“功夫”角度，将儒家学说的传承、内在张力清晰地爬梳，让你感受到“日用而不知”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力量，如天人合一、推己及人、执两用中、为政以德、知行合一等。

在倪培民教授著作的修订版出版之际，今经授权，编摘其中章节，重点讲述孔子去世后2000年中，儒家学说的发展、创新、式微、复兴和扬弃的继承。分上下两篇以飨读者。

《孔子：人能弘道》（修订本） 作者：倪培民，译者：李子华，策划、责编：王思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1年1月，定价59元

【正文摘编】

73岁的孔子“栖栖一代中”，他一生都在弘道——聚徒教学是弘道，周游列国是弘道，整理经典也是弘道。

战国时代的庄子和墨子非常重视儒家学说

战国时代的庄子（左图）和墨子（右图）非常重视儒家学说

在战国时期，孔子已经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了。形成于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引用孔子语录50余处，超出此书中所引用的任何其他思想家的话语。还有同样是战国时期的道家著作《庄子》，频繁地用孔子的名字来传达作者的道家理念：一会儿挖苦孔子，一会儿又把孔子直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另一个思想流派的奠基人墨子（约前470—前391），在他的重要著作《墨子》里，有一章就叫作“非儒”。

按照《史记》的记载，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条分支。其中一条是从孔子的弟子曾子那里，通过曾子的学生、孔子的孙子子思，又延续到孟子。在思孟学派影响的笼罩下，其他分支逐渐凋谢，其中大多数甚至无据可查。

孟子极力反对墨子的兼爱和杨子的利己

在孟子时代，墨子学说十分盛行。他最为突出的观点就是“兼爱”

在孟子时代，墨子学说十分盛行。他最为突出的观点就是“兼爱”，即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爱人如同爱己。这种观点很吸引人，但与孔子的“爱有等差观”有极大的区别。孔子的“爱有等差观”主张：爱应该始于直接的家庭，然后逐级扩散到外围。

孟子时代的另一个极端是利己主义的杨子哲学，他的著名口号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哪怕是让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他也不干）。孟子极力地反对这两个极端，维护儒家的立场，并对儒家学说做出了杰出的阐述和发展。他认为墨子的兼爱比杨子的利己主义哲学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兼爱意味着一个人对待自己的父母无异于对待一个陌生人，从而否认自己父母的特殊地位，因而事实上是将人降低到禽兽的水平。

孟子发展了人性论：人有四端，“人民最重要”

孟子相信凡是人都生来就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孟子对儒家的贡献，最著名的是他的理想主义的人性论。他相信凡是人都生来就有“四端”，即四种善良的倾向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分别是人的仁、义、礼、智的种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的浩然之气，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强调，道德是统治者最重要的品质。他将“王道”与“霸道”做了对比：前者通过道德的力量团结人民，而后者是依靠武力和恐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认为，行王道不仅在道德上比行霸道高尚，而且也是君王自身的利益之所在。孟子也是儒家传统里第一个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如果统治者无道，民众有权发动革命的观点的人。他明确表示，诛死昏君不算是犯弑君罪，因为，有负于民众的统治者，就不再有统治的合法性，而只是一个普通人了。在那个年代，孟子的观点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人民是最重要的，社稷其次，君王的重要性是最次的。?

荀子与孟子叫板：人性本恶，通过礼仪规范行为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公然与孟子“叫板’，但通过后天学习，人皆可为尧舜

另一个早期的大儒是荀子（前325—前238）。与孟子理想主义地强调内在的善相比，荀子更加现实主义地强调外在的礼。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公然与孟子叫板，虽然他也认为，通过后天学习，人皆可为尧舜。正是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古代圣人发明了礼，并提供礼仪教育，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让他们自我改造。正如南乐山（Robert Neville）所说，对于荀子来说，“礼仪远比孟子所关注的称赞人性本善或强调责任义务更加重要。荀子说，儒家关注的焦点应当是一个能够有效调解人们彼此之间及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能够协调家庭、社会秩序、政府以及艺术和文学等社会层面的一种社会机制”（Neville，2000）。

荀子门生韩非与李斯的法家思想成了秦朝建业基础

法家代表作，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所著《韩非子》，商鞅所著《商君书》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荀子的两个最著名的学生韩非和李斯转而变成了法家。他们的思想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专制的政权秦王朝的理论基础。韩非毫不隐瞒自己反儒家的观点。

秦始皇，接受了法家思想。据史书记载，秦军曾经一次屠杀了40万名赵国俘虏。在先后灭掉韩、赵、燕、魏、楚、齐六国之后，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一统天下的秦王朝。秦始皇在一切领域推行法家思想：统一法律规章、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轨的尺寸。

汉朝皇帝的儿子拆除孔府旧宅，发现藏在墙里的经典

金代，人们为了纪念孔鲋藏书，在孔庙里的孔子故宅内修建了殿堂，名为“金丝堂”

根据一个流传已广的故事，秦始皇下令焚书的时候，孔子的第九代后裔孔鲋，将许多儒家经典藏在墙里面，这些书包括《论语》《 孝经》《礼记》《书经》等。孔鲋后来成为反秦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军师。直到60年后，汉皇帝刘启的儿子刘馀作为鲁王来到曲阜，他在拆除孔府旧宅、扩建自己的宫殿的时候，才偶然发现了藏在墙里的这些儒家经典。到了金代，人们为了纪念孔鲋藏书，在孔庙里的孔子故宅内修建了殿堂，名为“金丝堂”，取的是传说中拆墙取书之时，天上有金石丝竹之声的意思。

汉武帝设立官位“五经博士”，每位配50名弟子读经

汉早期统治者转而接受了黄老思想：提倡清静无为的思想

秦王朝以严法酷刑统治的惨败教训，使得汉统治者转而接受了黄老思想：提倡清静无为的思想，使政府减少了对百姓的干预和赋税，保持了一个能够让百姓在长期动乱后得以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如此仅用了70年，汉代在汉文帝（前 180—前157 年在位）和汉景帝（前157—前141 年在位）的年代就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史称“文景之治”。

黄老思想包括一些法家和儒家的思想。相比而言，他的继任者汉武帝（前114—前87年在位），外表更加儒家，内在更加法家。然而，汉武帝被证明是推动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按照儒家的五大经典，即《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设立了“五经博士”的官位，并以官费给每位博士配50名弟子，跟随其研习儒家经典。后来他又建立了太学，并从中选拔朝廷官员。

董仲舒修改儒家学说，三纲成单项关系，礼入律法

董仲舒改造了儒家学说，本来双向交互的伦理关系变成了单向

在汉武帝选拔的“五经博士”中，最著名的一个博士叫董仲舒（前179—前104）。董仲舒是把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建议汉武帝推行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董仲舒将阴阳五行与儒家学说混合，创造了一个宇宙论，认为个体生命和宏观的宇宙在结构上是相同的，并且相互感应。自然灾害被解释为天谴，是老天对统治者的不满，阴阳等自然力量也被赋予道德的意义，并以此为依据来规范人际关系。

这样，董仲舒对以前的儒家学说进行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在他那里，儒家学说不仅成了某种神秘宇宙论和道德学说的混合体，而且由本来双向交互的伦理关系，变成了单向的。这在董仲舒所创建的“三纲”说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君（阳）为臣（阴）纲，父（阳）为子（阴）纲，夫（阳）为妻（阴）纲。”此外，董仲舒也力促将儒家的礼引入汉朝的律法体系，从而使儒家法家化了。

司马迁《史记》寓道德褒贬，成为儒家权威另一坐标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寓道德褒贬于史实描述之中，成为儒家另一坐标

另一个杰出人物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史记》采用独特的个人传记体裁，不仅记载了历史人物所做的大事，而且还提供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鲜活描述。此书继承了孔子编著《春秋》的遗风，寓道德褒贬于史实描述之中，从而成为儒家权威的另一个坐标。

汉代早期的这一切，一方面，它是儒家大举获胜的一个标志。儒家的治国理念已公认为正统。政府的目标就是促使社会和谐，让人民幸福安康并得到教育。儒家规范的权威甚至高于帝王的权威，儒家学说传播到了朝鲜（1世纪早期），后来又传到了越南和日本（5世纪）。

另一方面，汉代早期又是儒家一系列灾难的开端。随着官方的认可以及委任儒家学者担任官职，成为儒家的信徒也就成了一种谋取功名利禄的途径。制度化了的儒家变成了官方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将其他思想斥为异端邪说的历史。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所揭示的“真理”与政治权力之间交易的一个典型实例。

至唐，孔子被神化成“至圣文宣王”，读典成谋官必备

孔子墓前建有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的石碑

随着儒家地位的提升，孔子也被神化了。孔庙越建越多，关于孔子的神话也越来越多地被编造了出来。对孔子的神化在汉代以后还在继续，而且通常是由上至下，通过各级官员，甚至直接来自帝王的敕封。比如，唐太宗（627—650年在位）就曾于公元630年颁诏在全国各地修建孔庙。加诸孔子的头衔逐渐从“先圣”而上升到“至圣文宣王”。孔庙里供奉的孔子塑像，也变成了冕冠御座的帝王形象。敬奉圣人和君子的礼仪从个人行为变为了官方行为。

在各地的孔庙旁边，往往设有学校，传授儒家经典。隋唐时期科举制的诞生，使熟读儒学经典成了谋求官职的必由之途。在那些学校里，孔子的思想不再是自由讨论的对象，而成了需要无批判地接受的真理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选自《孔子：人能弘道》第一章《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原文9900字，李念编摘）

【目录】

【下篇预告】

倪培民：宋明儒学平衡佛道，当下助力反思后现代困境

作者：倪培民

编辑：钱亦琛